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20年，人類遭遇了多重挑戰：疫情在全球多點蔓延，部分地區出現反複；美國“BLM”運動席卷全美，引發世界關注；中美局勢緊張愈演愈烈，經濟形勢和國際環境前途未蔔。風險社會已從抽象概念變成可感知的日常現實。
面對新的複雜局勢，人類也許要尋找人和自然、不同文化、國家之間的新一輪平衡，經濟、政治上，社會治理上，都面臨難以預測的風險。
在後疫情與後全球化時代，如何完善社會治理，應對可能長期共存的系統性風險？在南都觀察2020年夏季論壇上，我們邀請來自不同領域的五位研究者，分享對于“如何在風險社會生存”的思考。
以下爲夏季論壇第二部分的現場實錄。
▌如何處理“社會性”與“公共性”的關系
南都觀察：第二部分討論的主題是“在一起，流動與沖撞”。回到之前黑死病的類比，當時人們因爲對這種疾病的認識不甚完善，做出很多現在看來可能匪夷所思的舉動。比如當時有人認爲是猶太人觸犯了神，才導致黑死病爆發，所以對猶太人展開屠殺。也有一些親人之間互相隔絕、離棄，封門不見、致人死亡的事情出現。
回顧曆史，類似的事情總是重複上演。今天雖然我們不至于那麽愚昧，但各國、各地之間，互相怨恨、歧視疫情爆發地居民也不罕見。我們也看到一刀切的隔離措施導致的後果，比如有人被迫在城際公路上徘徊，比如一些國外的留學生和勞工回不了家。我們看到不同的社會群體存在不同的訴求，可能彼此沖突，在利益多元的社會裏，如果沒有基本的價值共識，可能是很大的潛在社會風險。現在互聯網上戾氣很重，也是這種沖突的體現。怎麽理解這種差異，大家還能不能求同存異，好好說話？
馮仕政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教授）：這涉及到一個核心問題，也是現代社會中的一對基本矛盾：如何處理“社會性”與“公共性”的關系，或者說如何處理“連結”與“團結”的關系？
現代化的後果之一，是我們的社會性前所未有地增強。社會性增強，是說我們自由交往的面越來越廣，行動的鏈條延伸得越來越長，連通的範圍越來越大，像“拴在一起的螞蚱”。所以現代社會是一個高度開放、高度流動的社會。社會性的自由交往是淩亂、無定向的，從傳染病的角度來講，開放同時意味著感染的開放，流動也同時意味著病毒的流動，這就造成各種風險。
要克服這個風險，我們就要把自由交往形成的社會性轉變成適當的公共性。公共性就意味著人和人彼此之間相互依賴，要求每個人爲了公共利益而適當克制自我，不能爲所欲爲，這是有張力的。把比較自由的社會性變成比較有秩序的公共性，就是要把自由的“連結”變成相互照顧的“團結”，這屬于社會治理的任務。把社會性導入公共性流程，把連結變成團結，在社會治理下共事，只有做到這樣，應對疫情才比較有譜。
人類總是要發展的，風險總是避免不了的，這不可怕，關鍵是我們怎麽應對。我們如果應對得好，就能讓文明再往前走一步。
平時在社會治理過程中，就要注意到社會性和公共性、連結和團結之間的矛盾。不能因爲疫情，人和人就完全隔絕了。爲了追求秩序，打破人和人的連結，社會雖然有秩序，但就沒有活力了。反之，如果我們只有社會性，沒有公共性，那麽就只有活力、沒有秩序。所以我們把這些矛盾處理好，把社會組織好，一旦有了疫情也不可怕。只要我們平時把這些矛盾處理好，奠定好基本結構，有點風險不可怕。可能會吃點虧，但是不會吃太大虧，都能應對過去。怕的就是平時沒准備，臨時來“抓瞎”，還“甩鍋”，事情就越弄越嚴重。
我覺得“在一起”是好事，但關鍵是我們怎麽把“在一起”變成“抱在一起”，在一起是連結，抱在一起就是團結。這個時候既要在一起，也要抱在一起，具有堅定的秩序和活力，這個社會就沒問題了，就能往前發展。有點疫情、有點問題、有點風險，問題不大，都可以應對過去。人總是在波波折折、溝溝坎坎中一步一步往前邁的，都不是事兒。
南都觀察：馮老師談到流動性的問題，個人的自由和流動其實是增加了風險。個人在這種流動中也是比較容易迷茫的，工作和生活都增加了很多不確定性。但其實流動的進程在城市化和全球化中持續了很多年，似乎已經成爲一種常態，它帶來的一系列問題好像還在不斷地深化推進，也沒有一勞永逸解決的那一天。
陸 銘 （上海交通大學安泰與經濟管理學院特聘教授）：我們的社會可能還是需要理性和科學更加多一點。新冠疫情之後爆發出來的很多現象，坦率講，讓我這樣一個書生大跌眼鏡。前兩天，德國街頭的抗議活動上，還有人舉著牌子，說“5G可以傳新冠播病毒”，我一直都沒有辦法想象，到今天這樣一個現代文明社會，還有人會相信5G是會傳播病毒的，而且是在發達國家。
▲ 2020年4月，或因有市民誤信新冠肺炎可借5G基站傳播，英國多個5G基站被破壞或燒毀。© bbc.com
在流動和沖撞的社會裏，對科學家來講，通過科學研究提升社會公衆的基于理性和科學的認知和相互信任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而這一點對我們社會來講尤其重要。
我舉一個例子，在新冠疫情當中，很多人都有這樣的一個印象，大城市的疫情好像更加嚴重一點。其實不是這麽簡單，我們要去分析。農村的疫情比城市的疫情來得輕一點，大家都有共識。但農村的疫情輕，是以農村的經濟比較封閉、比較落後爲前提的。如果在這種意義上，我們難道是希望通過整個社會回到農村經濟來解決疫情嗎？我想絕大多數人應該給出一個否定的回答，這不是進步。
至于在城市和城市之間，好像大城市人口密度高的地方，疫情更加嚴重一點。這個觀點也是值得去稍微深究一下的。我最近帶著團隊去做了關于中國城市疫情的數據分析。給大家介紹一下研究的結果，首先我們應該去區分感染人數和感染率，大家想，如果用感染人數這樣的指標來看，大城市感染人數多，這個幾乎都不用問，因爲大城市人口基數大，感染的人數多是很正常的。所以我們更加應該關心感染率，也就是每千人、每萬人裏面有多少人感染了新冠病毒，一旦用感染率來替代感染人數以後，就發現城市的人口密度跟感染率之間只有非常微弱的正相關關系。
其實人口密度有兩個意義，一個是城市的平均人口密度，另一個是我們的社交距離。這兩個意義的人口密度，平時在生活中是不做區分的。但在新冠情期間，我們通過隔離和停擺娛樂活動等措施，把社交距離的密度給降下來了，而城市的人口密度其實並沒有發生變化。在研究當中，我們還找了一個指標去代表某個城市跟武漢之間的經濟連結。我們發現，跟武漢經濟連結更強的城市，新冠疫情的感染率的確是更高的，這說明疫情傳播是跟經濟活動連結在一起的。但是一旦把這個指標控制住，我告訴大家一個非常意外的，但是又可以解釋的結果：一旦控制住某個城市跟武漢的經濟連結度以後，城市的平均人口密度有利于降低新冠疫情的感染率。
這意味著，人口密度是把“雙刃劍”，當我們把社交距離和接觸意義上的人口密度控制住，城市的平均人口密度具有防止疫情傳播的有利條件，比如醫護條件、城市管理、社區治理等。大城市更有利于疫情的防控。
在社會生活中，每一天都發生很多新的現象。雖然新冠疫情挑動了所有人的神經，但是我認爲，我們的研究和傳播還是要基于科學的分析和理性的認知。如果不是這樣，或是基于一些傳統的認識，在這次新冠疫情中，很容易得出“人類不要城市，退回鄉村；人類不要高密度，退回低密度”這樣的結論。
我特別想借這個機會澄清一下，很多時候我們在直覺上所感受到的東西，跟內在的真實邏輯和數據結果是不一樣的。只有通過科學研究和理性分析來改變人們的認知，才能爲馮老師講到的“抱在一起”提供基礎。
▌社會資本是治理社會的良藥？
龐中英 （中國海洋大學特聘教授、海洋發展研究院院長）：“在一起”是會帶來風險的。這次疫情充分說明了“在一起”的風險。預防這種風險的方法目前只有“保持社交距離”。人們組成了社會、市場、單位、機構，等等，必須“在一起”，但又要保持某種距離。這聽起來就有難度，長期保持這個狀態，更是不易。怎麽辦？
說一點個人體會。我從今年1月到5月在新加坡訪問研究，在新加坡經曆了疫情和新加坡對疫情的治理。新加坡外交部長維文在接受一個采訪時，提到新加坡治理新冠疫情的優勢，其中之一就是發揮“社會資本”的作用。現在中國至少把疫情暫時控制住了，卻並非是因爲中國發揮“社會資本”優勢。在中國，“社會資本”（如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在巨大的社會變化中，仍然並不富足，甚至嚴重短缺。這次，不同于新加坡，中國用的是“特色”的“體制優勢”，黨和政府發揮的命令作用比“社會資本”要大的多。未來，如果要成功化解下次類似疫情，現在起就要培育“社會資本”，通過“社會資本”應對傳染病風險。
我提到“社會資本”的概念，看能不能有助于解決“在一起”的問題。我們必須得“在一起”，但是，“在一起”的要是真正意義上的社會。
“社會資本”並不僅適用于國內社會，也適用于國際社會，甚至全球社會。目前，國際社會尚未是全球的，全球社會仍然在發育中。解決全球大流行之類的全球問題，國際社會資本或者全球社會資本也是有意義的。這是全球治理研究的一個課題。
陸 銘 ：關于社會資本，我們通常講三個方面。第一是制度；第二是關系網絡；第三是信任，信任跟倫理合作有關系。
我認爲龐老師的判斷，包括在新加坡觀察的現象是存在的，社會資本很重要。但我想基于中國的情況，做一些針對中國的分析和回應。
首先，這次疫情暴露出了我們在制度上有一些需要改進的地方。比如我們投入那麽多資源建立的疫情信息直報系統，在基層醫院得到有效的信息並報送的時候，卻沒有及時讓有關部門和民衆了解到，好像運轉的效果並不是很好，這顯然說明我們的制度實際上是有一些缺陷的。另外，在疫情防治期間，很多地方采取了物理隔絕，封堵道路，但可能很多人都沒有意識到，這是明顯違反法律的做法。這說明我們在非常態的疫情期間，對已有法律制度的觀念比較淡漠，這也是要改進的。
其次是信任和合作，在這一點上國際和國內都分別有些經驗。比如，在疫情期間，和2008年汶川地震一樣，我們欣喜地看到社會上很多志願者在行動。我相信“多難興邦”，災難的到來，會讓我們社會産生更多的慈善捐助或志願者行動，這一點是能夠進步的。但與此同時，也要在這個維度上指出一些問題，比如我們的慈善捐助機構基本上是行政化，這樣一來，在複雜多變的疫情期間，有一些組織出現了“腸梗阻”，另外一些民間的組織，雖然運轉高效，卻似乎在進入疫情防治過程當中受到了各種各樣的阻礙。也就是說，在處理行政化的體制跟風險社會面臨的挑戰之間的關系上，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最後我要談政府和市場的關系。社會資本是一個比較中性的概念，但其實每個國家社會資本的類型跟它的曆史、文化、傳統、制度等各個方面的因素都是有關系的。
歐美國家的民間力量非常強大。今年年初，澳大利亞森林大火十分嚴重，我們看到澳大利亞的民衆（其中很多人都是社會底層）自發組織起來，爲那些流離失所的人造房子；包括在新冠疫情期間，我在國外的同行和學生，也紛紛把家裏面的醫療物資捐助到社區；在紐約這樣疫情比較嚴重的地方，一些退休的護士和醫生自願報名加入到防治裏面。這種民間力量所發揮的作用，是值得我們學習的。
但是在比較強調自由的國家，長期以來形成的社會資本有另外一些負面影響。在東亞文化裏，有兩個社會資本能夠比較有利于疫情的防控。第一，東亞社會總體來講屬于儒家文化圈，有一種不願意給別人添麻煩的文化。在日常生活裏，如果可能只是流感季，也會自覺戴上口罩，防止病毒傳播。這實際上是一種跟文化傳統有關的社會資本。而歐美強調個人主義，民衆可能會反過來理解，反對政府提倡的戴口罩，並舉行集會和遊行。這跟文化有關，所以有的時候社會資本是一個中性的概念。
另外一點，在東亞社會，大家對集體行動比較容易達成一致。比如新冠疫情期間，政府號召大家在家裏待著，大家就在家裏待著；政府號召組織一些力量給居民去送菜，那大家就組織起來了；政府說我們要頒布一個什麽規定，那下面就去執行。所以，東亞社會集體意識比較強，在突發事件的時候，相對容易形成民衆跟政府之間的合作。相較而言，在歐美社會，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比較強，這一點就比較困難，也的確導致疫情的防控出現了一些不可控的局面。
但我想強調，任何事情都有兩面性。在疫情防控期間，我們的目標非常單一，就是要把疫情給“摁住”，我們這種行政性的管理體制比較有利于目標的實現，也的確就起到了非常正面的效果。但是大家也要充分認識到，在平常的經濟生活當中，如果過度依賴于行政化的管理，有可能會導致市場經濟的僵化，或者行政命令的一刀切。但其實我們的經濟生活是複雜多樣的，不同的利益群體，不同的人，不同的偏好，還有不同的地域，面臨的情況非常複雜，行政性的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容易形成一刀切的做法，有可能在具體的環境裏，不能夠做到因地制宜。
我想不同體制和不同文化之間，都各自存在一些社會資本。我們的制度有利于應對某些情況，但也可能産生一些負面影響，這是我們在未來的制度構建和社會資本的演化過程當中需要去考慮的，有的時候也要在全球範圍內去尋找更加先進的經驗，供我們去學習和借鑒。
馮仕政 ：確實是這樣的。社會資本這個概念曾經在國內大熱，帕特南曾經寫了一本書叫《獨自打保齡》，其中講到美國民主的衰落和社會資本的衰落有很大的關系。就是美國人現在越來越獨，人和人不怎麽真誠的交往，社會資本越來越少，導致民主運轉不起來，經濟也發展不起來了。
▲ 《獨自打保齡：美國社區的衰落與複興》由曾任美國政治學會主席、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管理學院院長等要職的羅伯特•帕特南所著。帕特南認爲，如果某一個社會的民主運轉出了問題，從根本上說，那一定是公民社會（公民意識、公民組織、公民行爲等，總之是公民生活）發生了變化。
我也曾寫過關于社會資本的文章，也有點感受。以前，不管是社會學還是政治學講社會資本的概念，都有點迷糊，因爲大家其實講的是社會連結、社會關聯，好像只要任何人一連結就是資本。社會連結本身也是雙面的，既可以幹好事也可以幹壞事。黑社會群體內的連結也很緊密，所以，就像我前面講的，連結的是社會性，連結只有變成團結，社會性只有轉變爲適當的公共性，連結才會成爲資本。
我贊成陸老師觀點，社會進展是比較淩亂的、散漫的、多向的，這既是一種活力，但也可能是一種混亂的根源，所以我們就要適當地組織它，把它變成公共性。但也要避免另外一種傾向，不要因爲強調公共性，把什麽都規程化、組織化，把自發的社會交往視爲洪水猛獸，這樣雖然有秩序，但沒有活力。所以，社會治理“既怕社會亂來，也怕社會不來”，但我們更多要怕“社會不來”，因爲社會沒有自由交往，就沒得“治”了。
我們的體制過分強調公共性，它的優勢是特別利于完成單一任務，但社會發展需要活力，經常需要協調和處理相互矛盾的多重任務。這個時候如果還不重視、釋放社會自由的交往和連結，就沒有活力了。社會治理經常陷入“一放就活，一活就亂，一亂就收，一收就死”的循環，就是沒有處理好社會資本中連結和團結、社會性和公共性之間的張力。所以社會連結在多大程度上能夠變成資本，多大程度上又會變成成本，取決于我們怎麽處理社會性和公共性的關系，連結和團結的關系。
黃嚴忠 （美國對外關系委員會全球衛生高級研究員）：關于社會資本，陸銘老師特別提到了信任，實際上，公共衛生本身也是建立在信任的基礎之上。比如公共衛生人員采取的各種措施，如果大家對之缺乏信任的話，就不可能去配合。如果沒有配合，也就不可能有公共衛生措施的成功。
馮老師講到公共性跟社會性之間的張力，現在中國可能體制上過分強調它的公共性，而缺乏社會性，但美國可能又更強調個人主義，更強調社會性，而缺乏公共性。現在美國還有好多人，特別是年輕人，不大願意戴口罩，不願意被“束縛”。
社會的信任很重要，但也不能把它看成唯一重要的因素。應對當前疫情，實際上更需要的是中心化的反應，中國恰好是一種集中化、全能主義的體制，相比美國去中心化、聯邦主義的體制，更容易有效應對疫情。當然美國還有一些其他問題，包括黨派爭執、措施不連貫等等，也導致了應對不力。
▌每種管控措施，都有一定的代價
南都觀察 ：剛才幾位老師從不同角度談到了流動和沖撞的矛盾，也就是我們如何在在一起的同時保持一定的合理距離和尊重，怎麽找這個平衡點。我們知道新加坡海外勞工宿舍大規模爆發疫情時，工人們被集中封閉在宿舍區，當時工廠停工了，他們既不能工作，也不能回家，出現了多起自殺事件。還有疫情期間，也有一些學生在家中自殺的報道，這就涉及到平衡的問題，大家可能要考慮跟病毒長期共存的狀況。目前我了解到，現在學校開學了，高校也會比較嚴格地管制學生的流動。那麽請問各位老師，具體來說，我們如何在風險之下維持社會的正常運轉，同時讓大家保持心理健康？
陸 銘 ：我認爲整個社會要更新我們的思維方式，很多問題在找到具體方案之前，其實存在一個思維方式上的結，就是整個社會民衆都容易在單一目標上講求極端化。最近這些年，霧霾爆發的時候，民怨沸騰，我們開始治霧霾，在霧霾治理過程中關掉了一些廠，而且只要這個廠在汙染行業的名單之內，就必須關掉。然後大家又覺得擁堵、汙染問題跟城市規模有關，于是又開始控制人口，清理違章建築。還有這次新冠疫情，因爲我們都知道社交距離（social distance）的保持有利于疫情防控，所以要求大家都不要動。
我覺得所有的事情，大家都要意識到，就是每一種管控措施，它一定有代價，而我們往往忽略了這個管控措施到底是好處大，還是代價大。比如生命風險，普通民衆很容易想到，如果疫情傳播的感染率有所上升、反彈，會威脅生命。但是大家有沒有想過，過度地疫情防控又會怎樣，如果我們用極端化的手段，一定要把疫情的感染人數降到零，很可能帶來的是經濟活動的衰退，比如失業，還有貧困人口收入的下降，而這也可能導致生命的代價，有人可能會自殺，有人覺得我破産了，人生完了，根本沒有辦法，就可能走極端。還有當我們整個社會的醫療資源都傾向于要把新冠疫情這個病給摁住的時候，相對來說，其他疾病所占用的醫療資源減少了，其死亡率也可能會上升。事實上，風險社會當中的任何一個防範風險的措施都是有代價的。
所以我覺得中國的或者東方的體制和以英美爲代表的歐美的體制之間，要相互借鑒。馮老師提到社會性和公共性的張力，我認爲這裏面本身就包含了東方社會和西方社會在強調社會性和強調公共性上的某種差異，但是我仍然認爲要相互借鑒。未來中國在保持自上而下的行政系統，強調公共性制度的同時，如果能夠更多尊重個體的自由選擇和保證信息的通暢，在社會的組織方式和治理模式中，更加尊重來自基層的聲音和需求，那我想在一般性的意義上，它會增加我們社會的活力，並且在突發事件爆發的時候，也不至于産生更嚴重的後果。
馮仕政 ：在應對風險的時候，我們確實需要進一步改進治理的方式，注意科學防疫。舉個例子，現在到處都要測體溫、報體溫，但實事求是的講，測體溫到底有多大用處，我是懷疑的。一方面從實際情況來看，我們報的案例中，說有多少病例是在測體溫的時候被揪出來的，我沒見過。但是明明患病，在測體溫時通過的人卻比比皆是，所以我覺得在公共場所測體溫，似乎真的用處不大，而且嚴重妨礙通行，有時還會引起社會沖突。
▲複工的員工們在排隊接受體溫監測。© 珠江商報
此外，很多地方測體溫，不過是走個形式。有的人拿著體溫計在我面前晃一下，但儀器根本沒開，我有時說看看多少度，一看根本沒度數，說明他根本就沒認真測，這也說明測體溫的用處不是很大，那爲什麽還要堅持這一措施呢？在疫情初期，因爲很多情況不明朗，用力過猛可以理解，但現在已經過了幾個月，全國測體溫的次數恐怕都有幾百億次了。有沒有人研究過這個措施究竟有沒有用？如果說沒有用，或者用處不是那麽大，是不是可以撤銷？沒有必要讓大家這麽不方便。昨天我們有一個活動，接觸到北京的其他高校，我才發現不同高校之間，防疫方式的差別特別大。像我所在的人民大學，老師們早就不用每天報體溫了，但是很多高校每天還得報體溫，有些高校甚至要求每天報三次，這個事情的自由度這麽大，何苦呢？
風險應對是一個長期的事情，咱們不能只依靠單一的嚴厲的行政管理。因爲很多時候，都是普通民衆承擔了代價，雖然總的效果看上去還不錯，但代價很大，看病不方便、通行不方便、學術交流不方便，這些都是成本和代價，總之防疫的科學性確實需要進一步加強。
還有接觸問題。五月黃金周的時候，黃山人山人海，大家都不戴口罩，也沒有發生疫情，但有些地方稍微接觸一下就發生疫情了，這個事情有沒有人研究一下？不能說不分青紅皂白的，反正就不准接觸、減少聚集。這樣下去經濟不能發展，還會影響心理健康，代價太大了。許多問題發生了，要好好研究一下，抱著科學的態度，不計成本的防疫不可持續，不僅是經濟上不可持續，社會上也不可持續，從社會的角度來講，規範過嚴，大家都達不到，最後大家都當作兒戲，結果不但沒有起到規範的作用，還破壞了社會的價值觀，而每個人都不尊重規範，防疫和監控就越來越難做。
所以防疫要適度和科學，不能什麽事情都無所不用其極，時間長了誰都受不了。科學防疫是我們在風險社會中的一種生存方式，即要平衡收益和成本，不僅是經濟上的收益和成本，還包括社會心理上的，以及在長遠的價值觀上。就像跑步一樣，這是個長跑，不是短跑，用短跑的方式來跑長跑，跑到半途就累壞了，這怎麽行？還是要可持續發展、可持續防疫，這才是我們要堅持的理念。
南都觀察 ：從公衛角度出發，如何科學防疫，包括關于測體溫的質疑。
黃嚴忠 ：防疫問題實際上是一個治理問題。正如馮老師說的，一定要每個人報體溫，這涉及到收益和成本之間的關系。另外，如何科學防疫？實際上就是要做風險評估。
風險評估要注意兩個方面，一方面，我們要注意它的後果，比方你如果不積極采取措施，造成一個大的疾病的爆發，後果很嚴重。另外一方面，我們要看到産生這種後果的可能性有多大，所以這是一枚硬幣的兩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