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人民論壇網
原標題：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理論創新和責任之舉
核心提示：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在體制創新的基礎上，不斷夯實責任外交的內涵。元首外交發揮引領作用，“一帶一路”托起近鄰外交和發展中國家外交。中國貫徹多元、開放、包容的多邊主義路線，做全球重要議題的行動派，展示出“國之大者”胸懷。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立足中華民族偉大複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把握時代脈搏，積極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成爲國際風雲變幻中的穩定之錨。
黨的十八大以後，中國外交圍繞“責任外交”這一基本點，關注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提法非常接近“國之大者”的哲學含義，即構建一個人本的、民主的國際新秩序。所謂中國特色大國外交，並不是說中國只重視大國之間的外交，或者認爲大國之間的外交獨占性地決定國際秩序，其他國家只能依附，而是倡導大國要以負責任的態度推動國際新秩序建設。“責任外交”的含義是，大國要以負責任的態度積極提供國際公共産品，並推動他國共同參與。面對波谲雲詭的國際形勢，責任外交既是“國之大者”的表現，也是爲自身創造戰略機遇的必由之路。
展現“國之大者”：中國特色大國外交開創新局面
第一，元首外交發揮引領作用。國家元首是一國的象征。首腦外交具有直觀、感性的特點，在不拘一格的氣氛中，雙方可以就重大或緊迫的問題交換意見；首腦間的友誼和信任關系，無形中加固了國與國之間的聯系和紐帶。首腦外交直觀，宣傳效果明顯；元首之間展示人格魅力，建立友誼，運用各種靈活的方式就國際問題交換意見，時常能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例如，中美建交就是元首外交的産物。1972年2月21日至28日，時任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對中國來說，打開了通往世界舞台的大門；對美國來說，通過聯合中國形成了對蘇壓制態勢，美軍得以迅速從越南戰爭脫身。
美國咨詢公司歐亞集團研究員Neil Thomas在澳大利亞洛伊國際政策研究所網站上發文，分析了1990年至2019年間中美元首外交的變化。以2013年爲界，中美發生了逆轉：2013年後，訪問中國的外國領導人每年都超過訪美人數；即使在美國的傳統盟友中，韓國、德國、菲律賓、泰國、新加坡和新西蘭的領導人的訪華次數都超過訪美次數。
新冠肺炎疫情籠罩下的2020年，中國的元首外交繼續發力，“雲外交”引人注目。在“抗疫合作”的主題下，元首們雲端聚首。2020年，習近平主席出訪1次，接待來訪和出席在華舉行的活動7次，同外國領導人及國際組織負責人通話80次，以“雲視頻”的方式出席重要外交活動22場。討論的議題包括：向世衛組織和聯合國新冠肺炎疫情全球人道主義應對計劃提供資金支持；加入“新冠疫苗實施計劃”，助力全球疫苗公平分配；落實二十國集團緩債倡議，暫緩23個發展中國家2020年5月至年底到期債務的還本付息；向34個國家派出36支醫療專家組；作爲全球最大醫療物資産能國，承諾積極提供口罩、防護服、呼吸機、檢測試劑盒等醫療物資。
第二，“一帶一路”托起近鄰外交和發展中國家外交。中國外交已經覆蓋全球，與亞太、非洲、歐美等各地區的交往活動增強了合作和信任的基礎，中國的存在感越來越強。2013年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以點線帶面，發展迅猛。“一帶一路”包括“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橫貫亞歐非大陸。從外交角度看，“一帶一路”具有以下特點：多元、開放、包容是“一帶一路”區別于其他區域性經濟協作倡議的突出特點，它始終歡迎新成員的加入；“一帶一路”涵蓋了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是“南南合作”與“南北合作”的統一，有助于推動全球均衡、可持續的發展；“一帶一路”倡議同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理念一致，通過提供公共産品和合作雙贏機會，深化國家和區域間的聯系。
在命運共同體的意義上，“一帶一路”是一條減貧和共同富裕之路。“一帶一路”涉及的國家和地區多，線路長，投資企業和項目種類繁多，出現問題在所難免。這就需要我們本著實事求是的精神，不斷調整方向，國內商務規則的監管可以適當延長，通過有效的管理，爲“一帶一路”建設的提質增效保駕護航。2021年，中國援建的非洲疾控中心總部主樓順利封頂，同31個合作夥伴共同發起“一帶一路”疫苗合作夥伴關系倡議，截至去年底已累計向12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提供20億劑新冠疫苗，建立了30個中醫藥海外中心，“健康絲綢之路”建設方興未艾；2021年，中國與31個合作夥伴發起“一帶一路”綠色發展夥伴關系倡議，承諾不再新建境外煤電項目，並率先宣布出資15億元設立昆明生物多樣性基金，“綠色絲綢之路”建設亮點頻現；2021年，中國申請加入《數字經濟夥伴關系協定》，參與制定高標准數字經貿規則，援非“萬村通”烏幹達項目實現了900個村落衛星數字電視信號接入，截至去年底已與22個國家建立“絲路電商”合作機制，“數字絲綢之路”建設快速發展；2021年，中國已和84個共建國家建立科技合作關系，支持聯合研究項目1118項，累計投入29.9億元，在農業、新能源、衛生健康等領域啓動建設53家聯合實驗室，“創新絲綢之路”建設朝氣蓬勃。疫情之下，“一帶一路”繼續前行，爲全球複蘇注入活力。
第三，做全球重要議題的行動派。全球化日新月異，卻也亂象叢生。如何重新定義國際新秩序？中國一直在踴躍地建言獻策。在2019年的中法全球治理論壇上，習近平主席指出，國際社會面臨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發展赤字這四大挑戰，破解這“四大赤字”需要秉持四大理念，這就是公正合理、互商互諒、同舟共濟、互利共贏。
在全球議題中，最引人關注的無疑是氣候問題。歐盟國家是“碳中和”的首倡者，提出在2050年達到碳中和。美國兩個主要政黨（民主黨和共和黨）在此問題上一直存在爭執，拜登領導的民主黨政府上台後，態度轉爲積極，承諾2035年達到零排放，2050年達到碳中和，在向國會遞交的2022年預算案中，大幅提高了解決氣候問題的預算額度。中國一次能源中的煤炭占比很高，節能減排的任務很重。但中國推進綠色低碳轉型和高質量發展的巨大勇氣、堅定信心和空前力度，充分展現了我國積極參與和引領全球氣候治理的大國擔當。2020年9月，習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上提出，中國將提高國家自主貢獻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爭于2030年前達到峰值，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在兩個多月後的氣候雄心峰會上習近平主席進一步承諾：“到2030年，中國單位國內生産總值二氧化碳排放將比2005年下降65%以上，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將達到25%左右，森林蓄積量將比2005年增加60億立方米，風電、太陽能發電總裝機容量將達到12億千瓦以上。”這是中國自身加快綠色轉型的必然舉措，也是中國推動全球氣候治理的大國擔當。
全球氣候治理面臨巨大挑戰，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爲了建設一個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地球環境，“綠色合作”“綠色發展”“綠色複蘇”必不可少。當前，加強全球氣候治理的國際合作有助于彌補發展中國家技術、資金和機制上的不足。爲幫助埃塞俄比亞提高應對氣候變化的能力，中國贈送埃塞俄比亞微小衛星（ETRSS-1），並于2019年12月20日發射升空。這顆多光譜遙感微小衛星，是加強“一帶一路”國家在高技術領域合作的重要舉措，是中國應對氣候變化“南南合作”項目，可以幫埃塞俄比亞將多光譜遙感衛星應用于氣候變化研究，以及農業、林業、水資源、災害監測等國家急需的領域，促進其國民經濟發展。2021年4月，中國氣候變化事務特使解振華與美國總統氣候問題特使約翰·克裏在上海會談並發表了《中美應對氣候危機聯合聲明》，雙方承諾在《巴黎協定》框架下強化行動，實現升溫限制目標（本世紀末，相對于工業化前水平，全球氣溫升幅控制在2℃以內，力爭控制在1.5℃以內）。2021年5月19日，中俄兩國元首視頻連線，共同見證了中俄核能合作項目開工儀式。核能是相對清潔高效的能源，有助于實現“雙碳目標”。
第四，堅持多元、開放、包容的多邊主義路線。多邊外交是指多個國際關系行爲體在全球性或地區性的國際組織中開展互動。多邊外交借助國際組織、國際機構搭建的平台，産生的影響比雙邊外交更爲廣闊，是全球治理的基礎。
“大國是關鍵，周邊是首要，發展中國家是基礎，多邊是重要舞台。”多邊外交是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重要平台，“一帶一路”倡議的跨層級網狀布局開啓了中國多邊外交的新格局。在國與國層面：“一帶一路”倡議已與俄羅斯倡導的“歐亞經濟聯盟”、印尼的全球海洋支點發展規劃、哈薩克斯坦的光明之路經濟發展戰略、蒙古國的草原之路倡議、歐盟的歐洲投資計劃、埃及的蘇伊士運河走廊開發計劃等實現了對接與合作。在國際組織層面：針對公共産品供應不足問題，配合“一帶一路”倡議創立了亞投行、新開發銀行、絲路基金等金融機構。同時，“一帶一路”和上海合作組織（SCO）、中國－東盟“10+1”、亞太經合組織（APEC）、亞歐會議（ASEM）、亞洲合作對話（ACD）、亞信會議（CICA）、中阿合作論壇、中國－海合會戰略對話、大湄公河次區域（GMS）經濟合作、中亞區域經濟合作（CAREC）等國際組織開展了溝通和合作。
中國多次表態，堅定捍衛聯合國體系。2020年9月23日，習近平主席會見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指出：“世界上只有一個體系，就是以聯合國爲核心的國際體系；只有一套規則，就是以聯合國憲章爲基礎的國際關系基本准則。”中國認爲，盡管疫情下的全球公共危機放大了既有治理體系的問題，但我們要做的是去完善它，而不是推倒重來、另搞一套。2021年是新中國恢複聯合國合法席位50周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20周年的紀念之年，也是上海合作組織成立20周年，中國－東盟建立對話關系30周年的紀念之年。世界見證了中國在多邊外交的活躍和成長，中國也將繼續利用這些國際舞台發揮作用，實踐和深化中國特色大國外交。
“國之大者”新賽道：後疫情時代的國際形勢和中國擔當
美國學者弗朗西斯·福山在《信任》一書中考察了社會信任度在各國經濟生活上的效用，認爲一個國家的繁榮和競爭力是社會信任這種軟性社會資本的産物。即，信任具有建構的力量。對中國來說，越是國際形勢風雲變幻之時、疫情形勢複雜之際，越要做好自己。中國外交應該盯緊國際最前沿治理課題，積極參與，以政策信度和效能取信國際社會。
亞太經濟新趨勢：新安全觀下國際産業鏈重組，自由貿易協議持續發力。
美國著名政論家和戰略思想家沃爾特·李普曼在1943年出版的《美國外交政策：合衆國之盾》中認爲，所謂安全，是指“主觀上不感受威脅，客觀上不存在威脅”的狀態。然而，現如今人們的不安全感更強，不只存在來自軍事上的威脅，還有來自經濟、能源、糧食、醫療等諸多領域的保障不足。
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發達國家紛紛提出新的安全觀，這就是“産業（供應鏈）安全”“醫療安全”。口罩、呼吸機等本國生産能力不足，對外依賴嚴重，拖延了抗疫進程，這使得歐美國家政府遭受了很大的政治壓力，紛紛出台推動本國企業回流的産業政策。投資中國的外商在勞動力、土地成本升高以及本國産業政策的“推-拉”作用下，正在重新布局，投資分散化的趨勢明顯。與此同時，自由貿易也在大步前進。中國是2022年1月1日正式生效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系協定》（RCEP）成員國，也已經在2021年9月申請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CPTPP）。這些自由貿易協定下的低關稅、貿易便利化舉措將催生亞太地區新的發展機遇。在這個進程中，如何充分發揮本國市場制度的優勢顯得尤爲重要。當前，深化市場經濟改革的政策導向應指向大力保護知識産權和私有産權，維護市場公平競爭秩序，並且要注意遏制非理性的民族主義的膨脹，它們極易對國家政策進行綁架，損害投資者信心。
後疫情時代，機遇和挑戰並存。一方面，新安全觀下，國際産業鏈加速重組，另一方面，亞太地區的自由貿易繼續向前。全球化離不開國際合作，而信任是合作的基礎。信任的構建需要個人、企業、社會組織、政府多層次、全方位的參與，它是政府外交和公共外交共同努力的結果。
後疫情時代的中國擔當：應對疫情，休戚與共，作出中國貢獻。
新冠肺炎疫情的廣泛傳播和快速變異令人始料不及。好在陸續開發的新冠疫苗已經在全球大範圍接種，各種特效藥研發也獲得突破性進展，並且已經開始量産化。與此同時，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疫苗接種率差距大，疫苗分配嚴重不均。只要全球部分地區未達群體免疫阈值，病毒就依然有肆虐、變異的溫床。換言之，在全球化時代，沒有所謂單一國家的群體免疫，只有全球群體免疫。新冠肺炎疫苗是構築全球群體免疫屏障的必要手段。2020年初由全球疫苗免疫聯盟、世界衛生組織和流行病預防創新聯盟共同提出並牽頭進行的“新冠疫苗實施計劃”(COVAX)項目，旨在推動疫苗的公平分配，提高中低收入國家的接種率。
中國早在2020年10月就加入了“新冠疫苗實施計劃”項目。中國研發的科興、國藥兩款疫苗獲得WHO緊急使用認可。由于疫情控制良好，疫苗生産能力超群，中國的疫苗出口量直線上升。中國已向“新冠疫苗實施計劃”供應超過2億劑疫苗，爲提高疫苗在發展中國家的可及性和可負擔性發揮了建設性作用。當前新冠肺炎疫情跌宕反複，實現疫苗公平分配、消除“免疫鴻溝”仍是當務之急。中國秉持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理念，堅持真正的多邊主義，繼續在力所能及範圍內支持多邊框架下的抗疫合作機制，爲人類早日戰勝疫情作出貢獻。2022年2月中旬，中國常駐日內瓦代表陳旭同全球疫苗免疫聯盟首席執行官伯克利在日內瓦簽署協議，向“新冠疫苗實施計劃”捐贈1億美元，用于向發展中國家分配新冠疫苗。
國際社會存在雙邊、多邊國機制，應該倡導合作共贏，而不是對立競爭。國際機制之間需要開展更多的對話。例如，2021年9月召開的美日印澳“四國機制”（QUAD）峰會決定向東南亞國家提供新冠疫苗。由于東南亞也是中國疫苗出口的重要地區，美日印澳此舉被認爲除了人道援助外，也有政治攻勢的意味。疫情之下的世界紛紛擾擾。事實上，疫苗輸出存在多種渠道，既有多邊渠道，也有雙邊渠道；既有無償捐助，也有市場銷售，相互之間是互補關系。在構建全球免疫屏障的問題上，各國取長補短，開展國際合作，才是正道。
“國際政治中沒有永遠的朋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只有永遠的利益。”這句話被後世反複引用，造成了刻板印象，似乎國際政治的本質就是自私和爭鬥。誠然，在20世紀之前，這句話是成立的。因爲缺少國際機制，國家間不可能形成持久的共同利益，“囚徒困境”明顯。冷戰結束後，情況大爲改觀。以聯合國爲首的國際機制正在發揮積極作用，和平和發展成爲世界的主旋律。大道之行，天下爲公。一個越來越相互依賴的世界正在重塑民族國家。在這個過程中，民族國家趨利避害的政策選擇依舊會有，但是各國會越來越珍視作爲公共産品的國際機制；民族主義依舊會有，但國際主義精神前所未有地高昂……在這個過程中，秉承“國之大者”理念的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將爲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實現不斷作出貢獻，我們可以期待康德預言的“永久和平”的到來，也可期待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的實現。
（作者：陳雲，爲複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
責任編輯：宋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