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薛 力
2013年9月和10月，習近平主席在訪問哈薩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亞時先後提出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 倡議，攜手建設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同時，中國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力推在國家間建立夥伴關系。那麽，“人類命運共同體”“夥伴關系”“一帶一路”三者是什麽關系？這些概念與中國傳統文化又有著什麽樣的聯系？基于過去八年的研究，筆者得出如下結論。
（一）中華文明是一種世俗文明，核心成分是道儒禅。中國人信奉的是道家的“道法自然”“天人合一”“陰陽對立轉化”“無爲而治”“得道”，儒家的“和而不同”“祖先崇拜”“家國同構”“禮治”“有等級與親疏但無外”，禅宗的“衆生平等”“自渡與渡他”“頓悟”“漸悟”等。道家側重人與自然的關系，儒家側重人與人的關系， 禅宗側重人與內心的關系。其中， 治理天下時主要依靠儒家理念，因此有“家國同構”、“天下分爲五服（甸服、侯服、綏服、要服、荒服）”“和而不同”“禮治天下”“禮不往教”“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等概念與做法，並構建起以禮爲核心的“禮治秩序”“禮治體系”。曆史地看，這一秩序維持了東亞地區數千年的穩定與發展，具有非常豐富的內涵，必然會深刻影響著當代中國人的外交思維。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經驗表明，中國在處理對外關系時如果與傳統戰略文化資源進行有效對接，就能展示強大的生命力並形成自己的特色（如夥伴外交與“一帶一路”倡議）。
人類命運共同體概念體現了中國人的天下治理理念，是大同世界的現代版。它贊成基于規則的秩序（rule-based order），並且倡導基于“儀禮”的禮治（rule of LI）， 國家間首先要“以禮相待”，在此基礎上制定一些規約以在某些方面形成強制性的規範，從而在國家間形成一種禮治秩序（Li-based order）。在這個秩序內，國家間關系基于“吸引”與“被吸引”， 保持“和而不同、親疏有別、彼此都感到舒適”的夥伴關系，共同分享政治、安全、經濟、文化與生態利益。這一體系內每個成員國的選擇得到尊重，它不排除任何國家（即“無外”），因而不會如西方國家那樣構建排他性聯盟、用強制性制度對聯盟內成員進行“同質化”改造、聯盟內成員存在“領導”與“被領導”關系。
人類命運共同體是習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新時代中國外交追求的總目標（張宇燕，2019），旨在構建“一個人類可以共享未來的社群”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人類命運共同體包括以下五個方面的內涵：（1）政治上的夥伴關系，其特點是平等相待、互商互諒，不把本國的價值觀強加給別國。（2）安全上的普遍共享，其特征是公道正義、共建共享，不能追求片面的絕對安全而把別國置于不安全的境地。（3）經濟上的共同發展，其特征是構建公平、開放的全球經濟體系，包容互惠的國家間經濟關系，不搞經濟民族主義或重商主義，推進經濟全球化進程。（4）文化與社會上的交流互鑒，其特征是各種文明之間一方面保留與強化自己的核心特征，另一方面互相交流、互相借鑒，反對把自身文明當作世界各種文明樣板的立場、心態與做法。（5）人與自然的關系上的和諧共存，其特征是構建尊崇自然、綠色發展的生態體系，爲此，要尊重各國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願望，充分考慮不同國家對環境的曆史影響以及應對環境問題的現實能力，在環境治理上堅持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
命運共同體建設包括四個層次，一是全球層次，即人類命運共同體；二是區域層次的中國與各個地區命運共同體，中非命運共同體、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中國—阿拉伯命運共同體，雖然也是廣義的雙邊，但實際上屬于小多邊；三是兩國之間的雙邊命運共同體，如中國—巴基斯坦命運共同體、中國—老撾命運共同體、中國—柬埔寨命運共同體；四是某個功能領域的共同體，如海洋命運共同體、安全命運共同體、健康命運共同體、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
（二）“人類命運共同體”包含“夥伴關系”與“一帶一路”。建立夥伴關系與共建“一帶一路” 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兩大抓手。夥伴關系側重政治、安全等領域，強調政治上的夥伴關系與安全上的普遍共享，但也可以包含經濟與文化內容，特別是在與發達國家的關系上。“一帶一路”則主要側重經濟、文化，但也不排斥政治與安全領域，特別是在與關系密切的發展中國家的關系上。生態領域是夥伴關系與“一帶一路”均關注的領域。夥伴關系與“一帶一路”倡議都具有“雙邊爲主、多邊爲輔” 的特征，均不追求標准的統一，奉行“一國一策”，注重雙邊的舒適度與接受程度。實踐中，依據不同的對象國建立不同類型的夥伴關系，簽署不同內容的“一帶一路” 合作文件。這表明，構建夥伴關系與“一帶一路”倡議都符合中國的天下治理理念與傳統戰略思維。正因爲如此，它們在實踐中都展示出強大的生命力，成爲中國標志性的外交實踐，並爲衆多的國家所接受與歡迎。即使是歐美發達國家，也在效法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它們一方面不願意與中國簽署“一帶一路”合作文件， 另一方面又推出自己版本的國際合作計劃（如藍點網絡），以便強化在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能源開發利用等領域的國際合作。他們甚至表示要用這些計劃與“一帶一路”競爭。
1.就夥伴關系而言，中國固然不是最早提出這一概念的國家，但一旦接受之後，推行起來就堅決而徹底。中國從1993年開始推行夥伴關系，經過1993—2003年的探索期後，2003年進入迅速擴張期。截至2019年11月，中國已與112個國家、地區或區域組織建立起不同形式的夥伴關系，十八大以來已經實現夥伴關系升級50多次，新建夥伴關系國近60個。中國在新時代繼續貫徹夥伴關系的理念，但又有新特征：在堅持不結盟原則的前提下廣交朋友，構建遍布全球的夥伴關系網絡。
夥伴關系是“不結盟外交” 的升級版，已經爲全世界絕大多數國家所接受，它是一種不同于同盟（結盟、聯盟）關系的理念與實踐。曆史地看，春秋戰國時代，國家間經常通過合縱連橫以結盟。此後同盟關系的實踐主要盛行于一神教世界。過去五百年裏， 結盟是歐美國家的主要理念與實踐。現實地看，全球範圍內的同盟關系存在于少數國家，主要是歐美加上日本、韓國等少數非西方國家。隨著全球文明競爭時代的來臨，同盟關系的維持在理念上與實踐上都遇到困難， 原因在于，絕大多數國家面臨的安全威脅都不至于威脅到國家生存， 因而更爲看重發展問題，希望與盡可能多的國家建立政治、經濟與文化關系，不願意加入同盟關系而影響外交的靈活性。印太戰略、美日印澳四國安全對話機制（QUAD）與美英澳三國安全夥伴關系（AUKUS）所展示的“制造對手與敵人”的理念，顯然不符合大多數國家的偏好。中國力推的夥伴關系，則與大多數國家的偏好相契合，因此展示出強大的生命力。即使是西方國家，也有不少與中國建立了夥伴關系。
2.“一帶一路”倡議強調國家間的合作而非沖突，因此中國把合作共贏當作新型大國關系的核心， 倡導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而共商共建共享正是“一帶一路”建設中所奉行的原則。也就是說，“一帶一路”建設體現的是， 中國政府依據時代的需要，對傳統的天下治理理念進行現代性改造並將之可操作化，特別是在經濟、文化與生態領域。西方發達國家從觀念上不理解、心理上不接受“一帶一路”，經濟上有擔憂，因而普遍沒有與中國簽署“一帶一路”合作文件，只願意用“全球治理”“雙邊合作”等名義，就具體項目展開合作，同時還推出替代版的“一帶一路”，以與中國競爭。這是不爭的事實，也是幾百年來西方文化霸權的體現與余響，中國理解並尊重西方的選擇。“一帶一路”是世紀工程，隨著時間的推移與西方對中國文化理解的加深，西方發達國家與中國就第三方基礎設施建設等領域展開更多的合作，或成大趨勢。亞投行成立以來的經驗昭示了這一點。中國與新加坡、韓國、日本等國家已經就此展開動作，這些東方發達國家更理解中國文化的內涵。
從地域上看，“一帶一路”側重于發展中國家，特別是周邊發展中國家，同時兼顧南太平洋、拉美、中東歐。對發達國家則持選擇性態度：願意與中國簽署“一帶一路” 合作文件，就像意大利所做的那樣，中國固然歡迎。西方國家多不願意簽署相關文件，只願意就具體項目進行合作，中國也理解並予以尊重。
“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八年多，整體表現可概括爲“成效突出、挑戰凸顯”。截至2021年6月23日，中國已經同140個國家和32 個國際組織簽署206份共建“一帶一路”合作文件。
“一帶一路”作爲世紀工程， 有必要適時做出調整。事實上，這種調整已經在進行，表現爲：在2015年發布的《願景與行動》中， 就實施地域的表述爲：“共建‘一帶一路’致力于亞歐非大陸及附近海洋的互聯互通”。2017年第一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上，中國將適用範圍擴展到全世界，表示任何國家只要願意與中國共建“一帶一路”，中國都歡迎。2018年提出“一帶一路”建設從大寫意進入工筆畫階段，2019年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提出要“高質量綠色”建設“一帶一路”。2021年11月19日舉行的第三次“一帶一路”建設座談會強調：共建“一帶一路”仍面臨重要機遇，中國應保持戰略定力、抓住戰略機遇，落實“五個統籌”（統籌發展和安全、統籌國內和國際、統籌合作和鬥爭、統籌存量和增量、統籌整體和重點），把“高標准、可持續、惠民生”確定爲“一帶一路”建設目標，穩妥開展健康、綠色、數字、創新等新領域合作，並加強抗疫國際合作。
隨著新冠肺炎疫情的暴發以及美國把中國列爲全球戰略競爭對手，“一帶一路”建設有必要再做調整。筆者的主張是：適當收縮戰線、強化重點；確定重點地區、重點國家與重點領域；更加重視發展中國家，特別是周邊發展中國家與非洲國家；發達國家方面，強化與美國以外的國家合作，重點是歐洲國家；對美合作中，推行“纏鬥” 方略：在核心利益上，堅守底線、決不讓步；在其他利益上，有進有退，“一報還一報”。
（三）概而言之，“人類命運共同體”“夥伴關系”與“一帶一路”都實現了與中國傳統文化的有效對接，是中國人傳統天下治理理念在當代的升級與實踐。人類命運共同體是新時代中國外交的終極目標與宏觀設計，夥伴關系構建與“一帶一路”倡議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中觀目標與外交設計，全球夥伴外交關系網絡的構建與“一帶一路”建設則是實現上述宏觀目標的微觀措施。
“一帶一路”倡議是夥伴外交在新時代的體現，與夥伴外交“偏重政治與安全關系、兼顧生態領域”不同，“一帶一路”倡議在繼續推進夥伴外交的同時，“側重經濟（特別是基礎設施領域）與文化領域，同時兼顧生態領域”。在實際操作過程中，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在雙邊、小多邊與一些功能領域層次進行，這意味著中國致力于提升與特定國家和地區的夥伴關系水平，以及特定領域夥伴關系的構建。而“一帶一路”倡議下的“五通”建設，也是“雙邊爲主，多邊爲輔”，旨在爲夥伴關系的加固與升級創造物質條件、制度連接與民意基礎，從而爲構建不同層次的命運共同體奠定堅實的物質基礎。“一帶一路”倡議也在適時調整實施的方式與重點，下一階段，中國將在“高標准、可持續、惠民生” 原則下，強化健康、綠色、數字、創新、新冠疫情應對等領域的國際合作。
值得注意的是，在2021年10月底舉行的G20羅馬峰會上，中國領導人提出了“全球發展倡議”，以對接聯合國2016年提出的2030可持續發展議程，並歡迎其他國家加入全球發展倡議。這可以視作是升級版的“一帶一路”倡議，並且向上對接“人類命運共同體”，橫向對接“夥伴關系網絡”。同時，全球發展倡議也兼容全球治理與西方國家推出的種種規劃與倡議，如高質量基礎設施建設合作夥伴關系、藍點網絡。因此，歐美國家不容易輕易拒絕全球發展倡議。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
本文刊于《中國發展觀察》2021年第2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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