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消費者對移動支付及其關聯的整個生態早習以爲常，如今提及移動支付多少顯得有些“old school”。
畢竟曆經十年高速發展，移動支付在國內的輻射範圍由黑山白水到天涯海角、由東部沿海到珠穆朗瑪山腳，覆蓋用戶群體上至花甲古稀老人、下至新新人類，支持場景從生活繳費到吃喝玩樂。這些年來，移動支付可以說深度參與了不斷變化的國民生活。
而當移動支付發展走入深水區，其價值早已不止于使商業交易成本降低、增加金融服務可獲得性，更是成爲疫情之下保持數字經濟持續穩定的必要條件，成爲一種基礎設施的存在。
1、從浙江到全國再到世界，移動支付收獲驚喜成長
“移動支付之省”建設水平全國領先，這是浙江省近期公布的數字經濟創新發展十大標志性成果評選結果之一。
數據顯示，2021年浙江省移動支付普及率達94%。而早在2016年，互聯網經濟活躍的杭州已悄然成爲全球移動支付之城，當地移動支付在普及率、覆蓋廣度、服務深度等方面，均排名全國前列。
杭州和浙江當然只是全國一角。
放眼中國市場，線上支付與電商購物已成爲互聯網消費者的一大習慣；補貼大戰過去多年後，“薅羊毛”和優惠券深入人心；低門檻的二維碼支付，令“支付寶還是微信”“你掃我還是我掃你”成爲客商之間尋常對話。
目前國內人均持有銀行卡數量已超6.5張，《中國支付産業年報2022》數據還顯示，國內銀行處理的移動支付業務筆數和金額分別是10年前的282.67倍和228.13倍。
移動支付對很多國人來說猶如“水電煤”的存在，但它並非中國特産。當下，移動支付在全球範圍同樣表現出不俗的成長性。
根據世界銀行近期發布的數據，移動支付持續呈快速增長勢頭。數據顯示，截至2021年，全球76%的成年人在銀行、其他金融機構或移動貨幣服務商擁有賬戶，與2017年的68%相比有進一步提高。
圖說：東南亞街頭琳琅滿目的移動支付方式，其中包括中國的支付寶、微信和銀聯。
值得注意的是，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經濟體中（不含中國），使用信用卡、手機或互聯網進行在線支付的成年人中，有超過4成爲疫情後才開始使用。
支付介質由重到輕、受理環境從割裂到統一、使用方式去繁就簡，是支付演進的一般特征。從這個角度來看，即便沒有疫情催化，一些海外市場移動支付也會開花，只是“花期”可能不同。
從數據來看，由杭州到浙江，再到中國和全球，移動支付都在成爲數字經濟時代的重要部分。
2、移動支付在中國成功的三大要素
毫無疑問，移動支付之花在中國開出了最爲盛大的一朵。
根據中國銀聯發布的《2021移動支付安全大調查研究報告》，移動支付已基本覆蓋日常生活主要場景，實體零售和電商平台依然是其中消費頻次表現突出的場景。
該調查顯示，2021年移動支付在日常消費中的占比已超過八成，並且“習慣”取代“便捷性”成爲人們選擇移動支付的首要因素。
按照PEST分析模型，移動支付在中國得以成功離不開技術、市場（經濟和社會環境）、政策三大核心因素。
在中國互聯網領域，移動支付曾是一場被人津津樂道的“戰役”，互聯網企業的技術能力、創新能力，催生著移動支付爆款産品：快捷支付、余額理財、打車補貼、紅包大戰等等都是其中的濃墨重彩。
在支付之戰中，誕生于2010年的快捷支付，被認爲是這場戰役的起點。快捷支付的意義不僅在互聯網領域，而是推倒了移動互聯網與實體世界的一堵牆。它不僅重塑了中國人的支付體驗，帶來了繁榮的移動支付市場，還催生了移動互聯網的系列創新，如掃碼出行、掃碼就餐，以及淘寶、天貓等所有的服務都要基于快捷支付的出現。
市場因素方面，社會層面的移動網絡、物流、交通等相關基礎設施完善速度飛快，無疑爲移動支付普及提供最大的環境支持。另一方面，中國大量年輕的消費者對移動支付保有相當大的接納度。
政策因素容易被忽略，但作爲與金融科技息息相關的業態，移動支付受政策的影響向來重大。
首先，需要承認的是政策因素確實難以量化也難以預測，不同時期肯定有不同的基調。當移動支付發展越充分越成熟，那規範要求自然就清晰而具體。
其次，國內政策在過去多年裏對移動支付的創新整體是寬松且包容的。事實上，在面對移動支付帶來的市場變革時，監管並沒有采取對待傳統支付的監督理念和方法。面對新興支付服務市場，政策首先采取了寬容、謹慎的理念。簡而言之，保護消費者權益和市場公平是初期政策環境的主旋律，而非著力在某個支付産品或某種支付方式。可以說沒有寬容、謹慎的政策理念，中國移動支付不至于發展至此。
第三，數字經濟將是一場新經濟革命，也是創新力的關鍵，宏觀政策上對其基調不會改變，移動支付仍將參與其中。在數字經濟時代，移動支付的價值俨然已超越支付本身，不止是交易雙方的貨幣債權轉移，也意味著全新的商業服務模式。
3、出海走向全球，中國移動支付的新故事
一位外國專家曾說，移動支付，是中國送給世界的禮物。的確，中國移動支付與世界的交集，則是其十年曆程的另一面——出海。
作爲數字經濟時代的“領頭羊”之一，中國的創新實踐成爲衆多新興市場的範本；中國市場培育出的有全球影響力的本土科技企業，也國際舞台上成爲分享“中國經驗”的布道者。
世界銀行6月底披露的最新數據顯示，目前全球有三分之二的成年人以數字形式收款或付款，而在發展中經濟體中，這一比例從2014年的35%增長到2021年的57%。幾乎是同一時期，也是中國移動支付走向全球的階段。
離開熟悉的市場環境，不再有包容的政策支持，中國移動支付在過去十年走入一個個“無人區”。螞蟻集團、騰訊、銀聯國際等都是其中的典型。
圖說：螞蟻集團投資的孟加拉bKash錢包，成立6年時間擁有近3000萬注冊用戶，占據約80%的市場份額。
這幾家中國企業各有風格，但毫無疑問，螞蟻“獨辟蹊徑”的本土化探索已經成爲業界範式：2015年以來，螞蟻通過戰略投資+輸出技術與經驗的方式，在亞洲打造了9個“本地版支付寶”，包括印度Paytm、泰國TrueMoney、菲律賓GCash、韓國KakaoPay、馬來西亞Touch’n Go eWallet、巴基斯坦EasyPaisa、印度尼西亞DANA、孟加拉bKash等。
騰訊則在拉美、歐洲、東南亞等地，采取積極的投資策略，在移動支付、電子錢包企業和“數字銀行”賽道布局；而銀聯國際已與合作夥伴在東南亞落地了超過20個銀聯標准電子錢包，此外目前東南亞所有國家均已支持銀聯移動支付服務。
中國企業出海，見證了新興市場移動支付的從無到有，參與了拓展當地的普惠半徑。
正如新加坡國立大學學者顧清揚近期撰文寫道，在過去十年來，中國科技企業幫助東南亞的合作夥伴，一道在數字經濟領域“拓荒”，見證了多個行業從零開始的成長曆程。顧教授甚至認爲，抵禦“逆全球化”的潮流上，這樣的數字經濟國際合作展現出強大韌性。
當出海持續，想要真正走出去並深入當地，僅靠國內業務的思維，照搬“經驗”行不通。這一次，螞蟻又率先吃了螃蟹。
在幫助東南亞合作夥伴“打造”電子錢包後，螞蟻集團在2020年推出Alipay+全球跨境支付技術和營銷解決方案，幫助它們解決“跨境難”的新挑戰。目前Alipay+支持包括電子錢包和手機銀行等在內的上百種數字支付方式，覆蓋了超過100萬的線下商家。
從打造錢包到打通錢包，而這背後都是當地實際需求驅動下的創新之舉。
有許多觀點都認爲，移動支付在中國已進入下半場，滲透率接近天花板，業務模式、市場格局都較爲穩定。而在這下半場，出海則像是其中的“彩蛋”也像“番外”篇，在輸出中國經驗之後，在海外創造新的故事。
也許不久，中國移動支付的出海故事會獨立成章，而海外經驗亦可啓迪國內再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