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記者 馮茵倫 實習生 闫慧環 吳若菲
【編者按】
新冠病毒席卷全球一年多，人類依舊行走在未知“水域”。
今年4月，德爾塔（Delta）變異毒株（以下簡稱“Delta變異株”）以驚人的傳播力，在印度引發第二輪疫情大暴發，並擾亂美國、英國、以色列等多國疫情應對進程。
Delta變異株被認爲是迄今發現的傳染性最強的新冠病毒，美國聯邦疾病防治中心（CDC）甚至警告，應把它當成新病毒來看待。7月末，南京祿口機場、鄭州等地陸續遭Delta變異株“破防”，感染者迅速蔓延至國內十多個省份。
當人們把回歸正常生活的期待押在“疫苗”身上時，Delta變異株的“免疫逃逸”再次觸發人類的緊張情緒。是什麽讓變異病毒更具傳染性？疫苗研發將如何因“異”而變？我們又該建立一個怎樣的防控體系？
帶著這些疑問，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采訪來自傳染病學、免疫學、病理學、公共安全等多領域的多位權威專家學者，試圖進一步走近變異病毒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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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蔓延的Delta，正在成爲全球新冠疫情中主要的流行毒株。
它的出現，是否會打破原有的防控策略？長期做免疫學相關研究、現從事腫瘤免疫藥物研發的遺傳學博士周葉斌向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表示，目前能做的最好辦法就是最大限度地減少病毒的複制過程。疫苗接種或者其他社交隔離的措施，都是爲了把總病例數降至一個可控的水平，但由于我們面對的疫情基數實在太大，而疫苗也很難完全阻斷病毒傳播，所以“光靠疫苗無法從根本上消除病毒”。
“它會像流感一樣不斷産生新的突變株。”長期從事冠狀病毒疫苗研發的結構生物學專家王年爽告訴澎湃新聞，新冠已經體現出很多流感化的特征，伴隨著新冠疫苗的接種以及全球感染人數的增多，逃逸型的突變功能還會不斷湧現，未來很難將其徹底清除，需要不斷更新疫苗並作出科學決策。
“傳染病的防控關鍵，不在于做得最好的國家，而是做得最差的。”上海市重大傳染病和生物安全研究院副院長、複旦大學醫學分子病毒學衛健委和教育部重點實驗室常務副主任謝幼華如是表示。
那麽在病毒清零艱難的局面下，該如何制定符合現實情況的長期戰略？特別是外向型城市和國家，該如何實現公共衛生管理的過渡和轉型？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對話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副教授顧清揚和廣州市政府應急管理專家、暨南大學粵港澳大灣區應急管理教育促進會會長盧文剛，談談新疫情形勢下的防控策略。
未來該如何應對？
澎湃新聞：最近國際社會陸續調整了防疫政策，您怎麽看待這樣的調整呢？
顧清揚：以新加坡爲例，新加坡是一個小型且高度開放的經濟體。不像中國，還可以實現內循環，基本保持經濟功能不受影響。新加坡沒有經濟腹地，這種特殊的國情非常關鍵。別的國家的策略不一定在新加坡適用，同樣，新加坡的選擇也不一定能用在其他國家。
所以即使在疫情嚴重期間，也必須要有限度地和外面進行交流。但對于當下最重要的是，未來該如何應對？新加坡處于警戒防疫狀態已經一年半了，目前政府資助性的財政赤字是曆史上最高的，但這種情況如果持續兩到三年，各方面都可能難以承受，包括政府的財政，民衆的工作和收入等等。我們原來樂觀地以爲，最多一年，全世界就可以基本上恢複正常了，但現實卻不盡人意——照目前趨勢，感染人數確實會下降，但是疫苗不能完全防止傳染已是事實，病毒可能會跟我們共存相當長的時間。
最近，新加坡在調整策略，主要的思路是希望通過大規模疫苗接種，使得感染和重症死亡人數穩定在一個可控範圍，預計9月有限度地開放邊境，維持經濟生活的基本正常進行。但需要說明的一點，這個政策是在Delta疫情剛暴發時提出的， 從各國目前的數據來看，Delta病毒給我們帶來的挑戰可能比我們所估計的還要艱巨，我估計新加坡的政策可能會隨著形勢的變化而做出調整。
那麽，新的問題産生了。與病毒共存時，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容忍病毒的存在？病毒對我們人類造成90%的沖擊和造成5%的沖擊，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所以當新加坡不得不走向和病毒共存的時候，還是要最大限度地發揮公共政策、社會管理和民衆參與的積極的作用，一定要把病毒控制在一個可接受和可容忍的水平。
我認爲，“可接受的水平”可以從三個方面來衡量。第一，保證病毒對人民的生命健康沒有大的影響。第二，能給予本國人民足夠信心，鼓勵他們去外出工作和參加社會活動。因爲如果病毒在社會上流行的程度比較高就會造成一定的恐慌，消費、生産活動就會受嚴重的阻礙，不利于經濟恢複。第三，像新加坡這樣高度外向型國家要開放的話，國內疫情的控制水平也必須能得到國際社會的認可。
盧文剛：在複工複産的背景之下，開放的需求更加迫切，因此需要從治理政策方面考慮，二者之間如何達到平衡和適度。從地方治理角度，就是要“動態相機調整”，這是基于對疫情形勢的研判和經濟社會發展的韌性狀態，即同樣的疫情狀態之下，不同國家、地區和城市的抗壓能力水平不同，有的城市和國家在面對危機時體現出明顯的脆弱性，而另外一部分城市和國家則體現出較強的韌性，諸如我國廣東這樣的沿海發達地區，外向型經濟特征明顯，相對于傳統意義上內循環爲主體的地區，在雙循環的背景之下，廣東在應對疫情時所面臨的挑戰和壓力會更大，考驗其在新發展狀態下的動態調整和快速適應能力，也即“韌性水平”。
從去年初到今年來觀察，廣東的韌性水平較好，但這一波疫情來看，疫情發展還具有不確定性，我們要繼續保持信心，在疫情擴散持續性影響經濟社會發展及中國疫情同國際疫情發展態勢的互動過程中，始終保持高度警惕、謹防松懈。
目前全球仍處于一體化進程中，外向型的廣東尤其具有“全球化”的特點，其自始以來就是中國沿海的發達商埠，對外有著廣泛的人員、貿易等交流往來，而“走出去”就必然面臨著不同于境內的自然災害、安全生産、公共衛生風險等，比如甲型H1N1流感、登革熱疫情等，廣東由此鍛煉和積累了應對外部風險的能力，同時地方政府的海關、機場、檢疫系統等涉外部門的應急能力建設總體來講都是專業和一流的。
每一個地區在治理風險時都要有一個基本思路，地方政府要做全面地隱患排查和風險評估，因爲想不到的風險往往就是最大的風險。其次，基于每個地區和城市有限的防災減災資源及人力的考慮，在全面風險評估之後要排查梳理出重點風險、重大風險，增強風險防控的針對性、精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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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戰阻擊戰轉變爲持久戰
澎湃新聞：從最初的新冠肺炎到現在Delta變異株，目前我們國家在公共預防方面采取了什麽方式？有什麽變化？
盧文剛：新冠疫情的防控，是在中國2018年機構改革、應急管理體制重大變遷下發生的，因此在應對的過程中也比較突出地反映了我國現行體制應對突發事件的特點，即由某一類別突發事件政府的主管部門來牽頭，通過聯防聯控機制協同地方黨委政府各部門及社會各個方面的力量。
由于涉及物資、交通保障、防控區域治理等方方面面，不能僅僅依靠衛健部門，必須要“一盤棋”治理，地方公安部門到基層街道等多機構深度參與到疫情防控中，從直觀層面就表現爲聯防聯控機制。
因此，我認爲對于公共危機防控而言，宏觀層面上離不開中國制度的優勢、體制機制背景的考量，基層層面各地方也采取了不盡相同的做法，例如廣東的“三人小組”，尤其是基層社區層面，衛生系統醫療人員、公安、社區幹部（廣大物業職工）的緊密配合聯動體現了公共危機預防和應急響應所需要的協同治理。
澎湃新聞：機場、港口這樣功能性的公共空間是防疫的關鍵。您認爲，此次南京祿口機場出現漏洞，展現了防疫鏈上哪方面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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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清揚：國門不能夠完全關閉，需要有限度的開放，所以說涉外口岸的管理就變得極端重要。就在不久前，新加坡樟宜機場出現了一起大規模感染事件，原因是機場沒有很好地分區管理，病毒就鑽了空子。之後樟宜機場進行了兩周封閉大清除，並開始采取非常嚴格的分區管理。現在采取的分區，有兩個概念：一是分飛機飛來的國家，是低風險、中風險還是高風險，對不同風險的層級做了區隔，使這三個區域不互相串，我覺得這一點是很好的。二是在每一區內對各類人員進行分流管控，比如說後勤人員不能跟機組人員混在一起。這樣一來，機場基本上實現了一個良好的管控，一些問題就迎刃而解了。
另外，從新加坡實際情況來看，海上破防的傷害力更大。像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的批發商用船把水産類運過來，工作人員卸下來後在當地開始進行批發、銷售，就容易形成一個病毒輸入的“軟肋”。
這兩個例子以及南京祿口機場出現的漏洞，說明陸海空三個方面以及口岸防控，變得極端重要，否則國內防疫成果就容易被沖垮了。
盧文剛：我認爲有三個最直接的角度可供思考。第一，該事件從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國疫情防控從遭遇戰、阻擊戰轉變爲了“疫情防控常態化”狀態下——某種意義上的持久戰狀態下，在此過程中一些地方幹部明顯出現了懈怠、疲倦、麻痹或者過于自信甚至自負的心理。
第二，對疫情防控中的一些關鍵部門、關鍵崗位重要幹部的任命一定程度上存在“人崗不匹配”的現象，專業性有欠缺。像民航管理崗位本身的專業性就很強，加之處于疫情防控常態化的背景之下要加強外防輸入，因此機場航空領域防疫就具有“雙重專業性”的要求和極高的風險性。針對公共衛生事件的防控，在一些重要的崗位上必須要“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基于長期的專業教育、研究和實踐，專業人士對傳染病風險的敏感性感知和科學研判要遠高于非專業人士。
第三，也暴露出一個單位或部門的應急治理體系和應急能力的漏洞和弱項，機場的分管領導、運行機制沒有起到補短板補漏洞的作用。
澎湃新聞：在新冠病毒“大流行倦怠”背景下，未來公共管理該如何轉型？
顧清揚：我認爲，運用5G、人工智能等高科技“武器”，來追蹤、控制病毒是未來的趨勢。疫情出現一年半來，新加坡防禦中的重要特點，就是用所謂智慧城市的方式來控制疫情，比如利用攝像頭采集的數據，新加坡有一個軟件叫“合力追蹤器”，和“隨行碼”有些類似。
轉型可以從細節開始入手。比如，新加坡目前采用了居民住房的汙水排查排放監測系統，在居民區汙水出口處進行樣品采集，采集以後通過汙水檢查裏面有沒有病毒，決定是否對小區風控管制。政府計劃年底要在全新加坡安裝400個這樣的監測點，我覺得這種科技可以高效尋找病毒可能出現的早期苗頭。
盧文剛：目前來看，常態化、持久戰防控的確是我們思想認識和舉措上必須要堅定的一種考量。我們應當正確客觀看待疫情各種形式的局部反彈的現象，既需要高度重視，針對性地分析原因采取有效措施，針對疫情可能的不確定發展態勢制定多種應急預案，也要對我國的疫情防控做法保持信心，保持定力，不被一些消極輿論所左右。
不能簡單按下停止鍵，要分級分類管控
澎湃新聞：我國人口基數大，流動量大，您對公共管理發展有什麽建議？
顧清揚：無論是對中國還是新加坡，我的建議是進一步調動起基層，要更有效地、更系統地將民衆組織起來，主動參與到防疫之中。新加坡用舉國之力來控制疫情，但唯獨忽視“全民篩查”這一手段。這樣有一定強制性的方法帶來的好處，是可以發揮社區組織的作用，進一步喚起民衆對重大公共衛生事件的警覺，培養民衆對公共衛生、國家的責任感，這是一個國家發展中非常重要的“軟建設”。
加強基層組織在重大危機應急管理中的作用，更重要的意義在于，未來的世界是極其不確定性的，不僅是公共衛生事件，包括全球變暖等帶來的自然變化都需要我們應對。所以我們怎麽把一個國家的國民有系統地組織起來，建立起常抓不懈、要有時刻動員起來的力量，而不是當重大的災害、危機到來之後，我們再去臨時去組織人力、臨時建立基層組織，那已經太遲了。我覺得這個可能是對這次新冠疫情，對我們整個人類，不管哪個國家都應該有這樣一個教訓。
這次疫情實際上是對各個國家的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的檢驗和考驗，我覺得，中國的整個防疫在全世界是做的最好的，是包括美國在內很多國家都不具備的，很多國家也對中國這樣的優勢羨慕不已。
這次新冠疫情，就是一場人類和病毒的“世界大戰”，但不可否認的是，這場戰爭，我們人類是沒有准備好的，這就是一個重大的教訓。未來不能總是有這樣一些教訓，我們要吃一塹，長一智。
盧文剛：總體來看，我國已經進入到了疫情常態化下經濟社會的有效治理。目前要面對的難點在于，第一，常態和非常態治理在公共政策上要有動態的相機調整，全球疫情一天不消失、一天不得到有效的徹底的遏制，我們就一天不可言松懈；第二，放眼國內，必須要做好經濟社會發展和常態疫情防控之間政策的適度，各地要科學研判當地疫情態勢。
因此，這對于地方政府的治理水平無疑是一個考驗，有水平的治理恰恰是要隨著內外部環境的變化及時適時地進行政策調整，精准施策。
澎湃新聞：您認爲，我們離重新全面開放還需要多久？
顧清揚：這取決于幾個因素，第一個是取決于新變種的病毒發生怎樣的演變。一般來說，新的變異病毒可能會有兩種趨勢的變化，一個是它變得更加弱了，那當然對我們很好。第二種是它變得更加狡猾，更加頑強了，甚至可能升級成爲一個新的，殺傷力更大的一個變異病毒，我覺得這是第一個影響我們未來開放程度的因素。
第二取決于科學家的研究進展的速度，能不能及早地研制出對付變異病毒的新疫苗。雖然Delta變異毒株跟原來的新冠病毒似乎是同源的，但是它很多表現，好像是一種完全不同的病毒。
第三取決于全球合作，我們全人類能不能攜起手來對付這個人類共同的敵人。全球這時候是最需要合作的，如果全球能夠在WHO的框架之下緊密合作，大家一起攜起手來，這樣就離全面的開放就會更快一些、更近一些。但如果各個國家都是各自作戰、互不配合，甚至互相抹黑、互相排擠，我們的資源不能充分的調動起來，我們的力量不能充分發揮作用。各個方面的不協調，那我們可能離開放就遙遙無期了。
盧文剛：“開放”實際上是一個相對的概念，隨著疫苗接種的不斷推動，免疫屏障的逐步構築，疫情治理的深入發展，在公共政策上應強調漸進性的動態變化。中國的經濟發展強調“雙循環”，不可能完全和世界隔絕，即便是在外部疫情如此嚴重的情況之下，我們都沒有對外循環草率按下停止鍵，而是在全球疫情的大背景之下一邊努力做好疫情防控，一邊頑強發展社會經濟。
我認爲，各地各級政府首先要基于當地的實際情況，其可能面臨的風險，分級分類制定疫情防控公共政策。其中還要針對每個行業的風險差異，調試不同的政策，精准管控。
疫情越持久，地方政府對疫情沖擊比較重的部門和行業在“暖企”政策上更要給予幫扶，在一些韌性強的行業中，從業者的社會情緒積累、生存狀態受到疫情沖擊較小。而對于韌性比較差的行業而言，半年甚至三個月就意味著生死存亡，這就更需要地方政府在社會層面上對其及時給予扶持，例如減免房租、抵免緩繳稅收，免征、減半征收和緩收養老、失業及工傷保險費用等等，從而提高這些行業的承受能力，共度時艱。
現在的疫情防控，早已不是一個純粹的公共衛生問題，而是一個綜合性的國家治理、社會治理問題。醫療治理手段只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方面，還需要緊密配合基層社會治理政策、企業發展政策、輿論引導、國際關系政策等各個方面。這對國家和地方的整體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都是一種考驗。
責任編輯：陳興王
校對：徐亦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