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師幼具善根，四歲時開始隨著母親啓蒙讀書，五歲入私塾，六歲入西峰小學。十歲那年，隨著母親于福州白塔寺，聽圓锳大師講《仁王護國般若經》。
時法師年紀雖小，于聽經已有所領悟，他見圓锳大師莊嚴慈祥，隨著衆人受三皈依後，繼而向大師要求度他出家。因爲年齡幼稚，爲圓锳大師及他的母親所勸阻。
但他學佛之志堅定，次年隨衆參加雪峰寺四個禅七，堅持到圓滿，深得圓锳大師的贊許。于是在一九二七年，當十三歲的時候，在大雪峰崇聖寺，依圓锳大師落發出家，法名日新，號明旸。繼而隨著圓锳大師到了上海。
一九三〇年二月，圓锳大師出任甯波太白山天童寺住持，帶著明 晉山。明旸圓公大師身邊學習經教，努力不懈。是年天童寺傳三壇大戒，明旸那時僅十六歲，受戒不足年齡，經寺內五位大德向得戒和尚請示後，他才獲准受戒。圓戒後仍在天童寺隨侍圓公大師。圓公講經時，常命明旸複講，由于他辯才無礙，口若懸河，當時被譽爲“神童法師”。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天童寺發生火災，燒毀了天王殿、鍾樓等九處五十五間房屋，圓锳大師發願于三年內募資恢複舊觀，明旸則襄助大師擘劃，終獲成功。
一九三五年，圓锳大師的皈依弟子顧聯承（法名蓮成）、邢明心夫婦，捐出上海大西路兩畝多土地，興建圓明講堂，作爲圓锳大師在上海弘法修持的道場。講堂落成，明旸隨著圓锳大師自甯波到了上海，進駐圓明講堂，明旸擔任講堂監院。
一九三七年，“七七盧溝橋事變”，日本侵華戰爭爆發，繼而上海保衛戰開始，圓锳大師以中國佛教會理事長的身分，組織僧侶救護隊，參與戰地救護；成立難民收容所，收容救濟難民。後來以難民人數太多，圓明講堂中也設立了“第九難民收容所”，由白聖法師擔任主任，明旸法師擔任總務，綜理事務。
是年十月下旬，上海戰事逆轉，圓锳大師率救護隊撤退到漢口。當時戰局緊張，救護隊經費無著，圓公大師奉國府主席林公子超的函示，囑他將救護隊交付其他法師領導，希望他到南洋募化救護隊的醫藥費。十一月中旬，圓锳大師帶著林主席的三封親筆函赴南洋，由明 隨侍。圓锳大師到新加坡、吉隆坡募捐，得到僑領胡文虎、文豹兄弟，李俊承、及商會會長黃重吉等大力支持，成果頗豐。一九三八年七月，圓锳大師以上海中國佛教會的函電交促，帶著明旸回國。八月返抵上海。爲時未久，有漢奸向南京日軍憲兵總部告密，稱圓锳和尚曾到南洋募款百萬，資助重慶的抗日政府。到十月十九日，上海的日軍憲兵隊，以七部汽車載著荷槍實彈的憲兵，包圍了圓明講堂，入內把圓锳大師及明旸逮捕，解往南京的日軍憲兵總部。在南京受日軍憲兵刑訊時，圓锳大師不爲所屈，從容陳辯。
他在獄中除應訊辯論外，每日結跏跌坐，提起慧照，觀照身心皆空，置生死于度外，了無挂礙，明旸也陪著大師被拘留兼旬。是時上海佛教人士極力營救，日軍也懾于圓锳大師在國內外的聲望，不敢加害，于十一月十日，將大師及明旸同時釋放。
抗日戰爭勝利後，圓锳老和尚在上海圓明講堂，創辦了“楞嚴專宗學院”，招收學僧三十六人，自任主講，白聖、明 兩法師任教務長。到一九五三年，圓锳老法師在甯波天童寺圓寂，明旸奉師命書寫遺囑，繼任爲圓明講堂住持。
一九五四年，中國佛教協會在北京召開第理事會，明旸被補選爲理事，同年夏天，他參加了以喜饒嘉錯爲團長的“中國佛教訪問錫蘭代表團”，訪問了錫蘭。
後中國佛教協會要籌設中國佛學院靈岩山分院，由明旸法師擔任蘇靈岩山寺首座，及佛學院副院長。首期招收學員四十人，兩年畢業。以後十年間，靈岩山佛學院培育出青年僧侶一百五十馀人。
一九八三年，經過明旸法師的努力爭取，重予恢複了上海的圓明講堂、圓锳大師紀念堂。以後每年舉辦佛七、法會、講經等活動。此外，尚先後兼任北京廣濟寺、上海龍華寺、福州西禅寺、莆田光孝等寺住持。一九九六年元月，當選爲上海市佛教協會會長。于二〇〇二年七月廿三日晚上十時五十分在上海龍華寺圓寂，俗臘八十七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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