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多年前，在新加坡活躍著這樣一位閩籍華僑——新加坡近代史上第一位也是唯一的舉人；新加坡別名“星洲”的首創者；新加坡年僅23歲的商界巨富，卻在34歲時就因經營不善而宣告破産；一生中的大部分時間都生活在新加坡，卻自號“星洲寓公”，心系中華，時時關心國事；日本史學家田野橘次將他視爲清末中國的革命家，並把他與早期的康有爲和後期的孫中山並列；他在新加坡積極推廣中華文化，創文社，興儒學，辦報刊，設女校；他爲人慷慨豪爽，樂善好施，晚年生活拮據，卻依然接濟比他更加窮苦的人。他就是被譽爲“南洋才子”“南僑詩宗”的早期新加坡文化領袖邱菽園。
清同治十三年農曆十月初四，也就是公元1874年11月10日，邱菽園出生在福建漳州府海澄縣（今廈門市海滄區）新垵村惠佐社。父親邱笃信早年下南洋，做過苦力和雜工，後來靠經營米糧生意致富，不到20年的時間便成爲新加坡米業大亨。邱菽園8歲時被接到新加坡，已是富商的父親爲他聘請了私塾老師，希望將來能回鄉考取功名。1888年，邱菽園15歲時即在家鄉考中秀才。也在這一年，邱菽園開始展露他在詩歌創作方面的才華。一首《玉笛》詩受到師友的高度贊賞，也獲得了“邱玉笛”的美號，聞名鄉裏。
1894年，邱菽園參加鄉試，考中舉人。同榜題名的還有福州人黃乃裳。第二年初即赴北京參加會試。這時正值中日簽署不平等的馬關條約，康有爲等聯合各省在北京會試的舉人1300多人簽名上書，提出拒簽中日和約、遷都抗戰、變法圖強三項主張，曆史上稱之爲“公車上書”。作爲此次事件的親曆者，邱菽園四處奔走，積極簽名，表現出一位愛國青年的滿腔熱情。不過這次會試，邱菽園卻以落榜告終，從此便絕意仕途。
1896年初，年僅22歲的邱菽園南下香港不久，便接到父親病危的消息，于是急忙趕到新加坡。父親去世後，邱菽園繼承100多萬元家財，瞬間從一個失意文人變爲新加坡巨富。在1896年—1897年這兩年間，邱菽園在新加坡創辦了麗澤和樂群兩個文社，前者主要講習詩歌、古文、賦、八股文和策論等，後者側重于實學。邱菽園親自爲社員的社課作品評定等級，並自己出錢對優秀者進行物質獎勵。據不完全統計，在1896年10月至1899年2月期間，僅麗澤社就有12次社課，扣除重複者之後，實際得獎人數高達692人。這個數量比晚清駐新加坡領事左秉隆和總領事黃遵憲主持的會賢社和圖南社獲獎人數的總和還要多，可見麗澤社在當時深受歡迎，爲棲居海外的文人墨客提供了交流切磋的平台。
1898年，25歲的邱菽園在新加坡創辦《天南新報》，自任社長兼總主筆，宣揚維新變革，與梁啓超主辦的《時務報》，成爲維新派的南北喉舌。同年10月，戊戌政變的消息傳到新加坡，邱菽園憤然寫下《驟風》一詩，發出了“飛揚猛士今誰屬，天地無情自擊撞”的感慨。進入民國之後，他的報人身份更加鮮明，承辦《振南日報》，並擔任《南铮日報》《覺華周報》《星洲日報》的編輯，針砭時弊，對中國國內軍閥割據、民不聊生的亂象大加批判，喚醒了東南亞華僑關注時局、關心祖國的意識。
1899年3月，邱菽園與林文慶、陳合成等共同創辦了新加坡第一所華僑女子學校——“新加坡中華女校”，不僅獨自捐出3000元作爲創校基金，還親自爲初學者編選《淺字文》，引入西歐的教材、教法，爲海外華僑教育開創了新風。同年，邱菽園與林文慶共同出面與北婆羅洲國王簽約，擔保黃乃裳在馬來亞詩巫開發“新福州”農林墾殖場。
1900年2月，康有爲受邀到新加坡避難，邱菽園親自安頓他一家人的生活，並被推舉爲南洋英屬各邦保皇會分會長。同年7月，爲資助維新派唐才常在漢口的起義，他兩次捐款共達25萬元，還利用自身的知名度向當地僑商募捐，全力支持維新派義舉。
1907年秋，邱菽園破産。即便生活艱困，邱菽園仍十分熱心于公益事業和僑界事務，1918年被選爲南洋英屬華僑教育總會議員，1923年受聘爲福建勸業會會員，1925年任新加坡中華總商會秘書，1930年任新加坡漳州十屬會館秘書。
邱菽園深受中華傳統文化的熏陶，雖常年身在海外，仍然不遺余力地傳播中華文化。他在報紙上大量刊登了複興儒學的言論和宣傳儒學思想的文章，在殖民統治下的東南亞掀起了一股“儒學熱”，積極推動了新加坡華文教育的發展和儒學在華人社會的普及。1934年，他同林文慶等人創辦“南洋崇儒學社”，主張在新加坡建孔廟、設學堂、複興儒學，讓海外的華僑子女不忘本、不丟根。
作爲新加坡文學成就最高、作品數量最多的文化領袖，邱菽園也爲我們留下了大量寶貴的文學遺産。他的主要著作有兩部詩集——《邱菽園居士詩集》（又稱《菽園詩集》）、《嘯虹生詩鈔》及其續鈔，兩部筆記——《菽園贅談》、《五百石洞天揮麈》及其拾遺，此外尚有《新出千字文》《紅樓夢絕句》及大量詩文散稿和報章時評。
邱菽園的一生跌宕起伏，極富傳奇色彩。不論在人生的巅峰時刻還是困頓時期，都能以傳播中華文化爲己任，心系祖國，熱心公益，因此在新馬華人社群中享有盛譽。
（作者爲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