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一手建立起的新加坡第一家族的家族內鬥，因爲此“第一家族”掌握著新加坡大量的財富和權力，此事件還涉及到新加坡現任總理李顯龍，是以李顯龍三兄妹之間的內讧也備受人們關注。
那麽李顯龍三兄妹到底在爭什麽呢？爲何親兄妹會鬧到坐牢地坐牢，出走的出走的地步？我們不妨來看看這場由新加坡第一家族子嗣導演的“一場大戲”。
1965年8月，新加坡正式獨立，進入了李光耀時代。
獨立以後的新加坡日子並不好過，與馬來西亞決裂，孤懸海外，經濟發展缺少資源和後盾，但作爲總理的李光耀非常有智慧，他利用新加坡優越的地理位置，積極招商引資，並推動經濟改革與發展，采取一系列強有力措施助推經濟發展。
在李光耀的治理下，彈丸之地的新加坡在短短30年間就成爲亞洲最發達的國家之一，40年間的平均經濟增長率高達7%，成爲名副其實的“亞洲四小龍”之一。
而且，李光耀時期還因地制宜，根據形勢創立了住房公積金制度、成立廉政公署、開發裕廊工業園、進行教育改革等，極大促進了新加坡的發展，一些創新性的政治制度也被其他國家引進推廣。
就這樣，李光耀以自己的才能帶領新加坡開創了一個又一個輝煌，把新加坡從一個極端貧窮的殖民地變成了世界上最富庶、最穩定、最安全、最廉潔的國家之一，李光耀也因此被新加坡人民尊稱爲“國父”。
而李光耀的家族也在李光耀的帶領下，半個世紀以來一直是新加坡名副其實的“第一家族”，家族成員掌控著新加坡的政治和經濟大權，並隱隱有和朝鮮類似的“世襲皇權”、“家天下”的傾向，這也是之所以新加坡被人調侃成“李家坡”的原因。
那麽李光耀家族在新加坡到底擁有多少財富和權力呢？我們不妨看一下：
根據有關媒體調查，李光耀作爲前新加坡總理，其本人作爲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的董事長，擁有大量不透明的主權財富基金，基金規模大約有3300億美元。
李顯龍，李光耀長子，現任新加坡總理，繼承其父的主權財富基金，掌握著新加坡最大的權力和財富。
李顯龍之妻何晶，擔任新加坡政府財政部100%控股的淡馬錫公司董事長，掌控了包括新加坡電信、新加坡航空、新加坡地鐵、新加坡港口、新加坡電力、星展銀行等在內的幾乎新加坡最重要、營業額最大的企業，何晶作爲董事長，堪稱掌握了新加坡的財政。
李玮玲，李光耀的大女兒，擔任新加坡國立腦神經醫學院院長，掌控著新加坡最高級、最先進的醫學技術機構。
李顯揚，李光耀小兒子，擔任過新加坡電信總裁兼首席執行官、新加坡民航局主席、星獅集團董事長。
林雪芬，李顯揚之妻，環太平洋律師協會的前任主席，掌握著新加坡的法律訴訟。
可見，“李氏王朝”在新加坡可謂風光無限，控制著新加坡的權力和財富，家族光鮮無比。
但隨著新加坡“國父”李光耀在2015年3月逝世，看似光鮮的新加坡“第一家族”開始變得暗流湧動，家族成員的矛盾開始變得激化，從“家醜不可外揚”的狀態鬧到“大白于天下”，並相繼爆出了大量的家族醜聞，鬧得新加坡人心慌慌。
第一家族的明面上裂痕，首先出現在李光耀去世時的追悼會上。
當時，被外界視爲“李氏王朝”第三代繼承人的李顯龍之子李鴻毅和李顯揚之子李繩武，各自當著來參加其祖父葬禮的新加坡上層人士發表了演講，外界也對這兩個“李三代”做出了比較，認爲李繩武優于李鴻毅。
但此時的“李氏王朝”的掌權人是李顯龍而不是李顯揚，李顯龍顯然不可能讓自己的侄子繼承自己的權力，而李顯揚顯然又想以此爲契機，讓自己的兒子上位。
正是這種比較，開始讓光鮮的“第一家族”産生了明面上的裂痕。
其實，在李光耀還健在的時候，圍繞著繼承問題，李顯揚和李顯龍早就産生了內部裂痕。
李光耀作爲新加坡的“國父”，其在位期間以“強人政治”樹立了自己的權威，更是鞏固了自己家族在新加坡的權力，對于權力和財富的掌控欲，讓李光耀很早就開始思考培養自己的兒子作爲接班人的問題。
此時李光耀有兩個兒子一個女兒，都很優秀，按照傳統，接班人必定在李顯龍和李顯揚兩子之間擇優選擇，在這樣的心態下，李顯龍和李顯揚兩兄弟從小就在比較中長大，最終必將一個被推上位，而另一個只能做副手。
李顯龍顯然比弟弟李顯揚更具有優勢，他從小在數學上就表現出驚人的天賦，受到李光耀的多次表揚，而處于弱勢的李顯揚也並不服輸，倔強的他選擇避開李顯龍的優勢，去學工程學，並獲得美國斯坦福大學理科碩士學位。
等李顯揚學成歸來，李顯龍卻已經在父親李光耀的安排下進入新加坡的政局之中，爲順利接班做鋪墊。
而李顯揚只能作爲“棄子”，爲了避嫌，在一段時間的從軍曆程後，被安排在遊離政治之外的經濟方面的工作。
雖然有些心不甘情不願，但彼此還是相安無事，維持著“第一家族”的榮光。
但即便李顯揚遠離了政治，選擇從事經濟行業，也依然沒有逃過兄長李顯龍的有意或者無意的打壓和排擠。
從1997年開始，李顯揚開始出任新加坡電信的總裁，隸屬于新加坡財政部控股的淡馬錫集團旗下子公司。
當時大家普遍認爲在當“第一通”進入電信市場以及電信市場開放後，新加坡電信已經不具備競爭優勢，“新電信”死定了。
但李顯揚卻不以爲然，在他的積極運作下，比如降低“新電信”股價，收購海外公司等，新加坡電信雖然失去了一部分市場，但利潤在2003年卻開始增長，達到了2.96億元。
這使得新加坡社會普遍對其刮目相看。
當正當人們普遍認爲李顯揚有能力出任淡馬錫集團的總裁時，李顯龍卻空降了其妻何晶擔任淡馬錫集團的總裁，成爲李顯揚的直接領導，直接斷絕了李顯揚繼續上升的空間。
不但如此，嫂子何晶在擔任淡馬錫集團總裁後，大量安插自己的親信，培養自己的個人勢力，排擠李顯揚的親信勢力，使得李顯揚僅僅五年就被踢出了新加坡電信，而此時，他已經擔任了十一年的新電信總裁。
何晶的大出風頭之舉，不但激怒了李顯揚，也讓李玮玲反感，認爲何晶違背了家族中除了兄長李顯龍，其他成員不參與政治的理念，更是對其打壓弟弟李顯揚頗爲看不慣。
只是當時大家都還深受父親李光耀的影響，雖然嫌隙雜生，並沒有立刻發作而已。
伴隨著雙方明面或者暗地裏的矛盾越來越激化，其父李光耀對他們的影響力也越來越弱，這種家族矛盾終于再也掩飾不住，新仇舊怨摻雜著個人目的開始正式爆發。
2016年3月，圍繞李光耀故居是否拆除問題，李光耀之女李玮玲與三子李顯揚對現任新加坡總理的兄長李顯龍公開發起了“責難”，指責李顯龍爲了建立並維持自己的“王朝統治 ”，有意扶持其子上台，違背李光耀的遺囑，不但不拆故居，還大肆操辦李光耀的紀念活動。
2017年6月，李玮玲和李顯揚再次公開對李顯揚發起“攻擊”，李玮玲和李顯揚分別在自己的社交媒體賬號是上發表了一份《李光耀的價值觀去哪了》的聯合聲明。
其中在聲明中有這樣的表述：自從李光耀去世以後，李顯龍濫用職位和對新加坡政府和附屬機構的影響力，推動達到個人目的，這令他們感到威脅，他們對這個系統中幾乎沒有制衡機制來阻止政府濫用權力感到擔憂。
更是指出：“我們感到老大哥無處不在，我們懼怕國家機構被利用起來針對我們。在這樣的情況下，顯揚覺得不得不離開新加坡。”
作爲李顯揚的長子，李顯龍的侄子的李繩武隨後也加入到這場針對李顯龍的“責難”中來，他在臉書中控訴伯父李顯龍逼自己的父母被迫“做出痛苦的決定”決定離開新加坡。
他們對兄長李顯龍發起的這波責難依據是李光耀身前的遺囑：“當李玮玲搬出歐思禮路38號的時候，拆除掉歐思禮路38號”。
但身爲“李家王朝”現任掌門人的李顯龍不拆除歐思禮路38號，顯然有著自己的考量。
首先就是歐思禮路38號作爲“國父”李光耀昔日的故居，其半生都居住在此，受到全新加坡人民的敬仰，對他們來說有著特別的感情，即便李光耀已經逝世，但李顯龍保留此故居就相當于保留了一張籠絡人民的政治底牌。
其次，李顯龍不拆除歐思禮路38號或許還有另一層考量，那就是顯示其繼承父志，繼續新加坡一直以來的以李氏家族制定的“強權統治”爲基礎的治理模式，換句話說就是，李顯龍以歐思禮路38號的保留對外宣示“李氏王朝”的繼續，鞏固自己的政治統治。
最後，李顯龍保留歐思禮路38號，更有可能是在向全新加坡人“邀功”，讓人們時刻明白，新加坡如今的繁榮是自己的父親李光耀在此故居操勞的結果，這是“李氏王朝”的功勳碑。
爲此，李顯龍多次極力阻止李玮玲和李顯揚對此故居的拆除，甚至使出了政治手腕進行強行阻止。
但這還不夠，還不能堵住“悠悠之口”，爲此，李顯龍又對李光耀的這份遺囑提出了質疑。
要知道，這份遺囑前前後後共修改了七次之多，在第5次和第六次修改中甚至取消了“拆除歐思禮路38號”的表述。
更爲關鍵的是，此份遺囑前六次修改都由柯金梨律師制定，而第七次修改卻由李顯龍的弟媳林雪芬的律師事務所制定。李顯龍正是抓住了這個把柄，認定遺囑是被李顯揚及其妻等人篡改的。
而後，雖然李顯揚馬上出來否認遺囑是其妻修改的，但這位叫柯金梨的人也在媒體上一口咬定自己沒有參與第七次的遺囑修訂，這其中的內幕，到底是怎麽樣的，估計誰也不知道。
李顯龍還對李玮玲和李顯揚指責自己欲培養李鴻毅作爲接班人做了反擊，他在臉書上不但否定了他們的全部指控，還尤其強調：“對自己的兒子有政治野心的指控荒謬。”
由于李顯龍有明顯的“人證”，更有隨後其子出來公開表示“對政治沒興趣”，這使得李顯揚夫婦被輿論推到了風口浪尖，李顯龍更是以“家事”爲借口意圖平息這場輿論風波，新加坡內閣甚至成立了一個專門委員會探討李光耀故居的處理方式。
針對李顯龍的“騷操作”，李玮玲隨後在臉書上回應稱：“如果僅僅是一件家事，我們就不會把它公開”，“若是家庭私事，便不會涉及成立由部長組成的秘密委員會了，若沒有李顯龍的同意和批准，這個委員會根本就不會成立。”
但不管李玮玲和李顯揚如何試圖激化這樣這件事，但在掌握著新加坡最高權力的李顯龍的一番操作下，他們只能偃旗息鼓，李顯揚夫婦被逼得離開新加坡前往香港，李顯揚的妻子林雪芬更是被起訴，暫停律師執照15個月。
如果單純從這件事表面來看，無非就是因爲李顯揚和李玮玲對兄長李顯龍未按照其父李光耀的遺囑拆除歐思禮路38號故居不滿，但豪門內讧的背後顯然少不了權力和財富的爭奪問題，新加坡第一家族的內讧，顯然也是權力和利益分配問題導致的最終結果。
至此，新加坡第一家族內鬥，李顯龍三兄妹到底在爭什麽的答案其實已經很明顯：拿李光耀遺屬說事，以利益和權力重新分配爲根本出發點，力圖拉李顯龍下馬，讓家族其他成員上位。
正所謂“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攘攘，皆爲利往”，古往今來莫不如是，繁盛了半個多世紀的“新加坡第一家族”自然也逃不過這個命運。
至于這場內鬥是否會導致“李家王朝”終結，我們就需要拭目以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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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華人，爲什麽不再喜歡講中文？
作爲一個華人建立的國家，75%都是華人族群，新加坡人卻不太愛講中文。是他們數典忘祖嗎？還是政府強制的結果？還是多年英美文化入侵的産物？
在這背後，是一個小國夾縫中求生的精彩故事。
2019年，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在“講華文運動40年”的活動上，他公布了這樣一組數據。經過新加坡政府40年來的努力推廣，新加坡華人家庭說中文的比例從50%下降到了30%，70%的華人家庭在家裏主要是講英語。
是的你沒看錯，新加坡政府越努力，講華語的家庭反而越少。
有新加坡的電視媒體針對這個現象，去街上隨機采訪路人，去學校裏采訪孩子，得到的結果再次證明——新加坡人，尤其是年輕一代，已經不愛講中文了。
是什麽造成了這種情況呢？大概有三個原因。
1、新加坡最早是方言社會，有地域隔閡
新加坡的華人中，他們的先祖絕大部分來自兩個省份：廣東、福建。所以，粵語和閩南語在最早的新加坡是普遍的語言。因爲說各自的方言，所以早期的新加坡，廣東人和福建人都各自爲陣，在自己的鄉黨社群裏工作生活。
那個時期不像現在有普通話，明清時期雖然有全國通用的“官話”，但也是那些上流階層的人才會去學，普及率非常低。當年光緒皇帝接見康有爲的時候，就因爲康有爲極不標准的廣式“官話”，使得溝通非常尴尬。
新加坡建國之後，李光耀開始消滅方言，他認爲方言會造成華人之間的隔閡和地方內鬥，于是在強制手段下，原本豐富多彩的方言節目從電視台逐漸消失。
對此，李光耀說：“我以身作則，放棄20年來說的一口流利的福建話，這對于一個深明方言是贏得選票武器的我來說，是一項痛苦的抉擇，但有什麽辦法呢？因爲我看清了方言只是地方性的語言，它有很大的局限。在我們這個迅速發展的社會裏，如果還迷戀方言的‘親切感’，那是很不明智的。假設我繼續以福建話保住我的政治資本，讓新加坡人到今天還說方言，新加坡今天將是一個怎樣的局面？我不敢想象”。
盡管政治家有著政治的考慮，但要老百姓接受是一個艱難的過程，老一輩的華人還是只用方言，不願意去學類似普通話的華語。隨著新加坡華族各個省份的人相互融合，家庭裏用方言溝通變得不再方便，尤其是面對下一代的時候。爲了方便溝通，幹脆就講英語了。
講到這裏你或許會奇怪，方言不方便了不能用普通話，而要用英語呢？普通話和方言至少都是中國話，英語不是要重新學的新語言嗎？這就要講到第二點原因了。
2、立國之本：撇清中國關系
1965年，新加坡獨立建國，但全國上下，包括李光耀在內，都沒有半點喜悅。因爲他們是被迫獨立的，之前他們抱到了馬來亞聯邦這個大腿，共同組成了馬來西亞聯邦，後來因爲李光耀反對聯邦實行的“馬來人至上”的國策，于是兩邊鬧翻了，新加坡就被趕出了馬來西亞聯邦。
當時新加坡啥也沒有，沒錢沒資源，一個華人國家身處在被伊斯蘭文化包圍的地方，形勢相當艱難。
爲了生存，李光耀制定了重要的幾條國策，其中最爲重要的，就是要快速融入歐美西方陣營，搭上歐美經濟發展的快車。我們看後來新加坡的發展軌迹，就是照著這個政策來的。歐美國家的外資大量投入到新加坡，新加坡也爲這些外資提供了良好的營商條件，促成了亞洲四小龍的崛起。
而在當時那個情況下，作爲一個大部分居民都是華人的國家，想要快速融入歐美西方陣營，首先要做的就是撇清和中國的關系——新加坡是新加坡，中國是中國。
于是，和中國關系最大的中文，被從新加坡清除。華文學校被逐漸關閉，海外唯一一所華人大學——南洋大學，也被接管後合並到其他學校。
1980年，南洋大學舉辦完第21屆畢業典禮後，就此成爲曆史。1986年，最後一家華文小學“新民小學”關閉，李光耀的“清除中文”計劃取得成功。
同時將英語作爲學校的第一語言，培養了一代出生就說英語的新加坡人，從此順利進入歐美西方陣營。
3、說英文長大的年輕人，對中文更沒有感情
前面兩個都是政治原因，而第三個是文化原因。有些東西，一旦開啓了大門，就很難再關上。將英文作爲第一語言，寫英文、講英文長大的一代新加坡華人，對中文是沒有感情的。
老一輩的華人可能還會有鄉愁，可是新一代的華人，他們生長在新加坡，新加坡就是他們的家鄉。
新加坡的風向在1979年開始轉變，那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元年，李光耀一眼就看出中國只要願意開放，發展潛力巨大，于是又開始了推廣華語計劃。
李光耀說：“直到中國經濟崛起，向新加坡英文教育者證明通曉華語是有經濟價值的，他們才知道學習華語的重要性”。
這一次，李光耀又動用了國家資源來推廣華語，新加坡政府采取了多種手段，有些甚至是強制性的。
比如，要求華人公務員在櫃台與華人民衆接觸時，須用華語交流，40歲以下不會說華語的公衆，其事務只能留待最後被受理。禁止電視台播出方言廣告，淘汰所有方言節目，打造純華語頻道，粵語熱播劇如《倚天屠龍記》須配音成華語才能播出……
李光耀沒想到的是，這樣的強制推廣，生長出了一個新的語種——“新加坡華語”。混雜了馬來語、方言和英語的，也只有新加坡人才能完全聽懂的華語。
有人覺得這非常有趣，認爲新加坡人創造了一種特色語言，但李光耀卻表示了擔心，他說：
“這對語言學者來說也許很有趣，但對社會發展沒有絲毫價值。我們學英語是爲了溝通，爲了讓世界了解我們，也爲了讓我們了解世界，爲什麽我們需要一個屬于自己的特別語言？華語也一樣。
我們應該盡量達到標准的水平，讓所有的人，不管是在中國香港地區、中國台灣地區、中國大陸地區，還是在美國的華人都聽得懂，而不是保留一種只有新加坡人才聽得懂的語言。
我不明白我們的華語爲什麽要標新立異？除非我們像美國，人口遠遠超過英國，才有說美式英語的條件。
我們人口只有300萬，沒有必要編自己的華文詞典。我們如果說除了新加坡人以外沒有人能聽得懂的新加坡式華語，好像說‘暗語’那樣，有什麽意思？有什麽價值？”
但就是這樣讓李光耀感到不滿意的“新加坡華語”，在新加坡也越來越少年輕人去說了，以英語爲主要語言的華人家庭，隨著時間的推移比例越來越多。
英文教育已經在新加坡紮下了根，歐美文化早就深入了新一代新加坡人的內心，沒有人喜歡說中文，講華語，新加坡的環境也對講華語的人不太友好，面對這種時代變遷引致的升降變化，即便是李光耀，也已承認自己無能爲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