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圖|周恩來出席萬隆會議

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中，矗立著一座1956年建起的紀念碑，紀念碑前鑲嵌著一塊漢白玉浮雕，浮雕上一只和平鴿在展翅高翔。

紀念碑的正面刻著周恩來總理親筆題寫的“參加亞非會議的死難烈士公墓”，背面刻著遇難烈士的姓名、簡曆以及他們遇難犧牲的經過，而周總理所題寫碑文的最後一句是：

“爲和平、獨立和自由事業而光榮犧牲的烈士們永垂不朽！”

1956年4月11日，周總理參加了在八寶山革命公墓舉行的亞非會議死難烈士遇難周年紀念大會和安葬儀式時，見到了遇難烈士鍾步雲的妻子高秀英，立即上前握住他的手說：

“鍾大嫂，老鍾是替我犧牲的。”

鍾步雲是一名老紅軍戰士，之前一直是周總理的司機，兩人之間有著很深厚的感情，鍾步雲等8名工作人員犧牲的消息傳來，令周總理萬分悲痛。

盡管可能面臨種種危險，但周總理還是在災難事件後，乘坐飛機于4月16日抵達雅加達機場，出席了在那裏召開的萬隆會議……

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

1954年12月印尼、錫蘭、緬甸、印度、巴基斯坦五個國家發起召開亞非會議。

1955年1月15日，印度尼西亞總理卡斯特羅·阿米佐約致函周總理，邀請中國出席4月中旬在萬隆舉行的亞非會議。

中國當然願意出席，那時的新中國才剛剛建立不久，與中國建交的國家也才僅僅只有6個，爲了打開外交的局面，這一次的亞非會議中國是勢在必行。

不過面對這一切，以蔣介石爲首的國民黨集團和美國當然不希望看到這樣的情況，所以千方百計地要破壞中國參加會議。爲了保密期間，中方一直拖到了4月6日才公布了出席大會的名單：

國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部長周恩來爲中國出席亞非會議的首席代表，國務院副總理陳毅、對外貿易部部長葉季壯、外交部副部長章漢夫、中國駐印尼大使黃鎮爲代表。代表團的顧問爲廖承志、楊奇清、陳家康、黃華、達浦生。秘書長王倬如。

圖|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

然而中國當時並沒有遠程飛機，而與中國建交的國家中，只有印度才有這種遠程飛機，但當時印度的航空公司，也沒有直飛中國的班機，因此中國代表團想要乘飛機出發到萬隆，只能先到香港去，在香港的啓德機場乘飛機。

考慮再三，爲了絕對安全起見，周恩來決定包機。

選中的飛機是隸屬于印度航空公司的C-69型客機——克什米爾公主號，這架飛機性能良好，爲此周總理指示工作人員與印度航空公司進行協商。

經過充分的談判，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從印度飛往香港的班次照常運營，飛機抵達香港以後，改成中國代表團的專機。

4月11日，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抵達香港，隨即不再售票。

事實上就當克什米爾公主號抵達香港以後，周總理已經臨時改變了行程，前往了緬甸。

緬甸與中國的關系十分友好，就在萬隆舉行亞非會議之前，緬甸總理吳努甚至稱“如果不邀請中國，緬甸就不准備出席亞非會議。”

4月初，緬甸總理吳努向周總理以及中國代表團發出邀請，邀請周總理在4月15日前幾天到仰光休息幾天，順便邀請印度總理尼赫魯、埃及總理納賽爾、阿富汗副首相納伊姆共商亞非會議的有關問題。

周總理那時才剛剛做完闌尾炎手術，受到邀請後也覺得是一件好事，于是在4月7日同陳毅一道率領中國代表團乘飛機前往昆明，那時昆明到仰光的航線尚未開通，周總理在昆明住了兩天，一直到4月9日昆明到仰光的航線試飛成功後，才動身前往仰光。並准備住幾天後，同各國領導人一起乘飛機從仰光出發前往萬隆。

圖|周總理與陳毅合影

不過由于隨行出發的還有代表團其他一部分工作人員和記者，隨行的還有三名國際友人，考慮到這一部分人也要隨同至萬隆，所以乘坐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的計劃並沒有取消。

中國外交部這時收到了一個消息，國民黨特務收買了機場的地勤人員，准備在“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上安裝炸彈，在周總理飛赴昆明前，外交部將這一准確的消息告知了他，周總理立即指示有關人員：

“查清真相，采取措施，處理此事。”

外交部當晚就將消息傳到了在香港的中國代表團以及香港新華分社，與此同時還通知了英國駐中國代辦處。

4月11日淩晨，在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還沒有抵達香港之前，中方工作人員就通知了印度航空公司的經理，提醒他們要小心人爲破壞。

不過說起來，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抵達香港後，雖然要在香港加油，但最多停留不過一個小時，期間還會經過層層檢查，印度航空公司以及機場方面收到中國傳來的消息後，也立即采取了緊急措施。

事實證明，中方的情報十分准確，盡管當時各方均作了嚴密的准備，但萬萬沒想到的是，飛機最終還是出了意外。

4月11日中午12時15分，飛機順利起飛。

就在飛機起飛之前，身在昆明的周總理焦急異常，不停地擡手腕看手表，坐在會客廳的陳老總，大口地抽著煙，一邊抽煙一邊勸：“莫急、莫急。”

圖|周總理

等到中午12點15分飛機起飛以後，周總理、陳老總也得到了飛機起飛的消息，不由得松了口氣。

但沒想到的是，就在飛機起飛幾個小時以後，情況突然發生了變化。

周總理將生死置之度外

“轟！”

下午6時30分，船艙裏突然傳來了一聲猛烈的爆炸聲，那時飛機內部所有人經過幾小時的飛行，均有些困倦，但都被這突如其來的爆炸聲驚醒，工程師卡尼可立即從座位上彈跳起來，看著一陣陣煙霧從冷空氣導管中不斷噴出，斷定是後行李艙起火。

事實上情況遠比他想象的要複雜，因爲很快他就注意到，外面右翼第二號發動機吊艙後面也燃起了大火，緊接著三號發動機也燃起了大火，飛機各處的火勢越來越無法控制。高度迅速下降。就在下降的間隙，飛機連續三次發出了求救信號。

短暫的聯絡中，雅加達機場立即向克什米爾公主號詢問，周恩來是否在飛機上，但就在得到回複的同時，地面隨即失去了飛機的一切聯系。

“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墜毀了，幸運的是飛機上海有三名幸存者，後來被及時地搭救上來，但不幸的是飛機上包含機組成員在內的一共十六名人員遇難。其中包括八名中國代表團成員以及三名國際友人。

圖|“克什米爾公主號”時間遇難烈士紀念碑

周總理的警衛員成元功仍然清楚地記得：

“飛機失事的當天，殉難者的名單還沒有拿到，大家又是擔心又是悲痛，聚集在總理屋裏，徹夜不眠等待北京的消息，並且再次討論總理該不該放棄萬隆會議。但是，總理很堅持。”

一直到天快亮的時候，大家才散去。

大家都爲周總理的安全而感到擔憂，都勸說周總理不要去了，但周總理卻毅然決然地回答：

“爲了亞洲人民的互相了解和友誼，即使發生什麽也是值得的，我相信一切都會好的。”

周總理完全將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了。

4月12日，周總理收到了鄧穎超從北京寫來的信，信中提到了他的安全，周恩來思考再三，提筆寫下一封回信：

“你的來信收閱，感謝你的好意和诤言。現將來信捎回，免得失落。有這一次教訓，我當更加謹慎，更加努力。文仗如武仗，不能無危險，也不能打無准備的仗，一切當從多方面考慮，經過集體商決而後行，望你放心。再見。”

4月14日，周恩來率團飛抵仰光。

就是這場爆炸案，當時就在亞非一些國家中引起了軒然大波，許多國家的領導人都擔心，這次亞非會議是開不成了，有的國家領導人認爲，即便是開成了，也不一定會有積極的成果。

圖|周恩來總理在萬隆會議閉幕式上發言

周總理在仰光力排衆議，針對亞非各國領導人中普遍存在的不安和恐懼的情緒，鎮靜地分析了召開會議的各種有利條件。

盡管那時的周總理依然十分悲痛，但他全力擺脫這次“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所帶來的陰影，全力促成了這次亞非會議的順利召開。

4月16日，周恩來率領終歸代表團從仰光出發，飛赴雅加達。

爲了避免發生意外，周總理要求所有人都在遠離飛機50米以外的地方告別。

一路上前往雅加達的行程中，周總理遭遇了數次險境。

飛機因暴雨在新加坡停留時，機場老板笑吟吟的上飛機請總理到貴賓室休息，但那時新加坡與中國尚未建交，特務活動也很猖獗，剛到貴賓室門口，就迎面碰上了兩個蔣介石集團的特務。

平安抵達印尼後，剛到萬隆第三天，就又收到消息：

“逃亡到印尼的國民黨中下級軍官，奉了蔣介石密令，組成了一支謀害周恩來的28人暗殺隊，美國大使館給沒人發了無聲手槍，而且每人還領到了20萬印尼盾，等到事成以後再領20萬。”

印尼方面相當重視，立刻加強了萬隆外圍的警戒，並加強了對周恩來的警衛，周恩來衛士成元功回憶稱：

“爲保證總理和代表團成員的安全，我和李福坤等幾個同志，弦繃得緊緊的，不敢有絲毫的松懈和麻痹大意，我們所帶的手槍都是子彈上了膛的。我們總是緊緊跟隨在總理身後，在情況複雜時我們往往幹脆把總理包在中間。”

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的，這一行周恩來率領的代表團不僅安然無恙，亞非會議也大獲成功。

“老鍾是爲我犧牲的啊”

1955年4月17日下午2點，首都各界5000多人，在中山公園音樂堂舉行了隆重的追悼大會，毛主席、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等黨和國家的領導人都出席了追悼會，正在萬隆的中國代表團，也專程發回唁電：

“和平實業絕不是卑劣的陰謀所能破壞的，爲和平而犧牲的烈士們永垂不朽。”

紀念碑底座上镌刻烈士遇難的經過

遺憾的是，局限于年代環境，對于這起案件的調查結果雖然很詳細，但是真凶並未被繩之以法。

遇難犧牲的烈士中，鍾步雲的職務是總理辦公室的工作人員，專職爲總理開車，但實際上鍾步雲是一名老紅軍戰士。

鍾步雲是江西瑞金人，1932年就參加了革命，在延安時期就擔任過朱德、葉劍英的警衛員兼司機，到北京後，任中央警衛局交通科科長，並始終兼任著周總理的警衛和司機，還隨同周總理一起出席過日內瓦回憶，擔任周總理的隨身警衛，出色的完成了任務。

上飛機之前，鍾步雲就預感到這一行可能會遇到危險，他接到出發的命令後，匆忙到學校把孩子接回來，一家人在北京西四西安門大姐照相館照了一張全家福，還把在日內瓦會議期間購買的一支“歐米茄”手表摘下來，給妻子留作紀念。

就是這樣一名功勳卓著的老戰士，沒有犧牲在戰場上，卻犧牲在了陰謀詭計之中，實在是讓人惋惜。

1956年4月11日，周總理出席八寶山革命公墓的亞非會議死難烈士遇難周年紀念大會和安葬儀式，遇到鍾步雲的妻子高秀英時還悲痛的說：

“鍾大嫂，老鍾是爲我犧牲的。”

鍾步雲的妻子高秀英深明大義，她強忍悲痛對周總理說：

“您能平安回來，就是全國人民的幸福。”

圖|遇難烈士中的三位李平、黃作梅、沈建圖

事後得知，鍾步雲每個月都會給在老家當農民的哥哥寄錢補貼，周總理後來自己承擔起來這項任務，一連寄了十年，直到鍾步雲的哥哥寫信給高秀英稱家裏的情況已經好轉，高秀英又自己買票會老家看過確認後，才回來告訴總理：“以後您不要再寄錢了。”

周總理卻反過來關心她的路費，得知是高秀雲從財務處借支的錢，周總理立即從自己工資中取錢幫高秀英還了上去。

1975年4月11日，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20周年紀念日，飽受病痛折磨的周恩來仍然記挂著高秀英，不僅派人看望她，還專門囑咐，有事一定要給他寫信。

鍾步雲與高秀英有六個子女，都上山下鄉插隊去了，高秀英年邁無人照顧，于是忍不住給周總理寫了一封信，病痛中周總理親自寫了一張條子批複，被一個幹部知道了，批評高秀英不懂事：“你知不知道總理病了，你還寫信幹擾總理的治療。”高秀英聽聞後十分激動：

“老鍾生前跟你們在一起工作，死了這麽多年，你們問過一句沒？只有總理想著，派人問我有什麽困難沒有，我才寫了信……”

不僅僅是鍾步雲，犧牲的所有烈士中，大部分都是老資格的黨員幹部。

如外貿部幹部石志昂，犧牲時年僅41歲，1935年加入中國共産黨，是新中國第一批外貿幹部，擔任過中國進出口公司副總經理。

石志昂遇難的消息傳回家裏後，家人悲痛欲絕，夫人呂雪帷悲痛地說：

“石志昂對同志和藹可親，對我誠懇坦率，我們相識十八年，感情一直很好，他幫助我懂得了革命道理，鼓勵我參加了工作、他對母親非常孝順，特別喜歡我們的獨生子，他突然去世，我們家像天塌了一樣，婆婆和我都痛不欲生。”

外交部新聞司幹部李肇基犧牲時年僅35歲，曾出國留過學，在密蘇裏大學攻讀研究生，是新中國培養的第一批優秀的外交官。

李肇基在上飛機之前，就已經預感到這次出行會異常危險，臨走時他特別帶上了妻子和孩子的照片。臨走時還對妻子麥少楣說：

“生活是一場鬥爭，沒有鬥爭生活就沒有意義。”

沈建圖、黃作梅、李平、郝風格，杜宏都是新中國難得的新聞人才。

圖|新華社工作人員在烈士墓碑前憑吊“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遇難人員

飛機上幸存的三人後來都各自寫了他們在飛機上的情形，對烈士的記憶尤爲深刻。

機組工作人員卡尼克撰寫的書中曾這樣寫道：

“飛機失事時的情況依然曆曆在目，機上的每個人在我的記憶中都栩栩如生。我從來沒有想到，普通人能以那麽堅強的意志和大無畏的精神面對死亡，就是敢死隊員在戰場上執行必死的任務，也難免有人會微露懼色。但是這些人卻具有鋼鐵意志，沒有一個人亂動一下，沒有一張面孔流露出絲毫恐懼，他們全都正襟危坐，似乎沒有注意到右邊的雄心烈火和客艙裏嗆入肺腑的濃煙，我從來沒有見過對死神如此蔑視，也從未見過人類的勇氣可以達到如此崇高的程度，他們是真正的烈士，爲崇高的事業——和平事業——獻出了自己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