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香港、澳門和台灣地區，以及日本、韓國、新加坡和越南，這八個經濟體深受儒家文化影響，對儒家文化有較高的認同感。儒家追求現世的價值實現而不是來世或者彼岸，在日常生活表現爲勤勉工作。
那麽，在全球大變局下，“儒家經濟圈”有著怎樣的經濟影響力和重要性？一起來看看長江商學院創辦院長、中國商業與全球化教授項兵博士如何解讀。
本文根據項兵博士2018年8月于北京舉辦的第24屆世界哲學大會“儒商論域”論壇演講整理而成。
儒家經濟圈與東西方雙向交流
2017年底，借鑒“盎格魯圈”（Anglo Sphere）的提法，我提出了“儒家經濟圈”（Confucian Economic Sphere，CES）概念，指儒家文化在社會文明體系中占有主導地位和具有重要影響力的經濟體，這些經濟體都對儒家文化有較高的認同感。
儒家經濟圈包括中國大陸、香港、澳門和台灣地區，以及日本、韓國、新加坡和越南八個經濟體。儒家經濟圈人口總量約占全球的22.5%，是美國的5.21倍，歐盟的3.31倍。
儒家經濟圈之于全球的經濟影響力和重要性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解讀：
經濟總量方面，按IMF數據，2015年儒家經濟圈成員GDP總量18.28萬億美元，占全球比重爲24.58%，首次超過了美國（18.22萬億美元，全球占比24.25%）和歐盟（16.45萬億美元，全球占比21.98%）成爲世界第一。2018年，儒家經濟圈GDP總量爲19.94萬億美元，全球占比升至25.5%（美國爲24.28%，歐盟降至21.3%）。
經濟增量方面，儒家經濟圈是近年來世界經濟發展的最大“發動機”，2018年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超過30%。
貿易方面，2018年儒家經濟圈商品貿易總額占全球比重爲26.3%，遠高于美國（10.9%），低于歐盟（32.8%）。其中，儒家經濟圈成員內部商品貿易比重較高（出口內部貿易占比40.7%，進口占比45.2%），但與歐盟（內部商品貿易占比64%）相比仍有很大發展空間。
在經濟發展方面，世界銀行對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顯示，在1960年進入中等收入行列的101個經濟體中，到2008年僅有13個進入了高收入經濟體，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比例僅爲12.87%。
而成功者中有五個來自于儒家經濟圈：日本、韓國、新加坡及中國的香港和台灣（澳門在2018年成功邁入高收入經濟體行列），儒家經濟圈的經濟體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功比率遠遠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儒家經濟圈的企業在世界經濟體系中扮演著越來越突出的角色，這是儒家經濟圈經濟與貿易取得飛速發展的重要支撐。
在2019年世界500強中，儒家經濟圈有200家企業入選，占比40%。而來自于盎格魯圈的企業數量爲157家，占比31.4%。
值得一提的是，129家中國企業（含香港和台灣）入圍，曆史上首次超過美國（121家）。即使不含台灣地區入圍的企業，中國大陸和香港地區的企業也達到119家，幾乎與美國數量並駕齊驅。
值得觀察的是，儒家經濟圈各成員雖然在發展階段、發展模式、政治制度、語言曆史、人口與社會結構等諸多方面，存在比較大的差異。但從20世紀50年代以來，經濟上都取得了很大的發展成就，並且從某種意義上探索出各自獨特的、與西方有一定區格的經濟發展模式。
對于這些觀察我有如下初步的思考：
第一，世界政體一般被歸爲兩大類：自由民主制度和威權制度。自由民主制度被認爲是支持現代經濟發展的先決條件和決定性政體形態。儒家經濟圈成員政體制度有很大差異，但近幾十年在經濟發展上都取得了不俗的成就。
某種意義上講，儒家經濟圈各成員的政經關系及經濟發展成就對傳統西方理論作出了不同的回應。即就經濟發展而言，政體固然很重要，但潛移默化的文化因素或許也會起到關鍵性作用。換句話說，在討論儒家經濟圈的發展時，我們或許可以跳出政體，關注和研究文化因素的影響。
第二，在全球大變革的今天，人類面臨著發展模式轉型和創新等一系列挑戰。儒家經濟圈的探索、多元與成就，對全球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從哲學層面講，儒家經濟圈的不同發展模式所取得的成就，可以被看成是儒家“和而不同”理念的經典實踐。
面向未來，世界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模式或許會越來越多元，每一個國家和地區都有可能根據自身的發展階段和文化特質，選擇適合于自身的發展模式與道路。
第三，從東西方交流的角度看，工業革命以來，世界發展的重大議題和解決方案多數由西方提出並主導，東方鮮有建樹與貢獻。隨著儒家經濟圈的整體崛起，其發展經驗及其哲學理念可能會對世界有借鑒意義。同時，對人類面臨的共同發展挑戰和文明的進步等，也許可以做出應有的重大貢獻。
儒家經濟圈的文化認同
儒家經濟圈成員擁有顯著的文化同源性，即源流于中華文明的儒家思想。
李光耀在20世紀80年代提出了“亞洲價值觀”（Asian Values），闡述了東亞經濟發展背後的強勁推力是儒家文化。市場經濟是“術”，而儒家文化是亞洲價值觀之“道”。
李光耀指出，從根本上講亞洲的成功原因歸于具有儒家文化內核的亞洲價值的優點——秩序、紀律、家庭責任感、勤奮工作、集體主義、節儉等。
總體看，儒家經濟圈的文化同源性和價值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重視教育和學習。
著名文化學者杜維明先生指出，儒家思想對教育的重視，可以視作一種公民宗教（Civil Religion）。
在儒家，始終有“言傳身教”的家教訓念。東亞經濟奇迹，離不開教育的普及和高素質的勞動力。
第二，勤勉、務實、肯幹。
儒家追求現世的價值實現而不是來世或者彼岸，在日常生活表現爲勤勉工作。馬克思·韋伯（Max Weber）說，“中國人的勤勉與工作能力一向被認爲是無與倫比的。”
第三，認同多元文化，主張文明對話與文化和諧，具有寬容性、開放性、協商性與和諧性。
儒家倡導兼容並蓄、和而不同的處世價值。這種價值通過中華文化的曆史構成（儒釋道）與發展實踐（多民族及在東亞社會的傳播與普及），更充分地印證了“和而不同”理念的普適意義。
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Mahathir）指出，“亞洲價值是普遍的價值，歐洲價值是歐洲的價值。”
第四，政府主導社會經濟發展。
從日本的明治維新到韓國的“漢江奇迹”，從新加坡模式到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在社會經濟發展的現代化過程中，政府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主導作用。
1950年代日本的崛起也帶著深深的産業政策烙印, 而這種産業政策模式在東亞四小龍的崛起及中國大陸的改革與開放中得到效仿、變革與放大。
李光耀先生指出，從根本上講亞洲的成功原因歸于儒家文化的優點。在集體主義意識和服從政府統一領導下，東亞人之間建立起錯綜複雜的個人社會關系網絡，這種自發性組織下的關系網絡成爲東亞發展效率的社會基礎。
第五，精英治國。
中國的科舉制度長期影響儒家經濟圈成員，在“學而優則仕”影響下，社會的精英選擇從仕以致力于社會發展，把通過從政來服務社區作爲首選, 這與西方精英的價值取向與選擇是不同的。
這種治國理念深深根植于儒家經濟圈成員社會，成爲了一種文化基石，對于保持國家領導力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和而不同，互學互鑒
二戰後，儒家經濟圈的整體性崛起開始于“日本奇迹”，之後是“亞洲四小龍”，20世紀80年代開始中國大陸緊隨其後並延續至今，近年來越南經濟發展迅猛。作爲一個整體，儒家經濟圈整體展現出領先于全球的經濟發展優勢。
儒家經濟圈雖然有長期、顯著的文化認同，但在社會經濟發展階段性、發展模式、政治制度、曆史、語言、資源禀賦、地理位置、地緣政治環境、人口與社會結構等諸多方面，都存在比較大的差異。這種狀況，很好地诠釋了儒家“和而不同”理念。
因此，關注與研究儒家經濟圈成員的差異和優勢能力，倡導彼此互學互鑒，互補短長，對于增進儒家經濟圈成員之間，以及儒家經濟圈臨近國家和地區的經貿合作與社會協同發展具有非常務實的意義。
日本是世界上最發達的國家之一，諸多方面值得儒家經濟圈其他成員學習借鑒，突出體現在發展模式、和諧社會、人和自然的關系、創新及企業生態體系等層面。
在明治維新以前，日本曆史上長期學習中華文明，深受儒家文化的影響。近現代，尤其是明治維新以後, 日本積極向西方學習，與西方價值實現了成功對接，開創並曾引領了二戰後的“亞洲經濟奇迹”。
日本能夠放下“身段”，在保持文化自信的前提下成爲東西方融合發展的一個典範，在追求現代的同時保護和傳承了優秀傳統。日本向外來文化學習的理念、方式和方法可圈可點。
日本是和諧社會的一個樣板。一方面，秉承“天人合一”的發展理念，注重人與自然穩定關系，倡導敬天愛人。另一方面，在人與人關系方面，踐行人各有夢，友愛和諧。
此外，日本的國民教育和素質舉世聞名。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日本實現了全民致富，形成了中産階層爲多數的社會結構——這是社會和諧穩定的一個先決條件。有別于中國等發展中國家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模式。
創新是日本經濟發展的重要推動力。以專利技術爲主要衡量標准的科睿唯安（Clarivate Analytics，前湯森路透）《2018-2019年度全球百強創新機構》中，日本有39家企業上榜，美國有33家企業，中國只有3家企業。
日本企業展現出了全球領先的科技術水平和創新能力。在汽車及零配件、半導體及材料、電子元器件等領域，擁有突出的創新力和競爭優勢。
另一方面，日本在管理理念創新方面也有很多世界級貢獻，創造出JIT（Just in time，准時制造生産方式）、TQC（Total Quality Control，全面質量管理）、LP（Lean Production，精益制造）等影響世界的原創的、具有普世價值的管理思想和工具。在這方面，中國企業的差距比較大。
日本是儒家經濟圈內唯一擁有一批世界級B類企業的國家和地區，如豐田、本田、索尼、松下、新日鐵等，它們既是創新的主要實踐者，也是社會財富創造與分配的主導者。這些世界級的B類企業，是日本現代性的核心構成，這與中國的國企和民企爲主導的企業生態體系形成了對比。
近年來，日本的基礎科學與研究厚積薄發。目前，日本擁有25位諾貝爾獎得主，其中有13位在2008年以後獲獎。獲獎者中，物理學獎11人，化學獎7人，生物和醫學獎4人，展現出較強的全球優勢。
從上述諸多方面看，日本的發展理念和經驗可能值得儒家經濟圈各成員學習借鑒。
日本模式也有其潛在局限性：
第一，女性地位相對低下，女性勞動參與度偏低。
第二，過于重視論資排輩，這可能不利于激勵創新和培養新生代的顛覆力量。過去30年，日本企業結構相對固化，幾乎沒有再誕生新的具有世界影響力的企業，富豪榜中新鮮面孔出現不多。
第三，日本社會過于尊重規則的，或許從某種程度上削弱了“大風流”創新的能力，2018年全球22家“超級獨角獸”中，美國和中國各占19家，沒有一家日本公司。相比于日本，中國大陸更有商業模式創新的沖動和活力，有許多值得日本學習借鑒的經驗。
自1965年成爲一個獨立國家以來，新加坡取得了令世界稱贊的發展成就。在新加坡公民中，華人約占74.1%，大多數新加坡華人的祖先源自于中國南方的福建、廣東和海南。
祖籍中國廣東梅州且受過系統英國大學教育的李光耀帶領新加坡獨創了一個東西方文化與社會制度融合互補發展的“新加坡模式”。
首先，踐行依法治國。李光耀指出，新加坡曆史傳統與英國殖民有百多年的緊密聯系，英國的法制深遠影響。
其次，政治體制上，新加坡實行西方式的議會共和制。在此基礎之上，人民行動黨長期執政，地位穩固，西方據此也認爲新加坡實質采用的是威權主義。威權主義與法制的結合，是新加坡模式的一個重要特點。
第三，新加坡的經濟發展模式被認爲是“國家資本主義”（如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GIC, 淡馬錫等國家控股的投資公司），同時倡導發展自由市場經濟（跨國公司總部經濟）。通過建立開放、包容與國際化的社會文化，新加坡成爲全球化水平及經濟自由度較高的發達經濟體。
作爲東西方價值對接與文化交流的一個範例，新加坡與日本所采取的方式有所不同。
日本之外，“亞洲四小龍”（中國香港、中國台灣、新加坡和韓國）是爲數不多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其道路和方法值得中國大陸和越南學習借鑒。
面向未來, 求同存異，共謀發展
近幾年，儒家經濟圈成員間也出現過一些分歧、爭議和摩擦。有些是曆史問題，有些是經濟貿易利益關系，由此可能也導致彼此之間錯失了一些重要的戰略合作發展機遇。
面向未來，儒家經濟圈應以新思維、新格局，關注文化的根源性，重視經濟的耦合性。秉承“和而不同”的儒家價值，將發展差異化視爲一種互補優勢，增強相互之間的溝通、學習和交流，建立廣泛、深遠和緊密的經濟發展戰略合作體系。
儒家經濟圈應高度重視彼此間緊密且龐大的經濟利益，和日益增長的經濟耦合度和互補性。
一方面，重點推進中、日、韓自由貿易，積極構建儒家經濟圈的自由貿易體系，以及相關的FDI、彙率、清算等制度等。在此基礎之上，整合兩個既有的區域自由貿易合作機制（10+3和ASEAN），將儒家經濟圈的影響力全面拓展到整個東亞地區，形成一個經濟發展合作緊密、文化融合又和而不同的開放、包容、協作、發展的全球社會經濟發展新極地。
另一方面，充分發揮勤勉工作、開放學習和注重教育等儒家文化力量及形成的獨特勞動力資源禀賦，加快促進儒家經濟圈勞動力市場和知識經濟的自由流通，使經濟合作與人文交流能夠協同發展。
東西方雙向交流及東方智慧的現實意義
從文藝複興到今天，全球發展的重大議題和解決方案多數由西方提出並主導。在東方，我們多以“仰視”的慣性思維，追隨、拷貝及應用于西方的思想與解決方案，並陷入到“中西之分”和“體用之爭”等思維束縛，難以真正全面趕超西方並實現全球引領。
今天，全球處于多重顛覆式變革聚焦于一點的重大曆史變革時期，表現在發展模式、顛覆性技術及創新、投資與貿易體系重構、國家治理與契約關系、地緣經濟與政治、氣候變化與可持續發展等諸多方面。
面對諸多全球性發展挑戰，世界的繁榮與發展需要新思維、新視野以及新的解決方案。也許面向未來，文化的力量值得進一步重視與研究，世界或許需要更多來自東方的智慧。
一方面，儒家經濟圈名義GDP在未來十年甚至更長時間會進一步擴大而持續引領世界經濟的增長。
面向未來，秉承“和而不同”的理念，儒家經濟圈應該繼續互學互鑒，進一步增進社會經濟發展的一體化程度，更大程度上釋放儒家經濟圈的經濟潛力。
另一方面，儒家經濟圈理念的構建與發展，不僅僅局限于經濟和貿易，還應聚焦于如何解決全球重大發展問題，貢獻我們東方的方案和智慧。一個日漸強大、繁榮、文明、和諧的儒家經濟圈，無論是發展成就還是發展模式與理念，都會普惠于世界。
面對多變的世界和各種發展挑戰，儒家經濟圈的發展探索，成功和失敗的經驗，對世界的發展可能會産生重大的借鑒意義，對解決世界性重大問題可能提供不同的思維和方案，爲人類的發展和文明的進步作出應有的貢獻。
要實現上述目標，需要我們跳出傳統的、較爲流行的東方之于西方的仰視思維，建立“月球看地球”的俯視思維。
基于這種格局、視野和思維方式的根本性轉變，儒家經濟圈是有可能誕生新生代的休谟、康德、胡塞爾一樣的偉大哲學家和思想家，像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一樣的經濟學家，以及“青黴素式”的重大發明。
繼美國之後，儒家經濟圈或可産生一批全球引領式的“大風流”創新，如谷歌、臉譜、亞馬遜、特斯拉等顛覆性創新型企業，真正實現對全球發展的引領。如果上述目標得以實踐，即開啓了東西方雙向交流的新時代，這或許可以成爲新一輪思想啓蒙的一個起點。
作者 | 項兵
來源 | 環球時報，略有編輯
彙集長江商學院更多思想精粹
《從月球看地球III》即將發布
敬請關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