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初夏的黎明，一陣陣輪船的汽笛聲，劃破了瓯江水面上的甯靜。在這條貫穿浙江南部的大河上，停泊著一條甲板上擠滿人群的客輪，它的出發地是溫州，目的地是日本。
瘦小的溫州永嘉人陳光，也擠在甲板上的人群裏，吃力地向給他送行的伯父和堂兄們揮著手。這是陳光出生十幾年來第一次出遠門，他望著逐漸遠去的故鄉和親人，腦海中浮現出“勸郎莫作漂洋賈，海上風浪不可當”的老話，眼角逐漸濕潤起來。
陳光的家鄉溫州，是一個三面青山，一面朝海的城市。相傳東晉時期，能“撒豆成兵”的郭璞來到這片土地上，親自設計了一個沿“松台、海壇、郭公”等七山而建的城市，稱之爲“城繞其巅，寇不入鬥，則安逸可以長保。”
然而，這座美麗的沿海城市，並沒有世人想象的那樣富饒。
“七山二水一分田”的溫州，耕地資源嚴重不足，人均面積僅爲全國的1/4，出現了“平陽討飯、永嘉逃難”的落後局面。陳光自幼父母雙亡，寄養在大伯家裏，家族十幾口人，僅有二畝山田和百株番薯藤園，起早貪黑，仍不能溫飽。
溫州農村的茅草屋，1985年，《溫州晚報》
而一海之隔的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後，經濟快速發展，在1918年又實行了對中國人入境免簽的政策，因此，一批又一批的溫州人，開始擠上的輪船，前往陌生的日本。只有十幾歲的陳光，也加入了東渡謀生的人群。
日本並不歡迎中國勞工，而且免簽政策規定，入境者必須攜帶30日元以上旅費或等值商品，因此陳光這些勞工只能僞裝成賣雨傘帽子的小商販入境，還要遭受被稱爲“包客”的蛇頭中介們的盤剝，但爲了逃離瘠薄的土地，改變貧窮的命運，這一切似乎都值得。
抵達日本後，在同船老鄉的帶領下，陳光很快找到了同在日本的表叔和幾十位同鄉，這是溫州封閉環境形成的特點：重視宗室之親和同鄉之情。在一個破舊的廠房裏，表叔和幾十個溫州老鄉搭出了一個簡陋的落腳之地，陳光安頓下來之後，便跟隨大家外出工作，大部分是挑煤挖土的體力活。
日本企業喜歡用華工，幹活時間久，工資卻比本土工人低30%，但對于陳光們而言，這一天工資已經可以抵上國內半月以上的收入。因此，盡管日本從1899年就開始實施排斥華工的政策，但華工人數依然穩步上升，在1922年達到了17000人，其中近5000人來自浙江溫州和台州等地區。
然而，1923年關東地區的一場地震，給這些勞工們帶來了一場意想不到的厄運。
當年地震爲裏氏8.1級，東京的大火燒了三天三夜，造成44萬棟房屋燒毀，14萬人死亡。日本民衆對政府救災不力極爲不滿，軍部好戰分子伺機推翻內閣掌控了政府。爲穩定民心，日本軍部大肆制造謠言，稱中國勞工得罪了天神，導致日本列島下面一條鲇魚翻身才引發了這次災難。
民衆的怒火迅速轉移，手持刀棒的學生、浪人、軍警，四處尋找中國勞工，最終近700名中國勞工被慘殺，其中90%爲溫州人。陳光住的那座破舊廠房，也在一天深夜遭到了數百名日本浪人的圍攻。自小機警的陳光，躲在了廠房的地下貨窖裏，才逃過一劫，而他的表叔和另外十五位同鄉，全部在當晚遇害。
有幸逃脫的陳光，卻沒有回到溫州，而是跟著幸存下來的同鄉一起，途經廈門、新加坡、馬賽等地，在1923年底來到了法國巴黎，繼續打工謀生，而一待就是三十五年。這期間，洗盤子、扛袋子、拉車子、賣皮夾子，被警察關押、被打掉門牙，甚至被狼犬追咬。對陳光而言，浪漫的巴黎，並不比凶惡的東洋更溫柔。
1958年，被譽爲“現代新聞攝影之父”的法國攝影師亨利·布勒松來到中國，用35毫米相機記錄了這一特殊時期。照片隨即在法國華人圈裏引起了強烈反響。陳光在法國的積蓄並不多，但他時刻惦記著國內的窮親戚們。于是，他准備了一些錢和一封信，托人從法國，途徑香港，帶回了溫州。
紅色中國，Henri Cartier-Bresson
1958年 ，LIFE雜志
在給伯父和堂兄弟們的這封信中，陳光講述了自己離開家鄉的無奈、逃離日本的凶險、寄居法國的辛酸，並在結尾囑咐道：“人一定要拼，哪怕生爲草繩，也要做綁螃蟹的那根。”
常年的勞苦導致陳光的身體越來越差，不舍得花錢住院的他，在1960年孤身辭世。在離開這個世界時，陳光並不知道，他給親戚們寄的錢，在那個計劃管控的年代，並沒有發揮什麽作用；而那封信，卻給伯父一家造成了無盡的麻煩。
他更沒預料到的是，在接下去的幾十年裏，那片他魂牽夢萦的土地，會以一種無比驚人的強勢，登上中國經濟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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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陳光往老家寄信的1958年，他的堂弟陳明正經曆著人生的第一次風波。
兩年前，號稱“永嘉三傑”的溫州永嘉縣委副書記李雲河，在燎原農業合作社試點“包産到戶”，這一政策大受農民歡迎，生産積極性大幅提高。于是，1957年李雲河在《浙江日報》上發表了調查報告《包産到戶是解決社內主要矛盾的好辦法》，成爲全國第一篇公開論述包産到戶的文章。
已經做到鄉黨委書記的陳明，對包産到戶政策非常贊成，更是在轄區內積極推進。陳明小時候雖然貧窮，但是也很愛讀書，而對于本土的“永嘉學派”更是頗爲推崇。因此，他常常鼓勵自己的兒子陳謝國用功讀書，以開啓老陳家的仕途之路，發揚“經世致用”的傳統理念。
然而，一張針對李雲河和包産到戶的大字報，很快將衆人的熱情澆滅：“自己討個老婆姓包，李家三兄弟討的老婆都是包、包、包”。《人民日報》也旗幟鮮明地點名溫州方案，“犯了離開社會主義道路的原則性路線錯誤”。于是，李雲河在幹部會議上被劃爲右派分子，陳明也被免職，成爲了批鬥對象。
李雲河的倒台給剛起步的溫州經濟帶來了重創，而這只是國家工作重心從經濟調整到其他領域的一個開始。1966年，陳光從法國寄回來的那封信，被前來抄家的群衆搜了出來，成爲了右派陳明一家“通敵叛國”的證據，將其拖入了無底深淵，已經在縣城單位上班的陳謝國，被押回農村勞動改造。
三年後，陳明離開了人世，陳謝國也徹底陷入了對人生前途的迷茫之中。在農村勞動的那些日子裏，叔父陳光的經曆和草繩的比喻，總會給他一些勇氣和耐心，直到1977年，終于有一股暖風，讓他重新興奮起來。
1976年，國家結束了長達數十年的動蕩，第二年，鄧小平恢複了高考，成千上萬學子奔走相告，而溫州金鄉鎮的群衆們，更是群情振奮。金鄉是商標的生産基地，早在明朝就有産品遠銷東南亞。恢複高考後，金鄉人的腦子裏只有一個想法：這麽多大學要招生，肯定缺少足夠的校徽。
金鄉商標，1992年，《溫州晚報》
于是，只有8萬人的金鄉鎮，湧現了700多家商標廠。宣傳資料通過“三分錢”的郵票送往各地，産品則被跑斷腿的供銷員一麻袋一麻袋地送往各大高校。當年金鄉鎮的校徽銷售收入達到了100萬元，銷量占到了全國一半以上。
沒錢辦廠的陳謝國，也加入了供銷大軍，當他身上別滿了各式校徽，在各個大學的辦公室裏進行推銷時，仿佛挂著功勳的戰鬥英雄。
次年三中全會召開並確定了改革方針，一些省市還在疑惑如何推進的時候，嘗到甜頭的溫州人已經熱情迸發。而此時的中國也處于物資奇缺的時代，螺絲、紐扣、線圈等小日用品也供不應求。于是，“針頭線腦”的溫州人，全家出動，在家庭作坊裏將一批批小産品生産出來，然後被千軍萬馬般的供銷體系推向全國。
小商品的“流通差”成爲了溫州人的第一座金礦。溫州民間出現了這批潮流的代表人物：“八大王”，即：五金大王胡金林、礦燈大王程步青、螺絲大王劉大源、合同大王李方平、舊貨大王王邁仟、目錄大王葉建華、線圈大王鄭祥青、電器大王鄭元忠。
八大王成爲領域的帶頭人，開工廠、招工人、或買轎車、或蓋洋房，財富效應激發著更多的人丟田棄船，倒貨開廠。
陳謝國利用早年叔父的海外資源，接到了世界杯紀念章的訂單，准備自己辦廠大幹一場。不少法國華僑紛紛聯系到他，即使不回國也希望向他彙款做股東，充分展現了溫州人的信用文化。
然而，晴天霹雳突然來襲。1982年，中央開始打擊經濟領域犯罪活動，溫州八大王被樹立爲“投機倒把”的反面典型，相繼被捕判刑。其他個體戶也逃的逃、抓的抓，七零八落，陳謝國也停掉了工廠建設。這段時間，溫州工業增速從1980年的31.5%，陡然下滑至1982年的-1.7%。
幸運的是，“打擊”的初衷並不是針對私營經濟，而是那些“不過一兩年時間，就有相當多的被腐蝕了的幹部”。隨後，鄧小平對安徽“傻瓜瓜子”也作出批示，“就那麽幾個人，搞資本主義再把他拉回來就是，讓人家搞一搞有什麽可怕的。”這爲私營經濟打了氣。
因此，在八大王被抓的年底，陳謝國和其他1200多位“資産主義尾巴”，被邀請到溫州市人民大會堂參加會議。陳謝國覺得這是再清楚不過的“鴻門宴”，他和幾個朋友打招呼告別，還特意讓家人准備了住“號子”用的臉盆和被服。
出乎意料的是，當天他不僅與市委書記袁芳烈“平起平坐”，還被邀請上台做了發言。會議結束後，陳謝國找到袁書記，希望把領導“講話稿”帶一本回去當證據：“這下真的給我們壯了膽，定了心，可以放開手腳去幹了”。
政策的暖風頻頻吹來。1984年八大王相繼平反出獄，1985年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盛贊“小商品，大市場”的溫州模式，《解放日報》也刊登了“家庭工業看浙南”的頭版文章。1992年鄧小平南巡後，更加釋放了政府對經濟改革的決心。而這期間，溫州人的商業荷爾蒙徹底激活。
《解放日報》，1985年5月12日
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的中國，消費者缺商品，生産者缺資金。而敢闖敢拼的溫州人，在發達的民間信用體系支撐下，如魚得水：發現機會、親友集資、加足杠杆、快速複制、壟斷行業。小小的溫州，産生了永嘉橋頭紐扣市場、樂清柳市五金電器市場、樂清虹橋綜合農貿市場等十大專業市場，享譽中國。而這背後是幾千個生産基地、十萬個家庭作坊。
在得到時任副總理的萬裏批示“大膽試驗，中央支持”後，1986年溫州被國務院列爲試驗區，溫州人“勇于突破、敢爲人先”的特點也在這一時期展現得淋漓盡致，比如：
農民手裏有錢卻沒有城鎮戶口，進不了城，于是就集資建了中國農民第一城：龍港；從外地回溫州沒有航班，就包飛機，開辟航線，成立了中國首家私營包機公司：蒼南縣天龍包機業務公司，吉祥航空（均瑤集團）的前身；
國有銀行貸款難度大，流程長，于是就成立了新中國第一家私人挂牌的金融機構：方興錢莊（開業第二天就被國有銀行抗議，被迫轉入地下），和第一家民間股份銀行：鹿城城市信用社；而蒼南縣橋墩門啤酒廠成功改制爲溫州南方啤酒有限公司，更被稱爲中國第一個股份合作企業示範章程。
盡管出現了以“杭州武林門焚燒溫州皮鞋”爲代表的産品質量信用危機，但也不能阻擋在中國經濟轉軌的大風中，順勢飛奔的溫州人。溫州GDP從1978年的13億，飛速發展到2000年的822億元，位居浙江省第三。這一階段在電視劇《溫州一家人》中得到了良好的诠釋，也吸引了英國BBC前來拍攝了紀錄片《通往財富之路》。
陳謝國的事業，也從三五人的小作坊開始，不斷壯大。淩晨兩點工人下班後，陳謝國躺在車間的地鋪上，看著身邊的機器，想著陳家經曆坎坷的那些先輩們，不禁感慨：時代真的不一樣了，真好。
時代可以成就一代人，也可以毀滅一代人。在進入到2000年之後，留給陳謝國這些實業老板們的好日子，並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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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陳謝國的工廠已經達到了1500人的規模，前輩的海外關系、産品的高性價比，爲公司帶來了源源不斷的海外訂單。貨車在路邊排成一列，司機在車廂裏吃睡。産品剛下裝配線，就立刻打包發貨。連年出口創彙在2000多萬元以上。當地政府非常高興，于是，工廠門前的路也改爲了謝國路。
然而，到了2002年，陳謝國的工廠，在利潤連續三年下降後，出現了首次虧損。
鄧公南巡的十年後，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已經不再是物資匮乏的時代了，質量超越價格成爲了消費者考慮的主要因素，勞動密集型的低端産品競爭激烈，這也是溫州工廠普遍面臨的問題。
鼎盛的打火機行業，在1992年足足有3000多家企業。一年多後美國對打火機實行兒童保護法案（要求增加防護開啓裝置），導致一半以上企業關門。而到了2008年，則只剩下100多家。當年號稱“打火機配件一條街”的信河街，也已經成了卡牌娛樂的聚集地。
樣式老套、環保要求成爲公司産品的兩座大山。而爲了改善局面，陳謝國經常開著自己的桑塔納到50公裏外的茶山，去旁聽城市大學裏的經濟課。在課上他得知了提高利潤率的兩個措施：産業升級生産高利潤産品、加強管理降低生産成本。
然而，以家庭作坊爲主的溫州，並不具備升級的産業配套。高校稀少，也缺乏技術人才，第一個方案只能被忽略。而自己的兒子陳繼興管理方面是半吊子，並不願意繼承父業。
陳謝國也曾聘請過職業經理人，但廠子裏的親戚也總會排擠外人，因此，即使“50萬年薪+奔馳車+提成”的天價待遇，也沒能招來金鳳凰。
幸運的是，陳謝國很快就發現摸索到了提高利潤的第三個措施：投資其他資産獲取價差收益。
1998年，爲了抵禦亞洲金融風暴的影響，國務院決定將房地産作爲經濟發展的支柱産業，以“取消福利分房，實現居民住宅貨幣化、私有化”來推動房産改革。
和喜歡追政策熱點的溫州老板一樣，陳謝國也用原本計劃購買原材料的資金，購買了鹿城區兩處房産，結果一個月便實現了20%以上的上漲。有點吃驚的陳謝國快速出售了一套，但十天之後，當他決定以高于售價10%的價格，再重新購買一套房産時，他意識到：實業的路，回不去了。
房地産商開始在一片片空地上挖坑建房，大同巷、中山橋、解放電影院等等相繼被拆進行改造。
但這些建造速度，俨然跟不上一疊疊插著翅膀從實業狂飛而來的鈔票。溫州房價快速翻倍，進入了只買不賣的鎖倉模式。陳謝國找到了一位在政府某部門任處長的朋友，才買到了一個新樓盤的樓花。
到了2008年，象征著頂級土豪的綠城鹿城廣場開盤時，處級別已經無能爲力了。這時，投資地産上瘾的溫州老板們，突然發現，500公裏外的上海正在閃閃發亮。
2001年，《溫州晚報》組織了150多個溫州人，坐滿了三節火車廂，專程到上海買房，時間特意選在了8月18的吉利日子。陳謝國也在看房團中，他們在上海受到了熱烈歡迎，三天買下了100多套房子，豪甩5000萬元。
回到溫州之後，陳謝國越想越覺得買少了。于是，兩個月後，一列列專機又將溫州人送到了上海房地産市場，6800萬、8000萬、1.2億，不斷擴大的交易額一次次刷新人們的眼球。
溫州購房團，2001年
溫州購房團也開始擴大自己的版圖，北至哈爾濱，南至三亞，西至重慶，東部狂掃海岸線。“將全國樓市當做滿漢全席，逐一品嘗”，“把買房當做買菜，出手利落”，成爲溫州購房團的宗旨。而購房團的成員也從企業老板，擴大到了公務員、普通老百姓。
溫州購房團的戰果頗豐，所購房産價格不出半年就能實現20%的上漲，有些甚至可以達到年化200%的收益。快速上漲的房價也爲溫州人帶來了“炒家”的惡名，受到不少普通大衆的抵禦，但卻被地方政府和開發商們親切稱之爲“價值發現者”。
商戶抵禦溫州炒房團，2011年
財富迅速增長的溫州商人們，從大蒜生姜到原油螺紋鋼，把“炒”字發揮到了極致，而最著名的戰場莫過于“黑金”：煤炭。
上世紀90年代，不少溫州人到山西下礦井挖煤，但經濟下滑導致煤炭價格持續下跌，一些小礦主付不起工資，便將礦井抵押給了包工頭，這成爲了溫州商人和煤炭打交道的契機。
早期的溫州煤礦老板苦不堪言，兩年虧300多萬。一直熬到2000年，煤炭價格持續上漲，回本用了半年，翻倍用了四個月。回首這段往事時，一位老板總結道：我不是天生強大，我只是賭博式的死扛。
賺錢效應像磁鐵一般，快速吸引了溫州商人的錢幣，幾年間，400多戶家庭攜帶30多億元，在山西省承包了300多個中小煤礦。在忻州原平市，有80％以上的煤礦都被溫州人承包。
而2001年，陳謝國在送給某縣長一輛帕薩特之後，也以200萬元的價格拍下了一個破産的煤礦。他估測該煤礦價值千萬，而事實上，不到一年，他再轉手時就達到了2000萬。
2003年，溫州煤礦主開始向有關方面報批成立“山西省浙江煤炭企業協會”，這個消息給溫商們注入了一劑加大煤礦投資的強心針。
2004年，陳謝國聯合幾位朋友合資了1億元，又從民間以年化20%的利息，借貸了2億資金，一口氣拿下一個縣70%的小礦場，以便于聯合維護價格。他們打算價格升50%便將礦廠轉手賣掉，這樣本金回報就可以達到100%。
然而，天有不測風雲。2004年10月，山西出台強制政策，計劃在2005年底，將年生産能力小于9萬噸的小煤礦全部淘汰，而這些煤礦90%都被溫州老板承包。慌了神的溫州商人們只能一邊聯合起來和政府協商，一邊忍痛撤退。
幾個月後，浙江省經濟技術協作辦公室公布了一份調研報告，表明溫商買煤礦是投資，而非投機，煤炭價格上漲來自于能源需求，而不是聯合擡價。但這份文件並沒有任何作用，陳謝國不得不降價30%將煤礦轉手，最終本金幾乎損失殆盡。
這一次的失利，讓陳謝國深刻感受到了杠杆的威力，痛入骨髓，終身難忘。
因此，2008年，當他面對各種貸款優惠引誘時，果斷折斷了銀行遞來的橄榄枝。當時，美國爆發次貸危機，中國爲抵禦沖擊，雙管齊下：財政部出台了四萬億刺激政策，央行5次降息3次降准，灌溉放水。
當年，一波波不同銀行的信貸人員踏破了陳謝國的門檻，希望其從銀行申請貸款，金額可以超支，利息可以下調，用途可以更改，只用丟個平台公司過來就可以等錢到賬。無論哪個條件都足以讓陳謝國感受到帝王般的待遇。
因此，爲防止自己把控不住，貪欲再起，陳謝國專門請人在一個四方的純金卡片上，打磨了四個大字“不要貸款”，並挂在自己的脖子上，一時被朋友傳爲笑料。
陳謝國朋友老葉的公司總資産僅有1億元，但是通過銀行貸款了1.5億元，資金以承兌彙票（必須有實際貿易活動才可使用）的違規形式陸續到賬，老葉准備用這筆錢來搞房地産。
老葉聯合幾個人拍下了溫州市鹿城區一塊土地，實際可用面積像個六邊形，不算利息，只算土地、建安和稅收，總成本就已經高達3.8萬元/平米，而當年溫州人均收入爲3.2萬元/年。但老葉絲毫不懼，畢竟該區域的房價是5.5萬元/平米。
開發商和購房者很快進入了一個賽跑怪圈中。房地産商不少錢來自于民間借貸，而購房者又多爲放貸者。高額的利息讓購房者有了虛幻的購買力，而爲了支付高額利息，房地産商又不得不繼續擡高房價，而高房價又給了房地産商虛幻的高利息支付能力。
2010年，國四條、國十條、九二九新政等一輪輪房地産政策開始出台，2011年國務院繼續加碼政策壓力，而且央行也開始釋放重磅炸彈。截止2011年7月，加息3次（2010年以來共5次），上調存款准備金率6次（2010年以來共12次）。
溫州房價在2011年上半年迎來了快速淩厲的上漲之後，便毅然決然地轉頭向下，套人無數。溫州樓市的氪金標志綠城廣場，從巅峰的10萬/平方米跌回到了開盤價4.5萬/平。機場大道上的富人區香缇半島、中梁府，從每平方米六七萬元跌到了3萬元左右，直接腰斬。
2011年，溫州民間借貸規模達到了3000億元，利息也在15%以上。這些錢，一部分流向了房地産，一部分流向只有幾個點淨利潤的實業，還有一部分在被借款人揮霍。而隨後爆發的江南皮革廠黃鶴因賭債破産跑路，波特曼咖啡經營不善跑路，這些單一事件成爲一桶桶燃油，倒向了信貸危機的火堆，導致最終“火燒全城”。
當年溫州地區銀監會公布的不良貸款率達到了5%，遠超平均1.5%的水平。但實際上不少銀行不良率達到了20%。溫州金融機構的求援電話，很快就打給了時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的周小川，央行指示浙江相關機構出台解決方案。兩個思路很快形成：一個是緊急救助，用錢擺平；另一個是不給錢，但是給政策，輔助溫州自救。
一番討論後，央行計劃給予600億有條件的資金救援，但消息剛開始吹風，立刻遭到輿論的指責，“用公共資源救助私人老板是不道德的行爲”，“盲目擴張的民營企業就應該承擔倒閉後果，實現自然淘汰”。
于是，沉默和放棄，成了政府最佳的選擇，溫州金融行業開始硬著陸。
風波結束後，整個溫州銀行業統計虧損金額達到了1600億元，而民間信貸虧損額也高達百億元。大而不倒，對于做小商品的溫州民企而言，遙不可及。
陳謝國幾乎每天都能聽到跳樓、跑路的消息：借錢的老板，互保的企業、倒錢的中介、出錢的普通人，人人自危。每次聽到這些消息時，他都會脊背發涼，若不是自己早年吃了虧控制了杠杆，肯定會成爲其中一員。
2013年，陳謝國接到了老葉的電話：“兄弟，我要跑了，欠的不多，但是沒信心再還起來了。2009年逼著我去銀行借錢，2011年又開始逼著我還錢。政策的短線操作比溫州人都快，真是被搞死了。”
心力交瘁的陳謝國打算徹底退休，他希望兒子重回實業，把工廠再辦起來，但兒子沒有應承，陳謝國也知道，孩子的選擇沒什麽問題，現在再做實業，已經是死路一條。
這些年房産價格高漲，導致人力成本大幅上升。沒有了勞動力紅利的溫州，又趕上了2005年之後的人民幣升值，出口業務再遭打擊，建個工廠做實業，等于用打火機燒錢。
放棄實業的陳謝國，每天傍晚都會在自己工廠前的馬路上遛彎。走在這條路上，他時常回想起父親帶著他下地幹活、自己背著産品到處推銷的場景，而他腳下的這條路，以前叫做謝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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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謝國的兒子陳繼興，雖然沒有接老爸的班，但並沒有閑著，他正在跟朋友琢磨著一些“大投資”。在2011年的一個夏天，在香格裏拉的V8包廂裏，他們一邊嚼著鴨舌，一邊聽著密友小胡的口若懸河：
“目錄大王可是咱們溫州人，這比馬雲搞中國黃頁都早了十幾年。但現在你看看，一個默默無聞，另一個成爲了世界首富，這差距就是科技的力量。我們溫州人要在科技領域大發威風。”
陳繼興們連連鼓掌叫好。他們幾個人吃九山湖冰淇淋的時候就在一起玩了，也算世交。小胡去英國鍍了層金後，被老爸叫了回來，陳繼興則在溫州大學過了四年，另外兩個朋友則高中讀完就到了家裏廠子裏幫忙。繼承父業，成爲了他們共同反感的話題。
小胡的想法激發了大家的熱情，而且作爲英國回來的最高學曆者，毫無疑問成爲了項目帶頭人。大家當即掏出手機，一共往小胡的賬號裏轉了100萬，用于科技公司籌備開支。隨後便舉杯相慶：“超越父輩，來來來，幹杯！”
不到兩周，公司便注冊完成，1000萬資金也即刻到位。辦公室選在了新城大自然寫字樓，寓意新城新氣象。8樓整個一層，裝修也高檔，拎包即入。上個租戶是家貿易公司，虧了兩年後，關了工廠、關了公司，打算提前養老了。
公司成立用了兩周，但是招聘卻用了大半年，依然無所收獲。畢竟居民高房價、城市低規劃的溫州，難以留住人才，更不提科技相關。2012年，溫州籍在外讀書的大學生畢業回鄉工作的比率不到60%，隨後幾年更是不斷降低。而溫州大學的外地籍大學生選擇在溫州工作的比率也僅15%左右。
陳繼興幾個股東並都不懂技術，小胡也只是自诩爲“戰略大師”。一拖兩拖，英雄氣就短了，科技項目就只能暫告一個段落。畢竟這些錢對陳繼興幾個人而言，只是九牛一毛。于是，場地照常租用，幾位股東隔三差五在公司吃吃火鍋喝喝茶，繼續尋找下個財富機會。
這個“機會”很快悄然而至。
2013年，互聯網金融在科技大潮和政策鼓勵下，平地崛起，p2p席卷大江南北。雖然挂著科技的外衣，但找錢賣錢賺差價的業務模式，不過是溫州“擡會”的孫子輩。對熟悉這種套路的陳繼興們而言，也是輕車熟路。
2014年，陳繼興在杭州注冊了一家P2P公司。吸取了上次招聘經驗，他們分別在杭州遠洋大廈、上海金茂大廈和溫州財富中心，開了三個辦公室，都是當地的金融CBD。杭州有技術、上海有名氣，溫州有資金，用小胡的話叫做一體兩翼，而紮台型是玩金融的硬實力。
不到一個月，技術人員招聘完成，網站上線，公司快速投入運營。資金方面，通過招募了一百多人用電話、網絡來尋找資金儲戶，甚至請了一些外國友人來包裝科技項目。而項目源則基本是身邊的朋友、親戚公司。有時也會虛擬幾個項目，空轉幾圈，到了2015年，這些錢大部分流向了股票市場。
高大上的形象，高額的預期回報，讓陳繼興的公司坐上了一台噴射機。第一個一百萬流水，用了兩個月，第一個千萬則用了兩周！公司頂峰時期的日流水更是近億元。
陳繼興和朋友們時常感慨，“我們成功了，這是父輩們想都不敢想的成就，還是炒錢賺錢快”。陳繼興也開始尋找一切炒錢的機會。很快，一本《通向財富自由之路》成爲了他每天必讀之物，新的業務規劃也逐步形成，那就是：區塊鏈。
2017年的一個下午，市區的一個居民樓內，五十多號人圍坐在四張餐桌上，桌上擺著血蛤、猷蜢，鴨舌等地方特色美味。一位妙齡女子激情四射地演講著：
“區塊鏈，是一個顛覆人類的發明，這是繼互聯網之後最大的一次浪潮，也可能是最後一次，所以一定要把握機會。我們的幣，不僅是個全球通用的錢幣，更是一個生態圈，一個帝國。現在加入我們，擁有幣，你就是開國元勳，你就能享受百倍萬倍的增長！”
爲了增加可信度，妙齡女子又追加了一句：
“我特別希望我們是個傳銷組織，這樣你們都是我的下線，但很可惜，我們不是。我們只是希望將財富機會傳播給更多親密朋友。”
衆人掌聲雷鳴。一個五十多歲男人想繼續詢問買的是什麽，但聲音很快就被淹沒在一片歡呼稱贊中。
這樣的飯局幾乎每天一場，列席者有市區的，有周邊縣區的，也有從四川組團過來的。有人帶著幾百萬全部積蓄，有人帶著幾十萬的銀行貸款。除此之外，陳繼興和朋友們也四處演講，幾個老板也開始合力拉升幣價。兩個月不到，便收獲了250%的漲幅。
陳繼興在高位快速賣出了手中的大部分數字幣，但他並不打算全部撤出，相反，他計劃在下跌一段時間後再買入托市。陳繼興的算盤是，好不容易有個新市場，要好好培養，走可持續發展的路。不過正准備大幹快上的時候，他以前日賺鬥金的p2p業務，卻遭遇了危機。
2018年，溫州瑞安人盧志建、盧立建兄弟突然跑路，引發了一場P2P行業大地震。盧氏兄弟幾年間大肆投資了十幾家P2P平台公司。他們在跟這些p2p平台談判時，估值慷慨不還價，資金到位不拖拉，基本不要求利潤對賭，僅有一條限制，就是：盧氏家族的公司，可以在投資的p2p平台上來融資。
按照風控要求，股東自融是不允許的，但盧氏兄弟投的這些p2p公司的老板，本來就計劃找機會卷錢跑路。沒想到，他們還沒開始收拾包袱，盧氏兄弟就攜帶著各個平台借來的百億資金，出國撒歡了。
由于投資者的擠兌，陳繼興的p2p公司也遭受了損失，所幸規模不大，還不至于跑路。但是他也不得不掏出在幣圈賺來的利潤，彌補公司的虧損。當最後一筆資金彙入公司賬戶後，陳繼興猛抽了一口煙，吐出了四個字：“MD，騙子。”
但陳繼興追逐財富的腳步並沒有停止。2018年初，一位朋友告訴陳繼興，有渠道可以見到溫州老鄉謝世煌，馬雲的創始合夥人。但陳繼興搖了搖頭，因爲他要趕著去參加一個幣圈的頂級大會：溫州商人籌劃參加EOS的全球節點競選。
陳繼興並不認爲溫州可以拿下節點，因爲需要的技術支撐太複雜太專業了。但是，他意識到這是一個絕佳的機會。因此，在開往會議地點的路上，陳繼興到銀行辦理了抵押手續，一筆筆貸款打入自己的賬戶，幾年前的父命早已抛之腦外。
隨後的幾個月，EOS經曆了一波凶猛的過山車行情：從4月初的40元，一個月便漲到了140元左右，兩個月後又下跌到了50元，在這個過程中，陳繼興收獲的是財富，還是懊悔，不得而知，就如溫州商人未來的路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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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電影《教父》橫空出世，18年後《教父3》上映，整個系列完結，並在美國電影史上留下了極爲濃厚的一筆。電影講述了柯裏昂家族橫跨近百年的黑幫曆史。
第一代教父維托，迫于生存不得不選擇了暴力這條路，但依然時刻努力去維護了自己還算和睦的家庭，擔負男人的責任。
第二代教父邁克，獲得了更大的權勢和更多的金錢，卻不得不面臨兄長的決然背叛、妻子選擇人工流産後的離去、以及女兒爲掩護自己而中彈死亡的種種家庭不幸。
第三代教父文森特，還沒有登上權力王座，就已經將老教父教導的男人責任、家庭理念抛之雲外，一面和女記者幽會，一面爲權力而追求邁克的女兒。
時代變遷是每個人都無法抗拒的巨浪，黑幫也如此。而“三代魔咒”也似乎成爲了逃不開的巨網，溫州陳家三代人也是這樣。
第一代人忍受漂泊之苦卻終究沒有一把屬于自己的鑰匙，第二代人將一把廠房鑰匙換成了一串房門鑰匙，第三代人則把一串房門鑰匙換成了一串電子秘鑰。不同鑰匙開不同的鎖，不同的鎖，則守護著不同的財富。
和陳家三代一樣的，還有成千上萬的溫州商人：發迹于商品匮乏下的制造業，弄潮于城鎮化催生的房地産、缺席了科技浪潮的互聯網，迷失在荒誕的P圈和B圈。
2015年，溫州模式三十周年再次引起了輿論的廣泛討論。縱觀改革開放後的四十年，善于捕捉政策機遇的溫州，成爲了中國經濟的一個縮影。
而所謂溫州模式，是中國崛起的特定曆史進程和溫州人敢于拼搏的奮鬥精神的結合，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難以複制和重現。
然而，從“信用杠杆”到“信用破産”，從“草繩精神”到“炒作之王”，再到被唾棄的“溫州幫”，溫州商人們的身份變化，也像曾經的經濟奇迹一樣，日異月殊，變化無端。
但從筚路藍縷，到實業困境，再到投機風起，這究竟是溫州商人順應了時代，還是代表了時代，還是辜負了時代，這其實是一個需要中國經濟來統一回答的問題。
參考資料：
[1]. 溫州模式研究”，《浙江社會科學》，史晉川
[2]. 溫州評判，胡放松，方韶毅，劉旭道
[3]. 溫州資本幹的就是和你不一樣，周德文
[4].《華僑華人曆史研究》，鄭樂靜
[5]. 由溫州模式到溫州人模式探析，包松，陳湘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