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何日生 哈佛大學文理學院特聘學者、慈濟慈善基金會副執行長
來 源：正和島
“善經濟”主張在經濟活動中，利他才能利己，利衆才能利潤。利他不是爲己，利他無損自己，利他是更好的利己。
亞當史密斯認爲“利己”是一只無形的手，會自動地分配利益，進而創造社會最大的公共利益。”
善經濟則認爲“利他”才是一雙無形的手，會將資源自動地流到最稀缺的地方，會將財富自動地給予最需要的人。利他如水一般，從高就低，以富濟貧。只要利他之心生起，個人會以自己的模式與方法去照顧濟助身旁能觸及的貧困的人。
善就是“利他”。
01、善是利他與和合
中國文化中的善，是利益萬民，利益萬物謂之善。如老子所說：“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于道。”上善如水一樣，利益萬民，利益萬物。善，對于惡不排除，而是一樣地“處尊就低”，“處善救惡”，淨化惡、教化惡，轉惡爲善。善不是惡的對立，善是如何能夠涵融惡、轉化惡、教化惡。
西方的善是真理，中國的善是利他。西方哲學的始祖柏拉圖講“至善”（Summom Bonum），強調真理，追求最高的真理。但中國人的善不是去追求、認知最高的真理，然後用這真理來衡量世間的一切。
中國的善是各人“善其所善，美其所美”，才是善。如孟子言：“可欲之謂善”，“充實之謂美”，滿足人民所需要的就是善，每個百姓都擁有幸福才是美。所以說“充實之謂美”。
西方的真理常常貶抑非真理，因此就起沖突。善以真理之名，行屠殺滅絕其他族群、宗教，時有所聞。中國文化的善事利益他人，利益萬民。
相對于西方追尋至高真理，中國的善不是以真理爲基礎，而是以利益萬民、利益萬物爲上。西方追求至高真理，從那個真理建立人間的秩序，中國人則認爲善高于任何絕對的真理。最高的秩序來自于一切關系的互利、圓滿、和諧。
在東西方文明中，善一直是各文明的核心議題。對于西方，善是真理；對于中國，善是利益萬民、利益萬物。
孔子在《禮記》裏也說：“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這說明，真理必須是善。學，即實踐。真理必須實踐，才知道其益處。善有“受益”之意。
善不是以一項真理框限每一個人，而是造福每一個人。雖有最高的真理，如果不能讓人獲益，這真理就不善。所以真理必須善，對于生命的完整性，善比真理還要究竟。
中國人眼中善的意涵，從造字中就可以看出。善，就是一人一口羊。每個人都有，每一個都享受幸福，每個人都生活在共容、共享、共榮的社會那才是善。
所以善就是利他。利益萬民，利益萬物。
其哲學的最高理想是，與萬物合一、與萬法合一，是爲共善。其實踐方式是，與一切的人事物都建立愛的關系，是爲共善。善高于真理，善比真理重要，真理如果不善，也就不被接受。而什麽是善？就是利益衆生。
善的第二個原則是“和合”。
中國龍的圖騰源自古代中國的部落征戰與和合的象征。中國人說自己是炎黃子孫，炎帝與黃帝打仗，結果黃帝戰勝，但是黃帝沒有滅掉炎帝的蚩尤部族，而是與炎帝一同並列爲中國的開創先祖。
龍的圖騰正是蛇的部落與鹿的部落打仗以後，沒有誰消滅誰，而是彼此融合。然後跟魚的部落打仗、融合，于是龍長出魚鱗。再跟鳥的部落戰爭，于是再融合，龍變成能飛的圖騰。龍的形象就是中國這塊土地上，各部落及各民族共融、共享、共榮的結果。
和合是中國的核心哲學，亦如《易經》幹卦所陳述的理想世界：“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也，而況于人乎？”
在一個利他的市場結構中，利他爲動機的勝出者所考慮的可不是消滅對方，而是用何種方式讓其他競爭者有新的出路，與其他機構和合。如中國龍的圖騰之融合與適應，是彼此融合，彼此互存，才成就強大的國家與機構。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從不反對個人的富有。如《荀子‧哀公》言：“富有天下而無怨財，布施天下而不病貧。”擁有天下財富沒有任何人怨他，這是和。財富都布施給天下人，自己也不貧困，這是利他利己的理想。以義、以道取之的財富是儒家思想所允許的。
如春秋末期的範蠡，出將入相，輔佐勾踐，造福百姓無數後急流勇退，三次致富，三次散財無怨尤，是儒家的善巨富之代表。以善致富，就是以利他、以和合達到個人與社會整體富有。
善，以利他爲動機，以和合爲手段，達到共善。
中國文化的和具備三個層次，一是“中和”。允執厥中，從不同的極端見解與利益，找到共容之道，是爲中和。二是“保和”，每個人都能各安其位，各享其利，各正其命，是爲保和。三是“太和”，這樣的和合境界能持之以恒至萬代，是太和。
中國故宮就具備這三個大殿：中和殿、保和殿、太和殿。象征古老中國治理天下的理想與智慧。
和合是善。善的理想是“與萬物合一”，“與萬法合一”的共善。與萬物合一，就是愛一切的人與物。與萬法合一，就是與一切真理合一。
相對于西方經濟的核心是“利己”與“競爭”，中國文化善經濟則是“利他”與“和合”。“利他爲本，和合共善”，是善經濟所追求的最終理想與目標。
02、當今利己經濟的困境
過去三百多年來，人類的經濟生活始終被亞當史密斯的“利己”思維給支配著。曆史證明，通過自由資本市場，從未創造一個公平、均富的社會。
哥倫比亞大學諾貝爾獎得主史迪格裏茲(Joseph Stiglitz)在他的新書中說：“美國三大富豪，華倫巴菲特、比爾蓋茨、貝佐茲等三人財富總和，是美國百分之四十九人口的財富總和。”
史迪格裏茲憂慮美國財富的兩極化已經結構化，他很直白地跟他的學生說：“你們的前途決定在你們父母的教育與收入。”收入決定教育，教育決定一生前途。
今天，全世界仍有八億人活在貧窮線以下。按聯合國的標准，每天生活在一塊美金以下的就是窮人。
劍橋大學費茲威廉學院(Fitzwilliam College)的奧格斯‧丹頓教授(Angus Deaton)研究指出，美國人只要每天捐助一塊錢人民幣，就能挽救這八億人口脫離貧窮線。
但困難在于：第一、不太可能每一個人都如此發善心；第二、這些錢的分配通常無法真正給予到那些需要幫助的人手上。層層剝削使得即使有善心人士捐出足夠的錢，也無法挽救世界的貧窮。
我們設想如何能夠讓這八億人脫離貧困？以亞當‧史密斯的觀點，永遠無法挽救這些貧窮。因爲自利之心，追逐的是自我的利益，不是公益。
自利之心的滿足永遠沒有底線，每一個人都追求自我的欲望，這欲望是無底洞。如同“邊際效益遞減理論The Law of Diminishing Principle”告訴我們，當人獲得第一個一百萬很快樂，但是第二個一百萬就沒有那麽興奮，因爲兩百萬只有一百萬的兩倍。
所以也許賺到第一個一億元很快樂，但是第二個一億元這種快樂就遞減了。當人期盼得到從一塊錢到一百萬的那種快樂，他需要的是一百萬倍的金錢。一百萬元的一百萬倍是多少呢？邊際效益遞減告訴你，那種快樂的獲得需要賺到“一萬億”。但是有多少人賺一萬億，有一萬億之後，下一個一萬億又是邊際效益遞減，如此永遠無法滿足與快樂。
人在欲望中永遠不可能真正快樂。
人心有追逐無限的本質。追逐無限的心指向欲望，就永遠不滿足，永遠無法快樂。追逐無限的心指向付出，付出無限，就能得無限的快樂。
所以從心理層次言之，利他比利己更容易得到快樂與幸福。
達爾文從生物學研究物競天擇，他歸結，互助的物種比起自利的物種更具競爭優勢。所有生存下來的物種，都是具備互助及利他的本能與機制。
醫學科學家已經發現動物身上有利他慈悲的區塊，稱之爲“Temporal Cortex”。實驗室中，當老鼠看到同類被殺害，慈悲利他區塊會放大。人類也一樣，看到他人布施，或他人苦難，自己慈悲利他的區塊會放大。慈悲利他可以被激發，可以被放大。只要我們認知到，利他比起利己更有助于自我與群體的發展，人類會更積極地，更大幅度地實踐利他。
利己經濟已經逐漸走到曆史的困境。以利他爲主的善經濟思想正逐漸擡頭。
03、以利他和合的企業革新
微軟總裁薩提亞（Satya Nadella）在2014年接任總裁之際，微軟正面臨有史以來的最低潮，幾大科技廠亞馬遜、蘋果、谷歌、臉書等，都占據主要的科技地位。就在這時，印度裔的薩提亞接任總裁。他推行的政策與哲學就是利他與和合。當時的微軟巨大而分裂，各自爲政，導致競爭力大幅衰退。
薩提亞（Satya Nadella）上台推行的第一個政策是，對每一個人的考評不是你做了什麽？而是你爲他人做了什麽？第二個是你與他人一起做了什麽？
“爲他人做了什麽”是利他；“與他人一起做了什麽”是和合。
利他與和合使得微軟在幾年之內起死回生，2020年微軟年度業績是一萬五千億美元，成全世界最大的科技公司。除了強調同事間的利他和合，薩提亞大力提倡員工從事公益慈善事業。他們創造青年公寓，給予事業工作正值起步的青年安居之處。從公司內部的利他，到對社會的利他，微軟重回科技産業王者的寶座。
薩提亞所執行的員工政策“爲他人做了什麽”，這是“利他”。“與他人一起做了什麽”是“和合”。薩提亞所體現的正是善經濟的本質，是締造善企業的成功例證。
04、各文明經濟曆史中的善
在人類文明發展曆史中，每一個強大的經濟體背後，都有一個支撐它的堅實哲學思想與價值體系。
“善經濟”試著從利他的角度，重新考察人類曆史以來各文明經濟體系中的善和利他的思想與實踐。吾人沒有時間探討惡，而是把推動每一個經濟文明背後的善與利他思想總結出來，闡述人類文明經濟體系中的善之模式，以及善如何在推動經濟發展中産生積極的作用。
古老的蘇美文明距今約八千年，蘇美文明中的《吉爾加美什Gilgamish》史詩 ，就預示人類文明對邁向城市化、機械化所産生的恐懼。
史詩以吉爾加美什認識野蠻人安度基之後，開始體會建造城市所必須付出的代價，認知失去自然與家庭的代價，因爲失去了這些，就失去了真正的歡笑。由于城市化加深社會的貧富差距，機械化使人與自然沖突加劇，《吉爾加美什》史詩是古老蘇美文明善經濟的反思。
希臘神話詩篇《工作與時日Works and Days》強調經濟生活中勤奮與節制的美德。貪欲造成生命的最終潰敗，潘朵拉寶盒就是欲望被打開的寓言。
亞裏斯多德是第一位提出善經濟概念的哲學家。亞裏斯多德認爲，經濟活動的目的不是金錢，而是幸福。一味追逐金錢反而遠離幸福。幸福，以亞裏斯多德觀之，是通過行爲所獲致。幸福的建立：第一，必須與人建立愛的關系；第二，參與公共服務；第三，遵循持守道德生活；第四，具備哲學的反思達到心靈的快樂。
猶太文明是人類最具智慧的商業文明之一。猶太人認爲上帝給他們的賞賜都在人間，不在天堂。猶太人將所有心力關注在現世的成就，每一個猶太人的先知都是富有的人，亞伯拉罕牛羊數萬、壽命極長；大衛王是一代明君；約瑟夫貴爲埃及宰相；摩西是王子。
猶太先知非富即貴。猶太人經曆十多個世紀的物質繁榮與巨大財富，來自于他們遵循上帝給他們的允諾—享受現世間的昌盛與富足。猶太人謹守上帝的律法，謹守安息日，安息日教導善于做生意的猶太人，從小就理解人必須在有限制的條件底下工作，工作時間是有限的，經濟資源是有限的，但是人必須在有限制的條件下，求取最大的經濟利益與生活幸福。
當代的“經濟”指的是財富的取得、發展與使用，中國傳統文化的經濟是“經世濟民”。“經世”，對世俗世界的良善治理是經世，“濟民”是以廣大百姓之生活爲計。北京大學樓宇烈先生說：
“當代‘經濟’指的是財富的競爭，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經濟’概念，指的是經世濟民，是爲整個社會的民衆謀福利。中國傳統文化“商人”概念，商人不是爲了個人攫取財富，而是更好地爲整個社會民衆服務，是爲精神財富和物質財富之間的交流所做的工作。”
王陽明眼中的商者也能成爲聖人，商人一樣是能成就“內聖外王”。商者爲利，然而“計利當計天下利，求名當求萬世民”。富而有仁德，富有而能和合，這是中國儒家的財富觀。擁有財富不是問題，一切關系的圓滿，才是儒家所強調的。
人與人、人與家族、人與社會、人與自然都能圓滿和合的前提下，擁有最大的財富才是善。因此，儒家的經濟思想是“和善”。
佛教在“萬物一體”的前提下，主張一切的經濟活動必須創造世界整體最大幸福與圓滿。佛教經濟的目標是“共善”。
佛教的思維在原始《阿含經》中，強調“四具足”：四具足包括商業專業能力，是爲“方便具足”；維護經濟財産安全的智慧，是爲“守護具足”；能在生活與心靈上常保歡喜的“善知識具足”；量入爲出，收支平衡，有節有度則是“正命具足”。正命，是經濟活動最終之目的。這四種具足，其實涵蓋了所有善經濟、善企業的致富與幸福之道。
西方從十四世紀逐漸興起的海洋貿易與城市商業的發展，是近代資本主義發轫的關鍵。海洋貿易與城市商業的興起是互助。經由海洋貿易、經由商會的互助系統而急速擴展，城市公民基于“工匠會社”而保障彼此的生計。
05、商業曾經是最高的善
曾經在十八世紀資本主義的前期，國家與國家戰爭，宗教充滿沖突，基督教內部天主教會與新教激烈鬥爭，只有在商場上才擁有最大的自由與開放。商場中，每個人都爲著追逐自己的利益而在一起平等地做生意，商場上沒有意識形態之爭，所以大家都能和諧相處。如同十八世紀的哲學家伏爾泰所說：
“在倫敦交易所，你會看到來自世界爲各自利益前來的代表們聚在一起，在這裏，猶太人、穆斯林教徒和基督徒彼此善待，就好像他們有著相同的宗教信仰一樣。
在這裏，長老教會的人會信任浸信會的教徒，大公會教徒也接受貴格會教徒的允諾。一離開這些和平自由的集會，有人會去猶太集會；有人會去喝酒，也有人會去以上帝爲名爲孩子們受洗；還有人會去割掉孩子的包皮，並對孩子低聲說一下他自己都不懂的希伯來語；而另一些人則帶著帽子去教堂期待上天賜予靈感。在這裏，所有的人都感到心滿意足。”
伏爾泰描述的正是當時的商業正義，在充滿政治與宗教沖突的年代裏，商業提供一個和諧互利的場域。商業在當時世界的各領域中是最大的善。
06、善經濟的曆史脈絡
與伏爾泰同時期的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提出“自利會創造最大的公共利益”，一樣是基于這樣的曆史背景所提出。
亞當‧史密斯曾說：“我們不能期望自己的晚餐來自屠夫，釀酒師傅或面包師傅的慈悲，而是要期望我們的晚餐來自他們對本身利益的關心。”亞當‧史密斯所認知的經濟行爲中，善性與道德被理解爲是從“自我利益”之中自動創造出對社會的正面産出。
市場上一只“看不見的手”能夠把自我利益，重新塑造成爲公共利益。“私人的罪惡”在那一只看不見的手之運作下，將自發性地、無意間地促成對整體社會的公共利益。
但是伏爾泰與亞當‧史密斯等人倡議的追逐自我利益合理化，間接造就了無數商業集團與個人，在全世界無止盡地搜括、征戰、擴張，而讓人類逼向前所未有的沖突境地。
隨著資本主義發達而造成社會貧富差距極大化之後，馬克思提出共産主義的理想，以抑制資本主義壟斷所有的剩余價值。馬克思說工人在剩余價值剝削的機制下，可能一天工作十二小時，然後抽根煙、吃個飯、睡個覺。工人這種立基于“自身血肉”中的商品及勞動力，所獲得的消費商品，僅僅類似于資本家養匹馬一樣地遵循勞動與報酬的交換機制。
馬克思甚至以蟲兒吐絲是爲了維持自己的生活，類比爲一個真正的僱用工人。馬克思更嚴酷地指出工人階級的勞動商品不是“屬于某一個資本家，而是屬于整個資本家階級”。換言之，這種工人階級的被剝削不是偶一資本家的某一個問題，乃是屬于所有資本家與資本主義的內在結構。
韋伯(Max Webber)則接續著提出對資本主義的修正觀點，他相信企業家的聖雄領導(Charismatic Leadership)是社會改變的重大關鍵。因此他以新教倫理喀爾文教義裏的“天職”，形塑一個“心安理得的資本家”與“勤奮的勞動工人”，藉此消弭資本家與勞動工人的內在沖突。韋伯預見的是資本主義社會將是一群優渥的布爾喬亞階級，而非一群被剝削的勞動工人。
熊彼得(Joseph Alois Schumpeter)則認爲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必然出現科層主義，科層是支配生産的新階級。這是資本主義極大化後管理之所需。熊彼得認爲科層階級將驅逐資本家與布爾喬亞，而成爲資本市場真正的主導者。
在美國，賈伯斯(Steve Jobs) 創立蘋果計算機，但是他曾被自己創立的董事會開除。雅虎的創辦人幾乎面臨同樣的命運。熊彼得認爲科層階層的責任感與團隊感是資本主義不可避免的主導力量。以今日言之，亦即一群奉守專業主義的秀異份子將主導社會經濟之發展。
與熊彼得相反的經濟學思維是海耶克(Friedrich A. von Hayek)“自由放任”的經濟概念。海耶克多少看到東歐斯大林式的官僚科層治理經濟之弊病，因而主張政府管得愈少愈好。海耶克這種主張並不是基于經濟效益之考量，而是他認爲無束縛的自由市場經濟與個人自由之間有著緊密關系。
經濟環境中個人自由之體現，在海耶克眼中就是至善。海耶克反對計劃經濟的另一個原因，是這個體制終將剝削個人自由。他在其名著《通往奴役之路》中闡述，社會主義一定會有一個中央的計劃經濟，而這種計劃經濟最終將會導致極權主義，因爲被賦予了強大經濟控制權力的政府也必然會擁有控制個人社會生活的權力，如此一來，才能把經濟體裏的各種層面資料和決定權集中到計劃者的手中。
英國劍橋大學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則認爲強化政府計劃經濟的重要性。凱因斯主張加強國家對經濟行爲的幹預，政府在計劃經濟必須扮演重要角色，透過財政與貨幣政策來對抗景氣衰退，以及經濟蕭條。政府公共建設之支出是凱因斯對抗景氣蕭條的方法之一。
這有賴一群專業的科層管理人員，科層管理包括了企業的專業科層與政府的官僚科層對經濟的共同治理。在許多東歐國家乃至西方北歐國家，這種經濟形態一直被認爲是理想的修正式資本主義或修正式的社會主義。
凱因斯的計劃經濟及擴大內需等經濟政策，引領美國1930年代的羅斯福總統度過經濟大蕭條。
1980年代，哈佛大學的丹尼爾・貝爾(Daniel Belle)在《後工業時代來臨》一書中強調，後工業文明的關鍵是信息導向（Information-led）與服務精神(Service)。從生産(Manufacturing)到服務(Service)的轉化，是後工業文明社會的特征。而服務精神正是社會企業家的使命。
丹尼爾・貝爾強調，並且預言，後工業文明中真正改變世界的不是資本家，不是科層專業領袖，而是一群有理想、以公義爲核心，致力于解決社會問題的社會企業家。
有別于新教倫理的企業家，社會企業家不是一方面相信上帝，一方面擴增物質生産與消費。新教的企業家在意的是上帝的榮耀與恩寵，而其本身擴張企業事功之心，其實並不利于社會分配的公平正義。
社會企業家一開始就以實現公平正義爲動機與原則，這公平正義可以是環境正義，如“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簡稱IPCC）”；或以消費者保護爲出發點，如Ralph Nader耐德所創立的消費者保護組織—“公共市民Public Citizens”。
社會企業其根本的目標就是發展經濟中的善，這是善經濟的發轫—爲公義，不爲私利，以利他的視角解決重大社會問題。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非政府組織研究中心”的索羅門教授(Lester M. Solomon)于2007年在德國波昂發布的研究報告指出，在考察了二十三個主要工業國家的公益事業中，公益事業對國家GDP的貢獻超過百分之五，其貢獻甚至遠超過主要工業，如能源工業(瓦斯、水、電)、建築業、金融中介業等。在美國與日本甚至超過GDP的百之七。
以公益出發的尤努斯創設的窮人銀行，影響全球的金融界采納微型貸款。洛克斐勒基金會于2008年提出的影響力投資(Impact Investment)，倡議動用金融資本解決社會問題，同時讓企業有營收，這是從公益“慈善的善”到“經濟的善”的一大跨越，利他才能利己的善經濟俨然成爲時代的大趨勢。
07、利他與帕雷托最優
利己的心永遠無法達到人類資源最有效的分配。自利始終造成分配的不均。《囚徒困境》理論告訴我們，囚徒各自守著自我利益，其結果是兩個囚徒都不能獲益。只有兩位囚徒都顧及對方的利益，他們才能雙雙獲益。
自利，也無法達到經濟學上的“帕雷托最優”（Pareto Optimality）。帕雷托最優是資源分配的一種狀態，在該狀態下，不可能有任何的重新分配足以使任何一個個體或偏好標准變得更好，但也不會使任何一個個體或偏好准則變得更糟。
帕雷托最優是指在不減少既有任何一個人的福利下，設法提高某些人的福利，讓經濟資源分配達到可能的最理想狀態。而這種最理想的分配，只有利他之心才能達成。
08、珍惜物命的善經濟
善經濟主張的利他不只是對人類社會，也對于所有的生命。珍惜物命，是善經濟的經濟核心。“生産的善”與“消費的善”都必須基于對“物命”的珍惜。若能珍惜物命，我們不會以利益刺激消費，無止境地制造物品、消費物品，然後任意地丟棄物品。
生産創造的源頭應該是利他。當一個人制造一個産品之際，亞當‧史密斯的假設是面包師或釀酒師考慮的不是消費者，而是其自身生活的著落與孩子們晚餐的費用。但是如果面包師或釀酒師不考慮其産品消費者喜不喜歡，受不受歡迎，他又將如何釀酒與做面包？
在商業自利的背後，其實就是利他。能夠考慮到利他，商業才能夠成功。
“善經濟”強調“利他利己”，只有利他，才能化解沖突；利他的前提是慈悲，是同理心。當我們真正地把他人的利益與幸福，當作自己的利益與幸福，才是真正利他。當我們共同地利益人類，才能締造世界的和諧。當我們共同地體認人類要利益萬物，我們才能挽救逐漸崩解的地球。利他，讓人類找到彼此，人與人，人與自然的共贏、共榮之道。
每一個人都有自利之心，也有利他之心，如何擴大利他，縮小自利之心，強化利他之心？從吾人的經驗認爲，從接觸苦難人開始，幫助苦難人，是轉自利爲利他的關鍵。
09、從慈善到善經濟
印尼第二大企業金光集團的黃榮年董事長，是一位慈濟的志工企業家。他在1996年開始加入慈濟慈善的工作。慈濟在雅加達第一個會所就是他的辦公室，他捐助慈濟無償使用。
1998年適逢印華沖突的高峰，印尼暴徒沖進華人社區，燒殺奸淫擄掠，形同人間煉獄。在此同時，印尼慈濟人在創辦人證嚴上人的開導與鼓勵下，用愛回應仇恨，繼續原本預定的物資與藥品發放。
印尼華人紛紛往外逃，慈濟華人卻往雅加達市區深入前進。當年慈濟與軍方簽約發放十三萬戶，包括包括窮困人，還有軍警，四萬名軍警已經數個月沒有發饷，他們及其家屬都是慈濟救助的對象。
黃榮年先生全程參與其中，在面對暴動、面對發放的過程中，黃榮年先生的家族企業一樣面臨巨大的危機。當時發生亞洲金融風暴，印尼通貨膨脹率高達數十倍，兩年換四任總統，銀行利息增長了十倍，金光集團瞬間成爲全球最大的負債公司，總共負債近四百億美金。
但是黃榮年與其父親，堅守誠正信實的理念，該繳交的利息照樣繳交，所幸主要主管都沒有離開，與他們家族成員共同面對這場最艱苦的企業存亡危機。他們與銀行談判，延緩還款的期限。黃榮年同時還繼續投入慈濟的慈善工作。
黃榮年先生本著父親的誠信原則，終于讓企業起死回生。他在2002年與父親一起號召雅加達的企業家，整治垃圾河——紅溪河，並把數千戶違章的貧困居民，遷居到慈濟興建的嶄新大愛村。從清理垃圾、發放、義診、輔導居民暫居他處，到一年後搬進大愛村，黃榮年全程參與。
2003 年黃榮年與郭再源等志工企業家發起一項慈善活動：將五萬噸大米發放給五百萬印尼照顧戶，並號召員工一起加入。一次發放可以多達四十多條動線，同步進行。印尼穆斯林員工們，看著老板扛大米，牽著老人家的手一次一次地發放，數年如初，深受感動。
黃榮年先生與志工企業家對吾人說，過去他們也捐助許多慈善組織，但是印尼人認爲華人是在贖罪。慈濟證嚴上人要企業家投入，不只是捐錢，而是親身參與發放，印尼人才真正地被感動了。
二十年後的今天，黃榮年個人所屬的企業（不包含他的兄弟的集團企業），資産已經到達四百億美金，他擁有的土地是新加坡的七十倍，他的五十多萬員工及家屬，都成爲慈濟慈善的會員或志工，他們都是印尼人，都是穆斯林；員工與老板信仰不同，勞方資方不同，但他們信念相同，都是以大愛利他爲社會付出。這是“在信念中平等”、在共同的愛中創造人人生命價值的平等。
2016年黃榮年先生啓發員工助人的愛心，號召更多員工成爲志工。他先用激勵法，爲每一個員工加薪，加薪部分以他們的名義捐給慈濟慈善。他鼓勵員工組織慈善團隊，農場周圍五公裏之內的窮人與殘疾人都由員工組織的慈善隊照顧、濟助。
2021年黃榮年已完成金光集團兩百萬位志工、會員的願望。金光集團“人人慈善”的行動，啓發員工的慈悲心與感恩心，使得上下都充滿和樂與感恩，這是愛的大家庭。老板愛員工的根本不是單向的愛，而是引導員工去愛人。企業上下人人都充滿愛人與助人之心，這是以信念爲領導，以愛爲管理的例證。
黃榮年希望能號召更多的人加入慈善的行列，以挽救五千萬還處在窮困的印尼人。他相信善正是印尼維持穩定的關鍵因素。
黃榮年認爲一個企業缺乏理想，缺乏信念與原則，企業家只是淪爲經濟的動物 (Economy Animal)。他深信商業與經濟的發展，誠正信實的原則是關鍵。創造社會的正向價值是關鍵。
慈善，創造企業主與員工的愛心，他們在價值中平等與相互感恩。所以善經濟主張，企業應強調“價值與信念”，而不是“利潤與競爭”。一味地強調利潤與競爭，員工與企業主終將離心離德；彼此是利益關系，是剝削的關系。
強調價值與信念，並且真正地實踐它，員工與企業主是爲一種共同理想而努力與奮鬥的夥伴，甚至是親如家人般地互相疼惜。這是以信念、以愛爲企業管理核心的善企業。
10、利他信念改變世界
如同黃榮年以利他信念作爲企業經營哲學，當代最成功的企業家、發明家史蒂芬‧賈伯斯談到創業的曆程時說，他二十一歲賺進一百萬，二十四歲有一千萬，二十六歲已經有幾億美元。但是不管創立蘋果計算機、到好萊塢經營動漫、或再回到蘋果公司發展iPhone，他始終不變的是內在的信念，他的信念是讓變得世界更好。賈伯斯說：
“我相信以我們的熱情，我們可以改變這個世界，並且使他變得更好。而那些真心相信這句話的人，真的改變了世界。With our Passion we can change the world and make it better. And those who are crazy enough to think they can change the world are the one who really do. ”
史蒂芬‧賈伯斯是繼愛迪生之後，人類曆史上最偉大的發明家。他把計算機從一個房間大的機器，變成個人化的使用。從個人計算機到蘋果手機，我們所見證的就是計算機逐漸民主化、個人化的曆程，讓人可以享有如此快速、智慧的工具。
iPhone成功地結合了科技與人文、藝術與機械、創意與實用，這是讓科技回到人們掌握的一種革命，這是將美注入生冷機械的創新，這是以想象創造力，提供人們生活與工作的便利。iPhone根本改變的不是我們的通訊方式，而是人類的生活方式。
這樣的貢獻都來自于他不變的核心信念。他在五十多歲過世前接受電視訪問時說，他這一生做過很多事業，創造很多發明，但唯一不變的是他的核心信念。
11、和合共善的經濟理想
善經濟的目標是爲人類建構一個 “身、心、境”富足與和合的社會。這是儒家天人合一的理想，而今期望通過善經濟能夠在當代社會具體開展出來。我們總結東西方對善的理解歸結出：
西方文明的善是強調遵循理性的道德生活，以創造現世的幸福，是爲“至善”。
道家的上善若水，不爭而利益萬物，因而能常保自身的榮景。是爲“上善”。
儒家的善，是人與人，人與天地一切關系的合宜圓滿，因此是爲“和善”。
佛教主張萬法是一，因此要與一切萬物共生、共享、共榮，是爲“共善”。
以“共善”、“和善”的角度，世界是一整體，從此視野出發的經濟思想絕無可能是利己的，既然世界是一體相關，每一個生命的存在都依賴于其他生命，每一個經濟活動都影響著他人的經濟生活，自己與他人息息相關，利他就是利己，利己更要利他，利他才是利己，爰此，經濟生活必定是利他的。
善經濟，就是利他的經濟活動，通過利他而更能利己。善于創造價值給他人的人，自己就更能得利。通過利他利己，達到世界群體生活的幸福與和諧。
善經濟在指向物質豐饒的同時，也提供心靈清淨的實踐之道。在追求人類普遍富庶之際，永續地球的生命。讓商業是善，物質也是善，心、物皆爲善的理想，能體現在世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