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人類曆史上規模最大的戰爭：從歐洲到亞洲、從大西洋到太平洋先後有61個國家和地區、20億以上的人口被卷入戰爭。這場戰爭至少造成了9000余萬人員傷亡和5萬多億美元的經濟損失。這場人類曆史上空前慘烈的戰爭在1945年畫上了句號。二戰是由德國、日本、意大利三個法西斯軸心國挑起的，所以如何處置挑起戰爭的罪魁禍首就成爲擺在全世界面前的一個重要任務。
1945年4月27日意大利獨裁者墨索裏尼在逃往德國途中被意大利遊擊隊捕獲，次日墨索裏尼被槍決後暴屍于米蘭廣場示衆。1945年4月30日下午3點30分左右納粹德國元首希特勒在蘇聯紅軍即將攻克柏林之際開槍自殺。1945年11月21日至1946年10月1日歐洲國際軍事法庭對包括納粹政權二號人物戈林、外長裏賓特洛甫等24名主要戰犯以及秘密警察、黨衛軍、沖鋒隊等集團或組織進行了審判。
24名主要戰犯中馬丁·鮑曼當時尚未緝拿歸案，羅伯特·萊伊在獄中畏罪自殺身亡，克虜伯獲准暫不出庭受審，所以實際出庭受審者爲21人。21人中戈林、裏賓特洛甫、凱特爾、卡爾滕布魯納等11人被判處絞刑；赫斯、埃裏希·雷德爾、瓦爾特·馮克3人被判處無期徒刑；巴爾杜·馮·席臘赫、阿爾伯特·施佩爾2人被判處20年徒刑；康斯坦丁·馮·紐賴特被判處15年徒刑；卡爾·鄧尼茨被判處10年徒刑；其余3人則被免于處罰。
當時尚未緝拿歸案的馬丁·鮑曼被法庭缺席判處死刑。與此同時德國政治領袖集團、秘密警察和保安勤務處、黨衛隊、德國內閣、納粹黨沖鋒隊、參謀部、國防軍最高統帥部等集團組織被宣布爲犯罪組織。1946年10月16日淩晨2點左右10名死囚先後在絞架上結束了罪惡的生命，罪首戈林則在臨刑前兩小時吞服氰化鉀自殺，其余戰犯則全部投入獄中服刑。
至此歐洲戰場的戰犯們基本上都得到了他們應有的懲罰，那麽亞洲戰場的日本戰犯們又是如何處置的呢？1945年8月15日在盟軍的持續打擊下日本天皇裕仁頒布了投降诏書，8月30日麥克阿瑟率領的美國占領軍進駐日本，隨即由美國、中國、英國、蘇聯、法國、印度、加拿大、荷蘭、澳大利亞、新西蘭、菲律賓11個反法西斯同盟國的法官組成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成立並開始審判日本戰犯的戰爭罪行問題。
1948年11月4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處東條英機、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賢二、松井石根、廣田弘毅、木村兵太郎及武藤章絞刑。1948年12月23日上述戰犯被執行絞刑，此外陸軍大臣阿南惟幾、東部軍管區司令官田中靜一等人在審判開始前就畏罪自殺了。荒木貞夫、橋本欣五郎、畑俊六、平沼骐一郎、梅津美治郎等16人被判處無期徒刑；東鄉茂德被判處有期徒刑20年；重光葵被判處有期徒刑7年。
除了這些由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的甲級戰犯之外盟國還在馬尼拉、新加坡、仰光、西貢、伯力等地對乙、丙級戰犯進行了審判，中國也從1945年12月中旬起在一些地方設立了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從1945年底至1947年底各軍事法庭共受理戰犯案件2435件，經國防部核定判處死刑的案件110件（其中包括對南京大屠殺的主犯之一日軍第6師團師團長谷壽夫判處死刑）。
二戰結束後一部分日本戰犯確實受到了應得的懲罰，但對日本戰犯的審判比起對德國戰犯的審判是不徹底的。在准備東京審判時蘇聯曾建議將協助日本政府和軍方發動戰爭的財閥頭目與東條英機等人一同審判，但這個建議被首席檢察官基南否決了。參與東京審判的中國法官梅汝璈堅決主張審判日本天皇裕仁的戰爭罪行問題，除中國之外作爲美國在亞太地區的重要盟友的澳大利亞也堅決主張審判天皇。
戰後的德國是由美、蘇、英、法四大戰勝國分區占領的，而日本實際上則處于美國的單獨占領之下，所以美國的態度對審判日本戰犯一事就顯得至關重要了。麥克阿瑟作爲杜魯門總統任命的駐日盟軍最高司令對這一時期的美國對日占領政策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他也因此以戰勝者的姿態被奉爲日本的“太上皇”。一開始麥克阿瑟試圖通過嚴懲日本、審判天皇以報複當年自己在菲律賓被日軍擊敗的一箭之仇。
當初麥克阿瑟從菲律賓撤離時曾發誓“不追究天皇的戰爭責任死不瞑目！”然而當他看到之前高喊著“一億玉碎”口號負隅頑抗的日本軍民在天皇的命令下迅速解除了武裝，這令他發出了“天皇是勝過20個機械化師團的力量”的感歎，從這時開始他就萌生了利用天皇權威實現對日占領的企圖。從1945年9月美軍進駐日本到1946年1月這段時間內駐日盟軍總司令部收到了1488封信件。
這其中有337封信件與天皇有關，而且絕大多數是要求保留天皇制的。這些信件中充斥著“你們敢動陛下一根指頭我就要刺殺麥克阿瑟”，“我們再也忍受不了美國的統治了”等言論。長期的軍國主義精神洗腦已使日本人養成了對天皇的絕對效忠。日本人對天皇的忠誠度要遠遠高于德國人對希特勒的忠誠度：希特勒盡管一度曾是德國人頂禮膜拜的精神領袖，但二戰後期德國也曾發生過對希特勒的刺殺事件。
相比之下日本直到投降之時除了極少數的反戰同盟成員之外再沒一個人意識到日本所遭受的戰爭災難恰恰是天皇造成的，直到這時日本人還對天皇有一種發自內心的近乎于宗教般的盲目崇拜。二戰前的日本實際上就是一個政教合一國家：日本的神道教在世界範圍內都是極爲獨特的一種宗教形態，而日本天皇在神道教體系中的地位則更爲特殊。天皇在二戰前的日本既是國家最高統治者，與此同時也是國民的精神偶像。
絕大多數宗教體系中宗教領袖只是作爲凡人和神溝通的使者：基督教、伊斯蘭教所遵奉的都是上帝（真主）這樣的神。即使是羅馬教皇也只是信徒和神之間的使者，但教皇本人依然只是一個凡人。然而在日本神道教的體系中天皇被視爲日本的創世神明天照大神的後代，也就是說在日本神道教的信仰體系中天皇本身就被視爲神。中國古代的皇帝自稱天子，然而日本直接就自稱天皇了。
天子作爲天的兒子還得受命于天，而天皇本身就是作爲天在人間的象征。在中國古代的政治語境中天命是可以轉移的，所以天子也就是可以被取代的。然而日本天皇作爲被國民崇拜的神格化象征卻是不能被取代的，所以日本有史以來就沒人敢像楚霸王項羽一樣喊出一句“彼可取而代之”。日本曆史上曾有長達七百余年的時間是由幕府將軍掌握國家實權的，然而曆代將軍沒一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行廢立之事。
明治維新以後延續七百余年的幕府政治被推翻，而隨著近代天皇制的確立使天皇的權威進一步膨脹。1889年頒布的亞洲第一部憲法《大日本帝國憲法》第一條就寫著：”大日本帝國由萬世一系之天皇統治之“。日本的學校從小就給孩子們灌輸所謂的皇國史觀：每當舉行各種慶祝典禮時全體師生必須面向天皇“禦影”行最敬禮，然後由校長奉讀天皇頒布的《教育敕語》，在這一過程中全體師生必須低頭聆聽。
1945年麥克阿瑟登陸日本時見識到了這種從小精神洗腦的巨大威力。他看到本來高喊著一億玉碎的口號准備負隅頑抗到底的日軍在天皇的命令下迅速解除了武裝，他本以爲自己的士兵會遭到各種暗算和襲擊，結果卻是日軍士兵列隊歡迎他們的到來，這一刻他敏銳地意識到天皇是美國實現對日占領的絕佳工具，他甚至發出了“天皇是勝過20個機械化師團的力量”這樣的感歎。
戰後美國占領當局有不少人建議：應當叫天皇前來朝見已展示美國占領軍在日本的無上權威。然而麥克阿瑟在深思熟慮後表示應當耐心等待天皇主動請求接見。事實上正如麥克阿瑟所分析的那樣：不久天皇就主要要求同麥克阿瑟會面。關于這次會面的談話內容雙方都嚴格保密，因此始終不爲外界所知。不過我們至少可以確定的是：這時美國已初步確立了保留天皇制並利用天皇作爲實現自己對日占領的工具。
美國占領當局需要按自身意圖對天皇制進行改造：1946年元旦裕仁在美軍的壓力下發布《人格宣言》，第一次向全體國民申明自己是人而不是神，從而破除了關于天皇是“現人神”的迷信。兩周後的1月18日美軍的機關報《星條報》在頭版頭條赫然刊登了一篇題爲《他才是真正的日本天皇》的爆炸性圖片新聞：照片中的男子身穿印有十六瓣菊花徽章的和服，站在同樣印有大型菊花徽章的帷幕前宣稱自己才是“正統的天皇”。
此人名叫熊澤寬道，他宣稱自己是南朝天皇的直系後裔。原來日本曆史上曾有過一個南北朝時代，後來北朝統一了南朝，于是此後曆代天皇均出自北朝世系，裕仁自然也不例外。南北朝時代早已過去五百余年，此時熊澤寬道又跳出來自稱南朝天皇後裔並指責作爲篡位者的北朝皇族是發動侵略戰爭的元凶。繼熊澤寬道之後日本各地又陸續湧現出愛知縣的外村天皇和三浦天皇、鹿兒島縣的長濱天皇、新鳥縣的佐渡天皇……
事實上此時日本湧現出這麽多天皇在相當程度上有美國占領當局的運作，這其實是在告訴裕仁：必須配合美國的占領政策，否則美國完全可以找到替代他的統治工具。1946年2月麥克阿瑟精心策劃了一次日本天皇巡遊全國的活動，試圖以此了解天皇在日本國民心中的地位，事實上這次巡遊活動的結果將確定裕仁的命運——如果裕仁在這次巡遊中不能收獲人心就證明他不適合作爲美國對日占領的工具。
如果裕仁對美國沒有利用價值，那麽他就會被送上遠東軍事法庭，北朝皇位將就此由南朝皇族的後裔取代。結果在這次巡遊過程中裕仁在所到各處都受到日本國民的熱烈歡迎。與此同時美國占領當局授意日本媒體進行了一次輿論測試，結果有91%的受訪者支持保留天皇制。這就更堅定了美國庇護裕仁、保留天皇制的決心。美國隨即聯絡英、法、蘇等國要求不對裕仁提出訴訟。
美國一方面說服同盟國不對裕仁提出訴訟，另一方面也想方設法讓日本人統一口徑。在這一過程中麥克阿瑟的重要謀士邦納·費勒斯顯示了自身的作用：早在1943年11月費勒斯就作爲戰略情報局的宣傳專家來到菲律賓從事對日宣傳工作。麥克阿瑟的軍隊在他的幫助下對日軍俘虜實行了嶄新的教育模式：天皇熱愛和平，但軍國主義分子背叛了天皇，所以只有幫助美國把日本軍部打倒才能保全天皇。
這種宣傳教育模式盡管與事實不符，卻恰恰迎合了日本大多數中下層士兵的“清君側”思維，從而促使很多日軍俘虜轉而幫助美軍竊取了不少軍事情報。費勒斯來到日本後在其撰寫的日本戰後民主改造報告中特別強調了維護天皇制存在的重要性。1945年9月到1946年3月費勒斯對40多名日本高官進行私下傳喚。在這一過程中他要求相關人士爲幫助天皇逃脫審判而統一口徑。
日本陸軍省、海軍省的官員們在費勒斯的授意下銷毀了一切可能涉及到天皇戰爭責任的文件，還讓戰前的陸海軍高官們在模擬的法庭審訊過程中統一口徑。最終各具體部隊的戰爭罪、反人類罪被歸咎于當地指揮官，而天皇作爲日本最高統治者的戰爭責任問題則被有意識回避了。以裕仁爲代表的沾滿亞洲人民鮮血的日本皇族就此逃脫了戰爭罪行的審判。
隨著美蘇冷戰的形勢日益明顯使美國的對日政策發生了很大變化：美國決定使日本成爲美國在遠東地區遏制戰略對手的橋頭堡，所以美國對日本的態度逐漸由打壓轉變爲扶持。在由美國主導的對日本戰犯的審判過程中得到庇護的不只是日本皇族：侵華戰爭中參與過731部隊的不少日本人就得到了美國的庇護。事實上731部隊的實驗數據最後是被美國人得到了，而在朝鮮戰爭中美軍就曾向中國人民志願軍發動過細菌戰攻擊。
戰後很多參與過731部隊的日本人在美國的庇護下移民美國：美國保證他們的人身安全，給予他們豐厚的待遇，最終這些人以醫學教授的身份在美國安享晚年。正是美國的有意識庇護使戰後對日本戰犯的審判遠不及對德國戰犯的審判那麽徹底。針對納粹德國戰犯的紐倫堡審判不僅是一次經得起曆史檢驗的公正審判，而且對德國人民也起到了有益的教育。
德國通過對戰犯的徹底審判肅清了軍國主義遺毒：1970年12月7日西德總理維利·勃蘭特在華沙猶太隔離區起義紀念碑前敬獻花圈後突然自發下跪爲在納粹德國侵略期間被殺害的死難者默哀。多年來德國政府不僅認真履行著對戰爭受害者的賠償責任，還配合以色列抓捕了艾希曼等漏網的納粹戰犯。德國企業也爲二戰期間奴役勞工的行爲承擔著賠償責任。
希特勒死後德國人沒把所有罪責推到他一人身上，而是主動承擔起了自己應當承擔的責任。德國對戰爭責任的深刻反思使其贏得了國際社會的諒解：如今重新被國際社會接納認可的德國已成爲歐洲一體化進程的主導者。相比之下日本在面對自己的戰爭責任問題時態度始終是暧昧的，所以至今日本與亞洲鄰國的關系依然處于一種較爲糾結的狀態。德國和日本同爲二戰的戰敗國和加害國，可在對戰爭責任的反思上卻是大相徑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