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載于《三聯生活周刊》2020年第5-6期，原文標題《印度：更大的不確定性？》，嚴禁私自轉載，侵權必究
如果說在莫迪的第一個任期內，國際資本對印度市場的渴望最終蓋過了他們對新總理民族主義傾向的疑慮，那麽在“莫二期”開始之後的幾個月內，曾經的恐懼似乎正在一步步變爲現實。印度教民族主義曾經催生出2002年悲劇性的古吉拉特邦騷亂，而在17年後，更大的不確定性或許正在印度被徐徐釋放出來。
文/劉怡
2019年9月27日，抵達紐約參加第74屆聯合國大會的印度總理莫迪准備發表演講
“全世界90%的政府會羨慕印度已經擁有的一切：全國絕大多數人口信仰同一種宗教，其余的少數派總體傾向和平，在社會和曆史上都與前者高度融合。然而現在卻莫名其妙地舉起一杯毒酒，仰頭灌了下去。” 2019年最後一周，畢業于哈佛大學的《商業標准報》專欄作家米希爾·夏馬爾（Mihir Sharma）憂心忡忡地對我說。圍繞12月12日生效的《公民身份法》修正案（CAB）爆發的全國性騷動在印度已經持續了超過三個星期，造成至少28人身亡，但中央政府毫無讓步的迹象。12月25日，莫迪總理在北方邦首府勒克瑙舉行的一次集會上宣稱：“那些因誤信人言而造成公共財産重大破壞的家夥應當閉門思過，問問自己走的路到底對不對。”包括首都新德裏和騷亂重災區阿薩姆邦在內的多個地區已經啓動了局部“斷網”措施，警方逮捕了超過3000名街頭示威者和政治活動家。自莫迪所屬的人民黨（BJP）于2014年上台以來，還沒有哪一項政策引起過如此激烈的反作用。前國家咨詢委員會成員曼德爾（Harsh Mander）直白地表示：“這就是一場內戰。”
上任第五年，納倫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變得越來越不像那個國際資本熟悉的“印度推銷員”。整個2019年，人民黨政府的大政方針都在“邊緣政策”之路上狂飙：2月底，由于一場印方發動的越境空襲，印度和巴基斯坦幾乎走到了戰爭關頭。8月初，議會通過《查谟—克什米爾重組法》，取消了這個危機四伏的邊境邦自1954年以來擁有的特殊保護地位。11月9日，最高法院推翻9年前的裁決，宣布將北方邦宗教聖地阿約提亞（Ayodhya）移交給一個印度教基金會管理，允許在當地興建印度教神廟，從而給1992年造成超過2000人喪生的“阿約提亞騷亂”畫上了句號。又過了一個月，醞釀三年之久的《公民身份法》修正案木已成舟。後三項決定是在5月19日大選落幕之後的短短半年內“加急”落實的：由于以人民黨爲首的“全國民主聯盟”在那場選舉中贏得了人民院（下院）545個議席中的353個，莫迪將會繼續執政直到2024年。
換言之，“莫二期”開局僅僅7個月，人民黨及其領導人就已經迫不及待地要恢複他們由來已久的“印度教特性”（Hindutva），要以文化潮流、個人權利甚至公共安全層面的“印度教徒優先”徹底改寫獨立以來的整部印度當代史。與之構成鮮明對比的是，印度經濟在2019年正陷入最近六年來最艱難的困境：超過9%的失業率創造了最近45年來的新高，政府公布的第三季度GDP增長率（4.5%）還不到18個月前的一半。這使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近期將他們對2019年印度GDP的預估增長率下調到了低于6%。曆史悠久的民間“影子銀行”基礎設施租賃與服務公司（IL & FS）的債務違約危機已經傳導到整個金融體系，五大“影子銀行”中有三家接踵“爆雷”，全國第二大商業銀行旁遮普國民銀行則在24個月裏第三次遭遇壞賬襲擊，連帶導致實體經濟大受其害。貿易狀況同樣不甚理想：由于在加入《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系協定》（RCEP）的問題上態度逡巡，印度出口商品額在今年5月之後呈現直線下滑趨勢，給“莫二期”的前景投上了新的陰影。
2019年10月12日，新德裏貝拉神廟舉行的印度教《吠陀經》講讀活動
在今年10月的一則社論中，英國《金融時報》編輯部曾建言莫迪在他的第二個任期內“把更多政治資本投入到（經濟）改革中”，“擱置社會議程、重拾其經濟改革者的名聲”，這符合國際資本在莫迪的第一個任期內對這位“總改革官”的態度：只要開放市場的總體趨勢不被遏止，外國投資者可以暫時容忍類似“廢鈔令”這樣的過激操作。問題在于，進入“莫二期”之後，人民黨當局似乎已經不在意經濟數據，甯可付出高昂代價也要將其“印度教特性”議程推進下去。這讓自視爲愛國者的夏馬爾感到不寒而栗：“1947年印巴分治之後，一直是巴基斯坦政府在奉行更鮮明的宗教民族主義路線，結果是一場經濟和社會災難。爲何在70多年之後，印度卻要去模仿它那個不成功的兄弟？”不只是夏馬爾，全世界都想知道答案。
“拼經濟”
當人民黨在2014年大選中終結長達半個多世紀的“國大黨紀元”之後，歐美媒體談論的都是新總理政治履曆中那些可能令人诟病的“疑點”：他和右翼准軍事組織“國民志願服務團”之間的關系，他在2002年古吉拉特邦騷亂中扮演的角色，乃至女性、低種姓農民和穆斯林群體在他執政下的州變得越發貧窮的境況。曾在2009年采訪過莫迪的美國著名記者羅伯特·卡普蘭（Robert D. Kaplan）回憶起，當他試圖誘導莫迪爲古吉拉特邦政府在2002年騷亂中的明顯失職道歉時，對方冷淡地回答道：“調查委員會對這個問題已經有結論了。”就連莫迪的長期支持者、新加坡國立大學印度籍教授拉賈·莫漢（C. Raja Mohan）也承認：“對‘印度教國家’目標的進一步推進，勢必會給印度外交增添大量不必要的成本。”“印度教極端主義的複蘇，可能會讓莫迪的經濟發展戰略以及國際政治目標徹底落空。”
但莫迪的“賣點”比他綿延不絕的“疑點”更吸引人。卡普蘭回憶，當他和還只是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長的莫迪談論起當地的經濟發展前景時，未來的總理掏出一張統計數據紙，滔滔不絕地描述起了古吉拉特邦高達10.2%的年均GDP增長率、新鋪設的1400公裏長的鄉村自來水管道、占全國半數以上的新增就業崗位數量以及已然解決的供電缺口問題，“樣子就像是一家跨國企業的CEO”。對印度這個亞洲最後的單一新興市場的渴求，以及對新總理“拼經濟”誠意的信賴，使得跨國投資者甯願忽略人民黨上台可能帶來的政治風險。
莫迪利用了這種心理：登台組閣之後，他欣然以“印度總改革官”自居，開始了一系列大刀闊斧的變革。無論是降低外資准入門檻、統一稅制還是發起“清潔印度運動”（SBA），看上去都大大有利于提升經濟增長率和城市化水平的總體目標。“莫一期”前四年，印度GDP平均增長率高達7.23%，完美契合了投資者的期待。
問題在于，人們似乎選擇性忽視了另一點：在“拼經濟”的同時，一些令人擔憂的特質沒有發生改變。相反，身爲改革家的聲望正在爲他強化自己專屬的社會動員機制提供了某種正當性。和發生在美國、匈牙利的情況類似，莫迪在第一個任期內悄然建構起了關于自己的政治神話，其效用正變得越發顯著。
2014年9月4日，時任印度人民黨主席阿米特·沙阿在孟買參與調停和政治盟友“濕婆神軍”的分歧時，發表演講
統計學者早已覺察到了莫迪賴以成名的“古吉拉特奇迹”存在的矛盾之處：在名義經濟增長率獲得驚人增幅的同時，當地5歲以下兒童中依然有23%存在營養不良現象，政府在教育和醫療方面的預算也長期低于全國平均水平。類似的評價同樣適用于這位“總改革官”的全國性藍圖：風風火火的“清潔印度運動”被官方統計數據證實至多達成了70%的農村廁所覆蓋率，而它在四個北方主要邦的實現率更是低達55%。2016年11月倉促推行的“廢鈔令”除去造成了一段時間的流通現金短缺和農産品價格下跌外，對打擊猖獗的地下金融活動幾乎毫無助益。假使類似的情形是在國大黨執政期間，輿論場恐怕早已沸騰，政府則將如坐針氈。
吊詭之處正在于此：由于在位者是莫迪，本當出現的問責之聲幾乎遽然消解，剩下的只有類似“至少他已經在嘗試了”之類的變相袒護論調。類似的情形在後尼赫魯時代的印度政治中還是第一次出現；莫迪面對的輿論環境之寬松，實爲最近40年所罕見。這固然需要歸因于國大黨的持續潰退和農村選民（他們在“莫一期”獲得了相當可觀的財政扶助）對莫迪的“回饋”，人民黨明暗結合的雙重基層動員機制同樣貢獻莫大。
“國民志願服務團”（Rashtriya Swayamsevak Sangh）是莫迪的支持者實施動員的核心組織。它是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印度獨立運動風起雲湧的年代裏誕生的，從一開始就反對國大黨的世俗化共和主義路線。1948年1月，一名“服務團”前成員暗殺了“聖雄”甘地，這使得該團體一度遭到禁絕；不過在上世紀70年代英迪拉·甘地總理宣布全國緊急狀態之後，“服務團”以反對派陣營重要力量的角色重新崛起，並在底層印度教信徒中建立起了威望。莫迪從8歲起就是“服務團”成員之一；到了1985年，他又被安排加入重組之後的人民黨，成爲該黨內部中右翼勢力的重要一員。當然，未來的總理隨後就爲自己建構了一種相對超然的外部形象——作爲“古吉拉特奇迹”的締造者，莫迪敞開胸懷擁抱“服務團”向來敵視的私人資本和外國商人；但這並不妨礙“服務團”在每一次選舉和每一次公共事件中作爲執政黨的代理人現身。
按照《印度快報》2016年的一則報道，“國民志願服務團”的正式成員人數約爲500萬～600萬人，分散在至少6萬個基層分支（稱爲“沙哈”）中，堪稱印度最大的非政府組織。他們經常身著統一的白襯衫和卡其色短褲、手持長棍，在公共場所舉行集體瑜伽練習和體育活動，也會參與各類社區服務以及災害救援。但更重要的活動是政治性的：“服務團”成員幾乎滲透到了印度一切的政治思潮和社會活動中，對一切可能危及印度教社區利益和“印度教特性”的征兆都保持高度警惕。在地方和中央議會選舉期間，他們分散的組織可以起到政黨難以企及的宣傳、鼓動作用；而在上世紀90年代以來大大小小的族群沖突中，“服務團”也從未缺席。
“在次大陸的獨立事業中，印度教民族主義者沒有發揮任何作用。”作爲國大黨的支持者，米希爾·夏馬爾感到憤憤不平，“實際上，‘穆斯林和印度教徒應當分成兩個國家’這個想法根本就是由巴基斯坦的締造者提出來的，它和今天的印度沒有一絲一毫關聯。”某種意義上他是對的：“國民志願服務團”的成員將他們的意識形態置于現實政治之上，認爲塑造一個同質化的“印度民族”的重要性遠高于維持一個多民族、多種文化背景的大國的統一。這種意識形態正是“莫二期”一系列危險決定的心理動因，它就是“印度教特性”。
2016年12月16日，加德滿都民衆在尼泊爾國家銀行門口排隊等待兌換印度盧比
“印度教特性”
應當承認，“莫二期”的執政重心由經濟改革轉向宗教和社會議題，在大選開始前即已有迹可尋。人民黨在今年4月8日發布的競選政綱中已經承諾要取消查谟—克什米爾邦的特殊地位；而在去往北方邦和阿薩姆邦的拜票之行期間，莫迪又就阿約提亞問題和《公民身份法》修正案提前做出了預告。與其說是這幾項政策的偏頗程度引發了今天此起彼伏的騷動，倒不如說是公衆對莫迪“總改革官”的聲望過于迷信，不曾料到他退入“印度教特性”的速度竟是如此之快。用夏馬爾的話來說，就是“執政者抛棄了國家本身的建立之基”。
這個讓人民黨和“國民志願服務團”牽腸挂肚的“印度教特性”，問世時間並不比甘地—尼赫魯一系的世俗共和主義更早，直到上世紀20年代末才現出雛形。它的發明者、政治活動家維納亞克·薩瓦卡爾（Vinayak Damodar Savarkar）認爲，獨立的印度民族國家必須建立在印度教信仰基礎之上，穆斯林和基督徒不被視爲這個理想化的新國家的合法成員，曆史上征服過南亞的伊斯蘭教莫臥兒帝國和基督教英國殖民者則是“印度教特性”的破壞者。在薩瓦卡爾的描述中，“印度”（Hindu）或者說“自然印度”是一個同時涵蓋了“文化—民族—宗教”三位一體身份的整全概念，有獨立于其他文明的創世傳說、語言系統和價值觀，從神話時代延續至今始終不曾斷絕。而印度從英國統治之下重獲獨立的過程，同時也應當是排除異質、對“印度教特性”遭受的“扭曲”加以修複的過程。換言之，分治之後留在印度領土上的穆斯林是“非自然”的，應當被排除出去。
南亞學研究者、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助理教授張忞煜認爲，所謂“印度教特性”，本質上是一種文化民族主義；它並不追求把今天的印度變成一個全然複古的神權政治國家，但顯然比甘地—尼赫魯一系的多元主義建國原則更保守、更缺乏包容性。一定程度上，它構成一種現實政治策略——所謂“印度教”，本身是殖民時代英國政府對南亞一系列擁有相近神話源流和偶像崇拜的土著族群的籠統泛指，即使是薩瓦卡爾本人也未能對其做出清晰的界定。在流變過程中，南亞土生的耆那教徒、佛教徒、錫克教徒等群體也被歸入了泛稱的、文化意義上的印度教。而“印度教特性”能在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印度政治中一步步崛起爲主流意識形態，同樣不可脫離現實的國內外環境：和歐洲興起的“疑歐主義”一樣，它代表了一種對現狀的焦慮與不滿。
11月9日印度最高法院就阿約提亞聖地問題做出的裁決，與“印度教特性”的複蘇具有直接關聯。1992年12月6日，15萬名“世界印度教議會”（VHP）和人民黨成員湧入史詩《羅摩衍那》的主人公羅摩（Rama）的出生地阿約提亞，將18世紀莫臥兒帝國在此修築的巴布爾清真寺（Babri Masjid）夷爲平地，理由是“光複印度教聖地”。考慮到有超過2000人在這場沖突中喪生，而《羅摩衍那》宣稱摩羅生活的時間約在距今88萬年前，整個事件顯得極爲不合邏輯。但聯系當時印度所處的時代背景，便可知事出有因：1991年5月，前總理、尼赫魯—甘地家族成員拉吉夫·甘地在大選前夕遇刺身亡，印度政壇一時進入政治真空期。同月，海灣戰爭造成的油價暴漲導致印度外彙儲備瀕臨枯竭，赤字嚴重的國家財政幾乎陷入破産狀態。盡管臨危受命的新總理拉奧最終穩住了局面，但由于蘇聯解體、外援近乎中斷，政府只能通過大幅貶值貨幣和私有化政策實施自救，從而徹底終結了以國大黨一家獨大、經濟領域的准社會主義和外交上的不結盟作爲特征的第一共和國時代。在這個紛亂的轉型期，“印度教特性”作爲一種對第一共和國模式的逆轉而嶄露頭角，並不算新鮮。
與阿約提亞事件幾乎同時，人民黨的政治盟友、另一股“印度教特性”的虔信者濕婆神軍（Shiv Sena）在孟買策劃了針對穆斯林社區的大規模襲擊事件，造成超過900人遇難。作爲報複，三個月後，孟買穆斯林黑幫在全市公共場所引爆了12枚汽車炸彈，傷亡者高達近千人。到了1994年10月，北方邦、比哈爾邦和“印度硅谷”班加羅爾市再度爆發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間的大規模沖突，死傷者達數百人之多。盡管官方毫無例外地宣稱暴動系由“巴基斯坦代理人”所策劃，但在沖突中表現最亢奮的恰恰是推崇“印度教特性”的本地中産階級。
《公民身份法》修正案針對的非法移民問題原本乃是曆史積累所致：三次印巴戰爭造成了數以十萬計的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國難民遷徙到印度境內，長期戰亂的阿富汗也有一批外逃者進入印度；但由于印度不是《聯合國難民公約》以及《關于難民地位的議定書》的簽字國，這批外來人士既無法入籍印度，也不能以難民身份獲得必要的保障。加之隨著近年來印度經濟的崛起，已經有至少1500萬孟加拉國公民非法進入印度務工，給地方政府的管理和經濟數據的統計帶來了巨大麻煩。因此早在2016年，莫迪政府即有心向這批非法移民中的非穆斯林人士提供入籍機會。但“莫二期”才是整項計劃瓜熟蒂落的最佳時機——以國內政治環境論，執政黨剛剛贏得大捷，反對派的阻撓不再構成威脅。國際環境方面，本土主義、平民主義之風吹遍全球，以多數派族群的喜好作爲准繩俨然成爲通例。只有在這種背景下，人民黨政府才能順理成章地將如此帶有歧視性的條款寫入《公民身份法》：任何在2014年12月31日之前，因宗教迫害或懼怕宗教迫害而進入的印度的阿富汗、孟加拉國或巴基斯坦公民，當其屬于印度教徒、錫克教徒、佛教徒、耆那教徒、帕西人以及基督徒時，皆有資格申請入籍。
穆斯林被排除在了入籍門檻之外。這既是“印度教特性”在莫迪執政時期的一次大爆發，更是一場政治上的再分化。那些反對修正案的世俗派印度教人士同樣成爲等級制的被動受益者，從而爲穆斯林群體所疑懼；有望獲得入籍資格的移民則勢必成爲下一場選舉中人民黨的鐵杆擁趸，爲執政當局增加了新的票倉。和這樣的收益相比，暫時性的騷動以及知識界的批評都變成了可承受的代價：他們本來就不是莫迪的基本盤。
2019年12月16日，印度旁遮普車站的裝卸工正在從貨運列車上卸下水泥
被釋放的洪流
如果說對“印度教特性”的宣揚構成了莫迪時代政治氛圍極化的意識形態基礎，那麽渲染“巴基斯坦威脅論”就是它在安全領域的投射。這一點乍聽起來相當背離常識：一個總人口僅僅相當于印度1/7、GDP規模剛剛超過印度1/9的貧窮鄰邦，無論如何也不可能顛覆印度的安全保障。但如果把擁核國家巴基斯坦的存在與印度教民族主義者那種偏執的自我認知結合起來，事情就很清楚了：占據全印度總人口大約1/7比例的穆斯林群體（這個數字甚至超過巴基斯坦境內的穆斯林數量）的存在，曆來都是人民黨及其追隨者眼中的“非自然”現象。給穆斯林群體扣上一頂莫須有的“裏應外合危害印度安全”帽子，可以爲國內政治中新的等級秩序的確立提供正當性。追求絕對同質化的印度教民族主義者也可以心安理得地把一切現實治理問題歸咎于異質群體的存在——如同普林斯頓大學教授阿圖爾·科赫利（AtulKohli）在其專著《民主與騷動：印度增長中的治理危機》中指出的那樣，一個擁有良好治理能力的政府會傾向于給不同族群提供與其需求和規模相適應的發展空間，缺乏此種能力的政府則會放任優勢階層自行建立正當性並付諸實踐，代價則由整個社會承擔。
懸滯未決的克什米爾問題，便是這種代價的一部分。1947年印巴分治成型之時，克什米爾大君辛格不願在兩國之間選邊，希望建立獨立的新國家。但該邦的地理位置過于微妙，恰好在印巴交界處，因此在1948年被兩國軍隊各占一端，形成對峙態勢至今。部分考慮到國際輿論對當地局勢的高度關注，部分也是希望營造對穆斯林群體的善意形象（印控克什米爾總人口的68%爲穆斯林），在國大黨執政時代，查谟—克什米爾邦（Jammu and Kashmir）被印度憲法賦予了特殊地位，擁有較大的政治自主空間。但新的怪圈就此形成：克什米爾本地政黨越是要彰顯自身的獨立性，就越是會和新德裏當局強化對這一戰略要地的控制、擴大對巴基斯坦的陸上安全優勢的動機産生分歧。漫長的政治拉鋸持續到上世紀90年代，本土主義者最終失望，轉而容忍有巴基斯坦背景的激進武裝分子（這一點甚至得到巴方的承認）進入當地，流血事件于是越發層出不窮。
即便如此， 2019年的一系列動作還是令所有人感到瞠目結舌。今年2月底，印度軍方以親巴分離主義武裝在克什米爾襲擊警察爲由，越境空襲巴方境內目標。在隨後的小規模交火中，印度有一架戰鬥機被擊落，一架直升機因事故墜毀。這一事件導致“巴基斯坦威脅論”再度甚囂塵上，也爲人民黨當局單方面改變克什米爾現狀積累了輿論准備。隨後一俟“莫二期”開局，8月5日，印度國會即宣布廢除克什米爾的特殊地位，並通過《查谟—克什米爾重組法》將其重新劃分爲查谟—克什米爾和拉達克（Ladakh）兩個中央直轄區。經此操作，印度教移民將可以不受限制地進入印控克什米爾，當地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態勢必遭遇劇變。
然而印度教政治精英看似屢試不爽的動員操作，同樣可能釋放出始料未及的洪流。《公民身份法》修正案在全印度引發的騷動，中心之一固然在德裏的穆斯林背景高校，在另一個重災區阿薩姆邦（Assam）掀起的卻是反對接收一切移民的聲浪。作爲一個被孟加拉國和緬甸領土包圍的邊境邦，阿薩姆曆來是東部非法移民進入印度的落腳點；自覺利益受損的當地土著居民在2013年力促中央政府批准了新的國民身份登記（NRC）制度，要求所有阿薩姆邦的在地人士提供各種文件證明其“來路”。截至2019年8月31日，3300萬阿薩姆人中已經有190萬被裁定爲“身份可疑”，正被陸續送入拘留中心，等待遣返回孟加拉國和巴基斯坦。然而《公民身份法》修正案的通過，將導致這批非法移民中的非穆斯林重新獲得入籍印度的機會，從而令支持人民黨政權的當地精英階層（人民黨也是阿薩姆邦的執政黨）大感震怒。虛擬的“印度教徒同盟”因此出現了裂痕。
而在11月19日，莫迪的忠實盟友、內政部長阿米特·沙阿（Amit Shah）還公開宣稱，將在“莫二期”把國民身份登記推廣到全國。政府已經爲此撥付了18億美元的專項預算，計劃從2020年4月開始啓動登記程序。受沖擊最明顯的將不再只是穆斯林群體，還包括莫迪一再宣稱希望保護的赤貧印度教農民——那些世世代代居住在南亞次大陸上但一字不識的低種姓貧農，如今也要殚精竭慮地翻出一系列文件，證明自己從獨立之日起就是這個國家的合法公民。人民黨的支持者認爲他們這樣做有利于達成恢複“自然印度”的目的；但就像倉促推進的“廢鈔令”以及稅制改革一樣，動蕩造成的代價最終會由整個社會來承擔。
很少有民選政治人物在第二個任期內的表現顯著優于第一個任期，即使是羅斯福和丘吉爾也不例外。《金融時報》編輯部提醒印度總理要珍惜他的未來5年任期；而這位已經成爲神話的強人似乎還沒有完全想好，他應當爲誰而珍惜，又將以何種方式去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