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梁海明，海南大學“一帶一路”研究院院長、絲路智谷研究院院長
相信很多曾到海外的朋友會發現，自2013年底以來，我國的産品、我國的技術、我國商品的廣告，我國的青年學者，已在世界各國無處不見，甚至包括外國友人和我們所談論的話題，也大多涉及中國。是什麽力量導致如此巨大的改變？我相信是源于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這個倡議不僅改變了中國對外開放、對外合作的格局，也令我的職業生涯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在“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之前，作爲一名青年經濟學者，我的研究重心集中在國際金融、國際經濟領域，我所做的工作，一方面是要消除民衆對經濟學的疑惑。多數民衆面對經濟學的艱澀術語、枯燥數字，更是不免卻步。必須承認，猶如迷霧一般的經濟、金融領域，是國家與國家之間、央行與央行之間、大財團與大莊家之間互相角力的世界。爾虞我詐之中故意散發出的各類消息從各方湧來，普通民衆既看不穿、摸不透，也無所適從，多數人往往只能在其中載浮載沉、隨波逐流。對此，我所扮演的角色，就是爲民衆釋疑，協助他們了解經濟、金融世界的真相。
我所做的另一方面的工作，則是對國際經濟、金融未來發展趨勢作出判斷，通過分析美國聯邦儲備局，歐洲、日本央行以及國際投機者的用心、布局與准備行動的方式、步驟，推動民衆站在一個與衆不同的角度上，重新審視曾發生過的危機和困境，以及准備好迎接明天。
我所做的這些工作，雖然成效不少，但是也有疑惑：在世界經濟領域的舞台上，總是西風壓倒東風，包括我在內的很多中國經濟青年學者的聲音經常被選擇性忽略，占據主導地位的始終是西方經濟學者。直到2013年底習近平主席提出“一帶一路”倡議之後，這種情況出現了改變！
自2008年爆發全球金融危機之後，全球經濟欲振乏力，西方國家不但自顧不暇，也難尋拯救世界經濟的良策，凸顯當前由西方主導的經濟發展模式已難奏效，亟需變革。面對全球經濟的窘境，作爲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希望更加主動地去了解全球的發展趨勢，更加深入地與世界各國進行經濟融合及文化交流，更加注重穩定和完善國際金融體系，以此了解各國人民所需，了解世界經濟發展所求，以共商、共建、共享的方式，與世界各國打造“共同發展夥伴關系”，以及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爲全人類的福祉，作出中國應有的、力所能及的貢獻。
而隨著“一帶一路”建設的推進，中國的模式、中國的經驗、中國的技術以及中國的商品，事實證明爲正陷入泥淖的世界經濟開出了一劑良方，推動了中國人的身影逐漸站上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國青年學者的聲音也逐漸獲得西方主流社會的重視。
由于確信“一帶一路”必將深刻影響我國以及全球未來數十年乃至更長的時間，因此，早在2014年初，我就已將我的研究重心由國際金融、國際經濟領域轉爲“一帶一路”研究領域，並和美國德州大學達拉斯分校前副校長馮達旋教授合作，共同向全球提出了“一帶一路”原創理論：無處不在經濟學（Omnipresence Economy）理論。
無處不在經濟學理論旨在告訴全球，中國通過“一帶一路”倡議，發揮互學互鑒、互利共贏、和平合作和開放包容的規範性力量（Normative Power），借助中國的文化價值准則和中國發展模式，與西方國家努力構建不同文明相互理解、互相促進的格局，並共同推進文化融合創新，以及進行“第三方市場”合作，共同向全球推出新的文化産品和移動互聯網、智能制造等産業，以此引導世界發展潮流，推動全球科技進步和經濟發展。在“一帶一路”框架下，主動深入了解新興國家、發展中國家的曆史、文化、生活和希望發展的訴求，以基礎設施建設、國際産能合作爲“雙核心”，並在文化、金融、環保、跨境電商、人工智能和大數據等領域增強合作，爲新興國家、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社會進步提供中國的智慧、中國的方案。通過中國與環球各國的互聯互通、共商、共建和共享，以無處不在的經濟合作形式，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無處不在經濟學理論的具體形式，則主要體現在與美國的合作、與歐洲的合作、與新興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合作、中國自身發展需求、推動移動支付系統、人工智能和大數據的應用，以及智慧城市發展、穩定和完善國際金融體系等這六個方面。
這個理論的提出，受到了西方輿論的極大關注。作爲一名青年經濟學者，我不但頻頻受邀前往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等高校，以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政府舉辦的論壇進行演講，也頻頻接受西方媒體的采訪以及發表和“一帶一路”相關的論文和文章，我的觀點也得到衆多西方青年學者的引用。尤其是近幾年來，最讓我印象深刻的則是中國青年學者的聲音、中國的技術已得到了各國的認可甚至是追崇。
例如在2016年初，我前往澳大利亞參加“一帶一路”論壇並發表演講，出席論壇的不僅有澳大利亞外交部、教育及培訓部、貿易及投資部等政府高官，我所演講的內容，澳大利亞政府亞洲經貿事務的負責人，特別在他的一篇公開發表文章上大段引用，以說明“一帶一路”給澳大利亞所帶來的機遇。據說，這是首個中國青年學者能夠享受如此的“待遇”，此前他所引用的觀點大多來自西方學者。
又一個能夠說明中國青年學者的意見受到重視的例子，是在2017年9月的東盟市長論壇上，該論壇吸引了數百名東盟國家的市長參加，泰國前副總理功.塔帕朗西先生也受邀參加並發表主旨演講。作爲另一名主旨嘉賓，我在論壇上詳細介紹了“一帶一路”下東盟國家如何發展智慧城市，以及中國企業在智慧城市的技術上已領先西方國家企業的情況。我演講結束之後，泰國前副總理功.塔帕朗西先生主動上前和我交換名片，除了向我詢問有關智慧城市的詳細資料之外，還當面邀請我前往泰國清邁作調研，考察清邁是否也能夠發展智慧城市。
不僅中國青年學者受到國際的重視，中國的高校“一帶一路”研究機構也受到國際的重視。例如，在2019年的7月，我收到來自哈佛大學的一名美國女學生信息，這位女同學向我詢問，能不能來海南大學“一帶一路”研究院工作，因爲她希望進一步了解“一帶一路”和學好中文，以便可以更了解中國，如果我同意的話，女同學可以在哈佛大學間隔年（Gap Year）一年，從哈佛大學到海南大學“一帶一路”研究院做研究 ，一年後再回哈佛大學繼續學業。
上述有關中國青年學者、研究機構愈來愈受外國重視的事例還有很多，我想，之所以受到重視固然是與青年學者的學術背景和影響力相關，但更重要的是“一帶一路”的中國方案、中國經驗確實能夠推動世界各國的經濟發展、社會進步，因此，中國青年學者才受到各國的重視。
可以說，強大的祖國，已經成爲中國青年學者最大的後盾。未來在這個最大的後盾之下，相信中國的青年學者們也將繼續推動世界各國在互學互鑒、互利共贏和互相尊重的基礎上，更多參與“一帶一路”的建設，通過中國的發展模式、中國的智慧，再加上沿線各國的智慧和努力，以無處不在的經濟合作模式，推動世界各國的共同發展、共同富裕。(更多新聞資訊，請關注羊城派 pai.ycwb.com)
來源 | 羊城晚報·羊城派
責編 | 陳婉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