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周年慶典後，國家最高領導人的首次地方考察，去了上海。
11月2日至3日，他深入考察了楊浦濱江和古北社區。這個時間，距離鄧小平推動“開放浦東”過去了近30年，距離2009年國務院定調建設上海成爲國際金融中心過去了10年。
30年，浦東成爲“浦東奇迹”。10年，上海成爲全球排名第五的國際金融中心。
上海超越新加坡僅有一步之遙“到2020年，基本建成與我國經濟實力以及人民幣國際地位相適應的國際金融中心；基本形成國內外投資者共同參與、國際化程度較高，交易、定價和信息功能齊備的多層次金融市場體系；基本形成以具有國際競爭力和行業影響力的金融機構爲主體、各類金融機構共同發展的金融機構體系；基本形成門類齊全、結構合理、流動自由的金融人力資源體系；基本形成符合發展需要和國際慣例的稅收、信用和監管等法律法規體系，以及具有國際競爭力的金融發展環境。”
這是國務院在《推進上海加快發展現代服務業和先進制造業建設國際金融中心和國際航運中心的意見》（以下稱國務院19號文）中，對于上海提出的明確目標。
如今，成果如何呢？
根據英國智庫Z/Yen集團和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共同編制發布的第26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數”（以下簡稱GFCI26），上海連續第三次排名第五，評分與新加坡的差距進一步縮小，二者相差僅爲1分。
從趨勢上看，上海超越新加坡僅有一步之遙（見圖1）。
從圖1可以看出，自2013年3月（GFCI13）開始，上海與全球金融中心排名第四的新加坡的差距在逐漸縮小，這也側面反應了上海在金融市場、機構、開放、改革創新等各方面所取得的成績。
事實上，在GFCI26報告中，中國首次有香港、上海、北京、深圳四個城市進入前十大國際金融中心。抛開香港不談，與北京、深圳相比，上海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是有所不同的。作爲國家戰略，在上海建設國際金融中心的曆程上，中央和上海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規劃，正是這一系列的政策推動了上海成爲世界頂級國際金融中心，具體來看：
在金融市場體系的建設上，上海有全球體系最完整的金融要素市場體系，形成了包括股票、債券、期貨、貨幣、外彙、黃金、保險、信托等各類市場集聚的金融中心城市。2018年金融直接融資額9.6萬億元；2019年一季度金融市場交易量增長23.4%，直接融資總額增長43.8%，市場交易量1646萬億元。同時，上海黃金交易所場內現貨黃金交易量全球第一，上海期貨交易所螺紋鋼、銅、天然橡膠等10個期貨品種的交易量全球第一。
在金融機構體系建設上，除銀行、證券、保險、信托等金融機構不斷彙聚外，各類總部型金融機構接連落戶上海，如新開發銀行、全球清算對手方協會（CCP12）、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等一批重要金融機構在上海落地。截至2018年底，上海的持牌金融機構已有1605家。
在金融開放方面，上海已經成爲中國內地金融對外開放的最前沿，成功啓動了滬港通、黃金國際版、債券通、自由貿易賬戶等重要的金融創新業務和産品，投貸聯動在全國率先試點，上海自貿區成立五年共發布9批、111個金融創新案例，成爲中國金融發展環境最爲完善的地區之一。
在金融改革創新與發展方面，上海同樣是排頭兵。共建“一帶一路”倡議、自貿區等一系列改革試點率先在上海實行。同時，建立上海金融法院，實現“專案專審”，成立金融審判庭、金融仲裁院、人民銀行金融消費權益保護局等一系列組織。
正是這些建設成果使上海超越迪拜、悉尼、東京，成爲世界排名第五的國際金融中心。但是，想要超越新加坡，躍升世界排名第四的國際金融中心，我們需要正視上海與新加坡存在的差距，補齊短板。
一步之遙，差距在哪裏？
根據全球金融中心指數的評價體系，我們選取同樣的維度對兩者進行比較，即營商環境、人力資本、基礎設施、金融業發展、聲譽及綜合因素等五個維度，並從具體排名上對上海與新加坡的差距進行分析（見表1）。
首先從營商環境來看，營商環境直接影響區域經濟的活力，強大的經濟實力是打造國際灣區金融中心的根本保證。GFCI26報告顯示，上海在營商環境建設上排名第七，落後新加坡較多。世界銀行《2020年營商環境報告》同樣顯示，新加坡整體營商環境排名全球第二，僅次于新西蘭。
新加坡在改善營商環境上曾出台多層次、多種類的法律法規，力圖爲企業營造最好的營商環境。
相比之下，上海的廣義營商環境表現好于狹義營商環境，“硬環境”優勢較突出。一方面，上海營商環境在貿易便利度、要素市場環境、市場成長環境和創新環境等方面優勢突出；另一方面，上海營商環境在投資便利度、政務服務效率、企業經營成本以及市場法治環境等方面與領先城市差距較爲明顯，存在較大的改善空間。
在人力資本方面，新加坡市的人才戰略上升爲國家戰略。早在1965年建國時，新加坡便提出了“人才立國，精英治國”的國家戰略。近10年中，教育部每年教育經費投入在GDP中都占3.5％以上，其預算開支一直約占政府總開支的20％左右，僅次于國防，比韓國、日本、英國和美國都高。在對外人才的吸引上，立足全球，因時因勢制定人才吸引政策。同時對本國的人才培養同樣重視，如重視職業教育和大學教育、推進員工終身技能培訓計劃等，進一步改善人力資本結構，不斷爲新加坡發展高端技術水平産業提供堅實基礎。
上海與新加坡相比，起步雖晚，進步卻更快。《推進上海加快發展現代服務業和先進制造業建設國際金融中心和國際航運中心的意見》（國務院19號文）發布後，即出台《上海市中長期人才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上海市人才發展“十二五”規劃》、《關于推進上海金才工程加強金融人才隊伍建設的實施意見》等系列文件，將人才政策作爲推進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重要政策，通過制定一系列的規劃、規劃綱要、推進意見、實施方案，推進人才戰略的落地實施。通過這些政策，聚集國際金融人才，從而推動金融的持續創新。
在基礎設施方面，特別是金融基礎設施，上海已經與新加坡相差無幾。目前已經建成了支付系統（PS）、中央證券存管（CSD）與證券結算系統（SSS）、中央對手方（CCP）、交易報告庫（TR）、各類交易所和平台五大核心基礎設施，雖然相比新加坡、香港等地在互聯互通、市場化等方面略有不足，但毫無疑問上海已經是世界金融基礎設施最全面的金融中心之一。
在金融業發展方面，上海與新加坡差距較大，新加坡作爲老牌國際金融中心，金融業相關增速較上海慢，但總量上仍具有較大優勢。例如，以“上海金融景氣指數報告”中對于反應金融業發展情況的指數和GFCI26，上海在發展速度上占據優勢，但總體發展水平仍較新加坡有差距（見圖2）。
新加坡的金融業發展創新，主要體現在對金融業影響越來越大的金融科技。新加坡在2015年下半年就表示，將建設“智慧國家”作爲政府的重點發展任務，其中金融科技被提升至國家戰略高度進行定位與發展。同時，新加坡金管局發布《金融部門科技和創新計劃》。
最後，在聲譽及綜合發展方面，上海與新加坡差距較小。作爲中國金融業的明星，“上海”這一招牌吸引了越來越多的國際金融機構關注和前來。2018年末，上海外資金融機構數量占金融機構總數超過30%，MSCI與富時爲代表的國際指數納入A股，參與制定的的國際性清算行業標准被稱爲“外灘標准”，原油期貨和上海金等價格成爲世界性的“上海價”……一系列國際性的“聲音”都代表著，上海在聲譽方面越來越響亮。
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建設成就很明顯，但與全球最具影響力的紐約、倫敦、香港、新加坡還有一定差距，認清這些差距，能讓我們更好的超越。那麽，如今距離新加坡僅有“1分之差”的上海，又有哪些方面的機會超越新加坡？
超越新加坡，不會是終點
世界頂級金融中心在所有領域都非常發達，同時兼具有一定特色。所以，提升弱項，發展特色強項，將是上海未來的發展目標。總體來看，弱項方面，上海在營商環境和金融業發展方面亟需快速發展。特色強項方面，金融科技實力突出，並逐漸成爲影響金融中心競爭力的重要因素，成爲世界級金融科技中心勢在必行。
在營商環境方面，上海應重點針對薄弱環節和瓶頸問題進行改善和提升，通過簡化負面清單、放寬市場監管壁壘等措施來深化産業領域的開放；通過政府審批流程再造、提高政務事項的穩定性和透明性、降低制度交易成本等措施提升政府服務效率；通過加強法制法規的完備性、法律保障力度與廣度等方面優化企業法制環境，加大知識産權保護力度。全面提升企業投資經營便利度的微觀制度環境，和吸引企業投資、穩定企業預期、降低企業成本、促進企業創新等宏觀環境，綜合考慮“軟環境”和“硬環境”的提升。需要指出的是，首部營商環境法規《優化營商環境條例》的公布實施，將會給上海營商環境的建設提供更加完善的規劃和指導。
在金融業發展方面，上海在多個領域、産品的交易方面已經取得了世界領先的地位，但大而不全，産品不夠豐富，缺乏有力的市場定價權和話語權等問題仍然十分突出。對于金融業的發展至關重要的金融基礎設施也同樣在互聯互通、對外開放等方面亟待提高。特別是金融基礎設施方面，中央深改委第十次會議通過的《統籌監管金融基礎設施工作方案》有望公布實施，上海可借此機會，推動金融基礎設施的建設與改革。如推動機構與監管分離，明確國有出資人職責；推進交易所等非公司制機構的公司制改革；消除債券市場等機構內和機構間分割，形成統一市場等各種措施。
同時，在人力資本、基礎設施、國際聲譽方面，對標其它世界領先的國際金融中心，提升上海的綜合影響力。制定人才戰略，加強吸引國際金融人才“軟環境”的建設，妥善解決金融人才遇到的住房、醫療、教育等現實問題。通過“智慧城市”建設等戰略，提升金融信息化和網絡安全水平，完善通訊信息建設等基礎設施的建設，爲金融的發展提供基礎技術保障。在國際聲譽提升方面，加強對內對外的合作交流，努力擴大各類金融産品“上海價”的影響深度和廣度，提升國際影響力。
在國際金融中心的建設中，“補短板”固然重要，“加強長板”、打造差異性優勢同樣重要。金融科技已經成爲金融中心的重要影響因素，在此方面，上海已經領先于其他國際金融中心。在GFCI26期報告中，首次發展了一套獨立的指數，把金融科技作爲金融中心的重要影響力因素。而在對排名前十五的金融科技中心的統計中，金融科技發展快速的地區，在金融中心的排名中都取得了極大的進步（見表3）。
究其根本，金融科技對于金融業態的影響是全方面的。大數據、新的技術能夠激活金融主體的要素潛力；數字貨幣、區塊鏈等技術的應用創造了新的金融業務模式和金融産品；ADK、API等開放合作的模式重塑了金融的生態；物聯網、供應鏈金融等發展強化了金融與實體經濟的鏈接；監管沙盒等監管技術的出現使監管的規則出現了新的發展契機；而個人金融信息、征信需要等，對于金融業態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可以看到，從荷蘭到倫敦，再到紐約，全球金融中心的轉移伴隨的是全球經濟中心的轉移，強大的經濟實力並不必然形成國際性金融中心，但一定是國際金融中心的重要支撐條件，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建設是國家戰略，伴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進一步提升，上海在全球的影響力將進一步提升。
未來，超越新加坡是上海超越東京後的再一次跨越，但絕不會是終點。
本文由“蘇甯財富資訊”原創，作者爲蘇甯金融研究院研究員黃大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