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雞湖西岸舊貌。蘇州工業園區檔案中心 供圖
5月15日拍攝的金雞湖西岸景色，原先都是水田的農村景象如今已變成高樓林立的城市。A08-A09版攝影（除署名外）/新京報記者 朱駿
5月22日拍攝的蘇州工業園區海關大樓，該樓于1999年啓用。
1994-1999年位于原金雞湖度假村的蘇州工業園區海關辦公舊址。
蘇州工業園區檔案中心 供圖
5月22日拍攝的蘇州工業園區管委會辦公大樓。2006年至今，管委會在這裏辦公。
1994年-1998年蘇州工業園區管委會位于原金雞湖度假村的舊辦公地。
蘇州工業園區檔案中心 供圖
5月18日，蘇州工業園區的蘇州新加坡國際學校門口，家長接放學的孩子回家。該校成立于1996年6月。
早年蘇州工業園區的學校建築。
蘇州工業園區檔案中心 供圖
蘇州 工業園區
1978年11月13日上午，鄧小平參觀了新加坡的裕廊工業園區。據《李光耀回憶錄：1965-2000》記載，鄧小平在第二年（1979年）的一次演講中說：“我到新加坡去考察他們怎麽利用外資”。
14年後，鄧小平南巡時，又多次提到新加坡。
1994年2月26日，中新兩國政府正式簽訂合作協議。作爲中國和新加坡政府合作項目，以新加坡裕廊工業園區爲藍本的蘇州工業園區，誕生在江南水鄉。園區位于蘇州東部，從創建開始就承擔著改革開放“窗口”和“試驗田”的功能。
2017年，蘇州工業園區給了一張不錯的成績單：在全國經開區（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綜合考評中位居第一。二十多年來，蘇州工業園區已成爲全國乃至國際上都有重要影響的對外開放窗口。
新的經濟形勢下，中國的工業園區勢頭正猛，機遇挑戰並存，未來蘇州工業園區將如何吸引外資、留住外資，成爲新的課題。
“第一次踏入蘇州工業園區就哭了”
蘇州工業園區（下稱“園區”）的白榆路上，沿著樹陰向西快要走到盡頭，混合著巧克力味、藍莓味的餅幹香味隨風湧入鼻尖。
盡頭前方的這家外資企業，占地5萬平方米，工人們正在流水線上日夜生産著超市裏最叫賣的零食：奧利奧、趣多多、太平蘇打餅幹等食品。這些食品還被出口到十余個國家和地區。
從外表來看，白色的廠房，四四方方，很難分辨出它與中國大多數企業的不同。但它的特殊之處在于，作爲較早入駐園區的外資企業，幾乎與園區同時“生長”，見證了園區二十多年變遷。
它從1995年開始投産，這些年來，工作的人換了一撥又一撥。
而較早一批來園區工作的王麗新，因爲參與過多個公司的基礎設施建設，開始與園區外資企業的命運有了千絲萬縷的關聯。
1996年，24歲的王麗新和另外十幾個剛畢業的學生一起，被中建二局四公司（指蘇州分公司）分派到蘇州工業園區工作。
剛從建築學院畢業，她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車南下，第一次踏入蘇州工業園區就哭了。滂沱大雨積成的水窪淹沒了腳踝，她的周圍幾乎“無路可走”。
在王麗新的印象裏，當時的園區還只是剛落起來的8棟廠房。
當時在江蘇省政府對外開放辦公室任職的潘雲官也回憶，1993年，他隨著調研隊來這裏勘察，他眼前所見，大片農田，沒有一條汽車路，最多可見一條拖拉機路，老百姓出行靠船，交通工具是船，運輸工具也是船。
剛到第一天，王麗新急著給母親寫信報平安：兒到蘇州是茫茫大雨的一天，前行是不舍，回首是留戀。
7天後，母親收到了她的信，母親的一番話讓她感到心安。回信寫道：“一件美麗的刺繡，你看正面是個美麗的圖案，背面可能是汙糟糟的一面，那麽一個水塘，你踩在腳底下是泥濘的水塘，但擡頭看可能是滿天星星。”
這個水塘指的就是那時的園區。江南地區容易內澇，而園區的排水系統尚未完工。作爲一個北方人，這裏濕冷的冬天最難熬，碰上下雨時，腳上常起濕疹。
王麗新在這一工作就是10年，主要負責項目招投標。
園區規劃建設的速度之快，超出她的想象，就在她工作的第二年，園區內幾乎所有的主幹公路都建成了，路兩邊裝了路燈，夜行不再讓她感到害怕。同樣從北方調來工作的一個小夥子坐在了她的辦公桌對面，他們結婚了，成爲了較早一對在園區安家落戶的“外地人”。
與此同時，1994-1996年注冊在園區的中外資企業100多家。第一批入駐企業以韓國三星、美國BD、新加坡康福、日本百佳爲代表，外資、合資企業正在爲園區帶來新的就業崗位，也在這裏爲90年代的中國輸出了來自世界各地的産品。
一個小區，住著17個國家的人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吸收和利用外資的規模巨大。從1993年後，連續9年成爲僅次于美國的全球第二大吸收外資的國家。
園區則成爲中國吸引外資的縮影。從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的幾百家，如今，園區外資企業的數量已經達到4000多家。
2001年，“大批國內、國外投資商要排著隊才能擠進園區”，潘雲官如此形容，此時，他已在園區工作快4年，任園區黨工委副書記、管委會副主任。他稱當時爲“全戰場”拉開時期。
2001年1月1日開始，園區的控股權開始由新方（新加坡財團）轉移到中方（中國財團），中方的股權比例由35%調整爲65%，擔負起主要管理職責。
此後幾年，很多來自歐美、日本、韓國的企業將目光瞄向這裏，園區一度成爲世界知名制造業企業、代工廠的優選地。
與此同時，園區管委會的燈常常亮到深夜。2000年來到園區經濟發展委員會（下稱“經發委”）綜合處工作的王永泉和同事們經常加班到淩晨。第二天上班後，他還要趕好幾場企業的現場動工儀式和簽約儀式。
他回憶，當時整個經發委只有20多個人，他既要忙著寫經濟運行的分析，也要寫園區物價的相關資料。
在外界看來，當初廉價的土地和勞動力成本是很多外資企業願意來這裏的原因。王永泉不這麽認爲，“對歐美的企業來講，主要還是看你這個地方整體的經商環境。政府是不是服務很規範？水電氣這些服務基礎、這些配套是不是按要求？政府是不是親商？”
不知不覺，他身後的整個園區圍繞著金雞湖開始，由湖西向湖東迅速延伸，地理範圍隨著園區的發展規劃圖不斷延伸。
截至2017年底，共有85家世界500強企業在園區投資132個項目。
大批外資企業湧入後，外籍人口也不斷暴增，以園區一國際小區爲例，到目前爲止，至少住了17個國家的人。單身外國青年在此開始與中國人戀愛、結婚、生子。
轉型升級
2005年，研究生剛畢業的陳柳穎進入了園區招商局工作，梳理各種政策、投資信息，進行數據分析等。
這一年開始，外資企業的“陣痛期”來了，低端、密集型制造業等將不再是園區青睐的對象。
此後幾年，不斷有外資企業撤離園區，撤資企業也多以生産制造業和電子生産制造業爲主。王麗新也很少看見在周邊生活的産業工人了。
2009年，主要生産吸塵器和電熨鬥的飛利浦家電蘇州有限公司從園區撤離，這是荷蘭飛利浦電子公司投資的外商獨資經營企業。2012年阿迪達斯關閉蘇州工廠，其生産線撤離中國，搬遷至東南亞。2014年11月，諾基亞代工廠停産。2017年，全球知名硬盤制造商希捷科技宣布撤離蘇州。
“有些企業則是在園區引導下主動撤離的”，王永泉記得，幾年前有家台資企業，主要生産手機外殼，屬于勞動密集型産業，用工很多，也造成一定的環境汙染，周圍居民有怨言，後來通過政府引導，該企業搬離園區。
撤離原因複雜，有企業內部調整，有外部引導，但更多原因指向園區勞動力成本的增加。
有企業撤離，就有新的企業被招進來。
陳柳穎主要負責歐美項目的招商。她印象最深刻的是剛進招商局那會兒，和幾個同事一起負責強生項目的招商，這個項目是部門主動要招進來的。
美國強生公司成立于1886年，是目前世界上規模最大、産品種類最多的醫療保健公司之一。
讓陳柳穎感到緊張的是，因爲對方第一次來亞太地區投資醫療器械的新項目，集團層級高的領導來園區差不多就有10次，小型的溝通不計其數。洽談中，對方給了他們一份自己設計的問卷，“問題非常多、非常細”，涉及基礎設施建設、人力資源等各種內容。項目前後花了差不多近兩年的時間，最終才落定園區。
通過陳柳穎們的努力，更多的企業不斷將更核心的功能疊加進園區。強生最早在園區實行的是生産功能，後來將亞太地區的共享財務中心疊加進來，再後來又將研發中心放在了園區。
“其實有時候你看一個項目進來了，這是很明顯，但是慢慢在裏面有一些質的變化，這個其實不明顯。”陳柳穎爲這些旁人看不到的“質”的變化而欣喜，“這個就是不斷招商的生根”。
她說的生根，則是一個企業不只是把生産制造功能放入園區，也把研發中心、企業總部基地等都放入園區，這些都是園區的競爭力。
截至目前，在園區經認定的跨國公司地區總部（省級總部）達36家，包括普利司通、三星、歐萊雅、松下等。
一個更明顯的現象是，在初期的園區以吸引外資爲特色，但如今“很多內資企業發展也比較強勁”，一位接近招商局的人士說。
據了解，目前園區內內資企業增長至50000多家。
現在，園區形成了“2+3”産業體系——電子信息、機械制造兩大主導産業；生物醫藥、人工智能、納米技術應用三大戰略新興産業。
隨之而來的是不斷湧入的創業者、居住者，外資企業也面臨著新一輪的挑戰。他直言，目前“外資企業面臨最主要的挑戰是用工成本高”。
從房價便可看出，王麗新所住小區的房價從2004年的1000多元一平方米漲到了4萬多一平方米，園區平均房價2萬多。交通成本也在上升，出租車的起步價已經與北京持平。
上述接近招商局的人士解釋，近些年他們所吸引的外資企業並不都是成本敏感型企業。“很多企業來園區，看中的是綜合實力、居住環境，包括政府透明高效的運作方式、政府信用和親商的理念”。
不只是園區
自從在園區買了房後，王麗新認爲自己是真的在園區“安家”了。
園區開始有真正意義上的商品房，大約在1999年。
她丈夫在萬科地産工作，公司曾開發了當地一個中高檔國際小區，2014年開盤時，夫妻倆成爲了小區第一個買房者。但在那時並不被當地人看好，小區周圍是一片農田。
小區的配套設施發展得很快。園區所有住宅區半徑500米到1500米左右的鄰裏中心一座座拔地而起，目前已經建成7家。
鄰裏中心日後成爲蘇州工業園區借鑒新加坡公共管理經驗的成功典範之一，配套功能設施完善：民衆聯絡所、生鮮市場、社區衛生服務站、藥店，吃飯歇腳的商鋪。其工作人員幾乎每天都要接待來參觀學習的外地團。
“概念確實是新加坡的，但是內涵是我們裝進去的。”潘雲官如此評價。
比如鄰裏中心的民衆聯絡所，新加坡的民衆聯絡所設置是爲了方便聯絡議員與民衆，這裏的民衆聯絡所幾乎包攬了所有辦證的業務，也爲周圍居民提供了兒童遊玩設施、下棋、舞蹈、孕媽課堂、書畫課堂的場所和圖書館。
2006年，在中建二局工作了10年的王麗新無意中看到社區委員會的招聘帖，她決定辭職。她報名面試，最後留下來了，成爲這個社區委員會的專職委員，一直到現在。
她喜歡把園區的人分爲三種：第一種是建設園區的人，第二種是住在園區的人，第三種是愛上園區的人。“這三種人我都算”。
每天早晨9點，丈夫驅車送她去居委會上班，她開始忙著調解社區的大小事。沒事的時候會去居委會的活動場地看看，這個國際社區的活動相當豐富：老年模特隊、書法坊、拳操隊、韻律交誼舞隊等，共100多個社團。
“這裏不僅僅是園區”，王麗新說，現在園區的人均綠地面積已經達到29.1平方米，遠高于中國大多數地區，且比巴黎每個人多出近5平方米。這和20多年前的園區規劃圖幾乎沒有差別。
園區早在剛剛開始建設的時候就執行“一張藍圖繪到底”，運用新加坡科學的人口統計來確定所有的規劃面積和規劃範圍，在園區啓動前，就全面編制了各項基礎設施的專業規劃，“先地下，後地上”。
這天是周二，35度的高溫，王麗新站在活動室外看著正在跳舞的人們，她們跳著一曲鄧麗君的歌，紗裙被汗水浸濕，笑得燦爛，神采飛揚。
改革親曆
潘雲官 69歲 原蘇州工業園區黨工委副書記、管委會副主任，曾起草蘇州工業園區開發建設項目建議書
我有機會起草項目建議書，這個是其他人替代不了的。
鄧小平南巡是1992年，南巡過後就引出了這個項目，當時上海對這件事情不太敏感，新加坡的考察團隊就到蘇州來了。當時我在忙張家港保稅區的事情，事情剛剛收尾，就叫我接手蘇州工業園區的項目。
我最早到蘇州是1966年，但1993年我才第一次去蘇州工業園區，一眼望去，全是農田。
對于我們來說，當時最大的挑戰是前面沒有可以參照的經驗，要完全去摸索。中新合作的工業園區沒有可以參照的版本，跟所有的開發區都不太一樣——有相通的地方，比如搞開發建設，但借鑒新加坡經驗，這個問題就難了。
我們只拿到了一個1988年洋浦（經濟開發區）的項目建議書，那個項目建議書是空的，沒有內容，只是一些提綱。
我們整整花了1周的時間起草項目建議書，辦公的地方是當時蘇州市政府裏面一個老幹部活動室，棕色的平房，條件很差，漏風。天冷，我們就用一個蜂窩煤爐子取暖，吃方便面吃了一個星期，當時是1993年11月底、12月初的樣子。
印象最深的是去北京送項目建議書。1993年12月25日前後到北京，我們本來想送完就回來的，結果在北京一待就是二十五六天，快過春節才回來。我連替換的外套都沒有想到要帶，誰知道去了北京就回不來了，任務一個接一個。
在北京要起草借鑒新加坡經驗的補充文件，任務太緊，要趕在三天內完成。白天、晚上我們都不睡覺，每天要去開碰頭會，碰頭會時間一長就累了。
有一次半夜12點過了，太累了整個人癱坐下去，結果把折疊椅的板子坐塌了。折疊椅質量也不好，塌了以後兩邊的鐵片就把我褲子撕了一個大口子——L形的口子，我還沒帶替換褲子，就一直穿這麽一條褲子。
1月21日就要開會，三位副總理審查，13日、14日兩天我們去起草，15日、16日要把省裏紅頭文件送到國務院，就這麽緊張。不做怎麽辦，我們當時沒有怨言，就想辦法把它做好。
所以1994年1月18日，當時國務辦秘書局的一位局長到蘇州飯店吃飯時，他很感慨，說“我有兩個沒想到，沒想到你們江蘇速度這麽快，沒想到你們江蘇水平這麽高”。
這二十幾天內我的頭發變白了，一大片白頭發，我沒發現，注意力不在這上頭。我回去後家屬發現的。到現在，我家屬都還講，就是那個時候我的頭發開始白了。
改革辭典
外資企業：外資企業是“內資企業”的對稱。指依照我國有關法律規定，在我國境內設立的由外國投資者獨自投資經營的企業。根據1986年4月12日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外資企業法》規定，外資企業是一個100%的外商獨資經營企業，它不包括外國企業、公司和其他經濟組織在中國境內設立的分支機構。外資企業依法取得中國的法人資格，按照國際稅收慣例，我國應對其行使居民管轄權。
改革物語
雕塑《合作》由蘇州大學藝術學院教師沈建國創作，象征著蘇州與新加坡的友好合作。1999年時值蘇州工業園區成立五周年，由李光耀爲這件作品落成剪彩。
新京報記者 吳靖 實習生 鄭潔 江蘇蘇州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