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最新數據顯示，所謂的亞洲四小龍在2021年人均GDP：新加坡爲66,263美元，香港爲49,485美元，台灣爲33,402美元，韓國爲35,196美元。區區一個彈丸小型城市國家，憑什麽穩坐四小龍之首？而背靠中國的香港，當年的東方之珠現在卻逐漸被拉開距離。香港和新加坡的雙城記，他們背後有什麽不同？
香港與新加坡確實有很多類同之處：曆史上都是曾經受到英國殖民統治影響，兩者均爲高度國際化的華人爲主的城市，都是外向型的小型經濟體，人口密集而天然資源稀缺等等。
最近幾年，香港政界和民間都在討論土地規劃、房屋制度、産業政策和人才吸納政策的時候，大家都不約而同視新加坡爲“學習對象”。但是如果我們將時間往前推移30年前，情況卻是調轉過來，香港曾經長期是新加坡模仿的榜樣。
亞洲四小龍國內生産總值表（億美元）
已故新加坡國父李光耀曾經透露，新加坡在1965年脫離馬來亞聯邦獨立之後，他幾乎每年都會到香港一趟去偷師，看看香港人獅子山精神，以及有什麽值得學習的地方。他直言，香港是他“獲得靈感和啓發的源泉”，亦十分欣賞香港人的勤奮、活力和幹勁，認爲香港不但“價廉物美”，而且“服務一流”。
在二戰之後的60、70年代，一窮二白的新加坡在各個領域通通不如香港，要錢沒錢，要人沒人。連淡水資源都無法自給。跟改革開放前的深圳一樣就是一個小漁村的狀況。而到了90年代，香港與新加坡已經處于同一水平線上，也就是這個時候被大家一起稱呼爲亞洲四小龍了。到2003年起，新加坡人均GDP超越香港後便一直將香港抛離。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的預測估算，2021年新加坡和香港的人均GDP分別爲66,263美元和49,485美元，差距明顯；如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人均GDP的話，新加坡達到102,742美元，香港則只有62,839美元。
除了經濟增長方面，新加坡在産業結構上也比香港更爲多元化。2020年，新加坡的制造業依然能維持在GDP的20% 以上。而香港的制造業卻不斷萎縮，如今只占本地GDP的1%左右。新加坡目前是全球第三大煉油中心，其電子工業和生物醫藥等高增值制造業亦有相當實力，同制造業空心化的香港形成巨大的對比。
同樣都是世界上數一數二的發達地區，新加坡還能有不少社會政策和公共服務也把香港比下去。住房方面，新加坡國民的置業率接近九成，香港的置業率在過去幾年則徘徊在50%左右。新加坡組屋平均面積爲1,067平方呎，平均價格爲53.27萬新加坡元（約306.8萬港元），可稱得上爲價廉物美。而且新加坡的人均居住面積有323平方呎，比香港私人住宅單位的人均面積中位數（194平方呎）還要高出1.66倍。
新加坡並沒有土地短缺而急需填海造地的問題，因爲1966年頒布的《土地征收法》規定，新加坡政府可出于公共利益強制征地，並將賠償金額限定在固定的較低水平，以保障政府以低價獲取大量土地以進行更好的城市規劃。
煉油石化産業亦是很典型的例子。新加坡的一個天然優勢是位處馬六甲海峽，即東亞和中東、歐洲之間的重要海上通道。雖然沒有任何石油儲備，但得益于作爲海上石油通道的地理優勢，60年代起，新加坡開始布局石化産業，通過多項優惠政策吸引跨國石油公司在新加坡設立原油加工廠，促進資金和技術轉移.至今已聚集超過100家跨國化工企業，僅次美國休斯敦和荷蘭鹿特丹成爲世界第三大煉油中心。在此基礎上，新加坡亦藉助其金融和航運業的既有實力，將自己定位成亞洲石油産品定價中心和世界石油貿易樞紐，進一步提升新加坡參與跨國經濟活動的影響力。
相比香港，新加坡還有一個優勢就是通過大量輸入外勞，將消費性服務業的工資維持在一個相對較低的水平, 因此新加坡以購買力平價計算的人均GDP才會遠高于香港乃至美國。同時，新加坡制造業的競爭力亦是通過輸入外勞來填補較低技術工人的空缺，將高附加值職位騰空予新加坡國民。新加坡常住人口約570萬人，而當中外勞占超過150萬；一定程度上，新加坡是通過剝削外勞來維持其本國産業的競爭力。反觀香港，本人勞動人口多，但是工會卻基本上跟美國那一套看齊，不斷需要跟商界對抗。
以上各方面都是新加坡與香港的差異所在。這些都是表面大家看得到的。歸根到底，新加坡與香港最大的分別就是新加坡有一個強勢政府，能夠有效平衡各種社會利益團體，高效地使用和分配社會資源。新加坡同香港一樣承接了英國人留下的公務員系統，從行政能力和廉潔程度來說，兩地其實不相伯仲。
但兩個政府之所以差別很大，是因爲新加坡自建國以來通過艱難的政權建設的過程才走到今天。而香港從殖民政府過渡到特區政府的過程中，是非常平穩沒有經曆過一個新政權建設的過程。因此兩個政府在政治能力上顯現很大的差距。
新加坡建國初期，經濟條件惡劣，對內面臨左翼政黨的挑戰，對外面臨與馬來西亞的族群紛爭。人民行動黨與新加坡國內外的利益進行鬥爭，包括以殘酷手段鎮壓左翼運動，以及在國際社會中確立新加坡作爲一個新政權的地位。
是通過這樣的一個過程，新加坡內部才能形成一個強而有力的執政力量，也就是現在我們所見的人民行動黨政府。人民行動黨的其中一個成功條件，就是對其生存有著強烈的危機感。
最近幾年香港遇上很多內部矛盾，輿論認爲新加坡是受益者，他們就是應該是一種隔岸觀火的態度。然而，總理李顯龍在接受采訪時卻表示，他其實非常擔憂如果類似事件發生在新加坡應當如何應對。新加坡其實比香港更脆弱，呼籲國民警惕可能導致社會撕裂的力量和事件，並爲與這些力量抗衡做好准備。畢竟，新加坡沒有任何可以依靠的靠山。
反觀香港，回歸過渡期更多地是強調如何將港英時期的行政體制平穩過渡到新成立的香港特區政權，但回歸基本上都是吃老本，依靠市場和行政的慣性運營香港一切。
而回歸後的留下的行政系統雖然具備行政能力，但在利益錯綜複雜的香港社會中並沒有足夠的號召力和影響力，更遑論應對香港自由開放的複雜政治環境。由此導致特區政府的政治弱勢，難以積聚政治領導力。一個強勢政府背後實際上是政權的政治能力，而這才是香港同新加坡的核心差異所在。
當社會上主張香港學習新加坡的時候，不能只是表面地參考新加坡的具體政策，更重要的是特區政府如何完善政權建設，通過克服社會上的不同利益要求，引領整體社會的發展方向。否則，再多的政策設計而缺乏政治能力，香港仍然難以解決積存多年的社會深層次矛盾。
實際上，在香港回歸的那一刻，香港特別行政區就屬于國家治理體系的一部分。2019年11月，中國共産黨第十九屆四中全會通過的有關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決定中，已經把完善一國兩制下的香港治理體系納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