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英國工業革命以來，全球範圍內出現過三次大規模的世界級制造業轉移浪潮。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英國制造業開始向美國轉移；二戰之後，美國制造業向德國、日本和後來的亞洲“四小龍”轉移；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德國日本和亞洲“四小龍”制造業向中國轉移。
自2020年全球疫情暴發以來，東盟出現兩輪出口修複，以紡織服裝爲代表的勞動密集型産品領域出現了較強的出口替代效應，預示著第四輪全球低端制造業轉移浪潮已然席卷而來。
當我國第二産業的人工成本優勢逐漸減弱，未來出口産業鏈結構將發生什麽樣的變化？爲應對日趨複雜的外部形勢，對抗風險、增強韌性，形成多點多元産業鏈，中國企業又該如何布局？
挖掘東南亞制造新機遇
當全球供應鏈遭遇挑戰，部分産業鏈轉移之勢不可逆轉，許多一度依賴于單一市場供應鏈的制造企業受到沖擊。所謂不破不立，不少制造企業開始將目光轉向海外。
“在雙循環的大背景下，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在新舊動能的轉換過程中，采取1+N的策略。一方面緊抓國內市場，進行技術升級、穩定産業鏈，另一方面積極拓展海外市場，實現海外産業鏈的近地化，降低運營成本。”大華銀行中國副行長兼批發銀行部主管鄭濬表示。
大華銀行中國副行長兼批發銀行部主管 鄭濬
新加坡經濟發展局大中華區副司長蔡宗倫表示，東南亞擁有多元化的制造生態系統和成熟的産業群。如馬來西亞和越南的電子業、泰國的汽車和包裝食品、印尼的機械和石油化工制品、菲律賓的包裝食品和服裝，新加坡的半導體、生物制藥和航空組件等，正持續爲東南亞注入經濟活力。
2015-2019年間，東南亞制造出口平均增長率維持在5%，超過全球3%的平均水平。蔡宗倫認爲，在供應鏈的多元化的推動下，這一數字或還將持續增長。“東南亞地區總人口約有6.5億，占全球的9%，其中超過61%的人口年齡在30歲以下，是繼中國及印度後的全球第三大勞動力生産地。” 因而，不少企業選擇走向東南亞拓展價值鏈，依照自身發展需求，整合不同區域産業優勢。
新加坡經濟發展局大中華區副司長 蔡宗倫
2021年初，新加坡經濟發展局（Singapore Economic Development Board）與新加坡企業發展局（Enterprise Singapore）以及戰略夥伴企業組成東南亞制造聯盟 (Southeast Asia Manufacturing Alliance)，共同擬定“新加坡+1”戰略。
自成立以來，東南亞制造聯盟從馬來西亞、印尼延伸至越南，逐步增加戰略合作夥伴以及工業園區的覆蓋範圍。截至目前，該聯盟已經在東南亞覆蓋超過10工業園區，包括馬來西亞努沙再也科技園、印尼峇淡印都工業園、印尼民丹工業區、越南新加坡工業園等。
“提出‘新加坡+1’戰略的初衷，旨在通過結合新加坡與東南亞其他地區的互補優勢，爲有意實現供應鏈多元化的制造企業提供路徑支持，協助企業快速拓展區域市場，達成1+1>2的效應。” 新加坡經濟發展局大中華區副司長蔡宗倫表示。
據蔡宗倫介紹，符合兩大條件的企業即可加入東南亞制造聯盟：其一，企業需在新加坡成立有實質業務的團隊，如企業總部、創新中心、先進的制造基地；其二，企業需在聯盟戰略夥伴們在馬來西亞、印尼、越南的工業園開展制造。
加入聯盟後，新加坡經濟發展局將爲在新加坡實施的、符合條件的研發和創新活動提供最高150萬新元的資助；新加坡企業發展局將爲聯盟內的夥伴公司進行一對一協助，提供定制化的供應資源，並幫企業對接匹配制造業或工業4.0相關解決方案的供應商；包括凱德集團（馬來西亞），格蘭特投資（印尼）和勝科（越南）在內的戰略夥伴則將提供不同的福利方案，如在租賃和物流等方面的差異化價格，提供無償或優惠的商業服務配套等來降低企業前期設立的成本與風險。
“在過去幾年，特別是在疫情期間，很多國內企業都提到了‘中國+1’戰略，主要目的就是提高供應鏈的韌性。‘新加坡+1’和‘中國+1’都在傳達同一個信息，就是企業需要建立一個多元化的、經得起不確定性風險擾動和黑天鵝事件沖擊的供應鏈戰略。”蔡宗倫認爲，從區域戰略的角度，“新加坡+1”的概念和大灣區有異曲同工之妙，都是結合各地獨特的優勢，爲企業降本增效。
事實上，企業在享受到了當地的優惠政策以及資源的同時，在不熟悉的商業環境下站穩腳跟，還會面臨諸如貿易標准不統一、基礎設施建設水平參差不齊、各市場政策環境和經商便利程度不一、文化語言障礙等。
比如，東南亞資源豐富，不少企業著眼在投資礦山、開發能源或農業資源，但隨著東盟當地對于可持續發展要求的升級，在環境、生態保護和行業要求方面，企業不僅要考慮遵循相關要求，同時也需要考慮將可持續性融入自身的供應鏈。
另外，一些優質産業或者大型龍頭企業客戶也會爲了克服不利因素，與合作夥伴“抱團出海”，實現上遊供應到下遊銷售甚至到售後的全方位布局。雖然這類模式前期投入較大，但是一旦在當地紮根之後，可以使供應生態系統各節點有效串聯，形成産業集群，確保業務經營發展的穩定性和有效性。
“中國企業需要做好前期功課，采納隨風問俗的經營戰略，同時，也需要對宏觀風險和市場風險進行預估。中國有句老話，背靠大樹好乘涼，尋找對當地市場深入了解的可靠的合作夥伴，對于企業的決策和發展會更有幫助。” 鄭濬稱。
這一過程，需企業進行頂層的全局規劃，優化分工布局。在鄭濬看來，像“東南亞制造聯盟”這樣企業+政府+産業園的新模式，能協助企業統籌物流、供應鏈系統、制造基地，推動企業上下遊以一體化的方式走出去。
趕乘RCEP東風擁抱多元化供應鏈
2022年初，《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系協定》（RCEP）正式生效，3月18日起RCEP對馬來西亞生效，5月1日起對緬甸生效。半年間，RCEP在東盟的“朋友圈”不斷擴大。在RCEP帶動下，中國和東盟貿易關系越發緊密。
數據顯示，2022上半年東盟繼續保持中國第一大貿易夥伴地位，雙邊進出口總值爲2.95萬億元，增長7.2%。而作爲RCEP的主力市場，東盟與中國進出口規模，在前四月占中國與RCEP貿易夥伴外貿規模將近一半。
其中，制造業功不可沒，特別是機電、紡織、鋼鐵和工業制品等一直是雙邊貿易的支柱産品。到今年6月，東盟國家制造業采購經理指數（S&P Global ASEAN Manufacturing PMI）已經連續第8個月高于50點的枯榮線，特別是新加坡電子行業PMI在6月創下新高。
“這說明東盟國家，在疫情後實現供應鏈的快速修複，整體制造業用工和采購活動活躍，産出增加，也帶動了出口的高景氣。” 鄭濬表示，東盟經濟的韌性和整體積極的商業氛圍，也必將繼續推動中國與東盟更加緊密的貿易和投資往來。
除此之外，能源、農業和礦産品等大宗商品，也是雙邊進出口貿易的主力。但在疫情等多種因素疊加下，今年大宗商品的價格波動較大，不管是原料供應商、貿易商，還是作爲終端用戶的制造業企業，都面臨較大的市場風險管理的挑戰。
鄭濬觀察到，企業在選擇海外産業鏈的延伸時，越來越多的選擇東盟作爲第一落腳點。比如，在RCEP下的原産地累積規則下，以紡織業爲代表的傳統産業就正充分享受關稅減讓政策紅利，在東盟擴大自己的産業鏈。
“由于東盟擁有豐富的資源和區位優勢、蓬勃的勞動和消費市場，其産業鏈和中國有著比較強的互補性，得以實現良性互動。” 鄭濬表示，隨著中國經濟向數字化、智能化、服務化的持續轉型，更多的産業向高附加值邁進，從而有部分低增加值産業在産業鏈重組過程中外溢，而擁有資源和勞動力優勢的東盟國家就可以承接産業轉移。
不難發現，趕乘RCEP東風，區域合作的不斷加強爲中國企業跨境展業提供了更爲廣闊的商機，但在實際操作方面，企業始終不可避免遇到融資、彙率/利率波動、流動性管理和營運成本控制等一系列問題。
“大華銀行會針對企業不同的實際需求，提供貿易融資、供應鏈融資，經銷商融資、現金管理、債券市場融資，外彙利率套期保值、黃金期貨等一站式金融解決方案，幫助其拓寬資金渠道，降低資金成本，管理金融風險，提升運營效率。”鄭濬表示。
同時，利用創新政策，大華銀行也做了一些有益的突破。例如區域財資中心方案和跨境掃款、跨境資金池管理等業務，幫助企業打通境內和境外兩個市場，更高效地實現點對點的跨境資金統籌和調撥。此外，大華銀行積極開拓新産品，于年內推出商品期權服務，給企業更多套期保值策略的選擇，同時擴大可交易商品的品類，幫助企業實現“保供穩價”。
鄭濬指出，隨著中國和東盟經貿合作不斷深化，釋放出蓬勃生機，RCEP在建立開放的、基于規則的多邊貿易和投資體系的基礎上，未來還將進一步推動各國在貿易、投資、供應鏈、可持續基礎設施等領域的合作，有效增強全球産業鏈供應鏈的穩定性與韌性。“我們相信，更多企業會借力RCEP，整合RCEP區域內、特別是東盟地區的優勢資源，建立區域産業鏈，實現中國與東盟的互利共贏。”
“隨著越來越多的企業在發展中建立可持續發展實踐，大華銀行也將繼續提供一系列與國際接軌的可持續投融資方案和框架，幫助企業以更快、更透明的形式，獲得相應的金融支持。” 鄭濬表示：“一方面支持客戶抓住海內外市場發展機遇，另一方面也是爲加強中國和東盟的互聯互通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