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研究，于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被學界譽爲“顯學”，弦外之音者，高處不勝寒也。如何拓展與深化，頗費思量。史料即史學，本文之“三新”，可釋爲：新史料的發掘、僞史料的考訂、舊史料的新解。
一、新史料的發掘
孫中山史料，大致分爲兩大板塊，一曰“主體”（孫中山本人），一曰“客體”（與孫中山相關者）。經過百余年的發掘，以《辛亥革命》（資料叢刊本）、《辛亥革命史資料新編》、《孫中山全集》、《國父全集》、《革命文獻》、《孫中山年譜長編》等巨編爲經典的“主體”史料，經已從數以百計向數以千計邁進。大體上說來，“主體”史料難再有“井噴”式的發現，而對四散的“碎金碎銀”，仍有收獲的空間。本人曾于2000年在台北中國國民黨黨史館搜集到不少孫中山批閱的函件，又在“晚清期刊全文數據庫（1833～1911）”和“民國時期期刊全文數據庫（1911～1949）”搜獲孫氏的“談話、函電、題詞”等二十余篇。黃彥主編的《孫文全集》將以不少“新史料”予人驚喜，桑兵主編的《孫中山史事編年》亦將展示孫中山相關史料更宏大的畫面。凡此，對于串聯孫中山的思想與事功，無疑起到重要的“鏈條”作用，對推動孫中山研究的縱深發展，意義非凡。
與“主體”史料的深入發掘相較，“客體”史料的開發令人眼界大開。近年，桑兵主編的《各方致孫中山函電彙編》給人耳目一新之感。古應芬、陳策、劉紀文、伍漢持、田桐、曾省三等原始資料斷續在海外的發現，令人感奮有加。應該看到，孫中山早年生活環境的史料，仍屬薄弱環節，與孫中山相關人物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大多仍顯蒼白，比如曾經追隨或與孫中山並肩戰鬥的陳少白、馮自由、胡漢民、陳其美、程璧光、陳友仁、伍朝樞等人的文集仍付之阙如，《馬坤回憶錄》未見中譯本，《伍廷芳集》問世于1993年，仍有較大的增補余地（尤其是伍氏出任公使期間的外文材料）。再者，對立面、海外華僑華人的相關史料，恐亦挂一漏萬。
筆者于2014年在溫哥華所見《加拿大洪門民治黨員名冊》（1898～1948）、《加拿大洪門捐款登記簿》（厚達一尺多，埃德蒙頓）、孫中山關于“博愛”的題詞（溫哥華）等，這些零星珍品，或可對孫中山民主革命的“海外策源地”提供新的史料支撐。而此間洪門所藏《清室關于預備立憲告示》（1910年毛筆抄件，溫哥華），即可從另一個側面驚見洪門組織與清室互動的奧秘，這究竟是“逢場作戲”的“表面文章”，抑是“八面玲珑”之“江湖做作”？尚待深入研究。但華僑思想之繁亂、革命組織內部之駁雜、海外革命局勢之險惡，則有目共睹，這一點毋庸置疑。有鑒于此，本人欲與張金超編輯《孫中山史料拾遺》一輯，旨在突破舊觀念，不僅收錄孫氏佚文、各方致孫氏函電、孫氏活動行蹤的報導，還將時人的回憶等也一並考慮，含晚清民國期刊數據庫、海外報刊如新加坡的《新國民日報》、《叻報》、《南洋商報》，加拿大《大漢公報》，新西蘭《民聲報》等相關資料。《新國民日報》系新加坡國民黨分部于1919年創辦，關注國內孫中山行蹤與言論，重墨國外國民黨分部活動的報導。將散見新素材冶成一爐，有利于與已有的史料相互補充、印證。
二、僞史料的考訂
學人在史料辨僞方面下過不少功夫，如《孫中山文史考補》[1]、《孫中山家族源流考》[2]等可視爲有益嘗試，孔祥吉亦曾就《革命逸史》的史實謬誤做過考證，等等。[3]毋庸諱言，迄今爲止，相關的考訂充其量只是零敲碎打，未見一本有份量的史料辨僞專著，尤其缺乏羅爾綱式的“冷板凳”大家，這委實與孫學研究的顯學地位不相匹配。十多年前，有學者曾大聲疾呼要對《革命逸史》進行全面考證，並預計辨僞文章的份量不亞于《革命逸史》原版。僅以《革命逸史》第五集載《丁未潮州黃岡革命軍實錄》爲例，汫洲之役時間有誤。其原文稱“十四晚黨軍探報黃金福駐兵汫洲”[4]，附錄《周馥之奏折》亦稱“十四日夜匪撲汫洲……十五黎明，賊分五路，水陸並進……相持至十五日戌刻”[5]。但參加黃岡起義的領袖余永興《丁未潮州黃岡舉義記》記載：“十三日晚，余既成帶隊攻汫洲，陳湧波攻潮州”，十四日黎明“方至汫洲，黨軍陣亡二十余人。陳湧波轉援汫洲，清軍占東竈後高山，血戰二小時，清軍增援數百人，午後一時黨軍退守下園鄉”。照此推測，進攻汫洲應爲十三日晚，十四日黎明開始交火，一直持續至十五日傍晚，曆時兩日，間中有陳湧波率隊增援。[6]
再如，中國革命博物館藏有一封1924年8月孫中山致廖仲恺的信，經考證確屬赝品。[7]這樣的赝品如不剔除，將對孫中山此間的抉擇造成極其“混亂”的猜想，孫中山的形象也勢必大打折扣。又如孫元超編《辛亥革命四烈士年譜》[8]收有孫中山致徐錫麟函一封，多位學者已考出該函系僞作，但該書第二次印刷時仍然照錄。類似情況，需及時糾正，避免以訛傳訛。
與史料辨僞相關，還必須對史學的“僞命題”進行嚴肅的“糾偏”，以正學術之視聽。曾幾何時，“革命不如改良”、“告別革命”論甚囂塵上。這是曆史虛無主義的陳詞濫調，因爲曆史上發生的事情——曆史已經是這樣，學人只能研究其爲什麽會這樣，而不是一味指責曆史不應該這樣。此乃唯物主義之常識！此外，還有一種以情感代替理性的傾向，實不可取，比如說孫中山“不可能簽訂《中日盟約》”，認爲果有其事，則有失其愛國形象。應該指出，孫中山在黨人生活無著、革命孤立無援、前途絕望的窘境下，以退爲進，即使簽約亦屬策略之謀、權宜之計，無損于孫中山的偉大！再者，孫中山是人不是神，其時是在搞政治革命，不是在溫良恭儉讓中寫文章！
三、舊史料新解
史料新解，在很大程度上與實事求是同義，與曆史關注現實同義。猶如對孔子及儒學的闡發沒有窮期一樣，對孫中山功業、思想與遺産的研究，亟須求實與應時，方能發掘孫中山遺産爲現實服務的切入點，使孫中山研究更富生命力，臻于永無止境。近年來，不少學人關注孫中山社會建設思想、文明理念培育、振興中華大業、孫中山與世界等專題，並漸次從崇拜與紀念、口述史、學術史方面著力，推進了研究的拓展。
要之，史料新解，要從大範圍、長時段中去把握，從書生、理想家、革命家、基督徒、醫生等視角去展示孫氏人生的多維度。揭示其以書生的理想去實踐中華振興的抱負，其多重“身份”如何激勵他百折不回；他企圖以“實用主義”策略與官僚政客軍閥打交道，收獲的只能是屢起屢敗；但他又不能逃避詭谲的現實，以致在難以適應現實又要面對現實的困境中前行。
就“求實”而言，以晚年聯俄爲例，切不可忽略孫氏的“務實”性格，更不能用“以俄爲師”一句名言來取代其外交策略的多元選擇。他曾言之鑿鑿：“我黨今後之革命，非以俄爲師，斷無成就。”[9]這是在獲取蘇俄實質性的援助之後、在致蔣介石的私人信函中說的話。也是此間，他又派鄧家彥秘密聯絡德國，谕以“如德國政府能視中國爲一線之生機，中國亦必視德國爲獨一之導師”[10]，這不能不說是多手准備。而他與日本的關系更爲微妙，自1895年春求助日本駐港領事開始，至1924年11月在神戶作《大亞洲主義》講演止，凡三十年，他一直企盼日本援助中國革命。
在與俄國人達成協議後，孫氏仍于1924年1月向美國駐華公使舒爾曼“發出最後一次呼籲，要求他促成大規模的國際幹預，這種規模的幹預甚至連俄國也從未試圖進行過。他建議英、法、美三國占領中國五年，消滅軍閥，跟國民黨合作，建立一個公正的政府，幫助中國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使人民做好民主選舉的准備。”[11]以至被蘇俄譏稱爲“調情”。可見，聯俄乃孫中山多方試探後的唯一抉擇，系雙方利益均沾所致。實事求是，乃是避免矯枉過正。應該指出，孫中山的思想在當時還缺乏實踐的時間與空間，而思想付諸于實踐，肯定要作不斷調適，由是，研究其理論要與實際相切合，引用只言片語，有時難免斷章取義。
以“應時”爲例，孫中山與中華民族複興的世界意義，仍有待加強研究。政治上，民國肇建對亞洲共和意識的提振、對世界被壓迫民族的喚醒、對華僑在世界範圍的互動、與亞洲民族解放運動的異同等，個案研究乏力。經濟上，民初實業勃興、實業計劃的描繪、借用外力振興中國，研究深度不足。文化上，提倡世界道德新潮流、譽毀王道與霸道、華夏文明要爲世界文明作貢獻，大有闡釋空間。與之相關者，深入研究孫中山與衆多外國人的關系，可升華其世界視野與文明理念。孫中山敢于和善于與外人結交往來，體現了他的政治自信與人格魅力。而西方視域中的孫中山，以及對中國社會形象、政教形象、精神形象的評析，亦不失爲研究的著力點。
[1]余齊昭：《中山文史》，第35輯，廣東中山：政協廣東省中山市委員會文史委員會，1994年。
[2]鄒佩叢：《中山文史》，第57輯，廣東中山：政協廣東省中山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編輯部，2005年。
[3]參見孔祥吉：《略析馮自由〈革命逸史〉的嚴重缺陷》，北京：《博覽群書》，2012年第8期。
[4][5]馮自由：《革命逸史》，下，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年，第878、881頁。
[6]參見王華生：《黃岡起義與社會反響：以漢文〈台灣日日新報〉爲中心》，廣州：廣東省社會科學院碩士學位論文，2012年。
[7]孫中山于1924年從韶關回師廣州之前，曾給鎮守廣州的汪精衛、蔣介石、胡漢民和廖仲恺寫過三封信（胡、廖兩人合爲一封），指示如何應對商團事變，措詞基本一樣。中國革命博物館藏有另一封致廖函，僞質明顯，難以爲信。不論是從時間、印鑒、信箋、字體均可證爲赝品。參見拙作《大師淩絕頂 晚輩影隨形》，載《回望一甲子》，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第577～578頁。
[8]孫元超編：《辛亥革命四烈士年譜》，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1年。
[9]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編：《孫中山全集》，第十一卷，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145頁。
[10]中山大學曆史系孫中山研究室編：《孫中山全集》，第八卷，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138頁。
[11]埃德加•斯諾：《複始之旅》，宋久等譯，北京：新華出版社，1984年，第110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