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視頻會議截圖）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 鄭青亭 北京報道 2月22日，在由日本瑞穗銀行與中國國際商會中日韓企業交流中心舉辦的2022年世界經濟金融報告會上，瑞穗綜研與科技公司首席經濟師太田智之指出，預計2022年全球經濟實際GDP增速將達到3.8%，其中，美國爲3.5%，日本爲2.9%，中國爲5.0%。
太田指出，當前，全球經濟面臨的下行壓力增加。“新冠變異毒株、通脹及中國經濟（增速）放緩仍是2022年（全球經濟面臨的）最大風險。此外，地緣政治、綠色經濟及網絡安全等也存在諸多需警戒風險。”
太田指出，盡管經濟放緩，中國經濟依舊發展態勢良好。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占比將進一步擴大，隨著國內需求的增長，中國市場開放也取得穩步進展，由進口産生的對國外經濟輻射額在過去10年裏增至9690億美元，規模與荷蘭的GDP總額相當。
他還指出，以貿易、投資爲引領，中日雙向經濟關系極爲牢固，服務領域的合作規模顯著擴大。“隨著中國的經濟增長與對外開放，合作空間越來越大。氣候變化等全球性趨勢及挑戰性課題爲未來合作提供了機會。”
新冠疫情的影響將逐步緩解
對于疫情，太田指出，近期席卷全球的奧密克戎毒株是人們放松警惕時現身的“灰犀牛”。當前，全球累計感染人數超過4億，全球感染病例增勢放緩，但仍居高位。目前，美國、法國、意大利及印度等國的新增感染人數開始減少，而德國、日本、新加坡等國的新增感染人數則持續增長。
雖然與德爾塔毒株相比，疫苗對奧密克戎毒株的感染預防效果大幅降低，但奧密克戎毒株的住院風險有所下降，僅爲德爾塔毒株的三分之一。此外，新冠口服藥的上市，也讓人們看到了疫情結束的曙光。因此，太田指出，盡快推動加強針接種並普及口服治療藥物才是抗擊奧密克戎毒株的關鍵。
“到2023年，我們預計新冠肺炎將成爲流行病。屆時，受疫情影響行業的下行壓力將會大大緩解，如餐飲和旅遊等。”太田說，“基本上來說，新冠病毒正在變成一種弱毒化的病毒，但我們需要准備好疫苗、治療藥物等，准備好應對新毒株的風險。”
美國通脹壓力增大
當前，歐美通脹率已處于曆史高位。1月歐元區通脹率持續攀升，按年率計算達5.1%，創下曆史新高；去年12月美國消費者價格指數（CPI）環比上漲0.5%，同比上漲7%，創1982年6月以來最大同比漲幅。日本通脹也正緩慢上升，但仍保持在低于1%的水平。
太田認爲，商品價格飙升是美國通脹壓力增大的主要原因。“新冠疫情暴發前，核心商品價格處于長期通貨緊縮時期。新興經濟體（尤其是中國）融入全球市場後，供給能力大大提升，導致了需求擴大下的反通貨膨脹，而新冠疫情則改變了這一情況。”
在他看來，造成這一狀況的原因是商品消費和服務消費的不均衡恢複。出于感染擔憂，服務消費恢複遲緩，但商品消費仍遠高于趨勢水平。在物流中斷的情況下，消費者對商品需求的大幅上漲，造成了商品價格的飙升。因此，隨著疫情逐步結束，需求從商品轉向服務，美國的通脹壓力將有所緩解。
與此同時，他指出，美國正經曆著嚴重的用工短缺，這也正對通脹水平産生影響。自2021年年中起，失業率急劇下降，勞動力市場已接近實現全面就業。然而，即使學校重新開學、失業纾困被部分取消，亦難以使勞動參與率得到恢複。此外，辭職也拉低了勞動參與率，勞動力供給緊張長期化。
在勞動力短缺加劇的背景下，美國提高工資及擴充福利待遇的舉措，使得企業用人成本指數（10月-12月）迅速上升，同比增長4.4%。除工資、收入迅速增長外，附加收入的增速也緩慢提升。美國消費者工資上漲預期已升至3%以上，達到疫情前前所未見的水平。
“從美聯儲主席鮑威爾的角度來看，他強調最大限度就業，本打算以耐心的方式繼續讓寬松的貨幣政策持續下去，但卻在不經意之間被迫陷入了一個工資通脹的局面，不得不趕緊加息。”太田指出，當前，美聯儲對通脹的討論已經從最初的“物流混亂”轉向“需求的增強”再轉向“工資上漲預期”。在美聯儲轉向鷹派的背景下，勞動力市場較預期更爲緊縮（即工資與物價螺旋式上升）。
美聯儲或6月決定加息路線圖
“我們認爲，美聯儲在2022年上半年加息的速度可能會比市場預期得更快。預計將在3月啓動加息，然後在5月、6月、7月、9月的會議上再分別加息。量化緊縮可能會對利率産生相對中長期的影響，預計將在6月的會議上決定路線圖。”太田說。
目前，市場的焦點在于美國經濟能否實現軟著陸，包括加息與量化緊縮能否抑制通脹，以及需求和就業能承受住多大加息壓力等。對此，太田認爲，美聯儲面臨的掌舵任務是非常困難的，但美國經濟並不會因爲加息而停滯。
太田指出，當前，美國經濟對加息的承受能力較以往更高。家庭負債率處于曆史低位，即便加息了，個人消費也不會立即減速。同時，雖然近期股市有所下跌，但與疫情前水平相比依然保持高位。此外，有利的就業、收入條件亦發揮了經濟止跌作用。
“雖然2022年的焦點將是美國加息多少次，但隨著我們進入2023年，焦點可能轉移至加息將到什麽程度。”太田認爲，預計2024年的加息次數大概率爲零，因爲加息的目標取決于美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經過疫情之後，美國經濟的實力似乎並沒有那麽強”。
近期，隨著對美聯儲加息預期的升溫，新興經濟體是否會遭受資本外流也成爲市場的焦點。對此，太田指出，與2013年新興經濟體獲得強勁資金流入不同的是，在新冠疫情暴發後，新興經濟體並未獲得大量資金流入。另外，多數國家及地區外彙儲備充足，確保了資金外流出現時的支付來源，違約所致外溢風險較以往更低。
太田強調，與其說美國加息導致資金外流，不如說各個國家的經濟狀況決定了資金流動方向，如新冠疫情恢複力、通脹承受力、政府公信力等。 BEAST（巴西、埃及、阿根廷、南非、土耳其）是可能出現資金外流的代表性國家。
除經濟結構外，他補充道，在部分新興經濟體，貨幣貶值將擡高進口性通脹。鑒于過去的形勢，新興經濟體中基本面薄弱的國家及地區（印度尼西亞、印度、巴西、墨西哥、俄羅斯、土耳其、南非）往往更容易受到貨幣貶值影響。實際上，這些國家及地區的貨幣貶值程度也相對較大。
疫情後遺症將長期困擾日本
太田指出，與美國相比，日本的經濟複原能力相形見绌。在他看來，日本經濟複蘇緩慢的原因之一是公衆對新冠疫情的恐懼心理很強，調查顯示，即便是疫情得到控制，日本也無法回到疫情前的生活方式，公衆將減少到店餐飲、旅行等方面的支出，企業也將減少以往的聚餐、開會等。
太田指出，雖然日本的消費者物價目前仍然很低，但在全球性通脹面前，日本自然無法隔岸觀火。當前，日本進口物價、企業物價均已經達到1981年以來的曆史最高點。在大宗商品市況飙升下，日本負擔增額約達10萬億日元，其中七成爲企業負擔。雖然對消費者價格轉嫁有限，但在企業利潤惡化的背景下，設備投資及勞動報酬都有所下調。
具體到行業，運輸機械行業的成本上升約影響營業利潤70%，能源、材料行業亦約影響30%-50%。由于原油、天然氣、煤炭、鐵礦石價格上漲，企業負擔約達6.5萬億日元（約占總營業盈余的7%）。在制造業方面，金屬制品、化學制品等材料行業，以及天然氣、供熱、電力等能源行業所受影響較大；而在非制造業方面，運輸、郵政及教育、研究（學校及各種研究機構）的減幅較大。
另外，太田補充道，在日本，公衆節約意識的增強正在削弱消費恢複力。在家庭收支方面，汽油、食品等購買頻率較高的日用品的價格均有所上漲。77.4%的受訪者表示“物價出現上漲”，已達消費稅上調後自2014-2015年以來的最高水平。食品、能源價格上漲造成的家庭負擔額相當于消費稅上調1%，且收入越低，負擔率就越大。
美國愈加“內向”給日本帶來挑戰
當前，拜登的支持率已降至40%。“我們需要注意的是，在拜登政府陷于困境的背後，是美國越來越分裂的政治。在20世紀90年代，隨著中産階級工資水平的上升，民衆對政府的滿意度有所增加，但在2000年後，再也沒有這樣的同步變化。”太田說。
他分析道，由于新興經濟體的崛起，高收入的制造業工作崗位外流，由此産生了失業、工資水平下降，或就業崗位從制造業轉向服務業。再加上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美國中産階級的生活水准大大降低，民衆對政府處于長期不滿的情況。此外，隨著社交媒體的興起，人們越來越傾向于對反對意見置若罔聞，造成了根深蒂固的分裂。
“無論誰當了美國總統都很難扭轉現在的局面，目前拜登就只好被迫專注于國內政治，這就導致對外影響力的下降和美國實力弱化的加劇。”他說。
在此背景下，太田指出，歐洲已經開始意識到美國影響力在日漸變弱，並且已經開始采取了新的對美政策。在經濟方面，歐洲的目標在于實現戰略性獨立。
太田強調，日本也應像歐洲一樣，與美國既保持“一定參與關系”又不失“獨立”。特別是，日本需要推動提升本國獨立性的政策，如與鄰邦中國建立“富有建設性且穩定的關系”。
更多內容請下載21財經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