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曙松 鄭軍
東北大學
摘要：在新結構主義的框架中，産業轉型的終極方向由要素禀賦結構及要素相對價格所決定。基于中國的人口禀賦將由人口總量因素轉身人口的區域流動和人口質量，土地禀賦將由廉價大量供給轉身昂貴有限供給，以及中國技術追趕的空間仍然存在這三個基本事實，並進一步考慮中國區域縱深廣闊、産業光譜連續這一特殊情況，中國産業轉型將呈現出“一個國家、三個特色産業區”的分化格局，即東部進入産業服務化階段、中部六省和西三角承接東部産業轉移、西部資源帶則成爲中國的資源“大後方”。然而，這種“三元分化”格局並不會自動形成，只有在一個競爭性的要素市場、靈活的金融市場及彈性的勞動力市場中，素禀賦結構的不斷變遷才能最終驅動中國的産業結構往這個最優方向轉型，爲此，我們需要啓動一系列必要的結構性改革。
JEL Classifications:O11, O14
一、引言及文獻綜述
從國際經驗觀察，伴隨著一國經濟發展和人均GDP上升，産業結構也會發生相應的變動，而變動的趨勢通常包括幾個方面：1）第一産業産值占GDP的權重不斷下降，第二産業權重先上升，其後經曆一個緩慢的下降，最終趨于穩定；第三産業權重則處于一個持續的上升態勢。2）不同發展階段，一國的主導性産業經曆顯著的轉換，通常會經曆一個由農業主導、工業主導最終變成信息産業主導的過程。3）從對資源的相對依賴程度上，一國不同的産業階段通常出現從勞動密集、到資本密集、再到技術密集的轉變。4）從産業所附加的技術成分講，産業結構的變遷則是由傳統産業向新興産業和高技術産業的演變過程。
從數據上觀察，美國産業結構從1839年到大蕭條之前的這段時間，農業産值占GDP權重持續下降了32個百分點，工業和服務業則分別上升了15和16個百分點，直到2000年美國網絡泡沫破滅前後，農業占比已回落到1%左右的水平，而服務業占比則達到74%的絕對高水平。更爲重要的是，也正是在這些時間，美國GDP絕對規模和人均收入也都處于持續的上升過程，盡管期間美國曾先後遇到來自于日本、德國和中國強勁的“經濟趕超”，但至今爲止，以購買力平價衡量的美國GDP全球份額占比21%，仍然是世界上最發達和最有活力的國家。
另一方面，無論是20世紀80年代的新興工業化經濟體即東亞四小龍（韓國、新加坡、香港和台灣），還是過去10年迅速崛起的“金磚四國”（中國、印度、巴西和俄羅斯），都曾相對成功的實現了從原本落後農業占主導的經濟沿著産業階梯逐步實現了産業的升級、經濟的增長和收入的提升。相反，另外一些發展中地區如拉美、非洲和東歐和亞洲一些國家則仍然處于相對落後的狀態和相對低級的産業結構之中，未能實現增長和收入的收斂。
基于産業結構變動的國際經驗規律和不同國家産業結構演變的成功或失敗案例，經濟學界曾進行了廣泛的研究，而且這些研究均致力于解釋一個核心問題：即産業結構變動的驅動力是什麽？爲何有的國家可以成功實現産業結構的升級，而有的國家卻沒有。針對這一問題及本文的研究重點，這裏重點介紹幾篇最新文獻，提供一種新的分析視角。
林毅夫教授在《新結構經濟學—重構發展經濟學的框架》一文中，在回顧發展經濟學，吸收過去經驗和教訓的基礎上，提出了一種分析産業結構變遷、經濟發展過程的新思路。在他看來，一國産業結構和經濟發展的邏輯起點是經濟的禀賦即一個國家土地、自然資源、勞動力和資本的相對稀缺程度和相對價格水平（林毅夫，2009、2011、2012）。在林毅夫教授的研究框架中，我們可以總結出幾個核心命題：
首先，一個經濟體的禀賦結構隨著發展階段而不斷升級，因此，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經濟體也相應存在著不同的最優産業結構，而每一種最優産業結構都內生性地對應著一種特定的硬性（電力、通訊、道路、港口等）和軟性（金融、規制、法律、文化價值系統等）基礎設施結構，而金融結構則是軟性基礎設施結構中最爲核心的構成。
其次，不同的禀賦結構決定不同的産業結構和經濟結構。對于一些處于初級發展階段的國家，要素禀賦結構通過會呈現勞動力、自然資源相對豐富而資本相對稀缺的態勢，因此，處于這一階段國家的産業結構也更多地集中在勞動和資源密集型行業（他認爲主要集中于維持生存水平的農業、畜牧業、漁業和采礦業），同時，他指出生産和交易所需要的硬性和軟性基礎設置相對有限且簡單初級。作爲一個自然結果，在勞動力和自然資源相對充足但資本相對稀缺的發展中國家，只有勞動力密集和資源密集型産業才會在開放的競爭性市場中具有比較優勢，並形成優勢産業、促進增長和收入的提高、趕超發達國家（Heckscher and Ohlin, 1991; Lin, 2003）。
相反地，發達國家則呈現出一種完全不同的要素禀賦結構，這些國家多已完成工業化，資本而不是勞動力或自然資源處于相對充裕的狀態，因此，能夠利用規模經濟的資本密集型産業在這些國家具有比較優勢和國際競爭力。另外，由于處于全球技術前沿，這些發達國家需要依靠所謂的“創造性破壞”、新技術、新産品的發明來推動技術創新和産業升級（Schumpeter, 1942; Aghion and Howitt, 1992）。同時與這種禀賦結構和産業結構相適應，這些發達國家適合的金融安排往往是有能力動員大量資本並能在更大範圍內分散風險的大銀行和股票市場，這些發達國家所需的硬性和軟性基礎設置都可能完全不同于低收入國家。
再者，處于不同禀賦結構的國家，産業結構升級的所要求的配套政策也完全不同。在發展中國家，由于勞動力和自然資源相對充裕，合適的政策應當是通過財政補貼、資金支持和稅收優惠的形式鼓勵産業和企業進入這類産業，從而促進勞動力逐步從農業向非農産業轉移，提升産業結構。相反，産業和企業家的産業升級驅動力來自于創新和技術，試圖升級的單個企業需要承擔巨額的研發成本和風險，而研發活動本身所創造出來的、公共知識卻可能使經濟中的其他企業受益（Jones and Romer, 2009; Rodrik, 2004; Harrison and Rodriguez-Clare, 2009）。在此情況下，發達國家的政策往往是資助大學裏的基礎研究、對新發明授予專利、以及提供稅收優惠和其他好處，補貼單個企業的研發活動。
總體上，林毅夫教授認爲要素禀賦結構（要素相對豐裕程度）決定著要素相對價格和最優産業結構，並進一步決定企業大小、水平和風險性質的分布。在現代社會，決定結構變遷的根本力量是要素禀賦從資本和勞動力比率較低水平向較高水平的提升（Lin, 2003, 2009b）。
另外一個重要的研究成果來自于青木昌彥(AOKI Masahiko)，他于2011年發表的《經濟發展的五個階段及中日制度演化》這篇文獻界定了産業結構及經濟發展的過程表現爲一個從馬爾薩斯狀態向內生性增長模式轉變的連續發展過程，而不同階段的內在驅動力來自于：1）人口—經濟的變化，即就業人口占總人口比重的變化；2）結構變化，即勞動力從農業部門向第二産業與第三産業的轉移；3）非農産業人均産出的變化，這一階段的産業結構變化與人均收入增長的動力來自于非農部門的資本存量，而資本存量的化則可以進一步分解爲全要素生産率（TFP）的變化和資本—産出比的變化。
基于這樣的驅動力來源，青木昌彥將一國産業演變與經濟發展的過程劃分爲四個階段：1）M階段，這一階段農業占主導地位，由于農業技術邊際報酬遞減，所以並沒有促進人均GDP的提高，這被稱爲馬爾薩斯狀態，它結束的標志是農業勞動人口比重的下降；2）G階段，這一階段被稱爲國家工業化階段，它有兩個幾個標志性事件：農業人口向非農的結構轉變已經開始，人均GDP溫和提高，政府對工業資本積累存在顯著的幹預。因此，這一階段金融市場對于工業提供資金的角色可能並不重要，財政體制和大量的非農補貼則發揮十分突出的作用。在中國，在1951—1978年，農業爲工業化提供了6000億人民幣，而對農業的國有投資爲1760億元（Wu，2005）。在日本，1928—1932年，非農部門補貼占總稅收收入的比例爲31.8%。3）K階段，這一階段的典型特征是更爲迅速的結構轉變、人均GDP的快速提高，結構變遷和收入增長的關鍵驅動力是不斷下降的死亡率、不斷提高的出生率及人口的迅速轉移導致的“人口紅利”。4）K階段結束之後進入H階段，這時人均收入提高和結構持續改進的驅動力來自于非農産業人均産出的能力，這種能力的提高伴隨的是産業的不斷升級和TFP、人力資本在這一升級過程中發揮的日益重要的作用，在經濟學上，這一階段通常被稱爲以人力資本爲基礎的內生性轉變。
對于日本和韓國而言，K階段向H階段轉變的標志是農業就業人口比重低于20%。到目前爲止，中國沿海城市的農業就業人口略高于這一水平，內陸省份約在45%左右。如果將20%作爲一個經驗性標准，那麽中國沿海地區很可能已經或即將度過K階段，但對于不少內陸地區而言，實現這種轉變尚爲時過早。
簡單總結，兩位學者對産業結構變動和經濟發展階段的研究共同點可以概括爲：第一，産業結構變動的驅動力是人口、資本和技術要求的相對充裕度和結構轉變。第二，産業結構的變動事實上是一個連續發展的過程，不是簡單的、分散的演變過程， 同一時期適合于發達國家的産業結構未盡適合于發展中國家，一國不同時點的最優産業結構取決于勞動、資本和技術要素的結構組合。
二、中國産業轉型的動力：基于新結構主義的視角
基于新結構主義的視角，一個經濟體不同階段的禀賦總量、結構和相對價格變動是我們分析産業結構變動的起點。通常，在經濟學的體系中，一國的禀賦由土地、自然資料、勞動力和資本構成，這些組成經濟中的不同産業、不同企業用于生産和資源配置的要素禀賦。雖然一國禀賦結構在給定時間是既定的，但在不同時間會逐步發生的變化，從而構成産業結構變遷的基礎。
在禀賦結構引發産業結構和資源配置的過程中，不同要素禀賦的相對價格變動發揮著關鍵作用，事實上，正是相對價格的變動在市場機制的驅動下才能實現資源的最優化配置和實現最優的産業結構。
基于新結構主義的論斷及我們的分析，本文將産業轉型的決定因素概括爲三條支柱：第一條支柱是要素禀賦結構和要素相對價格變動；第二條支柱是硬性和軟性基礎設施；第三條支柱是技術追趕的空間。
（一）人口禀賦
人口禀賦有三個維度，分別是：人口數量、人口分布、人口質量。
首先，現有的文獻分析過多集中在人口數量和人口年齡分布上，他們最常用的分析指標是總和生育率、人口撫養比、老齡化率。在這種分析邏輯中，當生育率處于高峰期使得人口總量持續增長、15～59歲勞動人口占據絕對比例使得生産人口遠遠多于消費人口時，處于這一階段的經濟體要素禀賦結構一般會呈現出勞動力較爲豐富、同時資本較爲稀缺的特點，因而生産也多集中于勞動力密集型産業，農業産出占比處于較高權重。
其次，現有研究成果的一個最大問題就是忽略人口禀賦的其它維度，對于人口流動即人口的區域重新分布和人口的質量這兩個維度的關注不夠。事實上，正是隨著人口禀賦由總量因素向區域分布和質量因素的轉換才從根本上決定了産業結構的變動方向。
綜合人口禀賦結構的三個維度，我們發現：
第一，單純從人口結構的視角看，中國早在2004年前後已跨越“劉易斯拐點”，將于2015前後跨越“人口紅利”拐點，最遲也將于2020前後人口總量開始下降。這意味著中國廉價人工的終結是必然趨勢，人工成本的上漲是永久性而非周期性的，作爲一個結果， 勞動相對于資本的溢價效應會自然持久地發生，勞動者報酬的份額會上升，資本報酬的份額會下降，從而使産業結構從勞動密集型不斷向資本密集型轉變。
第二，人口流動事實上是中國勞動力市場最大的自變量，這是中國特有現象。過去20年，數以億計的流動人口從內陸遷移到沿海，加入全球産業鏈是影響世界和中國經濟最爲重要的事件之一。那個時候，農民從最窮的省份流出，如貴州、四川、安徽、河南,在1990-1995年間，有1000萬的跨省流動人口,在1995-2000年間，有3200萬的跨省流動人口,在2000-2005年間，有3800萬的跨省流動人口。這些人口先是流向沿海的廣東、深圳，然後是浙江、江蘇。目前，這兩大省的人均GDP在2010年已經和瑞士、澳大利亞差異無幾。
第三，下一個十年，在中國大地上，已經上演的一個驚心動魄的大故事是人口流動趨勢的大逆轉，這將對産業結構的變動、産業在區域間的重新配置産生顯著的影響。從當前的情況看，重慶、武漢、鄭州、沈陽、西安、成都成爲當前流動人口回遷的方向。在重慶，2011年在所有外出務工的人數當中，在重慶市內區域內的務工人數比例首次超過了去省外的比例，早在幾年前，有70%的外出者都是去省外務工。另一個流動人口大省——河南，在2008年，在全部的2千萬外出務工者當中，有58%是去省外務工，但是在2011年已經下降到了52%.農民工群體自身逐步完成了代際變遷。
第四，“新生代”農民工已經成爲流動人口的主體， 而且“新生代”農民工當中，有44.4%的人在從事制造業工作，商業服務占比21.6%，而相應的從事建築業的人占比僅9.8%。從這個角度目看，流動人口的區域分布和就業分布對産業結構的影響已經産生。
第五，人口質量將取代人口總量成爲影響産業結構變動的主要因素。1992-2008，中國高中毛入學率從26%增長到74%；大學毛入學率從4%增長到23%，由印度的一半到超過印度一倍，預計2020年將增加到40%。大學本科畢業平均年齡在22-23歲，在未來十年，這些青年人將成爲中國制造業升級和現代服務業發展的核心就業人口。
（二）土地禀賦
土地是最原始的生産要素。一定程度上，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過程本身就是農業用地向城市工商業建設用地的轉換過程。因此，農業用地向城市用地轉換的數量、速度和成本便決定了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推進速度。從數據上看，中國城市建成區22%的土地爲工業用地、30%的土地爲住宅用地、48%的土地爲城市倉儲、公共設施用地，在過去10年，城市化和工業化的快速發展促使農業用地以極快的速度轉換爲城市用地，爲制造業、房地産和城市基礎設施奠定了基礎。然而，展望未來，土地禀賦結構的變化將成爲産業結構變動的驅動因素之一。這表現在幾個方面：
第一，土地供給約束越來越緊，使得制造業轉移和升級成爲必然趨勢。隨著18億耕地紅線的約束越來越緊，土地供給的潛在空間開始收窄，尤其是過去20年以“長三角”和“珠三角”爲代表的區域已經在很大程度上透支了土地的供給空間，這正是這些區域必然要推進制造業轉移和升級的驅動力之一，只有這樣，才能最大化地集約利用土地。
第二，土地供給的成本越來越高，只有高附加值的産業才能彌補日益提高的土地價格。通常，城市建設用地的三大供給來源是占用耕地、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城市改造，這三種土地轉換爲城市建設用地的成本存在顯著的差異，耕地補償標准最低，僅在3～5萬元/畝，農村集體建設用地的補償標准大約在10～20萬/畝，但是城市改造的成本即使在二三線城市也會高達100萬元/畝。對于北京、上海、深圳這些一線發達城市，“長三角”和“珠三角”這些沿海發達省份，未來的土地供給空間將主要來自于舊城改造，土地供給成本將劇烈上升，一個自然的結果是這些區域的産業結構也將被迫發生調整，只有高附加的産業才能彌補攀升的土地成本。
第三，中西部省市作爲承接東部産業轉移的區域也同樣面臨嚴格的土地指標約束。過去10年，“長三角”和“珠三角”發展制造業時，工業用地供給是十分充足的，工業用地價格極低，甚至爲了吸收一些産業，當地政府會以零地價、負地價的形式“招商引資”。但是今天中西部省份發展制造業時卻面臨嚴格的土地用地指標約束，即使是一些高科技産業也面臨“項目落地”的困難，而且目前工業用地的出讓必須通過公開的“招拍挂”程序進行，使得制造業的用地成本顯著加大。
（三）硬性及軟性基礎設施
原則上，基礎設施對于一國産業結構的變動和企業的生存能力都至關重要，因爲它能影響市場主體的交易費用和投資邊際回報。而且對于單一個體而言，絕大多數硬性和軟性基礎設施都是外生供給的，通常由政府提供。因此，政府提供基礎設施的能力和成本也將對産業結構和企業決策産生重要的影響，這表現在幾個方面：1）基礎設施的發達程度對于交易費用的大小具有重要影響，資源得不到最優化配置的一個潛在原因即來自于基礎設施的滯後。2）隨著産業結構的拾級而上，不同産業和企業的規模、市場範圍和風險特征都將發生相應的變化，這也要求基礎設施發生相應的調整。
對于中國而言，硬性基礎設施的發展較快，部分省市的公路、鐵路和機場建設甚至存在“過度”的可能，但是軟性基礎設施的發展如金融市場的發展仍顯不足，金融管制大量存在。特別是2008年之後，全國整體而言基礎設施投資已經上了一個新的台階，尤其是中西部投資增速更快，這爲未來承接産業轉移提供了條件。反之，如果不能順利提升産業轉移和升級的速度，中西部基礎設施的使用效率將會下降。
從數據上看，基礎設施投資向內地傾斜的趨勢十分明顯，對全社會投資的區域結構變動産生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從近十年的城鎮固定資産投資的地區分布變化看，以2005年爲分界點，東部地區投資比重開始回落，而此後則是內地投資比重開始上升，並且出現內地投資增速持續高于沿海的情況。從FDI投資中也可看到基本一致的趨勢改變。促使這一比重變化的重要原因，是先期投入的基礎設施改善了投資環境，提高了投資收益，基礎設施投資所帶來的各區域在投資收益、風險等方面的變化，改變了社會投資的區域選擇。從數據上來看，內地基礎設施投資占比已在持續上升，平均增速也高于東部，去年內陸交通設施建設已接近東部水平，這將爲內陸省市承接東部沿海區域的産業轉移奠定硬性基礎。
（四）技術前沿和技術追趕空間
對于中國這樣的後發國家而言，産業升級和技術進步的來源和路徑是：
第一，全球技術前沿的變化及中國對這個前沿的追趕。研究表明一國的追趕速度與該國和世界領先國家的相對收入差距成反比，如果把美國當作世界領先國家的代表，隨著中美的收入差距逐漸縮小，中國技術追趕的速度會緩慢下降。從數據上看，如果將美國的全要素生産率（代表一國的技術水平）視爲100，從圖表4.4可以看出，美國、德國、日本等發達國家之間的差異十分有限，相反，2008年中國的TFP水平不足美國15%、人均收入不及美國的10%，而且全球技術前沿仍然以每年1%左右的速度在改進，中國作爲後發國家的追趕空間仍然存在，但作爲一個結果，隨著TFP差距的收窄，趕超速度會放緩，世界銀行和IMF的測算表明未來5—10年中國的TEP平均速度較之以前將下滑0.5個百分點。
第二，然而，不同國家技術水平向全球技術前沿追趕的速度往往會出現極大的反差（如俄羅斯和巴西的TFP增速甚至低于發達國家），這種反差的出現取決于一國所處的不同産業階段及技術提升的不同路徑。具體而言：1）從低收入發展到中等收入水平，技術提升的關鍵是將勞動力從低生産率的農業轉移到更高生産率的制造業。這個轉移部分通過城市化在供給端實現，部分通過出口導向在需求端實現。2）從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的轉型則有所不同。技術提升的關鍵是將現有制造業的生産要素需要轉移到更高附加值的經濟活動中、實現勞動力和資本在城市內部的再分配、以及資源向新産品和新工藝的流動，從而實現生産要素的優化配置，而對新産品的需求可以來自國內或國外。從這從這個角度看，日本、韓國、中國台灣之所以在經曆快速的經濟增長，人均收入與美國的收斂程度分別達到90%、50%、60%之後順利進入平穩增長階段，由中等收入國家成功邁向高收入國家，是因爲這些國家和地區成功實現以上第一階段的技術追趕和第二階段的結構轉型；相反，巴西、南非、敘利亞、菲律賓在經曆類似的追趕式增長，從貧困國家邁向中等收入國家之後，之所以出現資源配置效率難以持續改進，增長陷入停滯並落到“中等收入陷阱”，與美國人均收入的差距越來越大的情況，是因爲這些國家雖然實現了第一階段技術的追趕，卻未能實現第二階段的順利轉型，技術的提升後續乏力。
第三，基于中國第一階段技術的快速追趕以及中國廣泛存在的區域差異，最富裕的東部省份目前需要實現第二階段的追趕和技術的繼續提升，從而實現從中等收入向高收入的轉型，而相對貧困的中西部省份仍然繼續完成對全球技術前沿和中國東部省份的技術追趕，從而全面提升投資效率，實現從低收入向中等收入的轉型。因此，從最終結果看，中國要想成功實現這個目標，必須同時進行上述兩種不同路徑的對全球技術前沿的追趕，這需要東中西部不同省市推進不同的産業政策，實現産業的階梯式升級。
三、中國産業轉型的方向及政策選項
在我們的框架中，中國最具競爭力的産業或産業轉型的終極方向是由我們所具有的要素禀賦結構所決定。原因在于，要使經濟産出的成本最小、利潤最大，那麽中國的産業結構必須要與相應的要素投入結構相一致，而投入要素的相對價格水平則取決于本國的禀賦結構。然而，真正的問題在于：産業轉型，通常是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內生變量，是經濟發展的結果，只有啓動在一個競爭性的要素市場、靈活的金融市場及彈性的勞動力市場中，素禀賦結構的不斷變遷才能最終驅動中國的産業結構往最優方向轉型，爲此，我們需要啓動一系列必要的結構性改革。
（一）中國産業轉型的方向
基于中國的人口禀賦將由人口總量因素轉身人口的區域流動和人口質量，土地禀賦將由廉價大量供給轉身昂貴有限供給，以及中國技術追趕的空間仍然存在這三個基本事實，並進一步考慮中國區域縱深廣闊、産業光譜連續這一特殊情況，本文認爲中國産業轉型將呈現出“一個國家、三個特色産業區”的分化格局。具體而言：
第一，中國東部省市將進入制造業升級和産業服務業階段。東部地區在土地、資源、環境和勞動力等要素的約束下，中低端制造業高速發展的瓶頸已經顯現，未來産業轉型只能強調發展的結構、質量、效益將是未來東部經濟發展的核心目標。從産業就業結構來看，當前東南沿海與1985年的韓國、1968年的日本、1977年的台灣相似，而接下來，80、90年代的韓國、70年代的日本和80年代的台灣均無一例外的進入産業結構服務化階段。
第二，制造業産業向中部六省和西三角轉移。從産業就業結構來看當前我國中部六省和西三角地區與21世紀初的東南沿海、70年代的韓國、50年代的日本、60年代的台灣和20實際初期的美國相似，而接下來這些國家均處于産業結構快速工業化階段。東南沿海區域土地缺乏和要素成本上升驅動的制造業産業將向中部六省和西三角轉移。
第三，西部資源帶將成爲中國的資源“大後方”。從産業結構來看，當前西部資源帶與70年代的韓國、60年代的台灣相似。但由于資源禀賦等比較優勢的不同，預計中國西部資源帶將難以重複亞洲新興工業國和東南沿海的發展路徑。可以參考澳大利亞、俄羅斯、巴西、智利、中東北非等資源輸出國的發展路徑，發揮自身的能源優勢，例如：新疆、陝甘甯等石油天然氣生産基地；黃河、長江上遊的水電基地；陝北、蒙西、甯夏和雲貴等煤電基地；甘肅、雲南鉛鋅、四川釩钛、內蒙古稀土開發基地；青海、新疆鉀肥生産基地等。
（二）推動産業轉型的政策選項
爲了順利推動中國的産業轉型，充分發揮中國已經變化的要素禀賦的變化趨勢，我們需要開啓諸多方面的結構性改革，這包括：
第一，推動金融業改革，使金融服務于産業轉型、服務于實體經濟。爲了促進和服務實體經濟的結構轉型，金融體系也要改革轉型，溫州的試點就是一個良好的開端。要加快金融市場多層次建設和推進金融主體多元化參與，從而支持經濟轉型過程中的企業多元化融資需求。中小企業是驅動我國經濟轉型的先鋒軍，針對其特點，推動債券創新，發行集合債，垃圾債等，將會爲其提供難得的直接融資渠道。此外，還要完善現代融資租賃、直接引用外資、項目融資、商業票據、出口信貸等其他融資方式，建設多層次金融市場才能有效結局中小企業融資困境，推動經濟轉型。
第二，放開行業准入限制引導民間投資進入國有集中度高的領域。如果把中國工業行業按照利潤率和生産效率分類，國有企業集中度最高的行業多是上遊資源和原材料等高利潤率行業，也是生産效率最低的行業，如果放松這些行業的准入管制，中國的資源配置效率將有極大的提升。這些低效率的國有壟斷行業分別是石油和天然氣開采業、電力、熱力的生産和供應業、石油加工、煉焦及核燃料加工業、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有色金屬礦采選業。另一方面，民營企業集中度最高的行業如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業、紡織業、文教體育用品制造業、皮革、毛皮、羽毛及制品業，雖然效率最高，但由于激烈的市場競爭，利潤率處于較低水平。因此，放松行業准入管制，將民營企業引入高利潤率、低效率的壟斷性領域，是當前最爲重要和迫切的促進産業轉型的結構性改革措施。
第三，擴大營業稅轉增值稅試點範圍優化産業結構。通過稅制改革帶動企業技術升級和産業結構調整。尤其是推動增值稅從生産型向消費型轉變，允許企業把更新改造投資和研發的投入從增值稅的稅基中脫離出來。這將對企業投資特別是民間投資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促進技術升級，有利于提高我國産品的競爭力。從長遠看，增值稅擴容將扶植第三産業，可有效避免服務業重複征稅，推動我國經濟結構的轉型。
參考文獻
（1） Acemoglu, D., P. Aghion, and F. Zilibotti (2003), “Distance to Frontier, Selec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Growth, Working Paper No. 9066 .
（2） Acemoglu, D. and F. Zilibotti (1997), “Was Prometheus Unbound by Chance? Risk,Diversification, and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5: 709-775.
（3） Allen, F. (1990), “The Market for Information and the Origin of Financial Intermediaries”, Journal of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1: 3-30.
（4） Allen, F. and D. Gale (1995), “A Welfare Comparison of the German and U.S. Financial Systems”,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39: 179-209.
（5） Allen, F. and D. Gale (1997), “Financial Markets, Intermediaries, and Intertemporal Smoothing”,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5: 523-546.
（6） Allen, F. and D. Gale (1999), “Diversity of Opinion and Financing of New Technologies”, Journal of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8: 68-89.
（7） Allen, F. and D. Gale (2000), Comparing Financial System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8） Arestis, P., P. O. Demetriades and K. B. Luintel (2001),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The Role of Stock Markets”,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33: 16-41.
（9） Arestis, P. and P. Demetriades (1997),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Assessing the Evidence”, Economic Journal, 107: 783-799.
（10） Beck, T., A. Demirgüç-Kunt and R. Levine (2000), “A New Database on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Structur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14: 597-605
（11） Beck, T., A. Demirgüç-Kunt and R. Levine (2003a), “Law, Endowments, and Finance”,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Vol. 70:137-181.
（12） Beck, T., A. Demirgüç-Kunt and R. Levine (2003b), “Law and Finance: Why Does Legal Origin Matter?”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Vol. 31:653-674.
（13） 林毅夫、蔡昉和李周，《中國的奇迹：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增訂版），上海：上海三聯書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
（14） 林毅夫，“發展戰略、自生能力和經濟收斂”，《經濟學季刊》第1卷，第2期，2002年1月，269－300頁。
（15） 林毅夫和李永軍，2001，《中小金融機構發展與中小企業融資》，《經濟研究》第1期。
（16） 張春，經濟發展不同階段對金融體系的信息要求和政府對銀行的幹預：來自韓國的經驗教訓，經濟學季刊，第一卷第一期，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