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家住上海虹口區的女子，七歲孩子的媽媽，求助一位叮咚小哥把自己燒的菜送給27公裏外住郊區的聽障父親，快遞員用了很長時間將飯菜送到，中途還要住酒店。在轉賬給快遞小哥被婉拒後，爲了表達感謝，她給快遞員充了200元話費。她將小哥的好人好事投稿在網上，小哥也獲得了叮咚買菜的頒獎和2000元的獎金。
這本是一個充滿正能量的感人故事，但隨著一些網友評論的出現，情況急轉直下。有部分網友認爲200元的報酬太少，網上的私信和評論讓受助女子遭受了很大的輿論壓力。盡管快遞員也在媒體發聲說“就是爲了那200元錢的事情，我本來就沒有要她的錢，根本不是錢的事”，4月6日，網傳該女子因受到網絡暴力跳樓。據@九派新聞 報道，7日下午當地派出所證實該女子已墜樓，墜樓原因還需進一步調查，但“人已經不在了”。
網暴會對一個人造成如此大的沖擊和傷害嗎？前幾天我發了一條微博，說我堂妹做好事卻沒有被善待的經曆，有人留言說我以偏概全，堂妹是否存在還不知道，還有人說我造謠，是個噴子。我想這已經算是客氣的了，我去回複幾個來回說不定雙方就越來越繃不住了。
網絡上的這些人，不管事件的來龍去脈，就去笑話別人小氣，完全是在顯示自己的道德優越感，反正又不是真的要去付錢打賞。或者認爲那個虹口的女子有些傲慢，看到別人在指責她，也跟著加入。
《搜索》劇照
新加坡大學網站上一篇文章說，應該讓公開羞辱別人成爲一件可恥的事，心理學家說，“公開羞辱會導致一個人名譽掃地、喪失自尊和對群體的歸屬感。這些影響可能是長期的、跟他的行爲不成比例的。比如其行爲可能是單一過錯或偶然的，不反映其道德品質，網民譴責的卻是整個人。更糟糕的是，有些網民把這當作娛樂。”
網絡讓人釋放出更多的敵意，是因爲在網上網暴別人不用面對羞辱的目標，所以毫無顧忌，本來在面對面的情況下，在攻擊別人時，還會擔心別人說他太殘暴，在社交媒體上，網暴者不會因爲看到受害人的痛苦而感到不安，也不會因爲被發現他攻擊別人而感到羞恥。以前，羞恥是有始有終的，而現代的集體羞辱像一個永恒的汙點。
《發現》雜志一篇文章說，2014年，萊溫斯基再次出現在世人面前，她已經是社會心理學碩士。她在TED演講中說，當年她在世界範圍遭到公開羞辱，“我是瞬間在全球範圍內失去個人名譽的零號病人。”
《網絡暴力》劇照
1998年，萊溫斯基和克林頓的醜聞發生時，互聯網還處在黎明階段，近年來，公開羞辱成了商品，羞恥成了一種産業。網絡和社交媒體顯著增強了人類公開羞辱的手段，把受害人從城市廣場帶到了全球相互聯結的屏幕的網絡。有了網絡，成千上萬的人可以參與集體羞辱。
以前，違反了道德的人會被綁到柱子上，被套上枷鎖，民衆會聚集起來，去圍觀、辱罵，往他們頭上扔腐爛的食物。這種活動在歐洲部分地區興起于1000多年前，一直持續到19世紀，被視爲非法，因爲太殘暴了。英國在1837年取消了枷鎖。
羞辱一直伴隨著人類文明和社會秩序。人類學家和進化心理學家說，羞辱是一種確保人類生存的進化而來的機制，群體合作、相互幫助有助于生存，讓個體感到羞恥，等于讓偷盜等行爲付出社會成本，讓一個人感到無力、沒有價值。從群體層面來說這是有益的，但會對個人是災難性的。
《社交恐懼症》劇照
2018年，美國計算機科學家傑倫·拉尼爾出了本書叫《立刻刪掉你的社交媒體賬號的十個理由》，他說社交媒體會讓人顯現出最爛的一面，加劇偏執和非理性。他說社交媒體在讓人變成混蛋。
虹口女子遭到網暴，可以說是因爲網民更同情那個快遞小哥，這顯示了同情心的局限。史蒂芬·平克在《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一書中說，首先，當共情與社會的基本原則——公平相抵觸的時候，它會危害人類的福祉。巴特森發現，當人們對身患重症的10歲小姑娘謝裏産生共情後，他們選擇讓謝裏跳過其他排隊等候的孩子先得到治療，盡管其他孩子的病情更重，已經等候了更長時間。共情在這裏等于將其他孩子交給死亡和痛苦，僅僅因爲共情者不知道他們的名字和故事。
其次，作爲謀求普世人類福祉的力量，共情過于狹隘。並不是每個人都能泛起同情心的。共情像開關一樣，可以打開，也可以關上，甚至走向反面，它取決于人們如何解釋他們之間的關系。可憐可愛、容貌俊秀、親族、朋友、相似的人或者具有共同利益的群體都可以激發共情。雖然共情可以通過換位思考向小圈子外擴展，但其擴展的余地非常有限，而且爲時可能非常短暫。
《白雪公主殺人事件》劇照
縱容網暴的社交媒體公司也難辭其咎。去年10月，美國《芝加哥太陽報》的一篇社論說，美國國會應該追究推特等社交媒體的責任，他們的算法助長了不真實、破壞性的內容，他們雖然無法阻止網上的仇恨言論，但可以停止煽風點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