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新加坡GDP創下曆史新高，達到了3968億美元，折合人民幣約爲2.6萬億人民幣，與上年同期相比，實際增長7.6%。人均GDP升至7.28萬美元，實現了7萬美元的曆史新突破。
這離不開生物醫藥産業的助力。據數據統計，2021年，新加坡生物醫藥産業總值約爲160億美元，同比增長11.1%。除了增速快，生物醫藥産業的體量也足夠大，2021年産業産值占新加坡國內生産總值的比率高達4%，是除電子業之外，新加坡最“吸金”的産業。
這樣的成績完全可以稱得上是一個奇迹，尤其是在國土面積僅有719.1平方公裏的城市級國家新加坡。事實上，新加坡在生物醫藥産業的曆史只有短短40年，而且在最開始的時候，新加坡是處于完全空白的狀態，幾乎沒有任何一點基于生物醫藥領域的産業基礎。
那麽新加坡爲何能“白手起家”呢？究其根本是新加坡抓住了“創新”這一快速引領産業發展的“牛鼻子”。
#01
“白紙”變“彩紙”，新加坡的醫療空白逐漸有了顔色
選擇比努力更重要。
20世紀80年代，已經結束第一波經濟騰飛的新加坡，開始將代表著經濟的雞蛋放入了生物醫藥領域。但這並非易事，因爲當時的新加坡在生物醫藥領域完全就是一張“白紙”，本土沒有一家代表性企業，相關政策也不完善，也沒有成熟的教育體系培養出相關人才，可以說是找不到一點與行業相關聯的訊息。
在這時，新加坡所面臨的問題就很明晰了，那就是需要找到一個“引路人”，而這個“引路人”就是分子生物學奠基人、諾貝爾醫學獎獲得者西德裏·布倫納。在這之後，新加坡依靠“外援政策”在全球範圍內引入了一批生命科學領域的明星學者。
有了人之後，接下來就需要考慮的是如何爲這些“外援”做好服務，這主要涉及的是政策。
爲推動産業發展，新加坡出台了諸如“BMS”計劃、“RIE2020”、醫藥創新計劃等鼓勵性政策，並促進多種資源融合打造了一個理想的營商和出口環境，其目的是竭盡所能地滿足生物醫藥企業和相關人才在新加坡本土的發展需求。
讓企業和人才落地之後，接下來要考慮的是如何“留住”他們。在這一點上，新加坡做對了一件事，那就是抓住了“創新”這個關鍵變量。
據悉，新加坡每年會在生物醫藥研發領域投入約15億新幣（折合人民幣約70億元），其主要是導向前沿技術領域的核心研究，並會額外撥款約37億新幣（折合人民幣約174億元），用于研發基礎設施建設，這其中主要包括實驗室和孵化器的搭建。
除此之外，新加坡還搭建了多個多元化的主體合作平台，其目的是促進跨國公司、本土企業、科研院校和政府機構等創新生態鏈的深度參與方能夠高效交流，重點解決其在技術研發、科研團隊組建、資金扶持和商務合作等核心維度的定向需求。
而在科研人才方面，新加坡推出了“生命科學人力開發計劃”，其主要在三個橫向維度發力：一是延續“外援政策”，在全球範圍內招募生命科學領域的頂尖人才；二是依托于新加坡國立大學、南洋理工大學等本土一流高校，專項培養醫療領域的研發人才；三是與企業合作，以企業研發需求爲導向，定向培養一批研發領域的新興力量。
這一系列“精准服務”讓原本困難的醫療創新變得相對容易了很多。
一方面在培養創新力上，新加坡不僅爲科研團隊提供資金，還幫助其構建人才團隊以及提供實驗室；另一方面在釋放創新力上，新加坡建立了快速審批通道，並借助于良好的營商環境和出口政策，在讓創新成果快速走向市場的同時，也能讓其很快得到市場的反饋。
這些滿滿的“誠意”讓全球醫療巨頭們很難拒絕。據統計，截至2020年，已有包括葛蘭素史克、默沙東、艾伯維、諾華、輝瑞、羅氏、賽諾菲、安進等在內的11間世界頂級的制藥和生物技術公司在新加坡投資建設了超過25個大規模創新研究基地，研究方向包括臨床科學、基因組學、生物工程、細胞生物學、醫藥生物學、生物成像及免疫學等前沿領域，每年轉化收益超過三百億美元。
#02
創新不只是用蠻力，而是有方法，有成效
新加坡“國父”李光耀曾說：“我們生存原則很簡單，只有一個：新加坡必須比本區域（東南亞）其他國家更加剛強勇猛，更加有組織和富有效率。”
這一發展理念在生物醫藥産業的推進上展現的淋漓盡致。新加坡基于生物醫藥領域，在創新上不僅是大力投入，而且是投入得有方法，有成效。這也使其在生物醫藥産業端，不僅是走在了東南亞的前列，更是走在了整個亞洲的前列。
那麽，新加坡究竟是如何做的呢？
首先在政策端，有意識，也有專項化的服務。
2016年，新加坡出台“研究、創新與企業2020計劃”（簡稱RIE2020），計劃5年內撥款190億新元，推動研究、創新和企業活動，重點支持領域包括先進制造技術、生物醫藥、服務與數字經濟及城市方案。
也正是基于此，隨著科技的不斷發展以及人們對高質量醫療需求的提升，創新的商業模式與正確的技術不斷結合，讓一直走在科技前端的新加坡湧現出不少“Health Tech”的初創公司。
其次在科研生態建設端，彙集了學術界、政府和私營部門。
新加坡科技研究局是這一生態體系中的核心，作爲一個科技組織，新加坡科技研究局縮小了學術界和工業界的距離，使二者凝聚力量，讓研究成果能夠成功轉化爲有利于新加坡發展的産品、流程和服務，從而使生物醫藥行業始終保持競爭力並不斷獲得新的增長點。
新加坡科研體系
近年來，新加坡日益面臨醫療保健成本上升、慢性病負擔加重、醫療人員短缺等問題，創新醫療技術被視爲應對挑戰的重要途徑。因此，新加坡創新機構和新加坡保健服務集團簽訂了爲期3年的合作諒解備忘錄，計劃進一步推進人工智能等新興科技在生物醫藥領域的全新應用。
2019年，新加坡推出全國人工智能策略，提出在醫療保健等五大領域加快發展人工智能。在該框架下，通過促進人工智能研究投資、培養人才、建立配套數字基礎設施等措施，加快人工智能創新和運用，以提高疾病檢測效率，同時加強對慢性病分析預測和幹預等。
同時，政府也在積極鼓勵多個領域和學科在人工智能項目上進行合作，加強對公共醫療機構、高等教育機構等創新力生産端的資金支持。
當然，除了科技方面的助力，優質的企業與完善的服務鏈也在推動著整個醫藥産業的持續創新。新加坡的各種醫療保健機構，包括公立醫院、私立醫院和專科中心等都提供了一整套的醫療服務，服務範圍既涵蓋基本的健康檢查、牙科手術，也包括高度專業化的四級護理，同時也擁有各類優質的醫療保健服務業者。
值得一提的是，新加坡正在爲醫療保健業者開發“未來醫院”和“未來家庭護理”等平台。這些平台使醫療保健業者得以與其他行業的企業（如IT、醫療設備、藥品、營養和時尚生活消費業者）共同開發測試新産品和新商業模式。
基于這些優勢，新加坡在生物醫藥創新上解決了幾個核心痛點：第一是有臨床，一方面是可以不斷地挖掘新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是創新驗證的重要窗口；第二是有科研機構，這裏面有高精尖的人才，也有頂尖的實驗室是設備，另外還有完善且高效的科研體系；第三是有産業方，企業、産業園區等都深度參與其中。
#03
我們能在新加坡身上學到什麽？
當前，我國生物醫藥創新領域正處于起步階段，在很多方面還需要不斷精進，內部自身的修煉一定是必要的。但與此同時，也少不了要用全球視野去多維度地看待自身現階段所面臨的問題，並不斷汲取經驗，完善自身的不足。
那麽，我們能在新加坡身上，汲取到哪些經驗呢？
首先是要引進一批頂尖人才。任何一個産業的發展，都離不開人。這是因爲，人不僅帶來的是前沿的技術和先進的理念，還有一點至關重要，那就是他背後的資源。
以西德裏·布倫納爲例，他不僅是人來了，他還帶來了他的理念，幫助新加坡建立起完整的醫藥研發體系；除此之外，他還帶來了他的資源，他一手創立了新加坡科技研究局研究生學院，並邀請他的多位朋友擔任學院的指導導師。
正式基于這一點，新加坡科技研究局研究生學院爲新加坡本土培養了一大批生物醫藥領域高精尖人才，這一舉動也爲後來新加坡成爲亞洲醫藥研發中心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其次是竭盡所能地做好創新服務。正如前文所說，人來了之後，如何讓他們心甘情願地留下來，那一定是讓他們能真正看到這一區域的“誠意”和“成效”。
先說“誠意”，主要是指能出台真正解決問題的政策，能給扶持創新項目發展的資金，能推動創新研究的實驗室平台等等。
然後再說“成效”，主要是指科研成果能夠在這裏完成有價值的轉化。在轉化的過程中，首先要考慮的當然是成功率的問題，即這個研究成果能否從實驗室走向市場。那麽解決了這一問題之後，接下來考慮的是如何在市場中“大放異彩”，占據更多的市場份額，獲得更多的收益。
最後是打造一個全鏈條化的科研生態體系。生物醫藥領域的科研成果轉化，從來都不會是單一方面的問題，而一定是複雜的，所以在這個過程之中，涉及的環節和元素也是多樣性的。在這一點上，要解決的就是如何讓這些元素參與進來，並合作起來。
基于此，新加坡利用“政策引導+市場選擇”的方式，逐步培育出若幹體色鮮明、産業集聚度高、規模效應明顯的科研機構，打造出了“産業鏈、創新鏈、人才鏈、資金鏈、 政策鏈”統籌的生物醫藥産業創新生態系統。
#04
亞洲生物醫藥創新風口正從新加坡加速吹向中國
不可否認，在生物醫藥創新領域，新加坡當前一定是領先于中國的。但事實上，亞洲生物醫藥創新的風口正從新加坡吹向中國。
這並不是吹噓，而是有案例爲證。2018年7月，賽諾菲中國中西部運營與創新中心及賽諾菲全球研發運營中心正式落戶成都高新區；2019年6月，強生創新孵化基地“JLABS”正式在上海啓用；2019年10月，斥資8.63億元的羅氏上海創新中心在上海張江高科羅氏園區落成；2021年10月，阿斯利康將上海研發中心升級爲全球研發中國中心。
這還只是“冰山一角”。據統計，僅在上海，全球排名前20的藥企落戶中國區總部或研發總部的就有18家。
那麽，這些全球性藥企爲何要在剛剛起步的中國創新市場加速跑呢？這當然是有原因的。
一是在創新力生産端，越來越多的科研院校以及企業開始投身于醫療創新事業；二是在創新力産出端，實驗室、孵化器以及轉化中心等科研“硬件”逐漸趨于成熟並且呈多樣化態勢。
三是在創新力落地端，投資機構、企業以及政府等“買方”對于早期醫療項目的熱情愈發高漲。
以投資機構爲例，2021年我國醫療健康領域共發生59起早期投融資事件，融資總額達到25億元，另外要特別強調的是，共有107家投資機構參與早期投資，其中不乏經緯中國、君聯資本、薄荷天使基金、創新工場、元生創投、凱風創投等知名投資機構。
然後是巨大的醫療創新市場空間。近年來，隨著老齡化的加劇以及消費水平的不斷升級，我國醫藥領域始終保持著超過全球醫藥市場的增速增長，2014年到2018年增速爲8.1%，市場規模從1.1萬億元增長至1.5萬億元，2020年則達到1.75萬億元，已躍居成爲全球第二大醫療市場。
最後是還未被充分挖掘的創新力。近年來，得益于整體創新環境的改善，我國醫療領域的專利數量已超越美國成爲全球第一，但在轉化率上卻顯得“一蹶不振”，其數據不足5%，與國際領先水平相差甚遠。
一邊是高專利數，一邊是低轉化率，兩者之間堆砌的是無數個被“浪費”的醫療創新力。如何把這些創新力從“死亡之谷”拉上來，這正是全球醫療巨頭們所擅長的事情，也是他們在中國市場甚至整個亞洲市場找到新增長曲線的關鍵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