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研究
1911年10月10日（農曆八月十九日），武昌新軍發動的推翻清王朝的革命起義爆發，起義軍迅速占領了武漢三鎮，推新軍第二十一混成旅協統黎元洪爲都督，成立了中華民國軍政府鄂軍都督府。這時，中國革命派的領袖孫中山還遠在大洋彼岸的美國。
在隨後的兩個半月時間裏，武昌響起的革命槍聲，獲得各省紛紛響應。清王朝雖然重新起用袁世凱，企圖撲滅遍地燃起的革命火焰，但是，革命洪流勢不可擋，清王朝面臨覆滅的危險。而在這段時間中，孫中山在從美國經過歐洲的返國途中，配合國內革命形勢，繁忙地開展了宣傳和外交活動。
在美國活動 曾想會晤美國國務卿
武昌起義爆發時，孫中山正穿行在美國。他于1911年3月由加拿大進入美國後，一直從事革命宣傳和募集革命資金的活動。
10月11日，孫中山行抵科羅拉多州的丹佛（Denver）。他談起當年的經曆時說：“武昌起義之次夕，予適抵美國哥羅拉多省之典華城。十余日前，在途中已接到黃克強（黃興）在香港發來的一電，因行李先運送至此地，而密電碼則置于其中，故途上無由譯之。是夕抵埠，乃由行李檢出密碼，而譯克強之電。其文曰‘居正從武昌到港，報告新軍必動，請速彙款應急’等語。時予在典華，思無法可得款，隨（遂）欲擬電覆之，令勿動。惟時已入夜。予終日在車中體倦神疲，思慮紛亂，乃止。……乃一睡至翌日午前十一時。起後覺饑，先至飯店用膳。道經回廊報館，便購一報攜入飯堂閱看。坐下，一展報紙，則見電報一段曰：‘武昌爲革命黨占領。’如是，我心中躊躇未決之覆電，已爲之冰釋矣。”原來，孫中山是在10月12日上午11時，在飯館用餐時，方從當地報紙讀到10月10日武昌起義的信息。自然，他非常高興。
孫中山隨即考慮下一步的行動計劃，是否立即從太平洋返國。他說：“時予本可由太平洋潛回，則二十余日可到上海，親與革命之戰，以快生平。乃以此時吾當盡力于革命事業者，不在疆場之上，而在樽俎之間，所得效力爲更大也。故決意先從外交方面致力，俟此問題解決而後回國。”他認爲，外交活動非常重要，自己應在這方面著力。他分析：當時美國、法國朝野同情中國革命；德、俄兩國，反對中國革命；英國、日本兩國，則民間同情中國革命，而政府反對（日），或態度未定（英）。他感到，外交的關鍵在英國，因爲只要英國同情于我，“則日本不能爲患矣”。于是，他決定“起程赴紐約，覓船渡英”。
13日，孫中山經聖路易市抵達芝加哥。他爲同盟會芝加哥分會代擬舉行預祝中華民國成立大會的通告。他過聖路易城時閱報雲：“武昌革命軍爲奉孫逸仙命令而起者，擬建共和國體，其首任總統當屬之孫逸仙。”孫中山說：“予得此報，于途中格外慎密，避卻一切報館訪員，蓋惡虛聲而圖實際也。”15日，芝加哥舉行預祝中華民國成立大會，他即未參加。
據清廷駐美使館書記生周本培記錄：10月間，孫中山接受了法國朝日新聞記者采訪。孫曰：“吾敢謂，斯舉（武昌起義）當有成矣。”他回顧自己革命思想和革命活動之由來，並說明，他的革命同志均不排外，擬在中國試行聯邦制，設議院，行各種改革。“苟吾革命之旗，飄飏于北京城內，則吾族之新花重發矣”。
據《孫逸仙先生傳》說：孫中山到達華盛頓後，18日曾致函美國國務卿諾克斯（Philander C.Knox），希望秘密會晤，但未能如願。20日，孫中山赴紐約，秘密與一些外國人會見。
31日，孫中山致電時在倫敦的鹹馬裏（一譯荷馬李，美國人，孫之軍事顧問）表示：如得財力支持，他絕對能控制革命局勢。次日，他又致電鹹馬裏，告知漢口革命形勢，並告，他將乘“毛裏塔尼亞號”輪離美赴英。
11月2日，孫中山離開紐約赴英。
在英國活動 委托代表與英國外相晤商
11月11日，孫中山橫渡大西洋，抵達英國倫敦。
孫中山希望得到歐洲國家的借款，支持革命。據載：孫中山還在美國時曾致函英國金融界代表，謀求經濟援助。10月14日的柏林報紙刊登過這樣的信息。
在英國，孫中山由鹹馬裏代約英、美、法、德四國銀行團主任會談，磋商停止向清廷借款（川漢鐵路借款、幣制借款）之事。“銀行團主幹答以：對于中國借款之進止，悉由外務大臣主持”，他“不能自由作主”。孫中山乃委托維加炮廠（一說馬克沁機槍廠）經理道生與英國外務大臣格雷磋商，要求英國政府三事：“一，止絕清廷一切借款。二，制止日本援助清廷。三，取消各處英屬政府之放逐令，以便予取道回國。”三事皆得英政府允許。關于貸款給中國革命政府，須中國新政府成立後開議。銀行團派某行長與孫中山回國同行，以便就近磋商。據《孫逸仙先生傳》記載：14日，孫中山委托道生會見英國外相格雷送一文件，希望成立一盎格魯撒克遜聯盟，聯合英美。孫中山希望英國能借一百萬英鎊，允諾將給英美若幹優先權利。
11月中旬，孫中山接受英國《濱海雜志》（The Strand Magazine）記者采訪。他講了自己的革命經曆；清政府排外；滿人對中國260年的統治：侵犯人民的生存權、自由權和財産權，未經人民同意征收重稅，壓制言論自由，實施野蠻酷刑。他說：“中國人民已經下定決心”，“一個新的、開明而進步的政府必定要取代舊政府”，“人民已爲驅除鞑虜作好准備”。他表示：“不論我將成爲全中國名義上的元首，還是與別人或那個袁世凱合作，對我都無關緊要。”“中國，由于它的人民性格勤勞和馴良，是全世界最適宜建立共和政體的國家。在短期間內，它將跻身于世界上文明和愛好自由的國家的行列。”這次談話以《我的回憶》標題在該刊物發表。該刊還發表了孫中山的一函稿（“告世界書”），提到擬籌款，希望得到50萬英鎊。
據載，武昌起義後不久，各國駐北京代表收到由舊金山郵寄的中國革命黨人的宣言三份。第二份是以孫文名義發表的宣言，表示革命政府將承認以往中外條約中的外債，但不承認現在起清廷與外國協定的債務；革命政府保護在華外國人的生命財産安全；革命政府將感謝各國對革命的幫助，並與之建立友好關系，對真正援助民國的國家給予優惠待遇；中國共和政體建立後，將與各國簽訂貿易協定，建立邦交。後來，香港《南清早報》發表了孫中山《通告各國書》（上海《民立報》11月16日譯載）。此文表示：中華國民，“推翻惡劣之政府，驅除暴戾，而建立共和國”，承認這次起事前清政府以前與各國之條約和外債，各國租界和外人及財産一律保全，如助清政府攻我軍，即視爲敵人。
11月中旬，孫中山還與英國記者談話，表示：“今此滿廷忽有講和之意。特以衰敗無力之皇室，已無談判之價值。”
在法國活動 與法國東方彙理銀行總裁會談
11月21日，孫中山從倫敦來到巴黎。
孫中山在巴黎曾會見法國政界人士，訪問議院。他見過法國參議員、參議院外交委員會委員兼軍事委員會委員克利孟梭（後來任過法國政府總理），會晤參議員畢盛（畢恭）和文學家米爾。孫中山還請米爾致意于當時在巴黎之俄國外交大臣柴蘇諾夫，但柴氏未與孫相見。孫中山與法國下院議員馬塞、于貝爾、博雷爾會晤時，探詢法國願否承認將成立之中華民國。幾位議員均表示，當竭力促成。
孫中山在巴黎還訪問過《歐洲信使報》，接受《政治星期報》、巴黎《日報》記者采訪，表示：“中國革命之目的，系欲建立共和政府，效法美國。”他表示，歡迎外資到中國開礦築路，中國將實行關稅自主，保護本國實業。法報報道了孫中山的觀點。
11月22日（或23日），孫中山與法國東方彙理銀行總裁西蒙（S.Simon）會談，希望給予中國革命政府貸款。但西蒙表示，英法德美四國銀行團完全一致，嚴守中立，既不幫助革命一方，也不幫助清政府。故目前無法給革命臨時政府貸款，此事須待爲全國接受和各國承認之政府成立之後。孫中山表示，革命成功是毫無疑問的。
孫中山提出：能否同意商談一筆借款，使中國能夠償還庚子賠款，而以礦稅、部分土地稅等取代由海關所設立的擔保。我們希望收回海關的征稅和控制權。西蒙表示，絕對不可能，因爲這裏存在一個雙向信用的合同問題：公衆認購債票，是因爲相信合同是任何人都無權改變的合同。一旦中國的信用牢固地建立起來，爲了償還有關借款，或許可以發行新的債票，不用關稅作擔保。但目前，現有借款不能作任何改變。
孫中山希望與法國政府一位閣員聯系，請求法國勸阻俄國與日本結盟。西蒙表示，這超越了他的能力範圍。孫中山提出未來中國借款問題，西蒙表示，各國將會有規模甚大的大借款，各國可分攤。
11月24日，孫中山離開巴黎由馬賽乘船回國。行前，他委派留法學生胡秉柯爲代表，訪問法國外交部，詢問法國對中國革命的態度。法方表示，法國最關心的，是在華法國人的安全，需要估計一下中國當局對此的保證。
與日人交往 曾探詢不更名登陸日本之可能
1897年後，孫中山曾長期流亡日本從事革命活動。日本有些民間人士與孫中山交往，支持孫中山的革命。1907年春，因清政府的要求，日本政府勸告孫中山自動離境，允許三年後可以返回居住。但日本政府並未踐諾。直到1911年，孫中山都無法進入日本。
1911年10月，孫中山還在美國時，曾致電宮崎寅藏，探詢日本政府能否允其登陸。24日接到萱野長知複電，略謂：須更名方可。而孫欲以公開身份赴日停留，目的是藉以表明日本寄予同情態度，可鼓舞革命軍士氣，消除外界認爲日本暗中庇護清政府的疑慮。大約在10月25日左右，日本駐紐約總領事永野幸吉，安排與萱野有交誼的日人鶴岡永太郎密訪孫中山，孫告知其上述情況，請他轉告日本駐美代理大使埴原，電請日本政府考慮。如允其不更名登陸日本，他打算經歐洲回國途中，再取道美國，由西雅圖赴日。永野幸吉隨即報告日本外務省，但無下文。
事實上，當時日本政府是支持清廷，並無支持中國革命黨之意，它關心的是攫奪中國的權益。中國武昌起義爆發，日本政府于10月24日決定：“關于滿洲問題根本解決，專待對我國家有利之時機到來。今後應著力于在清國本土培植勢力，並努力設法使其他各國承認其在該地區的優勢地位。”日本內閣和元老都不贊成中國實行共和政體。川島浪速等人積極策劃“滿蒙獨立”，日本軍部圖謀對中國革命進行武裝幹涉。
12月21日，孫中山抵達香港時，在港的日本人宮崎寅藏、池亨吉，“滿鐵”山田純三郎，“東亞同志會”的緒方二三，高田商會的郡島忠次郎，退役海軍大佐太田三次郎等人參加迎接，並與孫中山一同回上海。這時，日本一些軍人不同程度地介入中國南方起義各省的軍事活動。許多浪人到中國舉辦展覽。頭山滿、犬養毅、北一輝相繼來華。25日，孫中山到達上海後，國際人士對孫中山與日本人的關系頗爲注意。美國人在上海辦的《大陸報》記者曾詢問孫中山：“與君同來之日本人，果系何人？”“此類日本人，與組織民主政府有關系否？”“君與日本政府有關系否？”
與孫中山交往的日本民間人士中，有可通過曲折的途徑與日本政府聯系者。孫中山因與日本多人有舊交，又希望從日本方面獲得支持援助，故他始終未中斷與日本人士的交往。民國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財政困難，孫中山就曾向日本方面接洽借款。這是後話。
孫中山在美歐外交活動的作用
孫中山11月24日離開法國，29日抵達埃及塞得港，途經亞丁、科倫坡，12月14日抵槟城，15日抵新加坡，21日到香港，25日到達上海。從10月12日獲悉武昌起義之信息，到抵達上海，孫中山途中曆經七十余日，才踏上祖國的土地。
武昌起義爆發後，歐美各國政府對革命軍和清政府雙方，采取了中立立場，因此，這些國家的政府官員對于孫中山要求會晤，都采取回避態度。孫中山希望各國能對革命政府貸款，也沒有獲得成功。但是，孫中山在美國與歐洲的外交活動，還是取得了一定成效。他通過報紙反複宣傳中國革命，使這些國家的政府和人民對清政府的專制統治的暴戾，和中國革命的正當性加深了了解。他的努力，終止了清政府續借外債的可能。
孫中山闡明：中國革命成功後，將建立民主共和制度，新政府將保留原先的中外條約和債務，並采取開放政策，歡迎外資開發中國資源，參加中國建設。這使各國政府消除疑慮，理解並支持新政府，對中華民國成立後的外交打下了基礎。
孫中山在歐美的外交活動，顯示了他的外交才幹，和對財政金融的熟悉，提升了他在中國革命陣營中的地位和聲望。武昌起義後，各省獨立，新的統一的共和政府正在籌建中。作爲同盟會領導人的孫中山，是衆望所歸的總統人選。他歸國前在歐美的外交活動，增強了他的領袖地位。
1911年12月下旬，孫中山（前排左四）一行由香港乘船前往上海
就在孫中山回國到達上海前夕，12月20日，馬君武發表文章，論述孫中山在歐美的影響：“孫君具一種魔力，能使歐美人士無論其居何等地位，一接談之後即傾倒贊美之。故歐人前此惟知中國有李鴻章；李死，惟知有袁世凱；今則惟知有孫逸仙，而袁世凱次之。……與革命事業相聯系者有三事：曰軍事，曰財政，曰外交。孫君雖非軍事專門家，然其最近十年間所專研究者，爲戰術學，又屢起舉行革命，富于經驗。至于財政及外交問題，則吾敢斷言，通計中國人才，非孫君莫能解決矣。”
上海各界人士在車站歡送孫中山赴南京就任
孫中山回到上海，受到熱烈歡迎。當時，關于如何結束清王朝帝制統治的南北會談正在進行，起義各省代表也正研商如何成立全國統一的民國政府。孫中山回國，使辛亥革命之中堅同盟會精英們齊聚一起。在確定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的體制架構後，12月29日，起義十七省代表選舉臨時大總統會議在南京舉行，孫中山當選爲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