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天，由于新加坡電子版出生證上把華人方言籍貫信息省略，引起華社強烈反對。當局隨即改弦更張，恢複這個百年傳統，此事暫時平息。
很多朋友對此事不太了解，不就是省略了方言籍貫信息嗎？這事這麽嚴重嗎？爲何會引起華社的強烈反對？當局的整改反應爲何來得如此迅速？
除了在出生證上列明種族和方言籍貫，新加坡在身份證上也列明持有人的種族。在其他國家，這個並不常見。同樣是多元種族的馬來西亞，身份證上並不注明種族。種族和方言籍貫爲何如此重要？簡單說，從新加坡開埠至今，新加坡這個移民國家的前後兩百年，種族和方言籍貫始終牽涉到個人乃至社會的方方面面——語言、文化、認同、歸屬、信仰、教育、公益……甚至政治。漢語方言在早年的新加坡社會有多重要呢？我舉個例子，1966年，新加坡獨立剛滿一年，李光耀在他的第一次國慶群衆大會作演講，除了馬來語、英語，就是用閩南語演講，而非普通話。 爲何？因爲當時閩南語是新加坡華人社會的主要用語，而不是華語/普通話。
半個世紀之後，在回憶1997年大選的選戰時，李光耀說：“引起選民最熱烈反應的一些演講仍是用閩南語發表的，對老一輩人來說，方言才是他們真正的母語”。 到了2011年總統選舉，候選人陳慶炎爲了爭取華社支持，到各宗鄉會館“拜票”。
我們都知道，語言、文化、族群認同與歸屬、信仰等等……都是觸及人心最深層的，也是最爲敏感的，因此，涉及這些方面的任何舉動，如果事先沒有溝通並取得共識，社會引發強烈之反應，完全在情理之中；應對這樣的反應，當局本次整改措施來得如此迅速，當然也不讓人感到意外。 
（許振義《布衣南渡》，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出版。第一章就談新加坡華人移民曆史與社會變遷）什麽是“華社”？爲何政府重視華社？ 前文提到，“出生證事件”引起華社的強烈反應。那麽，什麽是華社？爲什麽華社強烈出現強烈反應，政府就需要即刻整改？“華社”，顧名思義，就是華人社會。那麽，什麽是華人社會？是不是幾個華人聚在一起，就是華人社會？當然沒有這麽簡單。所謂“華社”，主要是指社會上有組織、有影響力的華人團體，這些團體包括：
一、商會與行業協會，例如新加坡中華總商會、新加坡中國商會、新加坡食品産商聯合會、新加坡瓊僑咖啡酒餐商公會等等。二、地緣性社團，例如福建會館、廣東會館、潮州八邑會館、南洋客屬總會、海南會館、金門會館、福州會館、福清會館、江蘇會等等，還有一些是從地緣性社團擴大至無地緣屬性的，如新加坡天府會。另外還有一個“全包”的三江會館，會員基礎原本是浙江、江西和江蘇，到了1927年，凡長江、黃河、黑龍江三大流域諸省南來之同鄉，概屬三江，幾乎等于是最早的超越地緣性的“全中華同鄉會”了。
（新加坡天府會舉辦名家講壇，由楊建偉談新加坡的政治、經濟、曆史與社會。圖源：新加坡天府會）三、血緣性社團：例如李氏總會、許氏總會、新加坡歐陽公會、林氏大宗祠九龍堂等等。四、公益組織：例如善濟醫院、同濟醫院、中華醫院、惜緣獅子會等等。五、信仰組織：例如天福宮、粵海清廟、韭菜芭城隍廟、四馬路觀音堂、佛教居士林、佛教總會、道教總會、各中元會等等。
六、學術與文化團體、媒體：例如作家協會、文藝協會、南洋學會、清史研究會、亞洲研究會、紅樓夢學會、各個華文報、各個華語電視與電台、各個華文自媒體、湘靈音樂社、戲曲學院、南華儒劇社、各歌台班子等等。
（南洋學會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圖源：南洋學會）
七、俱樂部、書報社、體育、興趣組織：例如怡和軒、吾廬、同德書報社、精武體育會、廈門公會閩南語講演會、裕華華語講演會等。八、校友會：例如各個華校校友會、大中華區各個高校在新加坡的校友會等等。
（怡和軒辦“新加坡淪陷八十周年紀念展”，策展人林少彬向來訪的馬來西亞新山福建會館代表團介紹新加坡華社助華抗日的曆史。圖源：怡和軒） 既廣且深的華社網絡和資源爲什麽政府重視華社？因爲華社有影響力。這些團體一方面是獨立自主的社團，另一方面，它們相互聯系和合作緊密，經常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網絡鋪得非常廣。不僅如此，這些社團的領導經常還在社會上的其他團體也扮演重要角色，可能在選區的公民咨詢委員會當領導，可能在養老院當籌款主席，也可能在學校當校董。因此，華社的網絡不但廣，而且深。在新加坡的不同曆史時期，華社團體在新加坡各個方面都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在殖民地時期，政府對教育、衛生、住房等領域照顧不足，華社施醫、興學、赈災、救難，怡和軒和中華總商會組織社會出錢出力支援中國抗日，福建會館捐地設立南洋大學，爲本地人向殖民地政府爭取公民權等等，都是彪炳史冊的大手筆。獨立之後，上述教育、衛生、住房等功能都由民選政府提供，華社在這方面的傳統任務和角色發生了根本的轉變，于是把精力轉向傳承祖籍中華文化，發揚本地華族文化，並繼續扶弱濟貧。興化人不是“福建人”潮州人不是“廣東人”
梅縣人、大埔人“獨立”爲客家人
這是什麽操作？講到新加坡華社，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是，在地緣性的會館和社團當中，福建、興化、廣府、潮州、客家、海南、三江等等是同列的。
在殖民地時期，中國東南沿海各地華人紛紛出洋謀生。當年只有老家方言和官話，但官話並不普及。各地出海的華人，到了南洋各埠之後，都是按自己老家的方言聚集而居，形成各方言幫。爲了行政方便，殖民地政府就按照方言來對各個華人社群進行分類，而不是按照中國的地方行政區劃。因此，在新馬一帶的傳統語境之中，所謂“福建人”不包括興化人，不包括福州人、福清人，也不包括永定的客家人。“福建人”特指“閩南方言族群”；不用閩南方言的福建人，則另外歸納爲福清人、興化人、福州人、客家人等等。同理，所謂“廣府人”或“廣東人”特指“粵語方言族群”，因此不包括使用潮汕方言的人群，也不包括梅縣、大埔、豐順等地的客家方言族群，但包括使用粵語的廣西人、香港人；使用潮汕方言的則獨立分類爲“潮州人”。在新加坡，所謂的“潮州人”比“廣府人”多。更有趣的是，在福建的永定和廣東的梅縣、大埔、豐順等地的客家方言族群，在新馬一代，倒是歸屬于同個方言族群，稱爲“客家人”。這種按方言來劃分籍貫的做法，從殖民地時代一直延續至今。當然，到了現在，福建會館裏也有永定人、興化人、福州人。這是後話。講華語運動筆者生于60年代末。到了70年代念小學時，漢語方言是社會上、家庭裏的主要用語，甚至在學校，教師有時都用方言來輔助教學。
70年代末，李光耀認爲漢語方言在社會和家庭的使用妨礙兒童學習雙語。他說：“很少兒童能夠有效地同時掌握兩種語文及一種方言。事實上，兩種語言都說得流利的人少之又少。多數的社會都是單語的，道理很簡單——大多數人生來只有應用一種語言的能力。如果我們要雙語教育成功，我們就必須使用華語代替方言成爲母語”。 
(“多講華語，減輕孩子的學習負擔”。圖源：網絡）
從1979年起，李光耀政府開展“講華語運動”，當時的口號爲“多講華語，少說方言”，目標很明確：一、在五年內使所有的新加坡年輕人、中小學生和大學生及剛離開學校的畢業生，都放棄方言，改講華語。二、在十年內，使華語連同英語及馬來語，成爲咖啡店、小販中心、商店、電影院等公共場合的通用語。
(1979年9月7日，李光耀給“全國推廣華語運動”開幕。圖源：新加坡國家檔案館）在李光耀強勢政府的作用下，講華語運動開展的第一個十年裏，受到影響的範圍很廣，包括在學校、政府機構、服務業場所等都鼓勵使用華語，就算對方不會說，只要聽得懂，也要求自己主動講華語。同時，政府也采取了一些強硬措施，包括禁止播放方言電視劇、廣告、電影和廣播。禁止方言影視播放的政策一直貫徹至今。 另一個硬措施則是普及漢語拼音，提倡用漢語拼音來拼寫人名、地名，例如李顯龍的孩子就取名Li Yipeng、Li Hongyi 等。但是，由于民間的強烈反彈，使用漢語拼音拼寫人名、地名的政策遭遇到了失敗。政府後來認識到，對新加坡人來說，人名和地名帶有濃厚的情感因素，也有植根宗族和曆史的意義，于是就沒繼續堅持人名、地名漢語拼音化的政策。 但是，在其他方面，如電視節目、電台節目等等，則堅持只用華語，不能用方言。盡管在講華語運動的各個時期，都有政治、學術、社會人士公開要求放寬對方言的限制，但一次次被政府拒絕。在2000年的回憶錄裏，李光耀寫道：“對許多新加坡華人來說，方言是真正的母語，華語只不過是次母語。不過，再過兩代人，華語就會成爲新加坡華人的母語了。” 
講華語運動對新加坡社會的影響十分巨大。同時，中國的改革開放也改變了新加坡華族對學習華語而非方言的態度。 新加坡統計局的人口普查結果顯示，在家裏使用方言的華人家庭從1980年的76.2%急劇下降到2010年的19.2%，然後繼續跌落至2020年的11.8%，而且在家用方言的絕大多數都是六十歲以上的年長者。新加坡年輕一代華人幾乎與方言絕緣。
在新加坡，漢語方言大勢已去。方言雖然式微但仍然發揮四大作用方言既然大勢已去，政府不在出生證上顯示“方言籍貫”，爲何仍要引起華社的強烈反對？原因很簡單，方言和方言籍貫密切相關，但並非一體。作爲口語，方言是式微了，但是，作爲文化和族群的認同，方言籍貫在新加坡仍扮演著很大的作用。首先，方言籍貫有著重要的曆史功能，一個最好的例子就是新加坡祖籍金門的社群。有不少人有時誤會金門歸屬台灣。實際上，無論在曆史上或在現實上，金門一直隸屬福建，即便在今天的兩岸政治現實中，在金門島上，仍有一座“福建省政府”。
（2017年，東南亞祖籍金門的青年返鄉尋根。圖源：許振義）在當局的“福建省地圖”中，明確劃定“福建省目前實際管轄兩個縣，一個是金門縣，一個是連江縣”。盡管這個所謂的“福建省政府”實際功能和權力遠遠不如它下轄的金門縣政府，但是，在文化和曆史上，金門仍然是歸福建的。 
這一切，對新加坡祖籍金門的社群來說是理所當然的，我就是一個。我們從小都說“福建金門”，從來不說“台灣金門”。在新加坡的我們爲何對此這麽清楚？因爲我們盡管絕大多數人是新加坡土生土長的第二代、第三代，甚至第四代、第五代，但是，由于方言籍貫的認同，我們與原鄉金門保持聯系，所以，對這段曆史十分熟悉。可以想象，如果我們斷了這個維系，就不一定會再對這段曆史和現狀有如此明晰的認識。第二，方言籍貫有文化功能。在新加坡，方言已經失去語言的溝通功能，但是，它還保留著傳承文化的功能。 新加坡華人的傳統祖籍地都在東南沿海，百裏不同俗, 十裏不同音，各個地緣性會館自然以自身方言爲文化歸屬和認同的根本。 在這種文化歸屬和認同下，社團主辦各種活動，包括青少年回鄉尋根，讓他們實地考察、感受祖籍文化和曆史，培養對祖籍地和祖籍文化的認同和向心力。
少了方言，是不是就無法傳承文化？見仁見智。文化傳承有通過文字的，有通過口語的，有通過非語言渠道的。通過口語傳承的文化，少了方言，就只能通過華語/普通話來傳承，大體雖然不會有多大差別，但是會喪失很多地方的特色和細膩的情感。第三，方言籍貫有情感紐帶的作用。我祖籍福建金門，遇到同樣是使用閩南語的朋友的時候，就會感覺特別親切。這種親切，就像在用英語的國際會議上遇到講華語的中國人，同樣的感覺，就是古人所謂之“他鄉遇故己”。這種情感，是維系新加坡兩三百個地緣性會館和社團成千上萬人的文化紐帶。 第四，方言籍貫在新加坡還有實際生活功能。相對來說，華社在教育、衛生等社會領域提供的服務比殖民地時期少很多，但是，仍在做不少努力，例如一些校風較好、聲譽較高的小學是隸屬會館的學校，例如隸屬福建會館的道南學校、光華學校等，如果家長是會館會員，同時又給學校當義工，子女在報名進小學時，能提前獲得抽簽入學的機會。因此，有不少家長願意成爲會館會員和義工。由于這些會館是地緣性會館，所以，在申請入會時必須提供籍貫證明。在傳統上，由于出生證上列明了父親的方言籍貫，那麽，孩子自然而然就屬于這個籍貫。但是，如果出生證上不再列明父親的方言籍貫，那麽，對孩子方言籍貫的認證就有可能會出現問題。只懂英語是倒退喪失文化認同感
如果新加坡華人喪失了中華文化的根，就成了無根之漂萍。李光耀說：“如果只通曉自己的母語，新加坡就無法生存；只懂英語，則是倒退，我們會喪失自己的文化認同感，失去那份內心的自信——是這種自信，讓我們明確了自己在這個世界上的定位。“ 李顯龍則在2012年說：“我們應該保留文化的根，以免在這個千變萬化的世界裏迷失方向，走錯了路。”因此，近年來我們看到新加坡華社積極重新構築自己的文化身份，一方面要“保存和繼承傳統華族文化，另一方面要“發揚及推動本地華族文化”。所謂“傳統”就是在早年移民時期從中國祖籍地繼承而來的原生文化，而“本地”指的就是本土化之後的衍生文化。新加坡華社認爲這兩方面都該並重，不應偏頗。社群必須扮演自己的角色 方言是在古代交通和資訊不發達的産物。工業革命帶來現代交通，信息革命帶來現代資訊，一方面，我們享受著全球化帶來各地的物産和文化，以及全球化的經濟分工帶來生活成本的降低和生活品質的提高，另一方面，這種交融有時對本土文化産生難以避免的沖擊，使多元的世界趨向單極化，文化的多樣性趨向單一性。 文化多樣性是人類社會千百年來發展的結果。如果文化趨向單極和單一，在短期會讓這個世界失去精彩和絢麗，長遠來說，由于缺失不同文化之間的互相滋養和補充，就可能導致文化的“近親繁殖”，而讓人類文化走向灰暗與沒落。 祖籍廈門、曾在新加坡多個政府部門擔任政務部長的曾士生認爲，社群有責任爲方言創造空間。他說：“方言是魚，社群是水；沒了水，也就沒了魚。愛護方言的社團和民衆都出點兒力，做點兒事，發點兒光，堅守和擴大方言的空間，不要讓方言繼續走下坡路。”
早在疫情肆虐的2020年11月，新加坡廈門公會就成立了閩南語講演會，在每月的第三個周一傍晚舉行例會，用閩南語進行講演，不但會員踴躍出席，努力學習閩南語，而且也有不少會外嘉賓也前去學習，其中還有一些是來自其他方言社群的。
新加坡晉江會館今年則開辦了“聽福建歌，學閩南語”的系列講座，吸引了數十人次，通過耳熟能詳的福建流行歌曲、童謠等等，來學習閩南語。
新加坡福建會館多年來開設閩南語班，讓警察、護士等接觸民衆的前線工作人員學習閩南語。目前新加坡福建會館爲泛亞太地區的醫科在籍學生開辦閩南語班，有來自新加坡本地、澳大利亞、新西蘭及台灣地區的，也有友族馬來人與印度人，共33名，其中不乏學生領袖。 筆者最近認識一個新加坡本地祖籍潮州的少年仔，名叫Gareth Quek郭璟佚，是萊佛士書院的學生。針對新加坡漢語方言式微的情況，他跟幾個朋友制作了一個視頻，出謀劃策。同時，他們正在嘗試編制一本新加坡式閩南語字典。各個社群爲保留自身方言生存空間做出努力，上述只是一些例子，我相信，新加坡的其他方言社群——潮州、廣府、客家、海南等等，肯定也在作著各種努力。在新加坡，方言式微已成事實。但是，我們仍然可以做出努力，避免方言和祖籍文化走向消亡。
作者簡介
許振義博士
《新加坡眼》董事經理，先後畢業于新加坡國立大學、南京大學。他曾擔任新加坡多個政府部門的新聞主任兼發言人、中國事務處長。2002年至2010年常駐中國，曆任新加坡駐上海商務領事、在華外資企業總經理、商會總監。2011年起，擔任新加坡“通商中國”總經理、新加坡國立大學亞洲事務處主任、隆道研究院總裁等職。曾任上海黃浦區、江蘇南京市和連雲港市招商顧問。目前在新加坡多個團體擔任義務職務，包括學術團體南洋學會會長、社會團體怡和軒文教主任、金門會館文教主任、福建會館文化組副主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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