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記者 許振華
“20年前，危險與我們的距離比我們想象的要更近。我們發現，我們之間也出現了想要對多個目標發動類似（9·11事件）襲擊的恐怖組織。幸好新加坡內安局（ISD）及時采取了行動，防止了這些襲擊的發生。”新加坡總理李顯龍9月11日紀念“9·11事件”20周年時如是說。
早在“9·11事件”發生前，東南亞區域內就有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活動擡頭。“長期盤踞在菲律賓南部、泰國南部、印度尼西亞和馬來西亞等東南亞地區恐怖主義活動傳統土壤的伊斯蘭極端勢力和分離主義組織逐漸活躍，並與域外的‘基地’、‘伊斯蘭國’等極端組織勾連呼應，策劃多起惡性襲擊事件，使反恐議題迅速成爲地區有關國家的當務之急。”中山大學 “一帶一路”研究院、中山大學南海問題研究院研究員馮雷向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指出。
因此，當時許多東南亞國家迅速地呼應了美國在“9·11事件”後發起的全球反恐戰爭議程。但東南亞國家和美國的反恐合作因時而異、各有不同。“東南亞國家積極支持反恐的目標，但這不意味著他們認可美國采取的‘戰爭’方式，他們擔憂美國將東南亞地區開辟爲反恐的第二戰場。”察哈爾學會研究員、廣西民族大學中國-東盟海上安全研究中心主任葛紅亮告訴澎湃新聞。
二十年後回望，外界會發現美國和東南亞國家在反恐上的合作堪稱“貌合神離”。《南華早報》9月9日刊文指出，美國並沒有真正利用好反恐合作的機會去深化其與東南亞國家的外交關系，而僅僅關注狹隘的自身利益，顯得“心不在焉”。
而隨著阿富汗塔利班重掌阿富汗、美國在撤離喀布爾的過程中盡顯混亂，有可能因塔利班得勢而感到振奮的恐怖組織對東南亞地區的威脅再度凸顯。新加坡國立大學國際關系學教授比爾維爾·辛格（Bilveer Singh）在《外交官》雜志上撰文稱：“各界很難得出全球反恐戰爭獲得勝利的結論。”
“9·11”與巴厘島系列恐襲
今年8月底，對“2002年巴厘島恐襲案”嫌疑人的審理終于啓動。據英國《衛報》報道，這三名出身于恐怖組織“伊斯蘭祈禱團”的極端分子目前被關押于關塔那摩監獄，其中兩名是馬來西亞籍，另一名爲印尼籍。
2002年10月12日晚，一名恐怖分子在印尼巴厘島庫塔海灘上“帕迪”酒吧內引爆了身穿的炸彈衣，當場炸死8人。據其他嫌犯事後交待，“帕迪”酒吧的自殺性爆炸之後，大批驚惶逃避的遊客被趕到戶外的街道上，恐怖分子又以另一枚殺傷力極強的炸彈對行人發動襲擊。兩起爆炸襲擊共造成202人死亡，330多人受傷。
巴厘島系列爆炸事件被認爲是繼發生在美國的“9·11”恐怖襲擊事件後最爲嚴重的恐怖活動。據卡塔爾半島電視台9月10日報道，分析人士稱，“9·11事件”對東南亞的暴力極端組織網絡發展有著直接的影響，其中的一些組織在“9·11”前就已經開始和“基地組織”合作。
印尼蒙納士（Monash）大學公共政策助理教授昆頓·坦比（Quinton Temby）向半島電視台指出：“‘伊斯蘭祈禱團’從來不是‘基地組織’的分支，但它是‘基地組織’全球聖戰中的關鍵盟友。‘伊斯蘭祈禱團’在馬來西亞爲一些‘9·11’劫機者提供了後勤支持。”
被判處終身監禁的“巴厘島爆炸案”主謀之一阿裏·伊姆隆（Ali Imron）向半島電視台宣稱，“伊斯蘭祈禱團”並未事先得知“9·11”事件，但從中獲得了大量靈感，他們甚至曾計劃在事件發生一周年的日子發動攻擊，因時間不夠才作罷。根據阿裏的供述，“伊斯蘭祈禱團”原先計劃攻擊新加坡港口海軍艦艇，看到“9·11”造成數千人死亡的規模後，他們才將注意力轉向了以印度教徒爲主要本地族群的旅遊聖地巴厘島。
“伊斯蘭祈禱團”成立于1993年。根據資料，該組織早期的主要目標是推翻當時的蘇哈托領導的傾向于世俗主義的右翼威權政府，但隨著該組織和“基地組織”展開越來越多的合作，其攻擊目標漸漸轉向西方國家。
印尼當局稱，伊斯蘭祈禱團目前仍有至少1600名活躍成員。多年來，其在印尼和菲律賓都曾成功發起過襲擊，並爲印尼、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文萊等多國所忌憚。
坦比認爲，盡管只有少數與“基地組織”關系密切的“伊斯蘭祈禱團”成員參與了“9·11”事件，大多數“伊斯蘭祈禱團”成員都被“9·11”的“成功”所震驚。“9·11”之後數年，兩個組織繼續互相支持，“巴厘島爆炸案”背後就有“基地組織”的資金支持。
“9·11”後開啓的東南亞反恐議程與耗時甚久的“巴厘島爆炸案”嫌犯審理一樣漫長。馮雷在其于2018年發表的論文中指出，從2002年印尼巴厘島爆炸案到2017年菲律賓馬拉維市襲擊事件，多個組織在地區頻繁作惡，造成大量人員傷亡。自2002年以來，東南亞地區恐襲活動即呈上升態勢。
馮雷指出，從襲擊目標和方式上看，地區本土極端組織既針對政府軍警目標展開襲擊，也攻擊平民目標，但近年極端組織“伊斯蘭國”勢力介入後，襲擊目標多聚焦政府機構和公共設施，且組織方式上更加靈活，“獨狼式”分散化特點逐漸顯現。
“‘9·11’事件不僅凸顯了反恐安全的問題，也強化了印尼、馬來西亞等國國內有關伊斯蘭教的身份政治，當局擔心包括極端宗教政黨、分離主義勢力、恐怖主義勢力等較爲極端的力量會受到鼓舞。”葛紅亮告訴澎湃新聞，“所以多個東南亞國家在東盟、聯合國層面以及和美國往來的過程中都對全球反恐議程做出了較爲積極的表態。”
認可反恐不等于認可戰爭
根據《南華早報》報道，“9·11”後，菲律賓、新加坡、泰國、印尼以及馬來西亞等東南亞國家積極加入到了美國推動的全球反恐議程之中。
事實上，“9·11”事件及全球反恐戰爭的倡議爲一些東南亞國家改善和美國關系提供了機會。“當時的馬來西亞總理是馬哈蒂爾，他曾因1998年與安瓦爾的政爭事件而與美國鬧得很不愉快，但他仍向美國的反恐倡議提供了支持。”葛紅亮說。
這些國家從和美國的反恐合作中獲得了切實的“好處”。分析人士認爲，印尼和菲律賓是最大受益者。美國華盛頓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東南亞專家希伯特（Murray Hiebert）認爲，菲律賓對棉蘭老島分離主義勢力的攻勢獲得了美國的巨大支持。
人道主義對話中心亞洲區主任、《季風吹拂的土地》作者邁克爾·瓦提裘提斯提到，美國在幕後幫助印尼建立了追捕極端分子的特遣隊，提供了情報收集和人員訓練的支持。馮雷指出，印尼政府強力反恐對伊斯蘭祈禱團造成了較大打擊，使該組織在2007年以後少有“作爲”。
《南華早報》提到，美國則爲泰國對反恐戰爭的支持向泰國提供了“獎勵”：2003年，時任美國總統布什宣布泰國是美國主要的非北約盟國，這讓泰國獲得了美國軍事出口的優先地位。同年，上文提到的“2002年巴厘島恐襲案”兩名馬來西亞籍、一名印尼籍嫌疑人在泰國被捕，而後被關押在美國關塔那摩監獄。
但東南亞國家與美國的反恐合作始終是小心翼翼的，而且分歧難掩。早在美國啓動全球反恐之初，馬來西亞和印尼便強調，一切行動不能以伊斯蘭教爲總體目標。“印尼對美國反恐的態度略顯消極，是因爲其忌憚國內的某些勢力趨向極化。”葛紅亮說。
美國發起阿富汗戰爭後，新加坡作爲美國的傳統軍事盟友提供了許多支持。然而其他國家並不同意美國以戰爭方式來回應恐怖主義的措施。葛紅亮分析說：“一方面，馬來西亞、印尼等域內國家擔憂國內會有極端分子前往阿富汗反美‘聖戰’；另一方面，他們也不願意向阿富汗派出軍隊以支持美國行動。”
葛紅亮強調，東南亞國家一方面會希望美國提供軍事援助與合作，但另一方面也擔憂美國借反恐之名加強在區域內的軍事存在，進而造成動蕩。“東盟國家支持打擊菲律賓恐怖組織阿布沙耶夫和跨國團體‘伊斯蘭祈禱團’，不意味著他們認可通過戰爭方式來解決極端主義思潮和行動。”葛紅亮指出。
曾長期爲新加坡外交部工作的新加坡拉惹勒南國際研究院兼任高級研究員穆爾哈希德·阿裏（Mushahid Ali）曾于2002年撰文分析指出，馬來西亞支持美國反恐後，並未軟化對以色列的強硬立場和對美國在巴勒斯坦事務上的批評聲音。不僅如此，馬來西亞長期譴責美國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轟炸行爲。2010年，“9·11”事件時任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還在其個人博客中稱，“9·11”事件可能是美國自己策劃的，這顯示其認可美國本土出現的一些陰謀論論調。
《南華早報》報道引述分析人士稱，美國未能利用反恐議程加強其于東南亞的存在。希伯特說：“（美國）這種對恐怖主義的日益關注的不利之處在于，它導致美國以狹隘的觀點看待自身利益，錯過了與作爲集團的東南亞加強外交接觸的其他機會。”《南華早報》還表示，美國副總統哈裏斯此前對東南亞堪稱“慘淡”的訪問能佐證這一點。
除此之外，批評人士、反對黨和一些學者還擔憂東南亞國家利用和美國的反恐合作來壓制國內的挑戰者，並滋生危害人權的行爲。據稱，“黑場”是美國中情局在泰國設立的“法外監獄”，有許多“可疑人員”在未經法律程序的情況下在“黑場”遭遇酷刑。比爾維爾·辛格指出，正是“黑場”和其他虐待行爲讓美國在東南亞的道德地位有所下降。
尾聲：在文明內“去極端化”
出身印尼雅加達、于2007年定居美國費城的計算生物學家卡拉米（Adam Karami）在“9·11”20周年之際向美國少年時尚雜志《Teen Vogue》回憶道，盡管印尼人深深地爲“9·11”死難者感到難過，但讓他印象最深的是美國的回應方式：印尼社會爲美國進攻阿富汗感到憤怒，許多宗教人士爲阿富汗的穆斯林祈禱，並在布道活動中將美國的戰爭行爲定性爲“邪惡”。
東南亞穆斯林社群對美國的反恐議程態度呈現出兩面性。據穆爾哈希德·阿裏分析，一方面，不論是“自由化”伊斯蘭教的提倡者，還是認可傳統規範的保守穆斯林都加入了反恐鬥爭；另一方面，馬來西亞等穆斯林爲主的國家對在美國發起的戰爭中平民死亡的現象感到憤怒。
“總的來說，東盟國家乃至于中國都更認可‘文明內的反恐和去極端化’，而不是試圖在文明之間發起戰爭。反恐需要更深層次、更多元化的方式，而不應全是戰爭。”葛紅亮分析說。
李顯龍在紀念“9·11”20周年時表示，對多元種族、宗教的新加坡而言，恐怖主義不僅威脅民衆的生命安全，還對該國人民間的互信以及社會凝聚力造成更大的威脅。
“在政府拘留了一些新加坡籍的‘伊斯蘭祈禱團’成員之後，面對聖戰恐怖主義時，我國的非穆斯林很容易對信奉伊斯蘭教的鄰居、同事和朋友産生恐懼和懷疑。這一來，穆斯林就會感到不被信任，受到威脅，可能因此自我封閉。國人也會因種族及宗教信仰不同而産生分歧。如果恐怖襲擊真的在這裏發生，社會就有可能分裂。”李顯龍說。
如李顯龍所說，反恐不僅僅是戰爭與武力行爲，更是一項社會工程。爲了防範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的威脅，新加坡在基層方面成立了族群與宗教互信圈，試圖讓一些基層領袖組成網絡，在本地發生恐怖襲擊時緩和襲擊所引發的種族和宗教的緊張情緒。除此之外，新加坡也通過政府和穆斯林社群積極改造受極端思想影響的個人。
“9·11”事件發生後，《紐約時報》等美國媒體將視線轉向了以“多元”、“寬容”聞名的東南亞穆斯林社群。部分媒體提出，如果“印尼伊斯蘭”孕育的“寬容穆斯林”能取代更爲極端的諸如源自沙特阿拉伯的“瓦哈比”主義等教派，那就有望除去滋生恐怖主義的土壤。
對許多學者而言，這類聲音過于膚淺。政治宗教學者明契克（Jerey Menchik）稱，試圖將印尼作爲標本“銷售”給“不寬容”的地區，是在逃避現實。印尼伊斯蘭教的“寬容”有著其社會和文化的語境，與西方媒體想象的“自由主義”並不相同。非洲當代思想家穆罕默德•曼達尼（Mahmood Mamdani）批評說，美國的槍支暴力問題不可能通過“引入”英國文化得以解決，區分出“好穆斯林”和“壞穆斯林”不能爲解決問題提出答案。
如今美國軍隊已撤離阿富汗，被認爲曾“窩藏”“基地組織”的塔利班又重新在阿富汗掌權；“巴厘島爆炸案”的三名嫌犯審訊也已正式啓動。“9·11”已過去20年，東南亞國家仍密切關注區域內外的恐怖主義態勢，有許多問題仍有待解決。
“我們更須密切關注（阿富汗）當地局勢，並留意盤踞在那裏的組織是否會再次威脅到我國的安全，以及恐怖分子會通過哪些新的渠道散播極端主義。”李顯龍9月11日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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