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爲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是以習近平同志爲核心的黨中央積極應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當前國內外經濟形勢變化的戰略之舉。面對複雜嚴峻的國內外形勢和諸多風險挑戰， 要牢牢把握“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 切實做好今後一段時期的經濟工作，推動中國經濟穩健前行。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關權認爲，進入21世紀以來，世界經濟格局發生了重大變化；近年來，中美關系的演變和突發的疫情帶來的危害使各國趨于保守，逆全球化趨勢明顯，世界經濟格局正在重組洗牌。浙江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宋華盛認爲，面對新形勢下我國外部經濟環境的深刻變化，我們應積極采取應對措施，包括實施好“雙循環”戰略，充分發揮我國超大規模人力資本池優勢，推進全面數字化改革，以高標准開放推動高質量發展，積極參與國際經濟治理。
應對外部環境變化挑戰的關鍵舉措
1、堅持擴大內需戰略，增強發展內生動力，進一步營造良好的營商環境，建立健全相關市場的法律法規，提升國內市場一體化水平，促進國內國際雙循環良性互動。
2、大力促進産業鏈、創新鏈、人才鏈、資金鏈、政策鏈“五鏈”融合，重視挖掘和釋放“工程師紅利”，推動科技創新成果的有效轉化，讓創新成爲經濟發展的核心推動力。
3、加強數字技術基礎設施建設，大力推進數字化技術創新、商業模式創新，建立健全産業鏈數字化治理體系，推動産業鏈整體性、智能化轉型升級，助推産業基礎高級化和産業體系現代化。
4、重構我國對外開放的經濟格局，積極參與全球貿易規則重構，推動區域貿易投資一體化，以高水平開放促進深層次改革，推動更高質量發展。
5、積極關注新經濟、新模式、綠色發展等國際治理領域中的重要發展議題，提升中國在國際治理中的話語權和影響力；拓展國際合作新空間，借助“一帶一路”倡議，加強與沿線各國的合作，將中國經濟發展的影響力提升投射到全球經濟治理體系。
更多精彩觀點
01
世界經濟總體走向變化
全球化進入深度調整階段。縱觀近現代，全球化主要是發達國家驅動的，而如今發達國家內部出現比較明顯的反全球化浪潮，經濟民族主義擡頭。“脫鈎”與“戰略自主”成爲美歐發達國家的戰略重點，美國針對中國和歐洲發起貿易戰，意在構築美國主導的新的國際多邊與雙邊自由貿易架構；歐盟領導層從2020年以來逐步構建“歐洲戰略自主”的政策體系，涵蓋産業戰略、貿易政策、歐元區金融架構、處理美歐關系的戰略和增強歐洲主體地位的全球治理構想等，強調確立歐盟自主掌控的“經濟主權”與“技術主權”。重新擡頭的資源民族主義或許會成爲一種長期現象。多邊貿易體系WTO上訴機構停擺，WTO改革談判達成共識困難重重，全球貿易自由化談判進程緩慢。
區域經濟合作趨勢增強。全球範圍的多邊主義轉向區域多邊主義或者雙邊主義。比如，作爲當前最大的區域性合作組織，APEC海納百川，橫跨太平洋兩岸，但是由于其成員國在經濟、政治制度和發展水平方面差異巨大，成員之間關系錯綜複雜，其經濟合作進程中的利益沖突激烈，導致合作進程艱難。美國的競爭性多邊主義也阻礙了全球化進程。同時，隨著各區域內新興經濟體的崛起，全球治理方式出現相應變化，合作性、包容性的區域多邊主義趨勢增強，如《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CPTPP）和《數字經濟夥伴關系協定》（DEPA）等區域合作協議正蓬勃發展。
全球新一輪科技變革和産業革命正在孕育興起。這一進程將催生更加豐富的新産業、新業態、新模式，並對全球産業鏈、創新鏈、價值鏈産生前所未有的深刻影響，重構全球創新版圖、重塑全球經濟結構。新一輪變革也提供了一個“機會窗口”，緣由在于新一輪的産業革命所依托的變革性新技術尚處于初期階段，多種技術還可能處在摸索、交織和碰撞階段，相關規則也仍在初建階段，新的競爭賽道湧現，這將爲包括新興經濟體在內的各經濟體創造更多的新機遇，也將重塑各國經濟競爭力和全球競爭格局。
主要經濟體的經濟增長軌迹與前景。受疫情影響，全球經濟在2020年上半年步入低谷，此後2021年下半年的經濟複蘇呈現了速度快、結構重塑、地區輪動複蘇等態勢。縱觀我國主要貿易夥伴美國、歐盟、日本和東盟：對于美國，2020年一季度國內生産總值（GDP）環比下降5.0%，遭遇了自2009年以來最大降幅，第二季度按年率計算下滑32.9%，創20世紀40年代以來最大降幅；2021年增長5.7%，不僅高于世界經濟平均增速，還創下其1984年以來最高記錄。對于日本，作爲外向型經濟體，進出口貿易受疫情的影響首當其沖，連帶影響其經濟增長。據預測2021整年的GDP約爲5.1萬億美元，和2020年相差不多，由于疫情反複、貿易收支出現逆差等原因，經濟停滯不前。對于歐盟，根據歐盟統計局數據，2020年一季度經濟同比萎縮2.7％，環比下降3.5％；德國一季度GDP環比下滑2.2％，創下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最大降幅；法國一季度GDP環比下降5.8％，成爲自1949年以來最大季度降幅。根據歐盟委員會發布的2021年秋季經濟預測，歐盟經濟從新冠肺炎疫情中複蘇速度快于預期，但經濟增長前景的不確定性和風險仍然很高，預計歐盟經濟在2021年、2022年和2023年將分別實現5.0%、4.3%和2.5%的增長。對于東盟，2020年受疫情影響經濟大幅萎縮，菲律賓和泰國分別收縮9.6%和6.1%，其他國家平均比疫情前低5%；2021年總體看，新加坡增長7.2%，是東盟中率先複蘇的國家，其余國家仍然面臨著較大的增長缺口，其中越南和印尼4個百分點左右，馬來西亞和泰國5個百分點左右，菲律賓高達9個百分點。
總體看，全球經濟走向呈現“V”字型。疫情暴發伊始，各國經濟形勢迅速“惡化”，情況極爲嚴峻，2020年全球GDP深度衰退幅度3.3%，遭遇自二戰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展望未來，全球經濟整體上行進而回歸中長期發展軌道，但仍面臨著風險。雖然短期內，疫情給各主要經濟體帶來的創傷巨大，但隨著各國防疫措施升級和應對疫情能力提升，疫情沖擊對世界經濟的損害明顯減弱，各國快速采取前所未有的大規模經濟刺激措施也推動了經濟複蘇。《世界經濟黃皮書：2022年世界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指出：2021年是全球經濟經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最大幅度衰退以來進入快速複蘇的一年。2021年的全球經濟複蘇是“強刺激”加上低基數等因素下的報複性反彈，經濟增速達到6.0%左右。這意味著，全球經濟總體收複失地，兩年平均增長約1.3%左右。值得注意的是，奧密克戎引爆全球新一輪疫情，世界銀行2022年1月《全球經濟展望》報告將2021和2022年全球經濟增速分別下調0.2個百分點，未來全球經濟運行仍面臨著風險。
全球産業鏈的重構和調整。疫情在全球範圍暴發後，世界各國普遍受到嚴重沖擊，基于對安全的評估，多國采取邊境、貿易等限制措施，嚴重幹擾全球産業鏈、供應鏈和分銷網絡。國際分工的專業化和細化，一方面導致部分産業鏈過度集中于某個區域，另一方面導致其分工布局逐步走向局部化和碎片化，進而在沖擊面前暴露出全球産業鏈整體的脆弱性。受疫情沖擊，一度造成嚴重的“斷鏈”風險，出于保證供應鏈的安全和彈性以及分散風險的考慮，各國企業采取縮短供應鏈、擴大庫存等方式應對疫情帶來的不確定性，並且紛紛加快産業回流的戰略部署。簡而言之，諸如新冠肺炎疫情之類的黑天鵝事件沖擊，疊加逆全球化思潮，以及産業鏈競爭在國家競爭中重要性的上升，原先基于效率優先的國際分工和專業化的全球産業鏈布局模式將調整，轉向在追求效率的同時兼顧産業鏈供應鏈安全和韌性以及自主可控，全球産業鏈重構和調整，呈現産業鏈區域化、短鏈化、備份化趨勢。未來全球産業鏈供應鏈更可能在全球不同地區區域化或集群化生産，如在美洲、歐洲、亞洲、非洲等地域聚集成垂直整合的産業鏈集群，既能實現全球的水平分工，又能實現垂直整合的生産關系。
02
世界經濟格局演變新動向
2008年美國發生的金融危機直接或間接影響了世界經濟的走向，它給本來就十分脆弱的某些國家的經濟造成了巨大創傷，包括出現了嚴重負債問題的歐洲部分國家，也包括長期處于低迷狀態的日本以及周邊國家和經濟體，中國也未能幸免。爲了應對金融危機，受影響的國家不得不增加財政支出，間接地造成了後來的産能過剩，而消化産能過剩則需要較長時間和成本。
到了特朗普執政的時代，美國開始調整戰略：
第一，提出“美國優先”的口號，號召美國企業回歸美國本土，盡管效果並不明顯，但這種做法並不利于世界經濟的健康發展。美國企業之所以走出去到其他國家投資，是依據國際分工的理論和經驗選擇的結果，它們選擇其他國家和地區投資一定是看中了當地的收益高于美國。畢竟資本是逐利的，企業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組織，這一點作爲市場經濟代表的美國是十分清楚的。
第二，美國在國際政治舞台上開始回歸保守，接連退出或者威脅退出各種國際組織和國際協議，即使是盟友也由于利益關系而撕破臉皮，更不用說針對中國這樣的非盟友關系甚至對手關系了。對于中國，美國認爲巨額貿易逆差是不公平貿易的結果，于是針對關稅問題對中國進行打壓，並且不斷加碼，其理由其實冠冕堂皇，根本經不起推敲。重要的是，美國這種做法不僅不合理，而且對其自身也沒有好處。自2018年開始增加關稅以來，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並未減少，只是美國已經不是中國的第一大貿易夥伴了，而中國的貿易總額則在不斷增加。換言之，中國並不完全依賴美國市場，可以選擇歐盟、東南亞等地區。值得注意的是，這個結果並不是美國想要的，因爲在貿易摩擦當中美國消費者也付出了巨大代價，它們需要面對上漲的物價，也就是一部分關稅需要由美國人支付。另外，特朗普政權下美國揮舞的“關稅大棒”並非專門針對中國，對其他國家也同樣，這就導致了美國整體的貿易逆差進一步增加，其損失是巨大的。
拜登政府上台之後，力圖扭轉特朗普時代的不利局面，開始拉攏盟友，試圖恢複過去的關系，從而集中精力對付日益強大的中國。這是值得高度關注並且需要小心應對的，因爲一個孤立的美國並不可怕，可怕的是一個以美國爲首的集團：這個集團集中了當今最發達的國家，它們占據著各種有利的位置，掌握著有效的“武器”，包括科學技術、金融、話語權、價值觀；不可否認，由于曆史原因和政治經濟原因，這些發達國家對衆多發展中國家有較大的影響；這些國家習慣了在世界範圍內的霸權主義，爲了保護自身的利益和勢力範圍，它們會動用一切手段對對手進行圍堵和打壓，絕不會手軟。
拜登執政以來，除了努力修複與盟友的關系，重點就是打壓中國。在這一點上，他與特朗普的政策沒有什麽差別，不同的是“單掐”還是“群毆”，對中國而言顯然後者更難對付。值得一提的是，從特朗普政府到拜登政府，都把中國作爲頭號競爭對手進行打壓，盡管它們沒有明確提出“新冷戰”的口號，但實際上都在做這件事。無論是經濟上還是政治上都在大張旗鼓地做，包括在中國周邊建立新的軍事同盟，如美英澳的奧庫斯（AUKUS），也包括在印太地區謀劃新的經濟夥伴關系，如謀劃建立印太經濟框架。總之，美國的意圖是顯而易見的，就是另起爐竈，在東亞地區建立一個排除中國的多方經濟合作組織。
第三，2019年底突發的疫情作爲“黑天鵝”事件給世界帶來了巨大影響，不僅在兩年多的時間裏導致了超4億人患病，近6百萬人死亡，而且給世界經濟造成了巨大沖擊，2020年幾乎所有國家的經濟都呈現負增長。國與國之間不得不進行封鎖，貨物貿易、人員交往都受到了嚴重阻礙。這次疫情帶來的負面影響遠遠超出疫情本身，因爲它不僅對人的健康造成危害，而且導致世界經濟的嚴重下滑和國與國之間的割裂。更值得重視的是，一些國家正在利用疫情制造新的矛盾：
首先，個別國家一直想把疫情暴發的原因嫁禍于中國，不惜動用各種宣傳機器、國際組織，甚至諜報機構。即使WHO組織各國專家在中國開展了溯源工作，它們依然不滿足，想方設法追究所謂的中國責任。其次，疫情導致了貨物貿易的中斷或滯後，給各國經濟帶來了負面影響，很多發達國家開始主張本土企業的回歸，這當中就包括美國和日本。事實上，這些國家在疫情之前就開始做這些工作，至少希望生産不要過于集中在中國，于是推動企業從中國轉移出去。如果是按照國際分工原理，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因爲一部分行業在中國已經沒有了比較優勢，轉移到成本更低廉的國家（如越南）是正當的行爲，但現實是這當中不免夾雜著某些意識形態，以及對中國這個新興大國的敵意。
03
中國經濟面臨的外部環境變化與挑戰
出口增速或將面臨回落壓力。2020年下半年以來，一方面中國工業品部門強勁複蘇，另一方面歐美國家供給和需求缺口維持在高位，雖然有中美貿易摩擦的影響，但是我國出口仍逆勢增長。隨著歐美各國疫苗研發推進和接種率提升，以及各國不同防疫政策的有效實施，疫情第二波沖擊對世界經濟的損害明顯減弱。世界衛生組織在2022年1月19日舉行的第十次針對COVID-19討論國際突發事件的會議提出，各國應該取消禁令和限制。自2022年2月1日起，歐盟27國全面開放邊境，取消入境限制政策和入境隔離政策；2月1日後，美國不再統計新冠病毒感染人數。歐美等世界各國相繼宣布疫情結束全境開放。各主要經濟體加大政策調整的方向與力度，全球經濟呈現複蘇趨勢，各國生産逐漸恢複。因此，歐美國家疫情得到控制之後，其需求複蘇對中國的出口提振作用反而可能比較有限，出口增速或將面臨回落。
外部政策溢出效應輸入風險。大國的經濟政策存在國際外溢效應。因此，主要發達經濟體爲維持增長、刺激複蘇、應對通脹而出台的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對其他國家産生不可忽視的影響，如果其政策失當或者采取不負責任的政策，將會給其他國家帶來政策溢出效應輸入風險。中國如今與各大發達經濟體緊密相連，因而無可避免地受其政策變動影響。嚴佳佳和何梅蓉（2021）的研究表明，美國的貨幣政策會引發我國金融周期與經濟周期波動，吳安兵等（2020）發現美國財政政策對我國實體經濟存在動態溢出效應。疫情初期，爲實現經濟複蘇，美國等發達經濟體采取非常規、大幅寬松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包括注入巨大體量的流動性、極低利率和大規模纾困的財政刺激政策。隨著疫情逐漸得到控制，各國經濟將逐漸向常態回歸，發達國家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存在收緊的可能。隨著美國和歐盟貨幣政策可能出現的轉向，全球流動性從極度充裕逐步轉變爲充裕或中性，導致利率中樞上移，全球金融市場或面臨重大調整，乃至發生市場動蕩。英國通脹率上行壓力增大，英國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桑德斯表示要爲“大幅提前”的加息做好准備。對于中國，由于他國政策的外溢效應，央行可能跟隨縮減貨幣政策刺激，帶動金融條件收緊，融資環境受到影響，中小企業、低評級企業融資成本將增加，信用違約與破産風險加大，進而抑制投資與經濟增長。同時，擴張性財政政策受到掣肘。
産業鏈重構和調整帶來沖擊。經濟全球化高潮進入停擺階段，全球供應鏈出現收縮趨勢，疊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各國采取各種産業和貿易政策措施保證供應鏈的安全和彈性，全球産業鏈重構呈現區域化、短鏈化、備份化的趨勢。作爲世界工廠，中國是全球最大的制成品生産中心，是全球供應鏈的核心環節，不可避免地會受到全球産業鏈重構的影響，而且很可能成爲全球供應鏈和生産布局調整壓力的主要承受者。一方面，疫情會加速中國部分産業鏈的外遷步伐。疫情前，基于中美經貿摩擦、中國勞動力等成本上升的背景，中國本土一些中低端勞動密集型産業鏈、資源密集型産業鏈、代工型産業鏈已經開始外遷進程，主要的外遷目的地是勞動力成本和關稅較低的東南亞各國，同時還考慮開拓歐洲、非洲等新市場以尋求替代性的需求，以及鄰近美國但關稅較低的美洲國家以規避關稅沖擊。疫情後，受産業回流戰略政策導向的影響，各國會降低在中國生産的産業鏈比重，中國的中低端産業鏈可能繼續外遷。另一方面，在發達國家跨國公司主導的全球産業鏈呈現區域化趨勢的背景下，中國面臨被排除在某些區域産業鏈之外的風險。比如，由發達國家主導的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協定（TTIP）、美歐日等近年來簽訂的若幹高標准自貿協定，如《美墨加協定》（USMCA）、《歐日經濟合作夥伴關系協定》（EPA）等，這些中國並未參加的高標准區域性協定會進一步強化北美、歐洲和亞洲三大板塊的區域化屬性，也會導致中國的産業鏈面臨被排除在外的風險。
技術引進難度增加，科技脫鈎風險加大。我國改革開放後經濟高速發展，引進、消化、吸收來自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新形勢下，一方面，隨著全社會研發投入的快速增加、産業集群規模經濟和範圍經濟的突出作用，以及科研創新生態的不斷健全，我國科技研發和創新能力得到整體提升。因此，能夠從發達國家引入的技術領域和範圍逐步縮小。另一方面，西方發達國家對于我國在技術上的防範心理和措施加大，導致很多領域的關鍵核心技術面臨“卡脖子”問題。在“技術危機感”蔓延于美國政界的背景下，和中國科技挂鈎緊密的美國很可能會在權衡貿易利得、本國産業利益的基礎上，收緊對華技術出口管制，有選擇性地遏制中國科技發展，甚至在局部領域推動技術“脫鈎”，比如在一些中國急需卻又無法實現自給的核心技術上，尤其是在與中國存在較大競爭的信息技術、人工智能、航空航天三大重要領域。一旦西方發達國家實施限制性措施，科技脫鈎效應顯現，我國衆多關鍵技術面臨“卡脖子”問題，這將給我國科技和産業發展帶來巨大挑戰，經濟增長的動力源泉將受影響。
更多更嚴苛國際規制壁壘的挑戰。發達國家未來可能聯手制定更高的規制標准應對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包括全球數字貿易規則的制定、把非碳化與國際貿易挂鈎等。數字貿易方面，一方面，我國數字貿易蓬勃發展，逐步鞏固數字貿易大國地位；另一方面，用戶隱私安全、互聯網絡安全、技術標准等領域的相關規則還不盡完善，統一的規範性的細化文件還有待完善，跨境電商實體對規則的認知參差不齊，且網絡技術和發達國家還存在一定差距。綠色經濟方面，發達國家將全球氣候問題與貿易、投資和金融等挂鈎，成爲制約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手段，並以此協調單邊主義，如歐盟建立的碳邊境調節機制，試圖通過征收“碳關稅”來解決“碳泄漏”問題。在我國正處于從高碳經濟增長模式向低碳經濟增長模式轉型的關鍵階段，發達國家的此種做法不僅加大我國低碳經濟轉型的不確定性和成本，而且嚴苛的綠色壁壘也給我國未來在國際綠色非碳産品中的貿易管理帶來巨大挑戰。
04
應對外部環境變化挑戰的措施
實施好“雙循環”戰略，促進國內國際雙循環良性互動。從國內大循環角度，經濟規模和服務業比重越大，國內循環的比重越高。我國幅員遼闊、規模龐大，潛在內需巨大，可以更多依靠國內消費。因此，要堅持擴大內需戰略，增強發展內生動力，一方面，收入分配中增加勞動要素報酬份額，提升居民收入水平；另一方面，要繼續深化教育、醫療、住房等領域改革，減少消費者後顧之憂。從而刺激消費，擴大內需。龐大市場可爲國內産業發展升級提供廣闊空間，爲不斷開展技術創新提供持續的市場支撐。進一步營造良好的營商環境，建立健全相關市場的法律法規，提升國內市場一體化水平，從而推動國內大循環的可持續發展。從國內國際雙循環的角度，提高對外開放和“走出去”的水平和質量，以國內巨大需求市場吸引外商直接投資，以高質量的企業、産品、服務“走出去”打造“中國制造”品牌特色，發揮自由貿易試驗區的輻射帶動作用，充分利用國際資源建設並服務于國內市場，全面重構內需與外需的關系，推動中國未來的高質量發展。
以創新促發展，充分發揮超大規模人力資本池優勢。創新發展方面，我國科技創新能力發展勢頭強勁，根據世界知識産權組織（WIPO）發布的《2021年全球創新指數報告》，我國排名第12位，是前30位中唯一的中等收入經濟體。並且，我國研發人員總量、發明專利申請量等指標位居世界首位，研發經費投入快速增長。高質量人力資本方面，我國“工程師紅利”初現，基礎教育鞏固發展，高等教育進入普及化階段。據統計，我國受過高等教育和職業教育的高技能勞動力已超過1.7億人，每年高等院校畢業生保持在800萬人左右。需要補充的一點是，改革開放早期，我國優秀年輕人出國留學，學成後回國的比例很低。但現階段，留學生中畢業回國比例逐年上升，並且有一部分早年出國學有所成的群體也加入回流隊伍。因而，如果說在早年國人擔憂年輕人出國留學造成人才流失（Brain Drain），那麽現階段進入海外人才收割期，國外將成爲我們的人才銀行（Brain Bank）。這些都爲創新發展積蓄了豐富的人力資本池。因此，要推動教育改革，提高人口質量，擴大人才蓄水池，重視挖掘和釋放“工程師紅利”，爲發展創新驅動型經濟創造有利的人才條件。大力促進産業鏈、創新鏈、人才鏈、資金鏈、政策鏈“五鏈”融合，從而推動科技創新成果的有效轉化，讓創新成爲經濟發展的核心推動力。
推進全面數字化改革，促進産業數字化、智能化、高級化轉型升級。數據作爲繼勞動、土地和資本之後又一個重要的生産要素，將帶來生産方式和生産關系的重大變革。根據有關測算，到2025年，我國數字經濟規模將達到32.7萬億元，年均增長率達到11.3%。針對數字化改革，要加強數字技術基礎設施建設，提高其普及水平；並加強網絡安全、隱私保護、數字標准等相關規則的制定，規範化市場主體行爲。關注大數據時代衍生的消費者新需求，借助數字化互聯網平台建設和推廣，大力推進數字化技術創新、商業模式創新。充分運用大數據和人工智能在經濟管理領域的應用，建立健全産業鏈數字化治理體系，推動産業鏈整體性、智能化轉型升級，助推産業基礎高級化和産業體系現代化。
以高標准開放推動高質量發展。重構我國對外開放的經濟格局，在擴大和優化開放過程中對資源配置進行整體重組。積極參與全球貿易規則重構，積極推進加入CPTPP（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和DEPA（數字經濟夥伴關系協定）的進程，充分發揮在RCEP協議（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系）中的主導地位，通過參與高質量協議，推動區域貿易投資一體化，有效利用和更好地參與亞洲産業鏈價值鏈，逐步提升自身的亞太地區分工地位，以高水平開放促進深層次改革，推動更高質量發展。
積極參與國際經濟治理，推進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改革。面對新一輪科技革命、綠色發展、全球價值鏈深化和調整等全球化重構的背景，新規則與政策的出台與完善迫在眉睫，中國應積極關注新經濟、新模式、綠色發展等國際治理領域中的重要發展議題，並積極參與新規則的構建，提升中國在國際治理中的話語權和影響力，發揮負責任大國作用，推進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的改革和完善。同時，拓展國際合作新空間，借助“一帶一路”倡議，加強與沿線各國的合作，選擇重點領域進行突破，維護更爲穩定、互利共贏的雙邊和區域經貿關系。將中國經濟發展的影響力提升投射到全球經濟治理體系，在未來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獲得更大的發展空間。
文章來源：《國家治理》周刊2022年3月上，宋華盛：科學應對新形勢下我國外部經濟環境的深刻變化，關權：當前世界經濟格局演變新動向及中國應對（微信有刪節）
原文責編：蔡聖楠
新媒體責編：賀勝蘭
視覺：王洋
（圖片來自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