編者按：本文來自微信公衆號“巴倫”（ID:barronschina），作者 村上世彰，36氪經授權發布。

大部分美國市場之外的投資家都被低估或者忽視。上周我們介紹了一本關于歐洲投資家投資理念的書《長期投資》，本周我們再來看看一位來自日本的投資家回憶錄，這就是日本投資家村上世彰對于自己投資經曆的回顧與反思：《我的投資生涯：一位日本投資人的自白》。

從村上世彰的回憶我們可以看出來，在日本這樣一個金融觀念並不太盛行的國家裏，父母的言傳身教對于投資觀念的形成至關重要，村上世彰的核心投資觀念大都來自于他的父親，這既讓他比同齡人更早具備了對投資事業的敏感，也讓他在面對新潮流的來臨時裹足不前。

除了投資，村上世彰還一直致力于改變日本企業的公司治理，但是在財閥利益盤根錯節的日本資本市場，他無異于向風車宣戰的堂吉诃德。同處東亞文化體系的中日資本市場有很多相似之處，村上世彰的很多經驗和理念其實也非常適用于中國，對于中國讀者來說有著獨特的啓發，本文選自村上世彰爲本書所寫的序言《投資家的誕生》。

歡迎讀者分享您自己的投資觀念是怎樣形成的並留言評論，我們將選擇五位留言讀者，各贈送《我的投資生涯：一位日本投資人的自白》一本。

自幼時起，我的樂趣就是喜歡觀察存折上打印的錢數一點點變多。所以我總是纏著父親並央求他：“給我點零花錢吧，再給我點零花錢嘛。”不過，我對于金錢的渴求，可不是因爲想要買什麽，而是打算把它們全都存起來。每次一拿到零花錢，我就拔腿跑到銀行，把錢存到我的賬戶裏，然後就一遍又一遍地欣賞著存折上的余額。

那時候，我還非常喜歡逛百貨商場。當然了，這既不是爲了跟大人撒嬌要個玩具，也不是爲了用攢下來的零錢買些什麽。到了商場裏，我會仔細觀察各類商品的價簽，還不停地嚷嚷：“這個賣貴了！那個倒是挺便宜！”那時的我，對商品本身沒有什麽興趣，反而更關心商品的價值—那時的我的確是個有點不同尋常的孩子。

我的父親是一名投資家。他經常對我說：“金錢是很害怕寂寞的。它們希望能夠在一起玩耍，所以會源源不斷地彙聚到同一個地方。”

聽了這話，幼小的我在心裏默默盤算：“這麽說來，攢下的錢越多，就可以得到更多的錢了！”因此，我開始盡可能地攢錢。

到我上大學爲止，父母每年都會給我11萬日元，但這些錢都以我的名義購買了股票。爲什麽是11萬日元呢？這是因爲，當時贈與數額若在10萬日元以下，是不需要繳納贈與稅的。也就是說，如果贈與額是11萬日元，則需要繳納1000日元的贈與稅，這就會有納稅記錄。

爲什麽要這麽做？因爲將來有一天，如果想要證明這些財産是我的，手續就會變得比較容易。我記得，父母給我的錢都加起來一共有200萬～300萬日元，而購買的股票價值，則漲到2000萬日元左右。這些股票包括三井不動産、近鐵等，直到今天，我的零股複印件還和當年那些贈與稅的納稅證明一同保存著。

股票的買進和賣出，並不是我自己做主的，甚至我從來都沒有發表過自己的意見。父母的目的是爲了再以我的名義購置一套房産。1980年，父母買下了港區高輪的Paircity Renaissance公寓。那時候，賣掉股票賺的錢就派上了用場。當時，那裏是東京的頂級公寓，還帶有網球場。新婚燕爾的山口百惠夫婦也住在這裏，我還時常和他們打招呼。

人生第一次獨立炒股，是在我小學三年級的時候。有一天，父親將一疊綁著封帶的鈔票放在我面前，總共是100萬日元。

“世彰，你總說想要零花錢，現在我給你100萬日元。不過，這可是到你大學畢業爲止所有的零花錢。你想拿這些錢做什麽？”父親對我說。

我從未親眼見過那麽多的錢，不禁興奮異常。但是，我還是先讓自己冷靜下來，計算了一番，接著對父親說：“爸爸，到我大學畢業，還有14年，100萬也太少了吧！現在離我上大學，剛好是10年，平均一年是10萬。所以，把這些錢當作我上大學之前的零花錢好不好！”

就這樣，我一次性預支了到上大學爲止所有的零花錢，拿到了100萬日元現金。于是，我將這100萬日元當作本錢，開始炒股。我先拿出50萬日元，以每股二百幾十日元的單價，買入了2000股劄幌啤酒的股票。可以說，這是我投資生涯的第一步。爲什麽會選擇劄幌啤酒呢？理由說起來有點單純，其實就是因爲我父親最愛喝劄幌啤酒。

證券公司的一切手續，都是我托母親辦理的。至于我，每天都會在報紙上研究當天的股價，也開始讀一些經濟領域的新聞報道。劄幌啤酒這只股票，我大概持有了兩年多，利潤大約在10萬日元左右。在那之後，100萬日元的本錢，也一直是順順利利只賺不賠。

高中時，我買入了一家叫作同和礦業的莊股。那時，由于石油危機的影響，黃金價格剛剛開始上揚。同和礦業擁有自己的金礦，我心裏盤算，如果黃金價格上漲，那這家公司的股價八成也會漲上去。于是，我用400日元左右的價格買入2000股該公司的股票，一共花了80萬日元。

之後沒過多久，同和礦業接連漲停了好幾天，每天都能上漲100日元左右，一天的賬外收益就有20萬日元。我感到一種前所未有的快感，每天都沉浸在觀察K線圖的樂趣之中，久久不能自拔。

同和礦業的股價連續漲停了一周，最高時竟然達到900日元一股。但是，我沒有下決心在最高點果斷出手。之後股價急速下跌，我只好在700日元左右時抛出，結果收益達到60萬日元。抛出的那一刻，我切切實實感到—股價就像過山車，股票隨時要人命。賺到了錢，我卻高興不起來。我懊悔極了，痛恨自己爲什麽沒能在900日元的最高點離場。

“開始漲價的時候買入，開始降價的時候賣出，但是不要妄想能在最低點買入、最高點賣出。”父親過去經常這樣說，我深以爲然。

我最爲尊敬的投資家，便是我的父親。我所有的投資哲學，都是從父親那裏學來的。“開始漲價的時候買入，開始降價的時候賣出”，這句父親的教導，到現在還都是我投資生涯的座右銘。

父親是在日據時期的台灣出生的，當時是被作爲日本籍對待的。條件富裕的台灣家庭，大多會把孩子送到日本去留學，父親也走了這樣一條路。父親從初中起就在日本留學，上大學之後才回到台灣。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父親被征兵入伍。他能熟練使用中文和馬來語，所以先後被送到印度尼西亞和馬來西亞。日本戰敗後，父親成了俘虜，被關押在新加坡的樟宜監獄。

之後，好不容易乘坐複員船到了日本，剛一下船，就被日本政府取消日本國籍遣送回台灣。20世紀50年代，父親再一次去了日本，與我的母親相識結婚，取得了日本國籍。之後，父親利用自己在台灣與東南亞建立的人脈，開始在大阪經商，涉足貿易領域。

父親在大阪創建了總部，還在東京設立了分公司。同時，在中國的台灣、香港，以及新加坡等地也設有辦事處。公司的規模不斷擴大，最多的時候雇用了50多名員工。但是，父親似乎並不是一名合格的企業經營者，總是犯一些不該犯的錯誤，曾經就發生過員工攜公款出逃的事情。到了20世紀80年代，父親已經對經營企業感到心灰意冷，逐漸把事業重心轉向了投資。

我小學四年級時，家裏雇了一位保姆，老家是三重縣松阪市的。每次她回老家，我們總是會托她買一些和田金地區的松阪牛肉回來，這種牛肉算得上是日本最好吃的牛肉了。有一天，父親把我和哥哥叫過去，對我們說：“我這回托阿姨買了好多好多松阪牛肉，你們想吃多少就吃多少吧。不過，這很有可能是最後一次了。爸爸要賭上一把，如果輸了，這麽貴的肉可能就再也吃不到了。”

那一次，父親的賭注全部壓在了香港制作塑膠花的企業上。那時，香港生産的塑膠人造花，被稱爲香港塑膠花。父親投下了一生中最大的賭注—一筆巨額資金。

大概一年之後，父親帶我去香港，一起參觀了他所投資的那家香港塑膠花工廠。當地的投資夥伴開著兩輛嶄新的奔馳到機場來迎接我們。看到那一幕時，就算我還是個小孩子，也明白父親的投資應該是成功了。到工廠後，我發現廠房裏面充斥著化學制劑的味道。在裏面待了還不到10分鍾，我就開始頭暈目眩，可是工人們卻要在這樣的環境裏一工作就是好幾個小時。仔細一看，我發現那些工人竟然和我年紀相仿，都是差不多十幾歲大的女孩子。

一旁的父親正在洋洋得意，因爲他給兒子展示了自己的成功之道。可我卻對他說：“爸爸，讓那些女孩在這種環境裏工作，簡直太可憐了，我們不能做這樣的事，太過分了！”

事到如今，我還能回憶起當時父親的樣子。他一時啞口無言，好像顯得十分悶悶不樂。在那之後不久，父親就把工廠賣掉了，好像倒也賺了不少錢。此後，香港塑膠花行業重組，世界頂級富豪李嘉誠先生將20余家中小企業進行整合，結束了之前香港塑膠花的戰國時代，並借此獲得了巨大利潤。如果那時父親繼續持有那家公司的股票，恐怕也是財源滾滾了吧。我還記得，後來父親每每對我說起：“都怪你小子和我說那些沒用的話，害我成不了大富翁！”

剛上大學的時候，我充當父親的跟班，花了三個星期的時間，陪他周遊了夏威夷、洛杉矶、新奧爾良、哥斯達黎加、薩爾瓦多、墨西哥城、紐約等地。這些地方都有父親的朋友，我們出行的主要目的就是想與他們探討投資的可行性。其中一個投資方案，是在新奧爾良密西西比河附近的池塘裏養殖小龍蝦。我們去當地考察的時候，發生的事情讓我印象特別深刻。

我們被招待到池塘附近的一座大房子裏，池塘老板和他的家人聚在一起，一邊喝酒一邊津津有味地嚼著小龍蝦。小龍蝦煮得通紅，裝了滿滿一大桶。我從來沒有吃過，偷偷斜眼看著一旁的父親，他和大家一樣，吃得正歡，可是我連伸手去拿的勇氣都沒有。“閉上眼，咬一口！”父親在我耳邊小聲叮囑著，我只好硬著頭皮嘗了兩口，可是根本沒覺得好吃。

回到下榻的酒店後，我對父親說：“明明一點都不好吃，竟然還能吃那麽多，服了您了！”

“想要投資，首先要取悅投資對象，”父親如是答道。

那一次，我的投資哲學又多了一頁，盡管最終的結果是不投資小龍蝦養殖。

抵達紐約之後，有人問父親對歌手史蒂夫·旺達（Stevie Wonder）的房子感不感興趣。那座房子位于紐約隔壁的新澤西州，四周是一片廣闊的樹林，我們還去那裏參觀了。看樣子，父親好像很想買下來。可是就在同一時期，我們買下了前文提到過的東京高輪的公寓，于是就沒有再買這處的。

之後出現了泡沫經濟，高輪的公寓價格一度炒到了最初的10倍。不過，現在已經回落到了原始價格。而新澤西的宅子，一開始的10年之間並沒有怎麽漲，但是據說現在已經漲到了原來的30～50倍。該建築本身設計得十分精巧，這多少有些令人遺憾。

與父親朝夕相處的三個星期的旅行，過得別提有多刺激了。我恨不得馬上就繼承父親的衣缽，成爲一名投資家。可父親卻語重心長地對我講：“你應該了解一個國家是怎樣運作的，所以一定要成爲一名政府官員。”

最後，我聽從父親的建議，做了16年公務員。到了1999年，我將近40歲時，才又重新回到了投資家的軌道上。

大學畢業後，我供職于通商産業省。在日本，所謂的政府官員，其實就是國民的公仆（civil servant）。公仆的工作，就是爲改善民衆生活而鞠躬盡瘁。爲了國家，爲了民衆，在通商産業省的16年間，我不顧一切地拼命工作。同時，我也一直在思考，將來的日本，該是一個什麽樣的國家呢？

爲了實現日本經濟的持續發展，在微觀層面，我深感公司治理機制是必不可少的，相對于有關規則的制定者，更需要這些規則的實操人。因而，我在即將邁進40歲行列之前，建立了村上基金。

資金對于企業來說，就如同人體內的血液一樣重要。血液循環不暢的話，會危害到整個機體的健康狀況。無論是一家企業爲了進一步謀求發展而開展投資，還是投資人將資金投向一個新興行業，最不可或缺的就是一條牢固流暢的資金鏈。

盡管如此，在日本的上市企業中，還是儲存著大量沒有用武之地的資金。只要能夠靈活運用這類閑置資金，就能夠提升企業價值。在此意義上，作爲股東參與到公司治理之中，促使閑置資金流動起來，這就成了一個正待解決的重要問題，也是我希望窮盡一生去爲之奮鬥的事業。

投資的本質到底是什麽？讓我們回到這個根本問題上來。投資，就是基于對某一項目將來可能産生利潤的期待，對其投入資金（或是人力資源）。當然，投資一定伴隨著風險。不得不承認，一部分投資項目之中的風險與利潤並不相符。尋找到利潤大于風險的投資項目，這就是投資家的工作。

我個人將風險和利潤之間的關系稱爲“期待值”。如果期待值不高，就沒有投入資金的必要。出色的投資家必須能夠對這一點進行精准判斷。做出判斷時，不僅需要掌握具體數據，還要考慮投資對象經營者的資質如何，行業現狀如何。投資之中具有各式各樣的影響要素。

父親不僅傳授給我許多投資哲學與經驗，還爲我建立了寶貴的人脈網。2009年，父親永遠離開了我。當時，我運營村上基金，已經算是小有名氣，能夠操控4000多億日元的資金。可是父親躺在病床上，直到閉上眼睛爲止，還一直對我說：“投資的世界裏，我才不會輸給你小子。”

如今，我居住在新加坡，這塊土地與父親緣分頗深。自20世紀70年代後期到80年代，父親每年都要在新加坡住上半年時間。他還擔任了新加坡第二大財團豐隆集團的外部董事，與集團一道在亞洲各個地區開展投資活動。

豐隆集團創始人郭芳楓，是父親最要好的朋友，而現在，我的家庭和他兒子郭令明的家庭也結爲至交。2006年我锒铛入獄，日本各大周刊雜志紛紛奔赴到新加坡采訪令明兄，他毫不避諱我們之間的關系，直接回答道：“我們從上一代起，就已經親如一家。”這句話，對我來說猶如雪中送炭。

我認爲，能不能具備投資家的資質，三分看遺傳，七分靠經驗。我從父親那裏，繼承到了三成的優秀基因。我從小就對數字很敏感，也一直自認爲擁有投資方面的良好判斷力。除此之外，到目前爲止我所積累的經驗，也大多是因父親而得。這更令我感受到，是父親一手將我培養成了投資人。作爲投資家的後人，我也自然而然地成長爲一名投資家。

設立村上基金後，我成了知名的基金經理。與此同時，我逐漸深刻地意識到，我其實是一名落後于時代的投資人。進入21世紀以後，我們迎來了IT大潮。雖然IT産業不具備有形資産，但其股價前景被業界十分看好，理由是IT具有巨大潛力。

可是IT的世界，對于我來說簡直是一張白紙。無數商業計劃上都寫著“營業額每年翻番”“雖然前期虧損，但10年後能夠獲利1000億日元”等，而對于這些，我實在不具有判斷風險的能力。因此，對于IT行業的投資，我一直裹足不前。

我的投資模式簡單至極，是徹徹底底的價值投資，我的投資對象是市值總值低于其擁有的資産的企業，然而，這樣的企業大多數都在經營上存在一定的問題。當我以股東的身份要求經營者推行改革時，總會有人批判我的公司是“禿鹫基金”。

對此，我感到非常遺憾，盡管我努力了很多年，希望能夠得到業界的理解，但我是個急性子，當他人不能理解我的想法，或是不正面回答我的問題時，我就會變得十分焦躁，不經意間就掐頭去尾，有失禮數地單刀直入了，而且語氣也變得不那麽柔和。雖然我的初衷是希望得到大家的理解，但常言道“好話也要好說”，我的交流方式實在太過于笨拙，導致自己至今在市場上還是形象不佳。

我在大學學習的專業是法律，又曾經在政府工作過，自然希望世間萬物都按照規則運行。同樣，我認爲不遵守公司治理這一經營原則的企業就沒有存續下去的意義。但是，如今的日本社會，卻正朝著相反的方向蠢蠢欲動。因而，我希望能夠改善這一弊端，促使日本社會做出改變。

如果想在政府裏改變社會，那麽只需要制定法律和制度即可。但那些事，即使不是我，換作別人也並非不可。最近，以衡量企業收益能力的ROE（淨資産收益率）爲指標的經營模式，在日本逐漸成了主流。重視ROE的經營理念，這在美國是不言自明的事情。而在日本，首次真正推行這一模式的人就是我，這令我感到無比自豪。當然，制定具體相關制度的，是我的通商産業省時代的年輕後輩了。

相對于制定規章制度，我更願意作爲實際操盤手來改變日本。因爲即使制定出了相應的規章制度，當今日本也沒有人能夠真正付諸實踐。我想，這才是只有我才能勝任的工作。于是，我離開通商産業省，設立了村上基金。

我常常自問：我一直努力的目標是什麽，爲什麽執著于公司治理模式？我希望在這本書中，給出我自己的答案。

書名：我的投資生涯：一位日本投資人的自白

原書名：生涯投資家

作者：［日］村上世彰（Murakami Yoshiaki）

譯者：宋剛、韓濤

出版社：機械工業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