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薛鴻毅】
進入2022年，世界經濟發生了兩大新聞：
第一，地區經濟最重要的新聞圍繞著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系協定》（RCEP）于2022年1月1日開始生效。這個由東盟十國加五個非東盟國家（中國、日本、韓國、新西蘭、澳大利亞）爲成員國組成的經濟貿易協定，是由東盟最大國家印尼于2012年所發起的。
第二，印尼政府于1月1日宣布禁止出口煤炭，立即引發國際關注並直接影響到世界煤炭價格以及多國擔憂。國際媒體報道，日本和韓國之後，菲律賓也請求印尼解禁煤炭出口，因爲這三國嚴重依賴印尼的煤炭作爲其國內的能源供應來源。在此壓力下，一個月後的當地時間2月1日，印尼能源部就宣布解除煤炭出口禁令，煤炭訂單再次泛濫起來。
對于習慣了關注歐美的國內讀者來說，這兩則新聞多少帶來些顫動，讓大家的目光紛紛聚焦東南亞，也重新開始重視起我們的近鄰來。
回頭看，這兩大新聞都圍繞印尼在國際經濟的角色以及所采取的能源與貿易政策。作爲東盟最大、最重要的經濟體，印尼除了是RCEP的發起國，也同時成爲多個鄰國所依賴的能源供應國。因此，有必要深入了解印尼的經濟狀況以及未來影響。
而了解印尼目前經濟狀況，則有必要了解印尼所擁有的天然資源，包括曆屆政府過去和現在所采取的政治經濟政策以及這些政策背後的推動因素。其中，本文也試圖探討“經濟民族主義”（economic nationalism）在印尼曆屆政府如何影響經濟，甚至導致政權更叠發生。
三個曆史時期：發展路線之爭
蘇加諾執政時期（1945-1965年）
印尼首任總統蘇加諾于1945年8月17日宣布印尼共和國獨立之後，未立即獲得舊殖民宗主國荷蘭的認可。蘇加諾執政初期面臨的國內政治經濟挑戰，是如何維持印尼領土完整以及在振興印尼百廢待興的經濟情況。但印尼中央政府對各個省份和地區的管控十分薄弱。印尼國內經濟狀況難以支撐有效的政府運轉，再加上許多島嶼藏有豐富的天然資源、有能力自給自足，分離主義傾向猖獗。
蘇加諾面臨的挑戰如同諸多剛獲得民族解放和國家獨立一樣，印尼國內有諸多相互競爭的政治主張和經濟發展模式。蘇加諾是亞非拉國家爭取民族獨立的著名領袖人物，其政治經濟主張也相對排斥國際資本主義和跨國公司對發展中國家的占領和掠奪。
此時，美國贏得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對歐洲施以援手，通過馬歇爾計劃對歐洲諸多國家發揮巨大影響力，包括對荷蘭。蘇加諾在尋求國際社會對印尼的主權認可的時候，斡旋在荷蘭、美國以及社會主義陣營的蘇聯和中國之間。國際上兩極格局的冷戰讓蘇加諾面對更複雜的國際環境，最終他相對成功的獲得來自美國的國際承認，拒絕荷蘭對印尼恢複殖民統治的要求。但是阻止荷蘭進入印尼之後，卻引來美國對印尼的幹預。
總的來說，彼時的蘇加諾無暇顧及印尼國內的經濟建設，導致物價飙漲以及各項經濟指標落後。印尼國內政治氛圍則更趨尖銳、對立和緊張。這種局面持續到1965年9月30日晚間所發生的“9.30事件”。
之後，蘇加諾的職權被削弱。以蘇哈托爲首的印尼右翼陸軍集團掃蕩、鎮壓和屠殺親蘇加諾勢力，重創擁護蘇加諾的軍隊派系、官僚、群衆團體以及左派組織等。蘇哈托成功奪權之後，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政治經濟路線和政策。
印尼“9.30事件”後的一系列事件導致蘇加諾政府倒台，這起事件也導致世界第三大共産黨（繼蘇共和中共之後）的印尼共産黨遭到毀滅性打擊。該事件迄今仍然是懸案，在印尼仍然是敏感話題。英國《衛報》2021年10月報道透露，英國軍情六處宣傳專家于1960年代前往新加坡，利用包括炮制假新聞、虛假宣傳和心理戰術等手段，試圖塑造印尼軍隊和官僚階層的反共意識並等待時機推翻蘇加諾。這些都透露英美兩國在印尼大屠殺當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
但澳大利亞曆史學家格雷格•保爾格蘭（Greg Poulgrain）于2015年出版的書《幹預的後果：約翰·F·肯尼迪和艾倫·杜勒斯的印尼戰略沖突》（《Incubus of Intervention: Conflicting Indonesia Strategies of John F. Kennedy and Allen Dulles》），提供了另一種思路和答案。書中專研美國具有傳奇色彩的前中央情報局局長杜勒斯（Allen Dulles），他長期把控美國對外情報工作，甚至在美國前總統肯尼迪出生之前已經從事情報工作。杜勒斯曾經在紐約一家專門從事國際收購與合並的法律顧問公司蘇利文·克倫威爾律師事務所（Sullivan & Cromwell）任職，其中一個重要客戶是洛克菲勒家族。
情節錯綜複雜，不過可以簡單地說，美國外交及情報圈子和以洛克菲勒家族爲代表的國際金融寡頭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並且對印尼豐富的天然資源虎視眈眈，甚至可以動用隱形手段排除像蘇加諾那樣的“障礙”。
蘇哈托執政時期（1966-1998年）
印尼國內經過“9.30事件”以及爲期半年的動蕩和殺戮，蘇加諾基本上已經失勢。蘇哈托爲首的陸軍集團于1966年3月進行奪權，後于1967年正式接任成爲印尼第二任總統。有別于蘇加諾，蘇哈托則非常歡迎國際資本進入印尼並控制有價資産。
蘇哈托于1967年鞏固政權後，向費利浦·麥克莫蘭銅金公司頒發爲期三十年的開采權“工作合同”（contract of work）。該公司的開采權于1997年合同到期後，再次獲得蘇哈托政權延期合同，直到2021年。
蘇哈托執政期間，印尼于1967年加入印尼政府間小組（Inter-Governmental Group on Indonesia）國際組織，這個由美國、日本及荷蘭等國組成的較爲松散的國際組織，主要職能是協調爲印尼提供資金援助（財政補助和貸款）。印尼也加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及世界銀行。國際經濟政策上，印尼接軌以美國爲首的資本主義體系。
在國內層面，由美國培養的印尼財經官僚集團“伯克利黑幫”（Berkeley mafia）把持印尼經濟、金融、貿易及投資投資相關領域的政策長達三十年。這批財經官僚多半由印尼經濟學者組成，後來留學美國伯克利大學，接受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說的洗禮。回到印尼後，這批財經官僚積極配合美國的擴張性資本主義政策，還爲國際資本控制印尼的有價資産提供政策便利。
因此，在國際上接軌美國主導的資本主義體系的同時，也在國內奉行美國宣揚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說，兩者核心是“自由化”或者降低政府對經濟要素或者市場的幹預。從蘇哈托奪權並于1966年開始掌權的三十二年，印尼經濟年增長率約爲5.88%，印尼確實經曆了不錯的經濟發展。
蘇哈托“新秩序”政權初期的“經濟支柱”是石油、天然氣、礦産以及森林資源。而陸軍出身的蘇哈托幹脆將軍人在印尼政治提升，並實施所謂“雙重職能”（dual function）軍政一體教條。軍人（尤其是陸軍）負責國防安全之外，也積極參與政府運作，其中包括讓退役軍人擔任內閣部長、國有企業負責人以及在各級議會裏有軍人固定席位等。蘇哈托對印尼天然資源的開采權和經濟使用權充分“分配”，這些“寡頭”當中多半爲蘇哈托家族成員、生意夥伴以及蘇哈托的權力基礎——印尼陸軍，後來演變成“權貴資本主義”（crony capitalism）。
蘇哈托成爲印尼最高領導人期間，加緊控制印尼的天然資源，尤其是整合及重組蘇加諾于1957年從荷蘭公司沒收的石油資産。蘇哈托整合印尼國家石油公司之後，于1968年推動成立印尼國營石油公司（俗稱“北塔米納”），主要負責開采印尼國內的石油與天然氣。這家公司的首任董事長是蘇哈托的軍事盟友蘇托沃（Ibnu Sutowo）中將。印尼國營石油公司的活動不受印尼政府礦産部門的監督或管控，而直接向蘇哈托報告，這家公司事實上已經成爲蘇哈托集團不受公衆監督的資金來源。
蘇哈托政權也許成功地整頓了印尼經濟，也讓一部分人富了起來。但同時，他的腐敗版圖也被揭露了出來：據紐約時報1998年1月的報道，美國中央情報局一位特工于1989年在美國駐印尼大使館工作時調查蘇哈托家族的資産，發現價值高達三百億美元，已經算是全世界最富有的家族之一。《福布斯》雜志也曾經報道，蘇哈托是有史以來最腐敗的國家領導人。
但是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之後，印尼國內各種弊病和社會問題凸顯。蘇哈托也被迫于1998年1月同IMF合作，接受IMF的“拯救”印尼經濟方案。
歐美新聞界經典照片：康德蘇以不屑的站姿觀看狼狽的蘇哈托簽署文件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前總幹事康德蘇（Michel Camdesus）領導IMF長達十三年，1999年11月退休後曾接受紐約時報采訪。采訪期間，康德蘇得意地稱，IMF迫使蘇了哈托下台。康德蘇所指的是，1998年1月15日同蘇哈托會面後，IMF迫使蘇哈托接受金融救濟方案並簽署合作意向書（Letter of Intent）。康德蘇以不屑的站姿觀看狼狽的蘇哈托簽署文件，如同一位校長訓斥淘氣的孩子。這張照片成爲歐美新聞界的傳世經典，但是IMF的救濟方案根本無法穩定印尼經濟。
另外，美國《福布斯》（Forbes）于2017年7月6日刊登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應用經濟學教授史蒂夫·漢克（Steve Hanke）的文章。漢克在文章中稱，蘇哈托在1998年1月接受康德蘇及IMF的救濟方案之後，發現行不通，于是在1998年2月邀請他提供建言，印尼政府該如何應對亞洲金融危機。當時的漢克主張印尼該成立“貨幣管理局”（currency board），並將印尼盾同美元定在固定彙率——印尼盾同美元之間仍然可以自由兌換，但是由印尼政府出面管理，而非讓市場自由浮動。
消息一出，印尼盾兌美元馬上升值28%，但是也觸怒了美國政府和IMF並遭到反對。康德蘇威脅並要求蘇哈托取消成立貨幣管理局的方案，否則IMF將拒絕援助印尼。華盛頓郵報當時甚至明確指出，美國政府、華爾街及IMF的主要目標並不是穩定印尼經濟，而是通過經濟外援逼迫蘇哈托辭職下台。這個或許可以成爲“債務陷阱”（debt trap）的經典案例。
除了來自國際層面的政治與經濟壓力，還有來自國內的經濟危機壓力及民衆抗爭等，蘇哈托最終在1998年5月21日黯然下台。
值得注意的是，蘇哈托執政時期渲染所謂“百分之三的印尼華人控制百分之七十印尼經濟”，刻意把印尼貧富差距等社會問題怪罪到印尼華人身上，並且讓華人成爲蘇哈托政權面臨危機或者抗議時的“當然替罪羊”，把群衆不滿轉向華人。但事實上，印尼華人其實只能涉及私有經濟，幾乎不涉及印尼的國有經濟和外資。新加坡南陽理工大學廖建裕教授指出，蘇哈托刻意在一次談話當中說出這個謊言，後來成爲蘇哈托政權轉移矛盾的一個重要手段。
改革時期（1998年迄今）
蘇哈托繼任者哈比比于1998年5月21日接任之後，無暇顧及經濟事務。他在位的最主要任務是收拾蘇哈托遺留下來千瘡百孔的經濟與社會，而最明顯的政治經濟遺産是實施印尼的地方分權議程或者俗稱“地方自治法令”。哈比比于1999年10月20日下台，在經濟方面沒有明顯的政績。
參與推翻蘇哈托政權的溫和伊斯蘭領袖瓦希德于1999年10月20日通過議會選舉，成爲印尼第四任總統。瓦希德深知印尼千瘡百孔的政治、經濟與社會問題，來源于蘇哈托集團執政三十年裏的腐敗。而蘇哈托集團最根本的權力基礎是陸軍幹政，以及陸軍在政治與社會上所擁有的龐雜網絡。因此，瓦希德同軍中改革派（包括海軍及空軍）致力于消除“雙重職能”，有步驟地削弱軍人在各級政府的職權及影響力。
但瓦希德的激進改革遭到陸軍抵制和抗爭，後來陸軍在社會上炮制各種血腥騷亂和暴動，牽制瓦希德政權的穩定。一系列激進改革觸動了印尼多方利益，尤其是蘇哈托舊勢力及保守陸軍派系。最終，瓦希德于2001年7月23被迫下台。
瓦希德執政只有短短兩年，在經濟層面沒有太多空間或者落實政策的余地。但是，瓦希德也曾經計劃收回自由港公司在巴布亞所擁有的金山銀山銅山。結果，該公司請了全美國最頂級說客——美國前國務卿兼“中國人民老朋友”基辛格前往印尼，向瓦希德施壓。無獨有偶，基辛格也擔任過自由港公司的董事。2008年2月會面時，基辛格“警告”瓦希德，印尼政府必須尊重同自由港公司所簽過的協議。瓦希德只能無奈作罷，反邀請基辛格擔任印尼“無償外交顧問”，美方資本繼續控制印尼最有價值的金礦和銅礦。
而洛克菲勒家族早就同基辛格有合作關系。洛克菲勒家族慈善基金會旗下智庫Special Studies Project主任就是基辛格。
福特、洛克菲勒及基辛格于1974年在橢圓辦公室。
瓦希德下台後，其副手、搭檔梅加瓦蒂接任。梅加瓦蒂與瓦希德同屬改革派陣營，仍然必須面臨來自蘇哈托舊勢力的挑戰和百般阻擾。梅加瓦蒂的父親蘇加諾同中國保持傳統友好關系，梅加瓦蒂在內政上積極推動印尼民選總統法令以及廢除各種排華法令，外交上積極同中國與俄羅斯交好。
但是梅加瓦蒂同中國的過分友好以及選擇購買俄羅斯戰鬥機Su-27的一系列舉動，已經觸動了美國的敏感神經。美方在推翻印尼首任總統蘇加諾上有著不光彩的角色，這也讓美國警惕梅加瓦蒂所采取的路線。因此，梅加瓦蒂于2004年參選印尼首屆民選總統時，美方決定支持梅加瓦蒂的競選對手、退役中將蘇西洛。後來，蘇西洛成功當選總統。
蘇西洛于2004年10月20日開始執政，並于2009年成功連任，直到2014年10月20日結束任期，掌權十年。有別于哈比比、瓦希德及梅加瓦蒂執政時期的比較動蕩和不穩定，蘇西洛所采取的改革不溫不火，被蘇哈托舊勢力和保守派所接納。
但也因爲蘇西洛不溫不火的性格，導致印尼虛度十年。蘇西洛可能是印尼曆史上乃至于世界曆史上獲得外國殊榮和獎項最多的國家領導人，但同時印尼國內評價對他的評價又不盡人意，認爲他一個是前後不一、左顧右盼、猶豫不決以及政績上乏善可陳的政治人物。蘇西洛執政時期同中國建立戰略夥伴關系，但兩國只有在貿易數據上呈現“進步”，其他領域仍顯得滯後。
佐科于2014年取代蘇西洛開始執政，致力于印尼經濟發展和産業升級，甚至有濃厚的“經濟民族主義”傾向。佐科政府經過四年談判後，于2018年收回印尼最具價值的礦産——位于巴布亞地區的Grasberg金礦與銅礦51%的股權。在成功規範自由港公司並要求該公司交出51%股權之後，政府要求該公司停止出口原材料，必須在印尼國內進行冶煉後方能出口。但自由港公司仍然不願意在印尼投資冶煉廠。期間，有消息指出中國浙江青山集團願意合作並爲自由港公司所開采的原材料進行冶煉。但另一消息稱，自由港後來改變想法，選擇同日本公司合作，在印尼東爪哇地區興建冶煉廠。
另外，印尼能源與礦産部于2020年7月發布，印尼將禁止鎳礦石出口並逐步要求投資者在印尼建冶煉廠，增加印尼出口商品的附加價值。這些舉措屬于印尼政府推動的“下遊化”過程（downstream 或者印尼語的‘hilirisasi’），要求印尼國內的天然資源、原材料等“上遊”商品，必須在印尼國內進行加工處理或者增加其附加價值之後等“下遊化”過程，才可以出口。
對此，中國浙江青山集團與中國江蘇德龍公司在印尼蘇拉威西地區的投資項目，也已經興建了相關冶煉廠。歐盟曾向WTO控訴印尼禁止出口鎳礦石原材料的計劃，佐科于2021年11月表示，將應對歐盟在WTO的控訴。
除此之外，佐科任命的漁業部長蘇西主張直接逮捕或者炸毀在印尼海域非法捕魚的外國船只，其中被炸的最多的船只來自馬來西亞和越南。
這些例子表明印尼的經濟民族主義傾向，但印尼政府又面臨艱難的結構性改革。
根據外貿數據，印尼2020年的十大出口商品爲：礦産燃油（包括石油）、動物脂肪及油品、鐵及鋼鐵、電器設備、寶石及貴金屬、交通工具、橡膠及相關商品、機器（包括電腦）、鞋類以及紙類等。2021年，印尼主要出口商品煤炭、棕榈油、鋼鐵、錫及橡膠在國際市場上價格相對上漲，出口額達兩千三百億美元（US$230 billion），創造了新的記錄。
但印尼在國際市場上最具競爭力的商品，仍然是天然資源及相關商品。印尼雖然成功降低了天然資源占GDP的比重，但是棕榈油、煤炭、石油及天然氣仍然占出口的68%。
根據新馬克思主義學者、國際政治經濟學教授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關于“世界體系論”（world system theory）的論述，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由“中心”、“半邊緣”和“邊緣”組成的。“中心”經濟體擁有資本密集、優良勞動力以及高端技術的經濟發展模式。而“外圍”或者“邊緣”經濟體擁有較差的資本籌集能力、較差生産力的勞動以及低端技術等三個因素。
沃勒斯坦指出，早期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中心”經濟國家，由荷蘭殖民主義者開始、後換到英國、再換成今天的美國，而當時的殖民地或者今天的發展中國家只不過是世界體系中的“邊緣”。根據這個論述，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必經道路是將三個因素（資本、勞動及技術）優化到發達經濟體的階段。
中國作爲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在資本籌集能力和技術層級已經相對成功，屬于“半邊緣”經濟體。中國也已經擁有高生産力的勞動力，但是在如何培養及留住高端人才方面仍然遜于美國。印尼則正在努力從“賣天然資源”或者出口原材料等“邊緣”經濟體走向“半邊緣”。天然資源“下遊化”政策或許可以被理解爲一個“邊緣”經濟體走向“半邊緣”的政策選擇。
因此，印尼現任佐科政府的政治經濟主張，正在逐步實行産業升級以及從“邊緣”走向“半邊緣”世界體系的經濟發展模式。印尼正曆經艱難的結構性改革，但同時擁有巨大發展潛力。
中國與印尼之間的巨大合作空間
印尼的經濟發展潛力，可以從國際、區域與國內三個層面去了解。
從國際層面，印尼經濟和貿易相對自由，成爲經濟增長的外部推動因素。根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2017年報告，印尼是繼美國、中國和印度之後，最具投資發展前景的國家，排名第四。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于2012年的報告《全球趨勢2030》（Global Trend 2030）也稱，地區大國如印尼將在世界經濟中扮演重要角色。
從區域經濟層面，印尼是繼中國和印度之後，第三個加入G20的發展中國家，也是東南亞國家當中的唯一G20成員國。“東盟經濟共同體藍圖2025”（ASEAN Economic Community Blueprint 2025）裏指出，自從2015年開始實施，東盟成員國已經減除貿易壁壘、推出貿易自由化、投資自由化、勞動自由移動、促進互聯互通、減少發展差異等，而東盟經濟高度整合將支撐區域經濟進一步增長。
從國內經濟增長因素層面，根據世界銀行2016年6月14日發布的《印度尼西亞城市故事》（Indonesia’s Urban Story）研究報告發現，印尼正在發生從鄉村經濟轉成城市經濟的曆史性轉移，而印尼在亞洲地區是繼中國和日本之後擁有最大城市土地的國家，目前城市化增長率爲4.1%，高于其他亞洲國家。預計到2025年，印尼將有68%的人口居住在城市。
印尼投資統籌部在其官網指出，印尼政府積極協助外國投資在爪哇島以外進行投資，也爲外國投資者提供便利，包括稅務減免等。日經新聞網（Nikkei）2015年4月報道，日本2014年對印尼九成投資額落在西爪哇地區，而佐科政府卻更希望外國投資者前往外島地區。而中國對印尼六成投資額就是在外島地區，更符合印尼的國家利益和發展理念。
根據德勤（Deloitte）咨詢公司2018年的研究，中國對印尼最大的五項投資項目分別是：中國電建/中國葛洲壩集團投資的170.8億美元、中國鐵路總公司投資的60.07億美元、中國華電香港有限公司的50億美元、中國神華能源的30.2億美元以及哈電集團的20.2億美元。中國前五大投資集中在基礎設施建設及能源發電領域，而且其他較小的項目也同樣分布在全印尼各偏遠地區。這一布局，有利于印尼經濟結構性改革。
2018年5月14日，佐科總統出席在中國舉行的“一帶一路”峰會時表示，“一帶一路”倡議將加深兩國的經濟合作，尤其是目前印尼正在著重基礎設施建設、互聯互通和海洋支點。佐科也邀請中國政府合作參與位于北蘇門答臘、北蘇拉威西和北加裏曼丹的“三北經濟走廊”。而印尼政府所提出的“三北經濟走廊”，正是馬六甲海峽和望加錫海峽附近區域，是對中國及東亞國家極爲重要的海上交通通道。
另外，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UNCTAD）2021年一份研究報告也建議，印尼應該向中國學習工業化轉型經驗。印尼經濟結構性改革需要學習中國經驗，也是爲中國企業創造無限商機。
中國對印尼的研究和了解，遠遠不足
中國與印尼之間在許多領域的互補和相互需要，將持續拉動兩國的經貿發展。但同時，中國對印尼的研究和了解卻遠遠不足。文章開頭提到的印尼頒布煤炭出口禁令震驚中國市場就是一例。
相比之下，日本政府及企業經曆了印尼1974年反日遊行之後，痛定思痛並尋求改善對印尼工作的方法。日本對外援助機構“國際協力機構”（Jap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ency）比較清楚地闡述了該機構多年在印尼經營和布局，所制作的宣傳冊清晰地說明了日本方面在印尼多領域、多層級的工作，如：交通、宏觀經濟管理、電力、糧食安全、赈災及災後重建、淨水系統及廢物處理、基礎教育、衛生及社會保障等。
日本對印尼內部政治經濟的研究及探索非常深入和細膩，甚至願意花大量經費資助印尼華裔學者去研究蘇哈托同華人財閥的商業聯系。自稱是東盟秘書處領導的智庫“ERIA”實際上是日本外務省控制的，其絕大部分經費和人員編制都是日本方面決定，能輕松獲得關于東盟的能源政策甚至影響東盟內部的能源政策。
除此之外，跨國企業和國際財閥對印尼的研究相當細膩及深入，如洛克菲勒家族對印尼的研究已經將近百年，而且美國外交及安全政策圈子的實權派人物如杜勒斯和基辛格，也不過是洛克菲勒家族的“打工仔”，卻對印尼發揮巨大影響力。
中方加強同東南亞諸國打交道和深化經貿聯系時，有必要參考美日如何研究印尼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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