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21世紀以來，世界經濟格局發生了重大變化。中國進一步發展並成長爲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西方國家由于發展到了成熟階段，增長率普遍偏低，有些國家陷入停滯不前的局面；發展中國家發展很不平衡，有快有慢， 有些陷入到了“中等收入陷阱”當中。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關權教授在《國家治理》周刊撰文指出，中國的快速崛起給西方世界帶來了巨大沖擊，並導致了以美國爲首的西方陣營開始不遺余力的打壓。這種局面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是不可避免的，如何突破這種封鎖和圍堵是中國面臨的考驗。對此，我們要采取靈活多變的策略，盡量避免直接碰撞，更多地謀求合作，虛心學習先進經驗，堅定不移做好自己的事情，爭取時間提高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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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紀以來世界經濟格局的重大變化
進入21世紀以來，世界經濟格局發生了重大變化。
首先，隨著中國加入WTO，中國經濟得到進一步發展，經濟體量不斷增大，連續超過歐洲幾個大國之後于2010年超過日本，從而成爲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日本的經濟總量在1969年超過當時的西德，成爲資本主義世界第二，1987年超過當時的蘇聯成爲世界第二。當前，中國經濟總量已經是日本的3倍，占美國的70%以上。就增長率而言，預計中國在未來一段時間裏還會保持較高的水平（約5%—6%），而發達國家很難達到這個水平，因此不久的將來中國可能成爲世界第一經濟大國，且根據預測大約在十年之後能夠實現這個目標。盡管中國人口衆多，人均GDP還處在中等水平（世界排名60多位），在未來相當長的時間裏還達不到主要發達國家的水平，但如果實現這個目標，將是世界經濟史的劃時代變化。近代以來，率先實現了工業革命的英國曾經一路領先，成爲日不落帝國。19世紀大批西歐國家、北美國家、日本等少數國家開啓現代經濟增長，19世紀末20世紀初，擁有得天獨厚資源和優越地理條件的美國超過英國而成爲世界第一。這種格局經過兩次世界大戰後得到了進一步的強化，特別是二戰以後美國獨占鳌頭，長期保持領先地位。雖然中間受到過來自蘇聯和日本的挑戰，但二者都沒能撼動美國的地位。20世紀末葉更是發生了有利于美國的兩個重要事件，讓美國得以延續輝煌，一個是蘇聯解體，意味著不可能再超越美國，另一個是日本泡沫經濟破滅，導致日本之後30多年經濟一直處于低迷狀態，再加上嚴重的老齡化和少子化，日本也不可能重整旗鼓了。
其次，發達國家出現了相對和絕對停滯。衆所周知，從二戰結束到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前是主要發達國家發展的黃金時期，此後出現了“滯漲”，雖然經過“撒切爾主義”和“裏根主義”的改革而有所起色，但經濟增長率並不高。當時美國好于西歐，日本好于美國和西歐，然而不久日本經濟便遭遇嚴重危機，唯獨美國保持著較好的水平。除了美國擁有得天獨厚的人力資源條件，還得益于不斷地創新以及其在貿易、金融等領域的霸權力量。例如，1985年的“廣場協議”，就是美國利用霸權壓制其他發達國家的證明。
進入21世紀以來，主要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率依然不高，這本質上是經濟發展到成熟階段的正常表現。第一，由于邊際收益遞減律的作用，不可能有更高的投資。第二，根據佩蒂·克拉克定理，服務業逐漸取代制造業成爲經濟的主體，而服務業的生産率一般低于制造業。第三，在供給不足的條件下，依靠消費拉動經濟是不可能有高增長的，因爲消費沒有投資乘數效應。當然，這並不意味著發達國家會逐漸衰落，它們依然保持著較高的人力資源和科技創新能力，這也是它們僅僅是相對停滯的原因。盡管如此，由于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速度放緩，導致它們在世界經濟中的份額下降，因此說其有某種程度的衰落也是合理的。
再次，新興工業化國家的崛起和調整。發展中國家這個概念包含面很廣，既包括了不發達的國家，也包括發展到了中等水平的國家。當今世界真正的發達國家依然是少數，主要是西歐、北美、日本、澳洲，以及個別其他地區的國家和經濟體，如韓國、新加坡。剩下的大多數國家通常被分爲最不發達的國家和中等收入國家，最不發達的國家主要集中在非洲、南亞、中亞、中美洲等地區。拉丁美洲主要國家由于獨立時間較早，大多成爲了中等收入國家。東南亞大部分國家也達到了這個水平。中東産油國雖然人均收入較高，但其發展程度並不高，屬于特殊情況。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中等收入國家或新興工業化國家在發展到一定程度之後並沒有能夠繼續前行，而是出現了相對停滯的局面，即進入“中等收入陷阱”。例如，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國家，其經濟發展起步較早，也達到了一定程度，但一直沒能像“東亞四小龍”那樣達到更高水平，大多停留在5000萬—10000萬美元的水平。可以肯定，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秘魯、哥倫比亞等幾個較大的國家未來也不太可能有快速的發展。南非也出現了發展停滯，甚至倒退的局面，而且很難在短期內出現什麽起色。東南亞幾個曾經被稱爲“四小虎”的國家（馬來西亞、泰國、印度尼西亞、菲律賓）如今的發展也並不如人意。就連曾經與美國爭鋒的俄羅斯現在的出口商品主要是資源和武器，也面臨著陷入“比較優勢陷阱”的危險。至于那些最不發達的國家，更是面臨著各種問題，如戰亂、種族爭鬥、軍事政變、瘟疫等，在短時間內難以發展起來。我們知道，經濟學講的是供給和需求，在一個開放的世界經濟中也是如此。經濟落後的國家由于沒有購買力，難以購買發達國家高端的機械、醫療設備、藥品等物資，這對于發達國家的出口也是不利的。如果更多的國家進一步發展，其購買力就會提高，對全世界都是有益的。以中國爲例，在2000年以前汽車對于中國人來說是奢侈品，但現在中國已成爲世界第一大汽車制造國和消費國，其中一半以上是發達國家的品牌，這對于任何國家都是好事。這既是國際分工的好處，也是全球化的好處，因此各國都需要一個開放的世界。
世界經濟格局演變新動向
上述情況到了近些年又有了新的變化。這些新變化不僅影響中國經濟的穩定和發展，也影響到世界經濟的穩定和發展。2008年美國發生的金融危機直接或間接影響了世界經濟的走向，它給本來就十分脆弱的某些國家的經濟造成了巨大創傷，包括出現了嚴重負債問題的歐洲部分國家，也包括長期處于低迷狀態的日本以及周邊國家和經濟體，中國也未能幸免。爲了應對金融危機，受影響的國家不得不增加財政支出，間接地造成了後來的産能過剩，而消化産能過剩則需要較長時間和成本。
到了特朗普執政的時代，美國開始調整戰略：
第一，提出“美國優先”的口號，號召美國企業回歸美國本土，盡管效果並不明顯，但這種做法並不利于世界經濟的健康發展。美國企業之所以走出去到其他國家投資，是依據國際分工的理論和經驗選擇的結果，它們選擇其他國家和地區投資一定是看中了當地的收益高于美國。畢竟資本是逐利的，企業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組織，這一點作爲市場經濟代表的美國是十分清楚的。
第二，美國在國際政治舞台上開始回歸保守，接連退出或者威脅退出各種國際組織和國際協議，即使是盟友也由于利益關系而撕破臉皮，更不用說針對中國這樣的非盟友關系甚至對手關系了。對于中國，美國認爲巨額貿易逆差是不公平貿易的結果，于是針對關稅問題對中國進行打壓，並且不斷加碼，其理由其實冠冕堂皇，根本經不起推敲。重要的是，美國這種做法不僅不合理，而且對其自身也沒有好處。自2018年開始增加關稅以來，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並未減少，只是美國已經不是中國的第一大貿易夥伴了，而中國的貿易總額則在不斷增加。換言之，中國並不完全依賴美國市場，可以選擇歐盟、東南亞等地區。值得注意的是，這個結果並不是美國想要的，因爲在貿易摩擦當中美國消費者也付出了巨大代價，它們需要面對上漲的物價，也就是一部分關稅需要由美國人支付。另外，特朗普政權下美國揮舞的“關稅大棒”並非專門針對中國，對其他國家也同樣，這就導致了美國整體的貿易逆差進一步增加，其損失是巨大的。
拜登政府上台之後，力圖扭轉特朗普時代的不利局面，開始拉攏盟友，試圖恢複過去的關系，從而集中精力對付日益強大的中國。這是值得高度關注並且需要小心應對的，因爲一個孤立的美國並不可怕，可怕的是一個以美國爲首的集團：這個集團集中了當今最發達的國家，它們占據著各種有利的位置，掌握著有效的“武器”，包括科學技術、金融、話語權、價值觀；不可否認，由于曆史原因和政治經濟原因，這些發達國家對衆多發展中國家有較大的影響；這些國家習慣了在世界範圍內的霸權主義，爲了保護自身的利益和勢力範圍，它們會動用一切手段對對手進行圍堵和打壓，絕不會手軟。
拜登執政以來，除了努力修複與盟友的關系，重點就是打壓中國。在這一點上，他與特朗普的政策沒有什麽差別，不同的是“單掐”還是“群毆”，對中國而言顯然後者更難對付。值得一提的是，從特朗普政府到拜登政府，都把中國作爲頭號競爭對手進行打壓，盡管它們沒有明確提出“新冷戰”的口號，但實際上都在做這件事。無論是經濟上還是政治上都在大張旗鼓地做，包括在中國周邊建立新的軍事同盟，如美英澳的奧庫斯（AUKUS），也包括在印太地區謀劃新的經濟夥伴關系，如謀劃建立印太經濟框架。總之，美國的意圖是顯而易見的，就是另起爐竈，在東亞地區建立一個排除中國的多方經濟合作組織。
第三，2019年底突發的疫情作爲“黑天鵝”事件給世界帶來了巨大影響，不僅在兩年多的時間裏導致了超4億人患病，近6百萬人死亡，而且給世界經濟造成了巨大沖擊，2020年幾乎所有國家的經濟都呈現負增長。國與國之間不得不進行封鎖，貨物貿易、人員交往都受到了嚴重阻礙。這次疫情帶來的負面影響遠遠超出疫情本身，因爲它不僅對人的健康造成危害，而且導致世界經濟的嚴重下滑和國與國之間的割裂。更值得重視的是，一些國家正在利用疫情制造新的矛盾：
首先，個別國家一直想把疫情暴發的原因嫁禍于中國，不惜動用各種宣傳機器、國際組織，甚至諜報機構。即使WHO組織各國專家在中國開展了溯源工作，它們依然不滿足，想方設法追究所謂的中國責任。其次，疫情導致了貨物貿易的中斷或滯後，給各國經濟帶來了負面影響，很多發達國家開始主張本土企業的回歸，這當中就包括美國和日本。事實上，這些國家在疫情之前就開始做這些工作，至少希望生産不要過于集中在中國，于是推動企業從中國轉移出去。如果是按照國際分工原理，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因爲一部分行業在中國已經沒有了比較優勢，轉移到成本更低廉的國家（如越南）是正當的行爲，但現實是這當中不免夾雜著某些意識形態，以及對中國這個新興大國的敵意。
如何應對新的世界經濟格局
根據以上所述，在下文對如何應對當前世界經濟格局的新形勢進行討論，並提出相應對策。
第一，雖然世界經濟受到衆多不利因素的影響，但畢竟經過幾十年的全球化，各國之間已經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不容易也不願意回到冷戰或開啓新的冷戰。絕大多數國家在全球化當中是獲利的，不僅包括占據高端的發達國家在世界各地進行投資並從中獲得好處，也包括不發達的國家通過國際分工獲得了收益。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全球化就是市場原理在世界範圍內的應用，但市場畢竟不是完美無缺的，它容易導致貧富差距拉大兩極分化。
例如，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導致中國對自然資源的需求增加，而中國即便是地大物博的國家，自身也難以實現充足的供給。因此必然到其他國家尋找資源，而那些國家也需要出口資源獲得發展資金，這符合國際分工的理論和經驗。至于出口資源的國家是否能夠有效利用資金，那就是他們自己的事情了。事實上，的確很多國家沒有能夠有效地利用這些資金，也沒能使得國家實現經濟發展，甚至陷入到了“比較優勢陷阱”當中。最典型的是中東産油國，二戰以後這些國家通過開采石油獲得了巨額利益，因此從人均收入的角度看，它們是富有的，但這些國家並沒有將這些資金用于發展經濟。總之，我們認爲雖然全球化同時也帶來了一些負面影響，但其正面意義更大，值得大力提倡和推動。中國在這方面提供了很好的經驗，已經成爲主要的倡導者和推動者，中國倡導的“一帶一路”和對發展中國家的援助就體現了這種理念。
第二，中國的快速崛起給西方世界帶來了巨大沖擊，從而導致了以美國爲首的西方陣營開始不遺余力的打壓。這種局面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是不可避免的，如何突破這種封鎖和圍堵是中國面臨的考驗。因爲，雖然中國幾十年來經濟高速增長，科學技術也實現了突飛猛進的突破，但與發達國家相比依然有著很大差距。面對虎視眈眈的西方國家，我們除了要注重自身的提高，還要更多地謀求合作。幾十年的經驗已經證明，高度開放對于我們的發展是有利的，我們通過各種方式學習和借鑒了發達國家的科學技術和管理經驗，提高了企業的競爭力，也適應了國際社會的規則，並逐漸掌握話語權。中國已經成爲繼日本和“東亞四小龍”之後驗證“後發優勢”假說最成功的案例。因此不論西方國家采取怎樣的手段打壓中國，中國都應該敞開大門，歡迎各國企業的投資。同時我們依然要大大方方地走出去，虛心學習先進經驗，與其他國家和諧共處。
從中國的發展階段看，與西方對抗對中國是不利的。盡管中國從來沒有主動與西方對抗，但西方實際上已經把中國當成對手甚至敵手，那麽我們如何應對呢？在應對美國打壓方面中國應該吸取蘇聯的教訓，借鑒日本的經驗。當年蘇聯與美國是硬碰硬，最終以失敗告終。日本的地位無法與美國直接對抗，只能采取迂回策略，表面上“唯唯諾諾”，實質上發展自己。當然中國不同于日本，不可能完全照搬日本的經驗，但應該采取靈活多變的策略，盡量避免直接碰撞，爭取時間提高自己。需要指出的是，可能有人認爲，日本經濟陷入低迷狀態也是美國打壓的結果，但事實是，日本發展的停滯不前主要是國內因素導致的，如人口老齡化和少子化。
第三，美國等國家之所以對中國揮舞大棒，顯然有兩個原因。首先是我國的快速發展讓西方國家感到壓力，認爲中國這個擁有衆多人口的大國一旦發展起來，必然擠壓它們的勢力範圍，甚至與他們爭奪領導權和話語權。它們難以適應一個東方大國的突然崛起，這應該比一百多年以前美國取代英國成爲“世界老大”的過程更艱難，也更戲劇，因爲美國畢竟在文化和制度上與英國是一脈相承的。這就涉及到第二個因素，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在西方國家看來中國屬于異端，它們無法容忍一個完全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與它們並存，甚至在它們之上。關于這一點，相當長的時間裏人們盡量避免談論，甚至認爲不重要，但事實不會因爲不談論而不存在。而只有正視事實才能想出辦法進行應對，回避沒有意義。那麽，在美國日益與中國爲敵的狀況下，我們需要調整策略，多一些協調性，少一些硬碰硬。
第四，在未來一段時間裏，關于疫情造成的負面影響勢必還會延續，但隨著各國應對措施的落實和新的疫苗、藥品等防護和治療措施的提高，加上病毒本身的變異情況，估計在不久的將來能夠得到根本地緩解。雖然目前各國的應對措施差異很大，有的國家防控嚴格，有的國家比較隨意，但相信不久以後會趨同。同時，各國也逐漸掌握了在突發重大疫情的條件下如何應對的措施，目前也正在尋找一個同時適應疫情和生産經營活動的最佳方案。
最後，需要強調的一點是，中國開放的大門只會越開越大。中國政府提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是正確的，作爲一個大國要避免過于依賴國際市場。不過內循環也是有條件的，需要國內具有強大的市場潛力，而市場潛力是建立在人們收入提高的基礎之上的，如果大多數人收入微薄，就談不上擴大內需。日本作爲島國長期以來貿易依存度不超過35%，證明它的內需十分強大。隨著中國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如何提高人均收入，特別是可支配收入十分重要。我國目前收入分配的格局並不健康，要提高更多人的收入也不是短時間內能完成的，需要提高人力資源的水平，也就是提高全民的素質和受教育程度。
來源 |《國家治理》周刊2022年3月上
原文標題 | 當前世界經濟格局演變新動向及中國應對
作者 |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關權
原文責編 | 蔡聖楠
新媒體編輯 | 蔡聖楠
美編 | 石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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