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齊然

編輯/漆菲

5月24日晚，美國總統拜登啓程離開日本東京，結束其上台以來的首次亞洲之行。

當天，美國、日本、澳大利亞、印度召開“四方安全對話”（QUAD）領導人會議，並發表聯合聲明。聲明中強調了所謂的“安全問題”，如聲稱要“抗衡對包括東海及南海在內的基于規則的海洋秩序的挑戰”、“擁護遵守國際法以及維持航行及上空飛行自由”以及“強烈反對改變現狀、加劇地區緊張的所有脅迫性、挑釁性或單方面行動”。這些論調被外界視爲在“警告中國”。

具體合作方向上，聲明中涵蓋了疫情期間的疫苗合作、基礎設施建設合作、新興技術合作、太空和海洋合作以及應對氣候變化的一攬子合作項目等多個議題。四國元首商定爲實現“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而合作，構建旨在監測該地區非法捕魚的信息共享框架。除此之外，會議還就俄烏沖突、應對中國和朝鮮問題表達關切。

5月24日，美日印澳四國領導人在東京會面。

此次訪問亞洲期間，拜登還宣布啓動“印太經濟框架”（IPEF），這是美國五年來參與亞洲經濟事務的最重大舉措，被視爲繼“四方安全對話”和“美英澳三邊安全夥伴關系”（AUKUS）之後，美國針對中國，構建對抗、圍堵和制衡格局的“印太戰略”的又一重要布局。

對此，中國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5月22日回應稱：“中國同地區國家一樣，樂見有利于加強區域合作的倡議，但反對制造分裂對抗的圖謀。美國‘印太經濟框架’屬于哪一類？首先要劃出一個大大的問號，看透其背後隱藏的圖謀。”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亦在24日的例行記者會上強調，搞小圈子挑動陣營對立，才真正威脅構建和平、穩定、合作的海洋秩序。

據《聯合早報》報道，正當美國、日本、澳大利亞和印度等國元首在東京舉行意在加強抗衡中國的四方峰會之際，中國和俄羅斯出動戰略轟炸機等戰機貼近日本領空飛行，劍指“四方安全對話”機制的意味濃厚。

包含地緣政治計劃和權力鬥爭意圖的“四方安全對話”和“印太經濟框架”不僅涵蓋軍事合作，也啓動了一系列包括經濟、社會安全領域的合作。這些圍繞亞洲大陸、橫跨兩個海洋的“合作”項目，是如何被拜登政府著重推動的？

5月24日，“四方安全對話”領導人會議現場。

投資500億美元助力亞太發展基建

“四方安全對話”嵌入在美國近年來主張的“印太戰略”之中。

所謂“印太”，是將原先的“亞太”概念延伸，納入“印度洋”區域。外交研究者範·傑克森（Van Jackson）2021年3月在美國《外交事務》雜志撰文指出，“印太”概念最早于2010年通過美國地緣政治作家卡普蘭的暢銷書進入美國國務院的視野，到了特朗普時期，“印太戰略”在沒有充分論證的前提下快速上馬，如今的拜登政府則完全繼承了特朗普時期的這一戰略。

與“印太戰略”類似，同樣受到拜登政府熱推的還有美日印澳的“四方安全對話”。

“四方安全對話”最早可追溯到2004年印度洋大海嘯之後的救援活動，時任美國總統小布什當時提出了一個印美日澳合作倡議。2006年，首次擔任日本首相的安倍晉三提出“印太合作”的雛形，被稱爲“自由和繁榮之弧”。次年5月，四國召開了一次合作會議，但沒有公開成果。同年舉行的美印“馬拉巴爾演習”，加入了日本和澳大利亞。

2007年9月，參加美印“馬拉巴爾”演習的美軍艦隊。

隨著2007年之來美日澳陸續更換領導人，“四方安全對話”暫時中斷。四國再次“撿起”這一計劃，則是2017年菲律賓召開的四國領導人對話。直到2021年3月，該機制以“四邊精神”的宣言形式成型。同年9月，第一次“四方安全對話”領導人峰會正式舉辦。至今爲止，“四方安全對話”的公開定位是一個“非正式的多邊群組”，盡管人們清楚知道，其背後的真實考量是抗衡中國的崛起。

可如今，國際局勢和地緣環境有了極大變化。尤其是俄烏戰爭的爆發，深刻影響了許多國家對國際環境和安全態勢的理解。與此同時，“四方”各國的內部社會與政治變化也左右著拜登“印太戰略”的走向。

就在此次會面前夕，澳大利亞新一屆大選結果出爐，自由黨總理莫裏森所在的執政聯盟不敵工黨，失去執政權。拜登在會上調侃了初來乍到的工黨黨魁阿爾巴內塞。他在致辭時稱：“阿爾巴內塞總理，我歡迎您首次出席四方安全對話峰會。您宣完誓，登上飛機就飛到了這裏。 因此，如果您在這裏睡著了，那也沒事。”阿爾巴內塞則以大笑回應。

5月21日，阿爾巴內塞當選新一屆澳大利亞總理。

阿爾巴內塞的競選綱領重點強調性別議題、氣候變化以及與東南亞國家加深聯系等內容。不過，分析者們認爲，新政府不會改變對“四方安全對話”的態度。訪問東京期間，阿爾巴內塞公開表示，“四方安全對話”對澳大利亞來說有著“絕對優先”的重要性。

聯合國亞太可持續商業聯盟副主席、原太平洋島國論壇駐華首席代表大衛·莫裏斯（David Morris）向《鳳凰周刊》解釋說，“四方安全對話”對澳大利亞來說具備國家利益上的吸引力。“從人口上看，澳大利亞是四方中最小的國家。但考慮到澳大利亞的經濟角色——豐富的資源和能源，以及作爲一整塊大陸的戰略地位，加入這一重要的會議對澳方來說極具價值。”

在新政府的主導下，未來澳大利亞在“四方安全對話”中會有更多連接、影響和援助東盟與太平洋島國的功能。據印尼《雅加達郵報》報道，作爲東盟中舉足輕重大國的印尼，先前對“四方安全對話”和美英澳“AUKUS”同盟均有擔憂。

如今的工黨承諾將把對印尼和東盟關系作爲重中之重，這對印尼來說頗具吸引力。不過，加查馬達大學國際關系專家Dafri Agussalim提醒說，“印尼和東盟的首要考慮還是經貿領域，澳大利亞新政府著重強調的環境、氣候和人權等議題不一定能對接到前者的需求。”

爲了在區域內發揮經濟力量，四國就力爭今後五年向印太地區進一步提供約500億美元以上的援助與投資達成一致，還確認將支援面臨債務問題的發展中國家。聯合聲明指出，這有利于促進印太地區提高生産力，促進繁榮。日本一些分析指出，不排除這個計劃是爲了與“一帶一路”倡議相抗衡。

日本則在岸田文雄就任首相之後表現出了明顯的外交轉向。曾于2012年-2017年擔任外相的岸田是日本在任時間最長的外相之一，去年10月就任首相以來，他一直有著40%-50%的支持率，呈現穩定態勢。《日經亞洲》認爲，這一支持率反映出國際形勢下日本民衆的不安全感日益加重。

5月20日接受采訪時，岸田表示十分擔心“中國軍力的增長”。在他此前提出的“新時代現實主義外交”思路中，日本防衛開支將達到國內生産總值（GDP）的2%——向著北約的標准看齊。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是從根本上動搖了國際秩序，是在挑戰《聯合國憲章》原則。我們不希望看到這樣的事情發生在印太地區。”作爲東道主的岸田在致辭時如此說道。

不支持對俄制裁的印度打的什麽算盤？

印度總理莫迪的東京之行受到超級禮遇——日本政府甚至安排了學習印地語的五年級小學生和莫迪交流。可以說，印度是“四方安全對話”事實上的核心要素，也是美國“印太戰略”中最爲關鍵的一環。

但對于其他三方來說，印度是一個“特立獨行”的國家。一方面，印度通過參與上述議程，和美日澳在對華遏制政策上靠近；另一方面，在烏克蘭局勢和俄印關系上，印度又沒有同其他三方站在一邊。

盡管拜登在“四方安全對話”峰會上稱呼其他三國爲“緊密的民主夥伴”，但印度在所有討論俄烏問題的國際場合都投下了棄權票，至今也沒有加入對俄羅斯的制裁。在24日“四方安全對話”對俄烏問題達成的宣言中也可以看到印度的這一立場——共同宣言中沒有對俄羅斯的批評或譴責，而只是強調了“主權、領土完整與和平”的原則。路透社指出，印度對美國主導的對俄制裁缺乏支持，這令後者感到沮喪。

剛剛結束的峰會中，四國領導人們討論了一系列安全之外的合作項目，包括科技進步（比如四邊科技工程數學合作項目）、基礎設施和衛生（比如目前進展不順的“四邊疫苗計劃”——用美國和日本的資金資助印度生産十億劑疫苗，再由澳大利亞和日本分發到東南亞區域）、環境和資源（在印太地區建立一個高效的漁業監視系統打擊非法捕撈）等議題。

近年來，印度軍方和情報單位和美日澳等國的合作日漸增加。但就“四方安全對話”的目的而言，印度的最大優勢在于其經濟體量和參與供應鏈轉移的潛力。5月19日，印度外交部長蘇傑生之子特魯瓦（Dhruva Jaishankar）在美國《外交事務》雜志撰文，這篇文章多少反映出印度精英對“四方安全對話”的想象。

文中，特魯瓦不同意將“四方安全對話”稱作“亞洲北約”，他稱這一機制更松散，更建立在自願基礎上。但他強調，“四方安全對話”要抓住地緣和國際局勢變遷的機會——比如俄烏戰爭和防疫政策導致的供應鏈變動來集體調整國際經濟格局，尤其是“過度依賴導致的經濟上的脆弱性”。這裏的“過度依賴”明顯是在針對中國在東南亞以至國際供應鏈中的地位。

5月24日，美國總統拜登（右）與印度總理莫迪在東京舉行會晤。

這一需求契合了疫情後印度自身的經濟變化。5月14日出版的英國《經濟學人》引述印度的經濟數據指出，在疫情橫掃之後，大量中小企業難以爲繼，頭部企業有了更多現金流，這意味著印度經濟結構將迎來改變，因爲行業巨頭有更多錢投入到研發和基礎設施領域而不用承擔借貸風險。這一模式恰恰銜接了莫迪政府提出的高達260億美元的供應鏈轉移計劃——包括對14個工業領域的供應鏈轉移給予補貼，吸引國際制造業産業鏈上的工業成規模轉移到印度。

這恐怕才是印度在外交上保持相對自主性，卻又積極參與美國主導的上述機制的重要背景。“印度發現，中美之間的矛盾沒有隨著拜登的上台而減弱，所以印度認爲，‘四方安全對話’的方向是滿足其自身需求的。”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南亞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張書劍對《鳳凰周刊》表示，“印度外交政策的一個基本原則——即現實主義外交以國家利益爲導向的原則並沒有發生變化。仍然是要看哪一方現實利益多，就往哪一方靠攏。在具體的外交選擇上，印度會倒向最終占優勢的一方。”

印度北方邦的一條手機裝配流水線。

備受關注的“印太經濟框架”（IPEF）創始國有13個，除了美國、日本、印度、澳大利亞，還有韓國、新西蘭，以及印度尼西亞、新加坡、泰國、越南、文萊、馬來西亞和菲律賓等東南亞國家。這些國家的GDP總和約占全球四成。該計劃通過四個支柱領域，即“數碼與傳統貿易”“提升供應鏈韌性”“清潔能源、去碳化與基礎設施”以及“稅與反貪汙措施”來加強成員國的合作。

盡管很多分析者認爲，IPEF不包含自由貿易要素，只是一個協調和鼓勵供應鏈合作、清潔能源與減碳、反經濟和稅收腐敗的框架，但對于既沒有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CPTPP），也沒有加入《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系協定》（RCEP）的印度來說，不包含關稅要素的“印太經濟框架”反而是其樂見與期待的結果——既呼應了印度的經濟雄心，也不影響其對自主經濟路線的需求。

相比“亞洲北約”式的軍事同盟關系，“四方安全對話”的確更爲松散，但其反映的地緣政治和經濟設想更爲龐大，計劃動員的“競爭”領域也更加廣泛。在未來，這一構架還可能繼續擴大。

比如，雖然“四方安全對話”暫時沒有應允韓國加入，但韓國在供應鏈尤其是電子産業供應鏈上的地位可能會成爲該計劃未來擴展中的一部分。此外，“四方安全對話”也將用各種方式試圖影響和吸引東盟國家向其靠攏，尤其是印尼和越南等有機會承擔供應鏈轉移的國家。

5月20日，韓國總統尹錫悅陪同美國總統拜登參觀三星集團的半導體工廠。

由此來看，“四方安全對話”是將軍事以外的領域納入到地緣對抗和安全思維之中。從這一點來說，試圖加入其中的韓國總統尹錫悅的表態可謂貼切。5月20日，他在陪同拜登參觀三星半導體工廠時說：“總統先生，我們活在‘經濟安全’的時代。經濟就是安全，反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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