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員陳兆源與深圳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助理教授黃繼朝在《日本學刊》2022年第2期發表《競爭與差異化：日本對東南亞基礎設施投資的策略選擇》（全文約2.3萬字）。
陳兆源與黃繼朝認爲，隨著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提升對涉外基礎設施投資的支持力度，主要出于與中國競爭的動機，日本調整了其對東南亞基礎設施的投資策略，采取了一種差異化戰略，力圖在策略上與中國相區分以確立其競爭優勢。
（一）日本對東南亞基礎設施投資策略調整的動機：與中國競爭
在基礎設施領域，日本在東南亞很長時間內沒有遇到競爭對手，隨著近年來中國更加積極地在東南亞開展基礎設施投資，日本需要重新思考應對策略。2015年3月中國政府發布“一帶一路”倡議，5月安倍政府就宣布構建“高質量基礎設施夥伴關系”，計劃在未來五年向亞洲地區增加1100億美元的基礎設施投資。這一資金額度剛好超過“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簡稱“亞投行”）注冊的1000億美元，故日本此舉被普遍解讀爲對抗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政策措施。也有學者認爲日本的上述做法是對中國在歐亞推進“一帶一路”的直接回應，日本主導的亞開行將其對外貸款額從2015年的269億美元增加至2016年的315億美元即爲明證。隨著中國“一帶一路”倡議在東南亞的快速推進，日本也在東南亞地區大力踐行“高質量基礎設施夥伴關系計劃”，從高質量敘事、公私夥伴關系與多邊開發銀行等方面著力調整其基礎設施投資策略。
整體來看，2015年之前，日本在東南亞基礎設施投資領域長期“一家獨大”，感受到的競爭壓力並不突出，因而其調整策略的動力與決心也不突出；但面對“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後中國在東南亞基礎設施投資領域的活躍表現，日本感知到的競爭壓力大幅提升，因而開始著力調整策略以確保競爭優勢。簡言之，“一帶一路”的提出對日本調整其東南亞基礎設施投資計劃産生了“催化劑”效用，或者說中國對于東南亞基礎設施市場的踴躍進入是刺激日本積極調整策略的重要動因或動力。美國“惠譽解決方案”截至2019年6月的數據顯示，日本在東南亞六個主要經濟體（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泰國和越南）中參與的待建基礎設施項目總價值爲3670億美元，而中國的這一數字爲2550億美元，已接近日本的70%，而且中國在印度尼西亞、新加坡、泰國、馬來西亞的基建項目價值總額均超過了日本。因應來自中國的競爭，日本推出“高質量基礎設施夥伴關系計劃”，力圖維護日本的優勢地位。從具體領域來看，交通是日本加強與中國競爭的主戰場。在印度尼西亞、泰國與馬來西亞的高鐵項目上，日本都與中國展開了激烈爭奪。在印尼“雅加達—萬隆”高鐵項目中，前期大量的可行性研究以及作爲印尼第二大投資國等因素使日本在爭取該項目時相比其他國家處于絕對優勢地位，這也導致志在必得的日本在與印尼政府的初期交涉中不肯妥協；但2015年4月中國加入競爭後，感受到競爭壓力的日本政府隨即在7月和8月接連派特使訪問印尼，提出縮短工期、下調貸款利率、降低貸款主權擔保比例等優厚條件。據此可看出，日本策略轉變背後存在強烈的與中國競爭的動機。此外，區域互聯互通也是日本與中國競爭的重點方向。2015年以來，日本政府先後與東南亞國家簽訂並實施了《促進日湄合作新東京戰略2015》《促進日湄合作東京戰略2018》《日本—東盟聯結性倡議》等聯合計劃。從地緣政治來看，日本政治家明確有意以東西走向爲主的“陸海空走廊”與中國聯結東南亞的南北走廊相抗衡。近年來日本還加強對作爲“東西經濟走廊聯通計劃”關鍵節點的緬甸的投資支持，力圖遏制中國—東盟鐵路網建設的影響力。
（二）日本調整對東南亞基礎設施投資策略的邏輯：差異化競爭
爲制衡“一帶一路”倡議，在東南亞基礎設施投資方面獲得與中國的競爭優勢，日本采取的是一種差異化的競爭方式，即有意識地與中國相區分。
首先，相比于中國的成本價格優勢，日本突出了基礎設施投資的高質量敘事，不斷強調“質優”。2015年，安倍政府確立了“高質量基礎設施夥伴關系計劃”作爲維持東南亞基礎設施投資優勢的關鍵舉措，旨在凸顯日本在技術、質量上的競爭優勢，從而制衡“一帶一路”倡議與亞投行爲中國帶來的融資優勢。在2015年5月的“亞洲的未來”晚餐會以及11月的“東盟商務與投資峰會”上，安倍兩次公開發表了關于構建“高質量基礎設施夥伴關系”的重要演講，從中可以明顯感受到他在極力說明日本的“高質量”策略與中國在亞洲尤其是東南亞地區的做法及影響有很大差異。比如提到“買便宜貨就是浪費錢”“追求單純的銷量所帶來的‘眼前利益’不是日本的做法”等，無疑帶有影射批評中國投資者的意圖。通過“高質量基礎設施夥伴關系計劃”，日本希望傳遞給合作夥伴如下信號，即雖然日本的基礎設施相比其他替代者價格更高，但它的質量與標准值得相應的價格。其中沒有明說的“其他替代者”就是指中國。實際上，以高質量敘事爲核心的基礎設施投資策略已經被認爲是日本當前最重要的經濟外交戰略之一，日本力圖以此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通過謀求差異化來維持競爭力。第26次“經協會議”報告中甚至明確指出，以中國作爲參照對象，日本對東南亞基礎設施投資的強項在于安全性、信賴性、效率以及技術等方面的優勢，因而要通過進一步發揮優勢，謀求與競爭國的差異化。
同時，在2015年提出“高質量基礎設施夥伴關系計劃”之後，日本政府除了在國內積極實施行動計劃外，還致力于“高質量”規範的國際化，極力向包括東南亞國家在內的國際社會宣揚高質量基礎設施的優勢與重要價值，並力圖通過國際制度或規則的形式使高質量規範獲得東南亞及其他國家更廣泛的認可。
其次，維持高質量差異化策略的可持續性需要大量資金投入，因而政府投資不足的日本選擇大力推進公私夥伴關系（PPP）模式，力圖動員更多私營資本以充實資金。“高質量基礎設施夥伴關系計劃”基本規劃明確了通過動員民間資金來實現高質量基礎設施投資的基本路徑，尤其是“高質量”策略的四大支柱中，第一、第二支柱的核心內容即在于利用日本國際協力機構(JICA)與亞開行爲PPP基礎設施項目提供資金、政策保障等支持，促進發展更多的PPP高質量基礎設施項目。就東南亞而言，日本更是將PPP作爲推進東南亞高質量基礎設施投資的主要手段。早在2014年10月，日本政府第14次“經協會議”就專門針對日本對東盟國家提供PPP支持的現狀展開了研討，強調在東盟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中，動員民間資金是不可欠缺的，因而很有必要推廣PPP的做法。
可以看到，日本在推進東南亞基礎設施投資PPP事業中，不僅積極開發多種形式的官民協調融資，而且更加重視利用JICA、亞開行等爲PPP提供完善的公共金融支持，改進PPP相關的體制環境，提升PPP項目的風險抵禦能力，確保PPP項目運作的穩定性與可持續性。畢竟對于高風險的海外基礎設施投資而言，私營企業的風險抵禦能力有限，加強公共財政支持保障便成爲促進PPP事業發展、動員更多私營資金的有效手段。近年來，主要依賴國有企業的中國PPP項目投資發展迅速，2017年總額達到175億美元，居世界第一，其背後正是因爲中國國企的強風險抵禦能力。相比之下，鑒于自身國家—社會關系的局限性，日本只有充分發揮其多樣化的公共金融支持手段（PPP支持日元貸款等）、PPP運作經驗積累等優勢，才能有效推進東南亞基礎設施投資PPP事業的擴展，實現更廣泛的民間資金動員，進而給差異化的“高質量”策略提供可持續的資金動力。如日本在仰光的迪拉瓦經濟特區項目中就施行了一種綜合運用ODA與民間投資的“混合型PPP”模式，即在PPP項目關聯的周邊基礎設施建設中利用ODA資金予以支持，取得了較好成效。
最後，爲了避免被模仿，日本還積極利用由其主導的亞開行來支持其高質量策略與PPP事業發展，最大限度發揮“在位者”優勢。2015年日本政府最早確立的“高質量基礎設施夥伴關系計劃”基本規劃中，將加強與亞開行協作設定爲四大支柱之一，包括增加1.5倍融資能力、擴大面向民間機構的融資比例、與JICA合作擴展海外投融資等內容，明確表示將與強化功能的亞開行協作、共同向亞洲地區提供1100億美元的“高質量基礎設施投資”。之後，在對東南亞基礎設施投資的具體實踐中，日本又在亞開行內部通過整合內部基礎設施基金、擴大與政府協調融資、支持官民協作與民間融資以及促進資金調撥制度的高效化改革等操作，充分激發了亞開行在解決資金不足、促進基礎設施高質高效等方面的顯著效用。在“緬甸—泰國東西經濟走廊”“柬埔寨洞裏薩湖周邊城市環境改善”等一系列重要項目中，亞開行都發揮了關鍵作用。歸根結底，日本在其東南亞基礎設施投資的“高質量”策略中積極挖掘利用亞開行的作用，就是爲了強化與中國的差異化競爭，並且竭力避免被中國模仿，以謀求差異化策略效果的最大化。
具體而言，一方面，日本長期在亞開行中占據主導者角色，不僅是創始會員國，也是亞開行最大的出資持股國，且與美國等其他主要股東之間形成密切串聯關系，具有顯著的“在位者”優勢，這爲日本在東南亞基礎設施投資中充分運用亞開行這一工具帶來了諸多便利。與日本相比，雖然中國早在1986年就成爲亞開行的加盟國，但作爲一個後來者，其在亞開行內部的權力與影響力都與日本存在較大差距，因而難以效仿日本對亞開行的操作手段。另一方面，亞開行在東南亞基礎設施投資領域經營已久，在資金提供、風險保障、協調各方關系等方面一直扮演著重要角色，已成爲參與東南亞基礎設施投資的最重要多邊開發銀行之一。早在2011年，亞開行就聯合東盟共同出資成立“東盟基礎設施基金”，資本金總額約爲4.85億美元，據推測，截至2020年共實現融資約40億美元。可以說，亞開行在東南亞基礎設施投資領域不僅占據顯著的優勢地位，而且具有豐富的經驗積累，這些是目前亞洲地區其他多邊開發銀行難以相比的。2015年中國發起成立的亞投行在東南亞業務拓展迅速，但其綜合影響力相比亞開行仍有一定距離。由此而言，日本對亞開行的改革和積極利用也就可以有效避免被競爭者模仿，進而維持其差異化競爭策略的效果。
（三）對中國的啓示
習近平主席指出，國際經濟聯通和交往仍是世界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當前，中國正推動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取得新進展，系統考察日本對東南亞基礎設施投資的策略調整及其理論邏輯對于評估和促進中國在東南亞的基礎設施投資發展具有重要意義。面對日本在東南亞基礎設施投資領域實施的差異化戰略，中國需在適當借鑒的基礎上有效加以應對，並在中日競合關系中尋找共同利益、實現合作共榮。首先，中國需繼續鞏固和挖掘自身性價比優勢。與東南亞國家的經濟發展階段和發展模式相適應，中國可繼續發揮自身基礎設施投資的“物美價廉”特色，強調資金投入與項目運作的快速成效，竭力滿足當地發展需求，在此基礎上兼顧發展質量與可持續性。相比之下，日本的所謂高質量基礎設施建設項目資金投入大、項目周期長，並不一定適應部分東南亞國家的實際情況。其次，中國可探索各類資本參與對外基礎設施投資的新模式，包括：進一步發揮國有企業主導的PPP模式的作用，鞏固擴大對東南亞基礎設施投資的資金規模優勢；完善PPP相關政策支持與制度環境，積極穩妥地引入更多私營資本，進而充分激活資金利用率，推動對東南亞基礎設施投資項目的高質高效運作。最後，中國應采取開放包容的合作策略拓展中日務實合作。面對日本的差異化競爭策略，中國采取包容開放的合作策略將更爲有利。東南亞龐大的基礎設施需求爲中日在東南亞基礎設施投資領域實現合作共贏提供了充裕空間。事實上，中國在“一帶一路”倡議下一直積極推動中日在東南亞基礎設施投資領域的實務合作，也取得了一定成效，如中日在東南亞聯合經營工業園區、中日在泰國“東部經濟走廊”開展的第三方市場合作等。中國在亞投行中也應繼續堅持包容性的制度設計，以開放態度促成與日本及其他多邊開發機構的合作共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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