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載于《三聯生活周刊》2020年第5-6期，原文標題《重慶高空墜樓，一起公共悲劇》，嚴禁私自轉載，侵權必究
輕生的男子從重慶鬧市區高層建築一躍而下，帶走另外兩條無辜的生命，三個家庭的命運因此被改變。對于高空墜樓這一公共悲劇，除了“換種自殺方式”的聲討，或許還有更多防禦與追責的探討空間。
文/李秀莉
（插圖 老牛）
從天而降的災難
幾乎一眨眼的工夫，一團模糊的影子從眼角余梢閃過，緊接著，“砰”的一聲巨響，把王強嚇了一跳。王強是重慶三峽廣場的流動攤販，平時每天晚上5點多出攤，賣點香煙、礦泉水。王強告訴本刊記者，他當時正在給客人遞水，第一反應是，對面高樓上什麽東西掉下來了。他伸頭張望，視線被一輛車擋住，只看到馬路對面的行人停下腳步張望，上一刻還熱鬧的馬路似乎一瞬間安靜下來。
王強憑直覺覺得不對勁，他丟下攤子，繞過馬路，看到水泥地面上躺著三個人。兩個女孩，其中一個面朝下。一個男人，體型中等，1米7不到。不遠處滾落著一只男式運動鞋。三個人一動不動，看起來已經沒什麽反應。
4個小時後，警方的調查結果公布。重慶市公安局沙坪壩區分局官方微博發布警情通報稱，2019年12月24日20時20分許，一男子從沙坪壩區三峽廣場一公寓樓高墜，砸到兩名行人。三人經搶救無效死亡。初步查明系暫住該高層公寓樓的男子李某跳樓自殺所致，排除刑事案件。李某31歲，湖北武漢人。
三峽廣場是重慶著名的商圈，周圍高樓林立，商鋪繁多，好幾所中學、大學分布在廣場外圍，平時人流量一直很大。跳樓者李杭選擇的煌華新紀元3號樓，更是人流密集區。該樓高30層，底部爲商鋪，往上分布著不少酒店式公寓。這些公寓分屬于不同的品牌方，多在幾十元到一百多元一晚，在三峽廣場這樣一個核心商業區，價格算得上便宜。出大樓左拐，是一個地下停車庫的入口，平時車流不斷，右拐步行幾十米，就是個繁忙的十字路口。再繼續走十分鍾左右，即可到達重慶大學A校區，那裏是重慶大學美視電影學院的所在地，2019年12月22日至12月28日，該學院正在進行重慶市2020年普通高等學校招生影視類（表演、播音與主持藝術）專業統考。
12月24日是平安夜。當天上午，重慶軌道交通官方微博發消息稱，爲確保平安夜期間全市社會治安秩序平穩，當日20時至運營結束，軌道交通部分車站實行管控，列車將不停靠。其中就包括三峽廣場所在的沙坪壩站。即便提前預警，事故還是以一種不可思議的形式發生了。
事後調查表明，當晚最先來到這裏的是兩個被砸女孩，張蘭心和玉佳。這是一對周圍人都知道的好朋友。張蘭心的爸爸張海告訴本刊記者，他第一次見玉佳是在去年5月女兒的生日聚會上，當時小姑娘嘴挺甜，直說自己做的飯好吃，“尤其喜歡叔叔做的回鍋肉”。
張蘭心和玉佳是重慶廣電新藝堂教育培訓學校（下稱“新藝堂”）的同學，這是一家做藝考培訓的機構。兩人都是重慶綦江區人，一個17歲，一個15歲，分別來自綦江中學和綦江三江中學，今年高三，同在新藝堂學播音主持。用玉佳表姐羅路的話講，兩個人性格好，都“耍得起”。兩家住得也近，有時候來學校接張蘭心回家的舅舅順道就把玉佳送回去了。偶爾兩個人也跑去玉佳的表姐那兒吃頓火鍋。總之是形影不離。
轉眼間，藝考的日子到了。12月17日結束培訓學校的課程後，張蘭心告訴爸爸，要和朋友一起去住酒店。一是離考點重慶大學近，可以提前熟悉下考場，也方便幾天之後的考試；二是抓緊時間再好好複習下功課。在張海眼裏，張蘭心雖然過了年才滿18歲，但懂事、獨立，很多事情已經可以自己做主。再加上以爲培訓學校會幫助安排孩子的考試住宿，他沒多想，答應了。當天，張海拿回張蘭心在培訓學校就讀時的部分行李，張蘭心舅舅則送她去三峽廣場的煌華新紀元3號樓。
這一天，張蘭心和玉佳入住27樓的一間酒店式公寓。根據准考證上的信息，她們將在這裏度過至少9天的時光，完成播音與主持藝術專業、表演專業兩門考試。根據“重慶市2020年普通高等學校招生藝術類專業統一考試安排”，表演、播音與主持藝術專業同屬影視大類，考試時間自由，22日到28日之間均可參加。新藝堂培訓學校的後勤部校長告訴記者，因爲影視類考試只有面試，考試周期長。選在哪個時段考，每個學生有一套自己的標准，有些覺得靠前的時段“考官的手要松一點”，有的則認爲最後時段“高分概率更大”，所以很難統一安排。學校只負責將報名信息告知學生，再由學生自行選擇。看似平常的選擇爲兩個女孩的悲劇埋下了種子。
12月19日，李杭入住該大樓30層——位于頂層的一間酒店式公寓。在同一棟大樓裏彼此相隔三層的三人度過了相安無事的五天，在此期間，玉佳和張蘭心分別在22日上午和24日下午完成播音與主持藝術專業的考試。不出意外的話，再待兩天，考完表演就可以回家了。
玉佳表姐羅路事後在重慶沙坪壩區派出所看監控視頻，24日晚上20時20分許，出事路段當時的行人並不多，也沒有車子經過。視頻裏，穿著短裙的玉佳和張蘭心剛出煌華新紀元3號樓大門，右拐向西北方向走了不到十幾米。兩個小姑娘手拉手，有說有笑，正朝不遠處的耀眼霓虹走去。同一時刻，30層的李杭一躍而下，正好砸在她們身上，兩個女孩應聲倒地。
兩個失獨家庭
羅路是家裏第一個到派出所的。當晚23時多，在浙江金華打工的姑媽聯系到她，稱有人跟她說玉佳出了意外，正在西南醫院搶救。等她趕到，被告知玉佳已經過世。電話打回去，聽到消息的姑父強忍哭腔，一旁的姑媽已泣不成聲。
打擊接踵而至。12月30日，玉佳火化，同一天下午，玉佳外婆過世。老人86歲了，身體本來就不是很好，玉佳總是一放假就去看望外婆，給外婆洗澡，陪外婆聊天。12月28日，玉佳的表姐羅小珊回去看老人，聊天的時候兩個人誰也沒提玉佳。事後，家人們推測，消息可能早已通過周圍鄰居的討論傳到老人家耳朵裏。
玉佳的葬禮在老家舉行。父親霍兵迎來送往，大多時候表現得很平靜。只在偶然間，泄露出喪女之痛。一次是玉佳下葬的那晚，想叫人幫忙取個箱子，霍兵脫口而出女兒的名字。突然意識到人已經不在了，朝旁邊的人喃喃一句：“我潛意識覺得她沒有走。”羅小珊說，在重慶的酒店裏，霍兵有時會突然忘記自己的房間號碼和所處的位置，徑直從房間門口走過。
如果沒有這場意外，這本是個和中國大多數小家庭一樣的三口之家。霍兵和老婆都是重慶綦江人，老婆來自農村，霍兵原先是工廠職工，上世紀90年代下了崗，後來一直到處打零工。2001年，玉佳出生。等到玉佳上學的年紀，霍兵想著縣城教育比老家農村好，和老婆咬咬牙在綦江縣城買了套房。玉佳高中住校前，霍兵在沿海城市做工，老婆在家照顧女兒。等玉佳住校，老婆出來一起幹，逢年過節回家看看女兒。事故發生時，霍兵夫妻倆正在浙江金華的一家藤椅廠編織藤椅。工資計件算，兩人加起來一個月有6000到8000元的收入。
和大多數中國式父親一樣，霍兵將大部分的愛與希望寄托在女兒身上。玉佳初中時有過一段時間的叛逆期，不愛學習，自己跑出去打了一年工。霍兵沒阻止，只是告訴女兒：“不說知識能改變命運，但至少多學知識對你有幫助。”玉佳想通了，繼續回來讀書。上了高中，新藝堂去學校宣傳，女兒萌生學藝術的念頭。學藝術要花不少錢，霍兵讓女兒放心：“能讀到哪裏就幫你到哪裏，哪怕我辛苦點，但我盡力了。”他對女兒唯一的要求是，路是自己選的，不能後悔，一旦想清楚要全力以赴。
女兒走後，霍兵慢慢熟悉了一個詞——失獨者。當年玉佳出生後，霍兵和老婆想，多生一個罰款是次要的，最主要的是經濟條件不允許，一個小孩還能努努力，爲其創造好的生活條件。沒想到，上天開了個大玩笑，帶走了他們唯一的孩子。空蕩蕩的家裏只剩夫妻兩個，白天有人的時候還好，最怕夜深人靜，腦子就像放幻燈片，過去的一幕幕不受控制地往外湧。看到玉佳發的在朋友張蘭心家吃飯的視頻，說叔叔做飯好吃，他覺得愧疚，“畢竟我不在身邊，看到父母煮飯給小孩吃也是種幸福”。只是現在，張海的幸福也被剝奪了。
這場災難，將張海一家的記憶拉回到19年前夏天的一個周末。張海和妻子溫敏在店裏做豆花，8歲的兒子和哥哥的孩子跑去長江邊撿啤酒瓶蓋漏水玩。夫妻倆晚上收工回到家已經六七點鍾，哥哥的孩子回來了，看起來已經嚇傻，什麽也不說，也不敢碰水。家人們沿著腳印往河灘找，沒找到，報了警。幾天以後，救援隊在回水沱打撈起兒子的屍體。張海和妻子幾天幾夜沒合眼，精神徹底崩潰了，孩子的葬禮都是哥哥幫忙給辦的。那一年，溫敏30歲。
一年後，溫敏産下女兒張蘭心。小姑娘生得白淨，人見人愛。幾個月大時，滾圓的胳膊和小腿兒，抱在懷裏肉嘟嘟一團，街坊四鄰們見了，都忍不住摸上一把。有一次去親戚家，在門口碰到一個外國人，抱著她不舍得放手。還有一次是在朝天門，一個自稱是廣告公司的人走上前說要帶張蘭心去拍廣告。再大點兒，在課外班上學了才藝表演，嘴巴會說，聲音又好聽，更是走到哪裏都是亮點，大人們碰見，忍不住逗趣：“來，給阿姨表演一段。”孩子也不怕生，脆生生來兩句，作個揖，惹得叔叔阿姨們哈哈大笑。
從小到大，溫敏沒怎麽操心過女兒的學習。小學三年級，女兒參加重慶市的作文比賽，抱回一個三等獎。初二去北京參加全國化學比賽，得了二等獎。中考前，爲了上綦江中學，一個人天天背著書包去補課。兩個月裏只休息了四天，頭發大把大把地掉，從來不叫苦。
溫敏給我看張蘭心參加模擬考的視頻。小姑娘一頭齊耳烏黑短發，戴個線帽，巴掌小臉，鼻梁高挺，皮膚白皙，令人過目難忘。後勤校長告訴我，宿舍樓上百個學生，很難認全。可對張蘭心印象尤其深，因爲“嘴特別甜，在宿舍區碰見，每次都說老師好”。
女兒的性格好，重慶女子風範，飒，幹脆，大大咧咧，不較真。一開口“能把人笑死”，也能從天上聊到地上，令旁人插不上話。這個年紀的孩子總有聊不完的夢想。張蘭心曾跟媽媽溫敏說，想去中國傳媒大學學播音主持。過一段時間，又說想去俄羅斯學金融，爲什麽是俄羅斯呢？因爲兩國關系好。小姑娘一本正經地給自己做規劃：學金融好找工作，再不濟回國去教育機構教俄語，總歸有飯吃。
溫敏吐槽孩子唯一的缺點就是懶，“不愛做家務。自稱是起床困難戶，飯煮熟了，端到桌子上，三請五請地才能叫起床”。除了這個，“連打她的機會都找不到”。
夫妻倆稱女兒“幺兒”，川渝方言，張海告訴我，指最小的兒子。在張蘭心小時候，張海和妻子沒有告訴她曾有一個未照面的哥哥。待孩子大點，從別的渠道聽說了，回來安慰媽媽：“再給我生個弟弟吧。”媽媽回：“我都這麽大了，生什麽生。”日子熱熱鬧鬧地過，新生命如一只溫柔的手，漸漸撫平張海和溫敏內心的喪子之痛。
沒有人想到，噩夢竟然卷土重來。只是這一次，痛苦好像被隱藏在了更深的地方。本刊記者采訪溫敏的時候，她幾乎從未表露出悲傷的情緒，大多時候都在跟我聊張蘭心的開心事，偶爾話題還能轉到女人的化妝問題。僅有的一次，那是太陽落山的時刻，我們坐在輕軌車廂裏，耳邊是巨大的轟鳴聲，溫敏直視前方，語氣淡淡的，好像在自言自語：“我女兒去世他們說我不傷心，開玩笑，我身上掉下來的，怎麽能不傷心。我付出那麽多！我傷心到掉不出眼淚，在心裏的那種（痛）沒有人能感受到。”
“你說三峽廣場每天那麽多人通過，怎麽偏偏就砸中了我們家孩子呢？”有一次，在表妹家的客廳裏，溫敏代表兩個家庭問出了一個令所有人無法回答的問題。
跳樓者的責任追究
舊的傷痛還未過去，新的事故又給漸近年關的空氣增添一絲寒意。1月13日，重慶大渡口區美德佳園小區又發生一起類似事件，一人跳樓砸中另一人。網絡評論一陣見血：“我差點以爲這條新聞我看過。”
接連不斷的高空跳樓致人死亡事件背後，一個可能的原因是高空跳樓自殺方式在中國正變得越來越普遍。香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教授、香港賽馬會自殺研究與預防中心主任葉兆輝（Paul Yip Siu-fai）在自殺研究領域建樹頗豐，他研究了最近這些年香港地區和新加坡的官方自殺統計數據後認爲，城市化進程與高空跳樓自殺方式數據之間存在正相關。在新加坡，高空墜樓自殺者從1965年的20%上升到1994年的60%，而在同一時期，新加坡高層建築的百分比從23%增加到85%。
至于爲什麽偏好選擇人口稠密地區的高層建築，葉兆輝提到，一個可能原因是這些地點便于進入。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危機幹預研究室主任、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教授費立鵬告訴本刊記者，自殺者在選擇自殺方式時，易獲得性、有模仿對象、死亡概率的大小、死亡之後的體態等都會成爲其考慮因素。
高空跳樓砸死人事件之後，有人譴責跳樓者傷及無辜和缺乏社會責任。事實上，費立鵬告訴我，很難指望自殺者在自殺之前考慮他人和公共利益。而葉兆輝也提到，在可能的跳樓地點爲建築物設置屏障，應該是預防自殺的優先政策。比如在實踐層面，進入屋頂和進入建築物頂部可以被密切監控；在戰略層面，應加強建築法規，將安全措施納入新建築/結構的設計中，以防止跳樓等。只是在現實的操作中，這些措施需要社會其他方面的配合，而合作者往往不願意爲此花費更多經濟成本。
截至本刊發稿，兩個受害者家庭正在考慮對李杭提起民事訴訟。兩家的代理律師、重慶康渝律師事務所高級合夥人陳晔告訴本刊，按照現有的司法慣例，墜樓的男子從刑事法律來看，應認定爲過失致人死亡罪，但因其已經死亡，刑事案終結，就單獨考慮民事責任這部分，他的繼承人應在遺産範圍之內承擔民事賠償責任。而酒店式公寓的管理者作爲安全保障義務人，應承擔與過錯相適應的責任。
但李杭名下很可能並沒有多少可供執行的財産。至今，李杭的遺體仍在殡儀館內，未被領走。我試著找到李杭的老家，武漢新洲區的某居民小區。新洲地處湖北省武漢市東北郊，1983年，當時還是縣的新洲從黃岡地區劃屬武漢市。1998年撤縣設立武漢市新洲區，區治城關鎮易名邾城街。李杭家所在的小區就在邾城街上，雖然是老小區，但區位很好，一百多米外就是區政單位，商超、學校、醫院、銀行等一應俱全。小區分東西兩部分，住戶很多，不同形態的房子交雜在一起，既有樓房，也有帶院子的平房和自蓋的二層小樓。李杭家屬于後者。
小區一位老人告訴我，這裏的房子實際是李杭爺爺的，李杭的父母在他小時候離婚，之後他一直和爺爺奶奶住在這裏。李杭成年後去當兵，之後就很少回來。這位老人記得最後一次見到李杭，還是幾年前他的爺爺去世時。爺爺去世後，這房子一直由叔叔住著，剛翻修沒幾年。李杭的叔叔是二婚，有個女兒，早已出嫁。至于李杭的父親去了哪裏，對方稱“找不到了”，拒絕了進一步回答。這些說法與一位知情人士提供給我的警方調查結果不謀而合。據稱，李杭父母實際在其兩歲時就已離異，叔叔將其撫養長大。出事後，警方沒能聯系到其父親。李杭沒有妻子和子女，他在經濟上也很可能並不寬裕。上述知情人士告訴我，警察查到就在出事前一段時間，李杭還去新疆的戰友那裏“騙”了1萬多塊錢。
類似李杭這樣的情況在高空跳樓事件中不在少數。陳晔律師告訴我，現實中很多的自殺者並沒有多少遺産可供執行，因而往往會出現路人無辜被砸死，既不能懲罰加害人，被砸身亡者家屬也無法獲得賠償的境地。即使在跳樓致人傷亡事故中可能存在多個民事賠償責任主體，但很多情況下受害人仍然難以得到全部或者部分賠償，甚至責任落空。這也是目前國內高空跳樓事件民事訴訟的難點所在。“事實上，國外早有被害人補償法，用于救濟刑事被害人的家庭，我國尚未立法，但政府可以考慮先以民政的方式救濟，以撫慰被害人的家庭。”
在這起事故中，砸人者因爲已經去世，不再追究其刑事責任，但如果高空跳樓者沒有死，砸死或砸傷他人後，如何承擔刑事責任？“這些年高空抛物的案例時有發生，無論掉的是人還是物，按照刑法規定，都會構成犯罪。司法實踐上，高空抛物，一般定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而自殺這種行爲，嫌疑人一般是定過失致人重傷罪或者過失致人死亡罪。”陳晔提到，目前已有多起跳樓砸死路人的判例。2007年9月，廣州藥學院一學生跳樓砸中一女生致其死亡，以過失致人死亡罪判處有期徒刑3年6個月；2013年9月，汕頭一男子吸食毒品後跳樓，砸中樓下一路人致其死亡，也定爲過失致人死亡罪，判處有期徒刑3年6個月。
12月29日下午，玉佳的父親霍兵買了三束花，和玉佳媽媽、玉佳表姐一起，來到出事地點沙坪壩區三峽廣場煌華新紀元通道，一束獻給自己女兒，一束獻給張蘭心，另外一束給了李杭。對李杭，霍兵“內心深處原諒不了”，但他想，人不可能帶著仇恨走下去，“還是要（試著）原諒一下”。他試著站在李杭的位置理解對方的行爲：“當你真要輕生的時候，肯定還是會猶豫的，至少可能站在陽台幾分鍾吧？死說起來不難，但選擇死的那刻肯定還是需要很大的勇氣。”
或許的確如霍兵所言，李杭臨死前經曆過掙紮和猶豫。一個細節是，警方在其所住房間內發現不少抽過的煙頭。但最終，求死的決心戰勝了其他，根據警方的說法，酒店的窗戶外是有護欄的，李杭將它們破開後跳了出去。
（爲保護采訪對象隱私，文中除陳晔、費立鵬外均爲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