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時報記者 白雲怡 王雯雯】“我們帶著不確定性和不安全感進入2020年。”去年底，聯合國秘書長安東尼奧·古特雷斯在新年賀詞中這樣說。但他不會想到，本世紀第三個十年的開端會突發一場全球“大流行病”。不分貧富，無論大小，各國的治理能力面臨新冠肺炎疫情的大考，它讓很多人聯想到制度之爭。通過這場考試，我們能學到什麽？除了疫情，正如古特雷斯所說，世界本就充滿不確定性，這個世界的演變有哪些趨勢？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教授、中國與全球化智庫(CCG)學術專家委員會主任鄭永年，接受《環球時報》記者專訪，從當下的疫情出發，詳談他對一系列重大問題的思考。
疫情挑戰——各國政體國情不同，但面臨五大共同問題
環球時報：隨著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愈演愈烈，您認爲這場疫情將給各個國家和全球的治理帶來哪些教訓與挑戰？是否會對一些國家今後的發展路徑産生重大影響？
鄭永年：疫情對各個國家的治理結構都構成嚴峻挑戰，不管是怎樣的政治制度。但是，沒有一個國家可以“抄”另外一個國家的“作業”。照抄照搬並不可行，每一個國家都要根據自己的國情找到最有效的治理模式。
從各國情況來看，盡管國情不同，但又表現出很多普遍性的問題。任何國家都需要面臨這些共同的問題，其中主要包括五大方面：一是政府應對是否及時、能力是否足夠;二是中央和地方關系;三是專業機構的權威與政治的沖突;四是媒體的權力;五是社會力量。
疫情引發的對中國治理體制的討論主要有兩方面：一方面，人們對中國舉國體制的有效性感到驚訝，認爲很少有國家能夠像中國那樣以如此大規模的舉國動員來應付大規模的疫情。另一方面，很多人把疫情擴散的根源指向中國的集權制度，認爲地方政府早期的瞞報、抗疫不力和社會力量缺少有效參與是重要原因。
這一爭論的焦點本質上是對集權和分權的討論。分權者的觀點是，如果中國的體制是分權的，是否可以避免新冠病毒的擴散？答案是否定的。首先，中國的集權主要體現在組織、意識形態、軍隊和外交等方面，但在社會保障、醫療、公共衛生、教育、公共住房等社會服務的幾乎所有領域，都是分權的。
此外，在疫情發展過程中，信息公開與否與集權沒有矛盾，分權不見得有利于信息的公開。在中國的體制環境中，分權意味著信息的地方化。信息的公開實際上和集權是成正比的，或者說，中央集權有利于信息向全國公開;如果信息沒有公開，是體制其他方面的原因，和中央集權沒有關系。
不過，另一方面，政府也要在向社會分權方面扮演一個重要角色，那就是通過向社會分權，培養具有責任感的公民。如果不能通過向社會分權來培養具有責任感的公民，政府就必須承擔本來應當可以讓社會來承擔的責任，造成政府負擔過重的現象。
總的來說，各國都必須找到適合自己國情的最有效的抗疫模式和治理模式。就制度建設而言，沒有一個制度是完美的，任何制度都要與時俱進，根據時代的變化而調整和改革自己。制度的演進，永遠不會有“曆史終結”的一天。
西方政體——一大問題是難以産生一個有效的政府，“一人一票”就好像計劃經濟
環球時報：您認爲21世紀的第三個十年將會是怎樣一個時代？世界面臨哪些重要的變化？
鄭永年：未來十年將是一個民粹主義高漲的時代，也是一個大動蕩的時代，以往國際關系的基石正在慢慢消解。資本可以在全球流動，知識可以在全球流動，但老百姓不能自由流動，貧困無法流動，政治權力更無法流動，所以各國主權勢必日益強化，民粹主義會日益高漲。這不僅是對西方的挑戰，也是對中國的挑戰。該如何解決？現在整個世界都還沒有方案。
西方的政治形態正在發生巨大變化。西方現在的政治制度是18世紀誕生的，但今天全球社會已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我概括出“ABCD”四樣東西，它們會對西方政治生態産生很大影響：A是人工智能(AI)，B是區塊鏈(Block Chain)，C是雲計算(Cloud Computing)，D是大數據(Data)。很多年前我就說過，互聯網可能將取代西方類型政黨，政黨在某種意義上是一個平台，基于手機的移動互聯網也是，現在已有越來越多遠離政治圈、靠手機和社交媒體而非傳統政黨實現崛起的政治領導人，或者“局外人”。
西方“一人一票”的民主制也面臨很大挑戰。現在西方國家的一大問題是難以産生一個有效的政府：以前他們是精英民主，現在是大衆民主，這其實是最保守的民主，誰都可以說話，誰都可以抗議，誰都可以做什麽，但誰也都沒法真正幹成什麽事情，這幾乎是整個西方的現狀。“一人一票”就好像計劃經濟，初心是好的，想要實現經濟和政治權利上的人人平等，但這裏有一個假設，即每個人的教育水平和分析能力是一樣的，每個人的貢獻是一樣的，每個人在做選擇時都會理性地同時照顧到個人和公衆利益。但這些在現實中都是做不到的。西方的政治變化將可能是一個曆史性的變化，但這些問題現在還沒有進入到主流的研究圈中。
環球時報：那您認爲未來西方的政治制度到底會向哪個方向演變？現在中美的博弈有制度之爭的意味嗎？
鄭永年：我覺得中美之爭的背後就是制度之爭，但這沒什麽可怕的。中國很多人幻想，中國的制度有一天會變成美國的制度，這是不可能的。事實上，美國或西方的制度在西方以外的任何地方都沒有真正成功，在中東沒有，在拉美沒有，在非洲更沒有，盡管紙面上，這些國家好像有多黨制、憲政、一人一票式的民主等。
日本的發展挺成功，但自民黨長期執政，很多美國人不認爲日本是西方式民主。像台灣這樣真的想走西方式民主的，卻實際上走不遠：上世紀90年代初，台灣和新加坡的人均GDP差不多，但現在台灣連新加坡的一半都不到，新加坡顯然不是西方式的民主。中國現在找到了自己的模式，我們可以學美國，但我們永遠不會把自己變成美國那樣的制度，美國也一樣。
我一直在思考，未來到底什麽樣的一種政體才是一個好政體？我們已經看到，我們稱之爲專制的那些政體紛紛被推翻，但大衆民主現在看來解決不了問題。我想未來一種混合的政體可能才是最好的：該集權的地方就要集權，因爲隨著各種要素的流動，國家主權和對社會安全的保障越來越重要;該分權的地方要分權，由于互聯網等技術的發展，老百姓勢必要參與更多公共事務。這就如同現在世界上大部分國家在經濟上也都是混合體一樣，法國和北歐國家的國有部門比例都很大，未來的政治形態或許也會越來越與這一經濟形態吻合。
中國發展——國家大了後，無論做什麽，都必然會産生巨大的外在影響
環球時報：盡管貿易戰暫時熄火，美國對中國的遏制卻越來越明顯。中美關系是否注定會有更多波折？
鄭永年：對中美關系不能那麽樂觀，中國需要兩條腿走路，一條腿是合作，一條腿是鬥爭，後者不可避免。很多人認爲中美“新冷戰”已經開始，我想的確有很多方面呈現這樣的趨勢，比如中美現在在科學技術上的人員交流幾乎處于停頓狀態，還有兩國意識形態的對立等，這些可能是不可避免的。
美國對中國的態度一直是很情緒化的。當美國感覺中國和它“相向而行”時，它就非常開心，同情中國，也願意幫助中國，但當它感覺中國跟美國不是“相向而行”，甚至是“逆向而行”的話，它會特別氣憤。很多年前，我在波士頓請教過(美國政治學家、著名漢學家)白魯恂教授：“美國爲什麽對中國這麽情緒化？”他說美國就是一個“使命型”的國家，總想要改變其他國家，尤其當美國認識到中國是個世俗國家，就更加覺得要改變中國。但問題是它改變不了中國。
對于中國，有一種論調是，我們是不是太高調了，是否放棄了韬光養晦。我認爲不是這樣。我1981年上北大的時候中國人均GDP還不到300美元，也就是說在鄧小平時代，韬光養晦是很容易的，但現在中國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是很多國家最大的貿易夥伴，你想藏都藏不住。我之前去澳大利亞訪問，他們說中國人吃不吃龍蝦會影響到他們國家的龍蝦價格，一周吃得多價格就上去，一周不吃價格就下來。所以，國家大了以後，無論做什麽，都必然會産生巨大的外在影響。
“脫鈎”爭論——只要美國仍然是資本主義國家，而中國繼續保持開放，就不會完全脫鈎
環球時報：您如何看中美“脫鈎”或“半脫鈎”的說法？越來越多的學者認爲可能無法避免，您怎麽看？
鄭永年：以前老有人說，中美是“夫妻”，不會“分家”。這沒有經驗根據。現實中有些大城市的離婚率都快到40%了，說明夫妻也是有可能要分家的。事實上，中國加入WTO(世界貿易組織)之後，中美的互相依賴程度迅速上升，已經到了非常高的程度。其實這不是常態，如果參照美日和美歐之前的情況，接下來中美之間的貿易依存度必然會有所降低。
不過，中美之間的貿易依存度減少一點或者“部分脫鈎”未必一定是壞事情。兩個這麽大的經濟體相互依存得太緊密，任何一邊動一下都可能會讓對方感覺很“疼”。
從另一方面說，只要滿足兩個條件，中美就不會完全脫鈎：第一，美國仍然是資本主義國家;第二，中國繼續保持開放。中國沒有封閉起來的理由，閉關鎖國的路線已沒有可能性。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總結的經驗教訓是封閉就要落後，落後就要挨打，這幾代中國領導人從來沒有忘記這個。
美國是典型的資本主義國家，現在來看，這一點改變的可能性極小。而資本一定是朝著能賺錢的地方走，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場，讓華爾街放棄如此誘人的市場是不可能的。從美國曆史上看，一般是白宮聽華爾街的，而不是華爾街聽白宮的。
環球時報：高科技領域的“脫鈎”也未必一定是壞事嗎？
鄭永年：在高科技領域，首先，技術的傳播和在各國間流動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們現在討論的實際上是一個技術先進程度的問題。比如西方的某種技術從A升級到B了，那A就不再那麽被需要，接下來A肯定會被傳播出去;從B升級到C了，B也會被傳播出去。這個過程不會終止。但是，各國都不想把最好的技術給別人，從以前到今天一直是這樣，美國從來沒有把最好的技術給過中國，同時中國也不是沒有原創性的東西。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我覺得中美在高科技領域本來就一直是脫鈎的，從來沒有真正挂鈎過。這個大背景不會産生很大變化。
來源：環球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