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一周，亞洲多國都不約而同祭出了經濟專項政策。
自6月24日起，韓國政府將向227萬戶低收入家庭發放每戶最高100萬韓元的緊急生活補助，並于下月1日起面向118萬戶低收入家庭發放能源消費券。無獨有偶，6月21日，新加坡計劃推出15億新元（約合11億美元）的一攬子計劃，旨在爲最弱勢群體提供救助，包括直接發放代金券和家庭水電退費。此外，還有泰國也出台了燃料補貼計劃。
事實上，在出台相關纾困和扶持特定産業的經濟補助措施的背後，亞洲多國正面臨著高通脹和低經濟增速的風險，其中高通脹主要來源于食品和能源的輸入型通脹。
據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統計，在衆多亞洲經濟體中，除了越南、日本、馬來西亞以外，大部分經濟體的通脹率都超過3%，而位于南亞的斯裏蘭卡和橫跨亞歐的土耳其的通脹率更是高達驚人的45.3%和73.5%。
當前，高通脹的陰霾仍籠罩著亞洲各國，並持續影響著這些國家的經濟複蘇進程。
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外交政策研究所周邊外交室主任周士新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這些國家出台經濟補助措施確實有助于亞洲國家恢複經濟，特別是在疫情有所緩和的情況下，亞洲國家對恢複經濟的期待也在提高。但同時，周士新仍對此有所擔憂，“由于國際和地區形勢發展的不確定性依然較高，以及美國可能會再次加息導致全球金融動蕩，亞洲國家能否走出高通脹的陰霾仍有待觀察。”
輸入型通脹仍是複蘇絆腳石
隨著疫情有所緩和，亞洲各國加快經濟複蘇的步伐，但它們不得不面對“高燒不退”通脹的考驗。
回顧今年5月的經濟數據，不少亞洲國家的通脹率增長再次創下新高。在東亞地區，韓國5月通脹加速快于預期，消費者價格指數（CPI）同比上漲5.4%，爲2008年以來的最快漲幅；日本的總體CPI較去年同期上升2.5%，該國通貨膨脹率連續兩個月創出1991年以來的最快升速，同時超過日本央行的目標。
在東南亞，泰國、菲律賓等國的通脹率增速也是屢創新高。據菲律賓央行數據，菲律賓5月的通脹率同比上升5.4%，增速遠高于4月份的4.9%，這也是自2018年12月以來的最高紀錄；泰國5月的通脹率爲7.1%，該數據創下14年的新高；印尼5月通脹率同比上漲3.55%，爲2017年12月以來最高；另外，越南、馬來西亞的整體通脹率也在迅速上升。
此外，引人注目的還有中東地區的土耳其和南亞的斯裏蘭卡。土耳其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5月消費者價格指數（CPI）同比上漲73.5%，高于4月份的70%，通脹率飙升至1998年以來的最高水平；另外，斯裏蘭卡通脹情況同樣嚴峻，據該國統計部門數據顯示，今年5月該國的通貨膨脹率達到了創紀錄的45.3%，比4月創下的曆史高點29.8%還要高。
從亞洲國家的數據來看，多國通脹率急劇飙升，部分國家甚至呈現通脹“爆表”的狀態，這無一例外是來自能源和食品通脹的驅動。
從具體數據來看，亞洲主要經濟體中，包括日本、新加坡、泰國、土耳其和斯裏蘭卡與能源相關的通脹率漲幅均超過兩位數。當中通脹水平尤爲突出的土耳其、泰國和斯裏蘭卡，能源通脹率分別達到107.62%，37.24%和34.2%。
亞洲地區國家之所以受到能源輸入型通脹影響，與其能源結構有關。全球化智庫副主任、蘇州大學講席教授高志凱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采訪時表示，“在亞洲區域，東亞地區特別是日本、韓國的能源對外依賴度極高；東南亞總體而言，也並非盛産石油、天然氣，其中生産原油相對較多的馬來西亞和印尼産量也不是很高；而南亞同樣面臨能源短缺的問題，基本都要依靠進口。”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院務委員兼合作研究部主任劉英也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亞洲地區受能源輸入型通脹的影響比較大，特別是日韓對外能源依存度較高，達到了70%以上。
近兩個月來，油價持續運行在100美元/桶之上，截至6月25日，布倫特原油期貨價收于109.105美元/桶。對此，劉英認爲，只要地緣局勢沖突不結束、制裁不停止、反制裁不停歇，能源維持高位運行的態勢就不會改變。
推升通脹率的另一項主要因素是食品通脹。
近幾個月以來，全球食品價格持續上漲，這一情況在5月印度宣布禁止該國小麥出口之後愈演愈烈。5月末，世界第二和第三大大米出口國的泰國和越南聯手擡高大米價格，增強全球市場的議價能力。根據聯合國糧農組織食品價格5月的數據顯示，國際大米價格連續第五個月攀升，達到12個月高點。
“2021年印度小麥出口量在全球的占比僅爲4%，因此這對全球供應鏈所産生的影響並不大。而且由于小麥和大米的替代性並不是那麽強，印度禁止出口小麥並不會引起大米需求的暴漲。”盡管如此，但劉英同時向記者表示，因爲當前疫情仍在反複，且地緣沖突並未結束，制裁和反制裁並未停止，小麥和大米的産出仍有缺口，居民可能也會因疫情反複而囤糧食，因此大米的價格仍有上漲的空間。
除了大米價格，有分析認爲整體的糧食價格還將繼續上漲。野村證券表示，亞洲（除日本外）5月的食品通脹水平將達5.9%，而全球食品成本變動對亞洲的影響存在約六個月的滯後期，因此下半年亞洲的食品價格上漲速度預計將加快。
對此，高志凱也認爲，糧食危機到2022年下半年更加不容樂觀，“糧食的買賣、進出口和運輸等各個環節與能源息息相關。隨著能源價格的上漲，最終呈現給消費者的糧食和農産品價格會越來越高。”
而劉英也表示，造成糧食價格升高的原因多樣，首先，疫情帶來了供給的沖擊，産業鏈、供應鏈瓶頸會造成糧食價格走高；其次，是地緣局勢沖突，特別是歐美對俄制裁以及俄羅斯的反制裁，影響小麥、大米等糧食的産出；再者，惡劣天氣等因素影響糧食産量，由于糧食需求彈性小，因此在供給沖擊下糧食只能漲價；此外，在美國已經出現了工資和通脹螺旋式上漲的苗頭，而螺旋式上升會進一步推升糧價；最後，能源價格走高也會推升食品價格，這當中又涉及運輸、制作、化肥生産等環節。多重因素疊加下，劉英認爲糧食價格還將面臨不小幅度的上升空間。
一攬子經濟補助能否奏效？
爲了應對日益高漲的通脹，亞洲各國把希望寄托在加息上。
毫不誇張地說，在亞洲區域內，韓國的加息節奏最爲激進。去年8月，韓國央行率先宣布將基准利率上調25個基點至0.75%，它也因此成爲了疫情期間第一個加息的亞洲主要經濟體。在這之後，韓國央行並未停止加息的步伐，分別在去年11月及今年1月、4月分別加息0.25個百分點。然而多次加息之下，通脹飙升的問題仍未得到解決。4月，韓國CPI同比上漲4.8%，創下2008年10月以來的最高水平。爲了緩解物價上漲的壓力，韓國在5月再次宣布加息。
除了韓國，不少亞洲國家也已經經曆了多次加息。過去8個月以來，新加坡金管局已經三次收緊貨幣政策；另外，菲律賓于今年6月連續第二個月小幅加息，而印度央行已經進行了2次加息；值得一提的是，馬來西亞央行也打破此前“耐心等待”的政策表述，將利率上調25個基點至2%。
劉英向記者表示，亞洲各國的高通脹是多種因素造成的，“美聯儲此前實施量化寬松所帶來的貨幣超發，引致通脹急劇飙升，並外溢到其他亞洲國家。但由于通脹是多種因素造成的，如疫情、供給沖擊，以及地緣沖突所帶來的制裁與反制裁的溢出效應等。若這些問題不解決，即便其他國家跟隨加息，也將很難控制高企的通脹。”
隨著通脹持續走高，很多亞洲國家別無他法，只能醞釀實施更快、更加激進的加息舉措。被迫加息的背後，也暴露出其經濟的脆弱性。“亞洲部分國家缺乏足夠的外彙儲備，本國貨幣比較脆弱，不少都出現了資金流吃緊的情況，部分國家甚至可能出現主權債務違約的情況。”周士新指出。
此外，新加坡、韓國和泰國都分別出台了一攬子經濟補助措施。新加坡推出了一項15億新元（約合11億美元）的一攬子計劃，旨在爲最弱勢群體提供救助，包括直接發放代金券和家庭水電退費，通過增加工資信貸和支持就業的措施來幫助當地企業。韓國計劃將燃油稅減免幅度從現行的30%擴大到37%，並將措施持續到今年年底；另外，針對弱勢群體，該國政府將從24日起向227萬戶低收入家庭發放每戶最高100萬韓元的緊急生活補助，並于下月1日起面向118萬戶低收入家庭發放能源消費券等。而泰國最近也延長了針對基本商品實施價格上限的時間，並提議與能源公司達成利潤分享協議，以資助燃料補貼計劃。
高志凱分析，受疫情影響，泰國旅遊業持續低迷，且能源必須依賴進口，使其國內生活壓力日益飙升；而新加坡國土面積小，國內能源和食品生産極其缺乏，對外依存度非常高，高通脹等問題在新加坡將更爲凸顯。他認爲，亞洲各國選擇進行經濟補助是非常有必要的，能幫助國民渡過這波通脹潮。
只不過，實施加息疊加經濟補助措施能起多大作用仍是未知數。
周士新對此不甚樂觀。他分析稱，這些經濟刺激計劃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緩解通脹壓力，各國或需出台其他配套計劃化解其可能産生的負面效應，“而且從長期來看，若亞洲國家無法恢複經濟活力，疊加美國不采取措施解決本國的通脹問題，亞洲國家很難從經濟危機中幸免。”
展望經濟複蘇前景，劉英表示，目前亞洲經濟體複蘇相對緩慢，且經濟缺乏韌性。若跟進美國進行大幅度加息，將會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這些國家的消費和投資，並進一步抑制整體經濟複蘇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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