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永傑/文 共同富裕，已經成爲人們關注度很高、討論很廣泛的一個重大經濟政治社會問題。之所以如此，一方面，這是中國億萬百姓的長期向往與夢想，另一方面，是國家將此重大經濟社會問題更加明確地提到重要議事日程，並著手大力推進與實際落實。
今年3月，中國發布了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明確提出“持續提高低收入群體收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更加積極有爲地促進共同富裕。”今年8月，中共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對共同富裕提出了一系列明確要求：“把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作爲人民謀幸福的著力點，” 強調“共同富裕是全體人民的富裕，是人民群衆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數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齊劃一的平均主義，要分階段促進共同富裕”，“要堅持以人民爲中心的發展思想，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正確處理效率和公平的關系，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加大稅收、社保、轉移支付等調節力度並提高精准性，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比重，增加低收入群體收入，合理調節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形成中間大、兩頭小的橄榄型分配結構，促進社會公平正義，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使全體人民朝著共同富裕目標紮實邁進。”今年9月，爲落實十四五規劃綱要和中央財經委員會會議精神，國家發改委明確表示，“將進一步深化對共同富裕問題的研究，制定促進共同富裕行動綱要，多渠道增加城鄉居民收入，切實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和實際消費水平。”國家對共同富裕的最新表述和明確要求，以及即將制定出台“促進共同富裕行動綱要”，在社會上引起了巨大反響。特別是在民營企業中的反響更大。
改革開放以來，民營經濟爲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也爲中國人民逐步實現共同富裕做出了巨大貢獻。民營經濟在中國經濟中扮演著“3、4、5、6、7、8、9、10”的重大作用：即民營經濟以占用不到30%的土地礦産資源、不到40%的金融資源，爲中國經濟貢獻了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術創新成果、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90%以上的企業數量、100%以上的城鎮新增就業。完全可以說，沒有民營經濟，就沒有當今中國的經濟強盛、全面小康與社會興旺。
中國民營經濟在實現共同富裕中扮演著特別重要又極爲特殊的角色。一方面，中國民衆中的先富人群，多半集中在民營企業家和高管人員之中；中國民衆中的中等收入人群，大約一半分布在民營企業就業人員人群之中。另一方面，除農村外，中國城鎮低收入人群，80%以上集中在民營企業、特別是民營中小企業和個體戶就業人群之中。因此，民營經濟在中國人民逐步實現共同富裕中，作用巨大，責任更重大。從未來發展趨勢看，沒有民營經濟進一步發展，沒有民營企業管理機制、分配機制的進一步改進與完善，就沒有中國中等收入人群的逐步擴大，就沒有中國低收入人群的逐步減少，也就沒有中國“中間大、兩頭小的橄榄型” 收入分配結構的逐步實現，也就沒有中國共同富裕目標的逐步實現。
共同富裕，既是一個曆史問題，更是一個現實問題；既是一個世界問題，更是一個中國問題；既是一個理論問題，更是一個實踐問題；既是一個國有、外資企業面臨的問題，更是一個民營企業面臨的大問題。下面，主要針對民營經濟，簡要談一下對民營經濟發展與促進共同富裕的一些看法。
一、曆史鏡鑒
共同富裕，雖然是一個中國詞彙，特別是中國改革開放後提出的特殊詞彙。但就其內涵與本質而言，他有著中國曆史的淵源，也有著世界曆史的淵源。在一定意義上講，他實質上是中國和世界曆史上的先賢先哲們追求人類理想目標的一項重要內容，在當今中國人民追求理想實現的一種反映與繼續。這些先賢先哲們的理想社會構想，對當今中國追求與實現共同富裕，是十分重要的曆史鏡鑒。
中國曆史上的大同社會。人類關于理想社會的構想與追求源遠流長。早在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都提出了各自的理想社會。老子提出過“小國寡民”的理想社會，孔子提出了“天下有道”的理想社會，墨子構思了一個“尚賢”“尚同”的理想社會。儒家經典《禮記 禮運》更是提出了“天下爲公”的大同世界構想：“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鳏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爲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這些大同社會理想，都將沒有貧窮、人人豐足、沒有貧富差別、沒有剝削與壓迫作爲其理想的重要內容。
西方曆史上的空想社會主義。在古希臘，柏拉圖提出了以“公平正義”爲准則的理想國，亞裏士多德提出了“理想城邦”構想，這些構想與中國的大同社會十分類似。之後，人類社會進入資本主義，面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工人農民的貧窮和資産階級的剝削與壓迫，西班牙的拉斐爾描述了自己設想的“烏托邦”社會，法國的聖西門和傅立葉、英國的歐文等空想社會主義者，先後提出了自己的財産公有、共同勞動、人人平等、公平正義、沒有私産、沒有剝削、沒有階級差別、沒有貧富差別的理想社會。
馬克思的共産主義理想。馬克思在深刻分析資本主義社會的根本矛盾的基礎上，借鑒空想社會主義的重要思想，提出了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消滅一切剝削壓迫、建立全社會公有制、實現共産主義的偉大構想，並爲此構建了一整套理論，即以《共産黨宣言》和《資本論》等著作爲核心的理論——馬克思主義。馬克思構想與闡述的、與資本主義根本區別的社會主義與共産主義是：在消滅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基礎上組織的全社會生産，滿足全體社會成員的共同需要；對全社會生産進行有計劃的安排與調節，並遵循等量勞動領取等量産品的按勞分配原則；組織無産階級政黨、開展無産階級革命，建立無産階級政權；通過無産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高度發展、實現向消滅階級、消滅剝削、人人平等、人人富足、人人全面自由發展的共産主義社會的過渡。馬克思爲實現這個理想奔波了一生、奮鬥了一生。
列甯與蘇聯的社會主義。列甯將馬克思的理論應用于俄羅斯，組建了布爾什維克政黨，掀起了俄羅斯十月革命，推翻了沙皇政府，建立了蘇維埃共和國政權，開始在蘇聯推行列甯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制度。列甯曾提出過關于社會主義和共産主義的兩個著名公式：一個是，“蘇維埃政權加普魯士的鐵路秩序加美國的技術加托拉斯加美國的國民教育等等+++=總和=社會主義”；一個是，“共産主義就是蘇維埃政權加全國電氣化”。列甯逝世後，斯大林著手建立了一整套的社會主義制度，進而形成了蘇聯模式社會主義，並向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推廣。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經濟，其主要特征是：建立以國有制爲絕對主體的公有制經濟制度，限制非國有經濟、禁止非公有經濟；推行自上而下的以指令性計劃爲主的社會經濟管理體制，限制與排斥市場經濟、企業自主經營權和地方經濟發展自主性；實行差別很小的勞動收入分配制度，禁止非勞動的生産要素參與分配；走以重工業爲重、軍工爲重的經濟發展道路，消費品工業發展嚴重滯後，國家長期處于短缺經濟狀態，人民日常生活品供應長期十分緊張。在二戰前後，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與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相比，曾經一度顯示出在經濟發展速度方面的明顯優勢。但進入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之後，蘇聯模式在政治經濟社會上的內在矛盾與根本弊端日益顯現出來，軍費開支龐大，經濟技術發展和人民生活提高緩慢甚至停滯，民衆貧窮與官員腐敗並存，實際兩極分化嚴重，最終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蘇聯解體，隨之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紛紛放棄社會主義。蘇聯模式社會主義宣告失敗。
二、他山之石
追求理想社會目標，東方與西方曆史上都有先賢先哲提出。現代史上，東方社會主義國家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更是根據自己的情況，提出了各自追求的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消滅貧窮落後、縮小貧富差別、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要求。實際上，這個目標要求，幾乎是所有發展中國家、中等收入國家、特別是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爭取向發達國家轉變的共同要求，也是衡量這些國家是否真正成爲發達國家的一個重要標志。
二戰之後，歐美各個資本主義國家，均已先後進入發達國家行列，成爲世界最富有的國家與人民。這些國家的執政黨，都要提出提高相對貧困人口收入、增加普通百姓福利、縮小社會貧富差距的口號與政策，在野黨也常用這類口號與政策主張爭取上台執政。
因此，總體看，追求共同富裕，並非哪一個政黨、哪一種主義、哪一個類制度、哪一個國家的獨有特征，而是任何一個走向發達的國家和已實現發達的國家，以及這些國家的執政黨與爭取執政的黨派，普遍具有的共同特征與共同口號。不同的只是對各自實現共同富裕目標的表述、途經、方式、機制、速度、程度和時間等有差異。
西方發達國家的共同富裕水平。二戰之後，由于科技進步與生産力發展，西方國家經濟發展十分迅速，先後均進入到發達國家行列。西方各國GDP總量、人均GDP和人民生活水平快速提高，將世界其他國家遠遠抛在後面。尤其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經濟迅速發展的同時，將縮小貧富差別作爲普遍而長期的國家政策，通過促進普遍就業和失業救濟、實行最低工資制度、推行個人收入和財産稅收累進制度、廣泛實施教育醫療養老保障制度等等一系列制度與政策，使居民收入的增長與國家經濟的增長保持同步，這不僅使所有國民幾乎完全免除極端貧困，更使一般國民的收入與生活水平達到人類曆史的空前高度，居民普遍達到了比較富裕程度，遠高于世界各國居民平均水平。
在西方國家，衡量其共同富裕實現狀況的主要指標至少有三個：一是人均GDP高。據世界銀行公布數據，2018年，西方發達的高收入國家人均GDP達到了44706美元，是世界人均gap水平11297美元的近4倍，是世界中等收入國家人均GDP水平5484美元的8倍多。二是貧富差別小。國際上衡量一國居民收入差距大小的指標是基尼系數，數小，收入差距小，數大，收入差距大。若低于0.2表示高度平均；0.2-0.29表示比較平均；0.3-0.39表示比較合理；0.4-0.59表示差距較大；0.6以上表示差距懸殊。一般認爲，基尼系數超過0.4爲國際警戒線，易引發社會大的矛盾。西方國家的大多數國家，其基尼系數在0.3-0.35之間，屬于比較平等、比較合理的範圍之內。三是中等收入人群比重大，低收入人群比重小，居民收入分配結構爲“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榄型”結構。
據聯合國公布數據，西方世界的北歐各國，經濟發展水平、人均收入與財富均居世界前列，貧富差距較小，基尼系數較小，一般在0.3左右，中等收入人群比重大，達到80%左右，幾乎沒有窮人，是目前世界上實現共同富裕程度最高的國家群體。除北歐之外的其他西歐國家，還有日本、加拿大、澳洲、新西蘭等國家，均屬發達國家，國家經濟發展水平、人均收入與財富均居世界前列，貧富差距不大，基尼系數不大，一般在0.3—0.35，日本則在0.3以下，中等收入人群比重大，達到70%左右，基本沒有窮人，是目前世界共同富裕程度次高的國家群體。美國是貧富差距較大的西方發達國家，基尼系數達到近0.5，但中等收入人群比重仍很高，低收入人群比重小。
新興市場國家的共同富裕水平。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發展起來的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和地區，如新加坡、韓國、台灣、香港、澳門等，不少已經進入高收入國家與地區行列，經濟發展水平、人均收入與財富緊追發達國家，貧富差距不是很大，基尼系數略高于發達國家，一般在0.4以內，香港可能高于0.5，中等收入人群比重大，達到60%以上，基本沒有很窮的人，是目前世界共同富裕實現程度第三高的國家（地區）群體。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發展起來的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如幾個金磚國家，近幾十年經濟發展速度較快或很快，已經進入中等或中高收入國家水平，但國民的貧富差距很大，基尼系數大幅度高于發達國家，也明顯高于上一類新興市場經濟國家，中等收入人群比重小，不到40%，低收入人群超過50%，貧困人口比重大，多數國家還有較多的極端貧困現象，這些國家離共同富裕還有較大距離。
三、中國現狀
追求共同富裕的曆史。中國曆史上幾千年前就提出了大同社會的理想。100年前的1921年，中共建黨時，提出的主要口號與理想是“消滅私有制、實現共産主義”。極大豐富的物質資料，各取所需，無差別的共同富裕，是共産主義的重要特征。70年前的1949年，中共建政後，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共産黨提出了通過“一化三改造”，即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實現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設想通過走工業化道路，通過從實際上消滅私有制，全面建立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發展水平超英趕美，實現人民的共同富裕。當時的一個宣傳是，人民公社是金橋，共産主義是天堂；走過金橋，進入天堂。40年前的1978年，中共推行改革開放後，認爲過去的貧窮不是社會主義，要通過改革開放，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先富帶後富，實現共同富裕；要走小康道路，要在20世紀末建成小康社會，之後進一步推進，實現全面小康社會目標。
中國共同富裕的推進。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多年，經濟發展速度驚人，世界第一，中國已經進入中高收入國家行列，成爲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經濟總量占全球經濟比重超過17%。經過四十多年努力，中國在推進共同富裕上取得了兩個方面的重大成就。
一方面是，全國人均收入與財富水平已經躍上了一個大台階，中國從低收入國家跨入了中高收入國家行列，實現了全面小康社會目標。2020年，中國GDP總量超過了100萬億元人民幣，人均GDP達到了7.2萬元，超過了一萬美元，超過了世界中等偏上收入國家平均水平。另一方面是，中國已經完全消滅了幾億人的絕對貧困現象。按照2010年的絕對貧困標准，2005年全國有絕對貧困人口28662萬人，2010年有16567萬人，2005年至2010年五年減少了1.2億絕對貧困人口；2012年有9899萬人，2010年至2012年兩年減少了7000多萬絕對貧困人口；2020年全部消滅了絕對貧困現象，2012年至2020年八年減少了近一億絕對貧困人口。中國在普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特別是在消滅絕對貧困方面，爲人類做出了巨大貢獻。
中國共同富裕的差距。中國在人均財富大幅度增長、絕對貧困消滅的同時，四十多年來，民衆的收入與財富的差距總體也快速擴大，達到比較嚴重程度。雖然近年來差距擴大的速率有所減小。
從不同收入人群分組看：據國家統計數據，2020年，按全國居民五等份收入分組，平均每組人口2.82億人，其中：低收入組人均可支配收入7869元，中間偏下收入組人均可支配收入16443元，中間收入組人均可支配收入26249元，中間偏上收入組人均可支配收入41172元，高收入組人均可支配收入80294元。根據第七次人口普查公告，2020年中國家庭平均人口2.62人。依此相關數據計算，按五等份劃分的人口家庭平均收入分別爲：低收入組人口的家庭年收入爲20617元，中間偏下收入組人口的家庭年收入爲43081元，中間收入組人口的家庭年收入爲68772元，中間偏上收入組人口的家庭年收入爲107870元，高收入組人口的家庭年收入爲210370元。
從中等收入人群占比看：目前中國尚無正式的中等收入人群的劃分標准，但2018年國家統計局曾提出過一個統計分析的參考數據：家庭年收入10萬元至50萬元屬于中等收入人群。按此數據推算，中國中間偏上收入組人口（2.82億人）的家庭年收入爲107870元，其中可能約一半人口即1.41億人的家庭年收入超過10萬元，加上高收入家庭人口2.82億人，中國大約有4.23億人屬于中等及以上收入人群，占全國人口的30%。家庭年收入低于10萬元的人口有近9.9億人，占70%。其中，中間偏上收入人口中，大約有一半多家庭（超過1.41億人）的年收入低于10萬元；中間偏下收入家庭平均年收入爲43081元，是中等收入人群起點10萬元的43%；低收入家庭（2.81億人）年收入爲20617元，是中等收入人群起點收入10萬元的20%。至少這類低收入家庭的2.81億人，可以認定爲目前中國的相對貧困人口。
從國際機構衡量看：據聯合國《2018年世界不平等報告》數據，1980到2015年，中國人均國民收入增長了近9倍，每年平均增長6.4%、整體增長7.8倍。這一時期，收入水平越高的群體，收入增長率也越高。收入後50%的群體的收入增長率是3.9倍，收入排在中間40%的群體的增長率是7.3倍，而收入前10%的增長率則是12.3倍。在收入前10%的人中，收入前1%的人口增長了18倍；收入前0.1%的增長了22.7倍，收入前0.01%的增長了29.2倍和收入前0.001%的增長了35.2倍。2015年以來，各個群體之間收入差別的擴大趨勢不但沒有改變，而且更爲嚴重。（見下圖與下表）
2015年中國收入不平等圖
從收入基尼系數看：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改革開放之前，中國的收入基尼系數大多數時間在0. 2-0.3之間；之後，基尼系數日益擴大，2003年爲0.479，2005年爲0.485，2008年爲0.491，2010年爲0.481，2015年爲0.462，2019年爲0.465，2020年爲0.468。二十年來，中國基尼系數一直處于警戒線0.4之上，這反映了中國收入差距很大且仍在拉大。
從淨財産基尼系數看，差距更大。淨財産，是指家庭全部財産減去家庭全部負債後的財産。淨財産基尼系數更能全面反映居民實際富裕與貧窮狀況。據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相關數據，中國的淨財産基尼系數，1995年爲0.45，2002年爲0.55，2012年爲0.73；2012年，中國財産頂端1%的家庭占有全國三分之一以上的財産，底端25%的家庭擁有的財産總量僅在1%左右。這反映，中國的財産不平等程度，明顯高于收入不平等的程度。2012年以來，中國的淨財産基尼系數可能變得更高。
據招商銀行2020年公司年報，2020年公司零售客戶1.58億戶，管理零售客戶總資産余額89,418億元。其中，金葵花及以上客戶（指在本銀行月日均總資産在50萬元及以上的零售客戶）310.2萬戶，占全行零售客戶總數的1.92%；客戶總資産余額73,456億元，占全行管理零售客戶總資産余額的82.15%。另外，公司私人銀行客戶（指在本公司月日均全折人民幣總資産在1,000萬元及以上的零售客戶） 99,977戶，私人銀行客戶總資産27,746億元，相當于管理零售客戶總資産的31%，戶均總資産2,775萬元。招商銀行數據從一家銀行角度充分反映了財富分布差距的極爲嚴重狀況：全行共1.58億客戶有近9萬億元資産，其中82%的資産爲不到2%的人（金葵花及以上客戶）擁有，不到0.06%的人（私人銀行客戶）擁有相當于總資産的31%！
根據第四次經濟普查資料，2018年，中國規模以上私營工業企業25萬多家，平均每家企業的資産額爲1.12億元，淨資産爲近0.5億元，營業收入1.45億元。據全國工商聯數據，2019年中國民營企業500強，銷售收入入圍門檻爲202億元，戶均銷售收入爲603億元，戶均資産總額爲739億元，戶均稅後淨利潤爲27.86億元。這從另一個角度反映了富人與超級富豪的收入與財産狀況。
上述幾組數據說明，中國在普遍提高居民生活水平、消滅絕對貧困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在縮小貧富差距上，任務還十分艱巨，任重而道遠。
四、民企貢獻
通過發展經濟，不斷做大蛋糕，逐步分好蛋糕，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先富帶後富，實現共同富裕。這是中國向共同富裕目標邁進的可行道路。從過去、當前、特別未來看，民營企業、民營經濟在這條道路上都扮演著主體角色。
中國民營企業，在中國經濟中扮演著“2、3、4、5、6、7、8、9、10”的重要角色，即民營經濟以占用不到30%的土地礦産資源和政府科技資源、不到40%的金融資源，爲中國經濟貢獻了50%以上的稅收和出口、60%以上的GDP和投資、70%以上的專利和新産品與技術創新成果、80%以上的城鎮就業總量、90%以上的企業數量、100%以上的城鎮新增就業、新增出口和進出口順差。同樣，在推動共同富裕上，民企也發揮著十分重要作用，未來的作用更大，且責任更重。
高收入人群，民企占一半以上。如果按家庭年收入在50萬元以上爲高收入人群看，中國大約有1億多人。其人群結構情況大致是：中國約1800萬多家各類民營企業中的大中型民營企業和多半經濟效益好小型民營企業的投資者，大約有1000多萬人，這些民營企業的高級管理人員和高級技術人員，大約1000多萬人，部分個體大戶，大約百萬人以上；中國約20萬家港澳台和外商投資企業中的多數企業的高管人員和高等級技術人員，大約500萬人；前述三者大約有3000多萬人。中國25萬家國有控股企業中的主要領導、高中級管理與技術人員，大約500萬人；黨政機關副部級以上幹部，司局級和處級中有一定實權且擁有較多房産、金融資産和股權資産的幹部，大型或級別高的國有事業單位領導幹部和高級管理人員，部分高級知識份子，這幾類人員大約500多萬人。有一定社會影響的文化文藝體育傳媒人士和自由職業者，可投資金融資産額超過500萬元的投資者，這幾類人大約500萬人。以上這些人及其家屬，總人口在1億人多，屬于中國的高收入人群，這也就是中國的先富人群。其中，民營經濟領域相關人士可能占一半以上。
再來看看中國先富人群中的超富人群情況：據招商銀行2021年的私人財富報告，2020年中國個人擁有的可投資資産總額爲241萬億元，其中超過1000萬元的高淨值人群達262萬人，其持有的可投資資産總額爲84萬億元，占全國可投資資産總額的35%，人均持有3209萬元。這262萬高淨值人士的身份構成是，創富一代和二代（即第一代與第二代企業老板）占37%，董（事）監（事）高（管）、職業經理人（非董監高）占31%，專業人士占12%，全職太太占11%，其他占8%。
中等收入人群，民企占一半左右。如果以家庭年收入在10-50萬元爲中等收入人群，中國大約有4億多人。其人群結構大致爲：民營企業中的約4000多萬投資者（高收入者除外，下同）；中小民營企業的中高層管理人員和中高技術人員，中高級技工，熟練工人等，這三類人員約1億人；全國2/3的個體戶，大約1億多人；外資企業中層管理人員和一般中級技術人員，一般中高級技工，熟練工人等，大約1000多萬人；國有企業（上述高收入者除外）員工中的80—90%的正式員工，約有近3000萬人；國家黨政機關幹部與公務員，約800萬人，各類國有事業單位幹部與正式工作人員，約2000多萬人；各類一般自由職業者，約1000多萬人。以上人員及其家屬，總人口4億多人，其中一半左右的人屬于民營經濟領域範圍。
城鎮低收入人群，民企占80%以上。中國家庭年收入低于10萬元的低收入人群，大約有9億多人。其中，大約一半多在農村，近一半在城鎮。而城鎮中的低收入人群，大約80%以上在民營經濟之中。進城打工（主要在民企打工）的多半農民工及其家屬，民營小微型企業中的多半員工及其家屬，約1/3的個體戶約5000多萬人；民企類人員的低收入群體大約有近3億人。另外，經營效益差的國有企業部分員工，特別是效益差的國有小型企業的低技術員工，外資企業中的一部分低技術員工，城鎮失業或無業人員，城鎮待救濟的低保戶和困難人員等。後幾種人員群體大約有近億人。
五、目標路徑
做大蛋糕，分好蛋糕。這就是中國共同富裕的目標與路徑。實際上，這也是西方發達國家走向共同富裕的主要經驗。
國家目標，做大蛋糕。這就是要擴大國民經濟總量，人均GDP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中共中央十九屆五中全會《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明確提出了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遠景目標，其中關于共同富裕的一項主要內容是: “人均國內生産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中等收入群體顯著擴大”，“人民生活更加美好，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爲明顯的實質性進展。”
世界銀行幾年前提出的發展與發達國家參考標准是：中等收入發展中國家的人均GDP爲0.6 萬美元-1.2萬美元，高收入發展中國家的人均GDP超過1.2萬美元，初級發達國家的人均GDP爲1.5萬美元-2.5萬美元，中等發達國家的人均GDP達2.5萬美元-3.5萬美元，高度發達國家的人均GDP爲3.5萬美元以上。
2020年，中國GDP總量爲101萬億元人民幣，人均GDP爲7.2萬元人民幣。若按2020年的彙率1美元等于6.8976人民幣計算，折合爲美元爲10438美元，中國達到了中等偏上收入發展中國家水平。假設彙率不變，中國要達到人均GDP2.5萬美元-3.5萬美元的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則2035年中國人均GDP要達到17萬多元—24萬多元人民幣水平。假設世界銀行關于發達國家的標准不變，中國人口總量也不變，屆時中國的GDP總量需要達到238萬億元—336萬億元人民幣（彙率計算）。
從2020年到2035年的15年間，假設中國GDP年均增長速度能保持5%，到2035年中國GDP總量將增長一倍多，達到210萬億元人民幣，人均GDP將達到15萬元人民幣，即近2 .2萬美元（彙率計算）。如果實現這一目標，屆時中國人均GDP接近2.5萬美元水平（彙率計算）中等發達國家門檻水平。當然，若增速變了、彙率變了、國際標准變了，目標實現的狀況與程度也就變了。
做大中國蛋糕，爭取未來15年GDP年均增長5%左右，2035年GDP總量增長一倍以上，達到200多萬億元人民幣以上，人均GDP增長一倍以上，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這就是中國實現共同富裕的基礎與保障。
國家路徑，分好蛋糕。這就是要調整收入分配結構，顯著擴大中等收入人群，明顯縮小貧富差距，將基尼系數從目前的0.47左右逐步降低到0.35左右的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如何分好蛋糕，中央明確提出：“共同富裕是全體人民的富裕，是人民群衆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數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齊劃一的平均主義”；要“基本公共服務實現均等化，城鄉區域發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顯著縮小” ；要“堅持按勞分配爲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完善工資制度，健全工資合理增長機制” ；要“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健全各類生産要素由市場決定報酬的機制”；要“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正確處理效率和公平的關系，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加大稅收、社保、轉移支付等調節力度並提高精准性，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比重，增加低收入群體收入，合理調節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形成中間大、兩頭小的橄榄型分配結構”；要“促進社會公平正義，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使全體人民朝著共同富裕目標紮實邁進”。
中國收入差別很大，主要是四個差別很大：城鄉收入差別大、地區收入差別大、行業收入差別大和階層收入差別大。這些差別的綜合表現，或用綜合指標衡量，就是收入基尼系數高。目前中國的收入基尼系數爲0.47左右，屬于分配差距很大國家，財産基尼系數0.75左右，差別更大。未來15年，收入基尼系數要逐步降至0.35左右，平均每年約降低0.01左右。這個任務並非易事，涉及一、二、三次分配結構一系列政策與機制的調整，真正是任重道遠。
降低收入基尼系數，一個特別重大任務內容是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比重。目前，若按家庭年收入10萬元至50萬元爲中等及收入群體看，中國有4億多人，占人口的近30%。若以中等發達國家的中等收入群體占60%—70%作爲參考，中國還要將30%—40%的人口即4.2億—5.6億的低收入人群，提升爲中等收入人群，從而使全國人口中的約有8.5億—10億人成爲中等收入群體。這個任務非同小可，十分繁重。一方面，需在保持目前4億多中等收入人群不減少的前提下，平均每年使大約2800萬—3700萬的低收入人群能夠進入中等收入人群；另一方面，中等收入人群的標准門檻，需要隨著中國經濟的總量發展和人均GDP的提高而逐步提高，今後不再是10萬元—50萬元水平，而是更高；同時還要隨著世界經濟、特別是發達國家經濟及其人均GDP的提高而逐步提高，今後不再是2.5萬美元—3.5萬美元，而是更高。因此，完全可以說，未來十五年要將中國的中等及以上收入人群由占人口的30%提高到60%—70%，這個難度可能遠比近十年的扶貧攻堅戰的難度要大得多。
擴大中等收入人群比重的另一個方面是減少低收入人群比重，即平均每年減少低收入人群2800萬—3700萬人左右，使其進入中等收入人群之中。不僅如此，將目前9億多人口的低收入人群中的約2/3即4.2億—5.6億人分在15年中、每年2800萬—3700萬的人口提升入中等收入人群，首先要做的是普遍提高這9億多低收入人群的平均收入水平，特別是要提高近3億人的相對貧困人口（即目前收入五等分中的低收入人口）的平均收入水平。這個難度可能也比十年扶貧攻堅戰的難度更大。
中國的共同富裕，目標宏偉，夢想美好，任務繁重，道曲路長，矛盾衆多，難度巨大。正因爲如此，中央明確指出：“要堅持循序漸進，對共同富裕的長期性、艱巨性、複雜性有充分估計”，“要適應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分階段促進共同富裕”。
六、民企作用
回顧過去，推動中國共同富裕，國企、外企和民企三駕馬車都做出了各自的重大貢獻。展望未來，民營企業在中國真正實現共同富裕上的作用更大，將扮演主力軍作用。
國家經濟總量翻一番，民企是主力。經濟增長是做大蛋糕、實現共同富裕的基礎和前提。中國GDP翻一番，從2020年的100萬億元，增長到2035年的200萬億元，需要年均增長5%。實現這個過程主要靠誰？主要靠民營企業！不管是40年來，20年來，還是10年來，民營經濟總量與效益的增長均高于其他類型企業。民營經濟在中國經濟中的比重日益擴大，目前超過60%，未來15年比重仍將繼續擴大，可能會超過70%。2035年GDP總量翻一番，中國經濟蛋糕做大一倍，國企重要，外企重要，民企更重要，民企是最大主力。
城鎮新增勞動力要就業，民企是主力。就業是民生第一要素，也是共同富裕第一要素。沒有就業，就沒有收入，更沒有共同富裕。中國城鎮就業，民企占就業存量的80%以上，占就業增量的100%以上。自2013年以來，國有單位和外資企業就業數量年年減少，民營經濟單位就業數量則繼續年年增長。民營經濟單位新增就業量總超過了全國城鎮新增就業總量，填補了國有和外資單位就業量的絕對減少。這個態勢與趨勢還會延續下去，不可逆轉。到2035年，民營經濟就業在城鎮就業中的總量占比，可能會達到85%以上。未來15年，民營經濟就業增量仍然會占城鎮就業新增量的100%以上。因此，完全可以說，中國新增勞動力要就業，民企是主力，而且幾乎是唯一主力。
農村億萬勞力進城就業，民企是主力。減小以至消滅城鄉差別，是共同富裕的一項基本內容。減小城鄉差別的一個主要途徑，是將農村人口的城鎮化，是農村勞動力向城鎮轉移。從近20年的農民工進城務工態勢與趨勢看，農民工中的絕大多數，都是進入了民營企業就業。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20年，中國有農民工2.856億人，其中外出農民工1.969億人，農民工人均月收入4027元，多半屬于低收入人群。這些人的絕大多數都在民營企業就業，或成爲城鎮個體經營戶。這種狀況不會改變，且會更加顯著。今後15年，將會有2億左右農村勞動力進城務工，其中會有更大比例的農村轉移勞動力進入民營企業。因此，完全可以說，中國農村勞動力轉移進城就業，民企是絕對主力。
中等收入人群擴大比重，民企是主力。中等收入人群比重大，形成兩頭小、中間大的收入分配格局，是共同富裕的主要任務和主要標志。中國中等收入人群比重低，占比不到30%，人數只有4億多；中國低收入人群比重大，占比近70%，人數大約近10億人。低收入人群中近一半人在城鎮，城鎮低收入人群有80%在民營企業。只有民企進一步發展了，經濟實力進一步提高了，分配機制進一步完善了，才能將在民企就業的幾億低收入人群提升進入中等收入人群。未來15年，中國擴大中等收入人群達要到人口的60%—70%，國有單位和外資單位仍要擔當自身責任，但關鍵在民企，重心在民企，主力在民企，重任在民企。
低收入人群要提高收入，民企是主力。實現共同富裕，提高居民平均收入水平是基礎，而這基礎中的重點，是明顯提高低收入人群的平均收入，減少低收入人群總量、降低其占比。中國城鎮低收入人群80%分布有民企，今後農村勞動力轉移進城中的多數人（大都屬于低收入人群）也要進入民企就業。因此，中國城鎮低收入人群增加收入，在整體提高平均收入水平，民企是主力，是絕對主力。
七、民企責任
實現中國14億人民共同富裕，是國家政府的責任，是各類企業的責任，是各類人群的責任。實現共同富裕，國有、民營、外資三大類企業，應各自發揮各自的作用，各自完成各自的任務，各自擔當各自的責任。實現共同富裕，民營企業要在發展中擔當好自身責任。
責任之一：創業守業展業，實現自身高質量發展。發展是第一要務，是做大蛋糕、共同富裕的前提與基礎。民營企業要創好業、守好業、展好業，要生生不息，實現長期、穩定、健康和高質量發展。只有如此，才能更好地更多地創造就業崗位、創造股東價值，創造經濟增長、創造國家稅收、創造産品服務、創造市場興旺、創造出口收入、創造生活幸福。國家政府要爲各類企業創造平等發展的政治經濟社會環境條件，健全好制度，謀劃好戰略，制定好政策，維護好市場。特別是要平等對待民營企業，切實保護企業與個人財産權，尤其要平等對待小微型企業，切實保護小微型企業的一切正當權利與利益。
責任之二：勞資利益共享，構建企業命運共同體。分好企業蛋糕，必須勞資利益共享，這是完善第一次分配的重要內涵與要義，是共同富裕的經濟微觀基礎條件。資興勞興、勞興資興，勞資共興，企業才能常興、長興；資富勞富、勞富資富，勞資共富，企業才能常富、長富。民營企業家、民企管理人，要與員工建立命運共同體，將企業發展利益、股東利益、高管利益和企業員工利益緊密地結合起來，走向共興共富共榮。民營企業要建立健全員工工資收入增長與企業效益、投資者利益共同增長機制，員工技能素質提高與企業生産效率提高共進機制，員工社會保障提升福利改善與企業生産環境安全健康條件改善共推機制；要切實保護員工合法權益，執行最低工資制度，正式員工全員參加社會保障，在大中型企業中積極推行員工持股制；在大型企業中倡導逐步向社會企業發展，逐步實現股權社會化、管理社會化、生産目的社會化、利潤分配社會化；在大型企業和效益好的中型企業中，倡導將共同富裕列入企業發展戰略，主動控制老板與高管的高薪幅度與增長節奏，制定擴大員工進入中等收入人群的中長期目標計劃。只有民營企業經營發展好了，效益提高了，同時，員工的工資收入、社保與福利提高了，才能有更多數量、更大比重的民企低收入員工進入中等收入人群行列。這是中國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關鍵。政府要爲全面推動民營企業建立勞資利益共享機制，制定相關鼓勵引導政策，提供相關法律規範與保障，樹立社會典型榜樣。
責任之三：爲國爲民創稅，效力民富國強中國興。稅收是國家機器運行的基礎保障，是國民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礎，是民富國強國家興旺的重要標志。近年來，民營企業稅收已占國家稅收的50%以上，多個年份占國家稅收增量的70%以上。隨著經濟的發展，民營企業要爲國家創造更大的稅收總量與可能是更大比例的稅收增量，爲國家強盛、民族振興奠定更大更強基礎。依法納稅，爲國爲民多創稅，是民營企業的義務與責任。民營企業要依法納稅、足額納稅，民營企業家、民企投資人、民企高管，要依法、自覺、足額繳納個人所得稅、資本得利稅、財産交易稅等。財産多、工薪高、收入多，自然就要多交稅，這是現代市場經濟天經地義之事，任何人都不要躲避、逃避，也不要尋機規避，否則，必須追究法律責任。與此同時，國家要爲民營企業創造稅負公平的法律政策環境，國家各項稅率的制定及其征管，要適應包括民營企業在內的各類企業生産經營實際變化情況。當前和未來若幹年內，應適當減輕企業稅負、降低國家稅收在GDP中的比重，更好地保護企業發展的內在積極性。要把減輕稅負的重點放在是小微型企業和科技創新型企業身上，爲更多人、更多企業的創業守業展業提供更好的稅收環境。
責任之四：承擔社會責任，推動環境與社會和諧。承擔社會責任，是現代企業的文明標志和內在要求，也是實現共同富裕的應有之義。民營企業當然要爲股東負責，爲股東創利，同時也必須爲員工負責、爲客戶負責、爲産品負責、爲社區負責、爲環境負責、爲社會負責、爲國家負責。民營企業只有在同時很好地承擔後幾項責任時，才能更好地爲股東負責，爲股東謀劃長期利益。兩年前，美國200多家大公司聯合發表聲明，重新定義了公司宗旨，一改過去公司股東利益至上原則，提出了新的五項內容，將股東利益放在了最後：一要爲客戶創造價值，二要投資于我們的員工，三要公平、合乎道德地與供應商打交道，四要支持我們工作的社區，五要爲股東創造長期價值。中國企業，特別是中國大型民營企業，可借鑒美國公司新宗旨經驗，提出中國特色公司宗旨，內容可包含前述的多項社會責任，把公司利益、股東利益、員工利益、客戶利益、社區利益、國家利益和社會利益結合起來，真正推動企業內部和諧、外部環境和諧、國家社會和諧。同時，國家要爲企業更好地承擔社會責任，提供良好的法律規範、政策鼓勵和行爲引導。這是民營企業員工走與企業家、企業高管相向的共同富裕的一條重要道路。
責任之五：樹立良好形象，私行合德合規政商清。艱苦創業、開拓創新、把握市場、謀劃戰略、善于管理、崇德守法、愛國奉獻、關愛員工、公益慈善，民營企業家的這一系列行爲，構成了中國企業家精神的豐富內涵，樹立了中國企業家的良好形象。不少企業家因此而先富幫後富，帶領員工走向富裕，爲民衆大爲稱道。但也有一部分企業老板、高管人員及其家屬，有的主導企業生産假冒僞劣，有的無視員工勞動生産健康安全，有的放任企業破壞資源環境，有的私言、私行不謙不德、不規不矩，有的官商勾結、權錢交易、相互支撐，有的以錢牟取社會名譽、博取政治頭銜，有的張揚、炫富、鬥闊，有的生活奢侈、腐朽、糜爛，等等，有的人因此而違法犯罪、锒铛入獄。這些現象，嚴重敗壞民企社會形象，引發民衆強烈不滿，遭到社會嚴厲譴責。民營企業家要努力扭轉少數人造成的負面形象，要更加注重自身社會影響，樹立高層次的人生觀、價值觀、道德觀、因果觀，樹立正風正氣正言正行，守法守紀、守德守譽，政商交往要清醒、清白、清明，努力實現超越金錢的人生最大價值。國家政府，既要規勸不良行爲者、懲戒違法犯罪人，更要宣揚民營企業的重要作用與巨大貢獻，宣傳企業家的崇高精神與社會價值，引導普通民衆客觀對待民營企業的功過是非。特別要在理論上觀念上，根本消除公有企業與私有企業在政治與道德上所謂天然具有高低之分、優劣之別的舊見、偏見與謬見，爲民營企業和企業家創造更良好的民衆公識環境、社會輿情氛圍。
上述幾項只是民營企業若幹責任中的幾個重要方面。實現14億中國人的共同富裕，民營企業的作用巨大、任務艱巨、責任山重。可以相信，過去40多年，民營企業能夠爲中國成爲中高收入發展中國家、走向全面小康做出曆史性、世界性巨大貢獻；今後十五年和三十年，同樣能夠爲中國成爲高收入發達國家、走向共同富裕做出曆史性、世界性巨大貢獻。
（作者系全國工商聯研究室原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