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我國開始舉辦一年兩屆的中國出口商品交易會。鑒于當時我國出口商品大部分屬農副産品，季節性強，適宜在春、秋兩季成交，同時考慮到來自世界不同地區客商的抗寒抗熱能力各異，主辦部門決定將春、秋兩次交易會的地點設在廣州，時間定于廣州平均氣溫21.9攝氏度的4、5月間和23﹒1攝氏度的10、11月間。國務院總理周恩來親自給這一年兩屆的貿易盛會定了個簡稱：廣交會。
有這樣一種說法：“文革”期間，中國只有兩件事沒有中斷，一是研制原子彈，二是舉辦廣交會。後者成爲中國“在特殊年代堅持對外貿易、對外交流的唯一窗口”。本文所披露的案件，就發生于1967年的春季廣交會期間……
一、四起扒竊案
1967年的第二十一屆廣交會，是曆屆廣交會中最爲特殊的一屆。其特殊性在于：一是中共中央特地下達了一個要求保證廣交會順利進行的文件；二是周恩來總理親赴廣州，做兩個對立造反派的工作，以確保廣交會順利進行；三是該屆廣交會比原定時間推遲了整整一個月，于5月15日方才開幕。
開幕後的第三天上午，來自新加坡的客商李名申因在下榻的紅風飯店會客，未能搭乘廣交會秘書處安排的接送車輛，便在會客結束後大約十時許離開紅風飯店，自行前往位于起義路的廣交會陳列館。當時廣州市只有一家出租車公司，僅擁有六十余輛出租車，所以李先生要想打的是很有一些難度的。他在紅風飯店門前的馬路邊站了大約二十分鍾，方才等到了一輛車。
途中經過東風中藥店時，李名申讓司機停一下，他要去藥店購買珍珠粉帶回新加坡作爲饋贈親友的禮品。他很快就選定了禮品，准備交錢時，意外發生了：李名申發現他的鲨魚皮公文包裏已經沒了錢包！仔細一看，皮包外側底部邊緣被劃開了一道十來厘米的裂口！
當時，中藥店的店堂裏僅有李名申一名顧客，幾個營業員都在櫃台內側，完全沒有跟李名申接觸的可能。所以，包括失主本人在內的所有在場者都認爲失竊之事跟中藥店方面無關。中藥店的負責人老包也沒征求失主的意見，立刻往廣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打電話報警，同時通知那輛在門口等候的出租車不要離開，請司機下車到藥店店堂喝茶休息。
盡管當時的公檢法處于被“砸爛”階段，但是，越秀分局得知失主是廣交會外籍客商後，還是立刻指派兩名刑警迅速趕到東風中藥店。刑警在詢問過失主、司機和藥店營業員等人後，對司機以及出租車進行了搜查，排除了李名申在上車之後遭竊的可能，斷定他是在其下榻的紅風飯店前等車時遭竊的。紅風飯店也屬于越秀區範圍，所以這個案子還得越秀分局受理。
李名申失竊的錢包裏有人民幣三百二十元、美鈔五百八十元，以及進出廣交會陳列館的進館證等物。這些錢款按照當時公安機關的刑事立案標准，已經屬于“數額巨大”，該案由此也應列入“重大案件”範圍，加上失主的特殊身份，所以越秀分局軍管組即刻將該案情況上報市局軍管會。軍管會自是非常重視，立刻通知承擔安保任務的廣交會保衛辦公室加強防範，並決定抽調政治可靠、精通刑偵業務的骨幹刑警組建專案組著手偵查。
大大出乎警方意料的是，剛剛組建起來的專案組還沒開始工作，又接連發生了三起跟李名申失竊案相似的案件！
第一起：失主蔣休疾，香港商人，經營中藥材。蔣先生是廣交會的老客商了，早在1956年還沒有“廣交會”這個稱謂時，他就參加了由外貿部在廣州舉辦的中國出口商品交易會，之後，一年兩屆趟趟赴會。因此，蔣休疾是相當熟悉廣州以及廣交會諸般情況的。這天上午蔣休疾的安排是去看望一位廣州當地的老朋友。老朋友家住三元橋，離蔣休疾下榻的紅風飯店只有五站路。他知道在廣州打車相當難，所以就選擇了坐公交車。在公交車站候車時，他的錢包就不翼而飛了，錢包裏有人民幣四百五十元、港幣一千二百元和照片、名片、廣交會進館證等。
第二起：失主是個法國中年婦女，名叫拉伊薩，服裝原料供應商，此次是來中國采購全棉布料的。上午她也沒去展館，而是跟一位前來采訪廣交會的法國記者朋友相約准備去越秀山遊覽。她坐在紅風飯店大堂裏的沙發上等候記者朋友過來，邊等邊翻閱報紙。一會兒，朋友到了，她收起報紙時，忽然發現放在旁邊茶幾上的坤包拉鏈被拉開了，錢包是放在坤包的內夾袋裏的，夾袋有拉鏈，因此沒被竊；可是，那個放著項鏈和戒指的小首飾盒卻沒了！
第三起：失主是日本商人中村行二，他是來廣交會采購農副産品的。這位有著一個典型日本姓名且操一口流利日語的中年男子，其實是中國台灣人氏，早年隨父母移居東京，後來就加入了日本國籍，據說曾當過日本刑警。按說當過刑警的人再不濟也應具備起碼的防盜意識，但中村先生這次不知怎麽弄的，在紅風飯店附近的一家書店購買紅色塑料封面的小本本《毛主席語錄》時，發現錢包沒了。他很清楚地記得，在走出飯店大門掏手帕時順手摸過一下口袋，那時候錢包還在。在四個失主裏，中村的損失是最小的，他的錢包裏只有百來元人民幣和廣交會進館證。但在當時的廣州，這筆錢鈔也已經是一個普通人一季度的薪水了。
接二連三的偷竊案件，而且都是針對廣交會客商的，這當然引起了警方的重視。市公安局軍管會于是下令：撤銷剛成立的越秀分局專案組，由市局刑偵處牽頭，派遣市局刑警與原越秀分局專案組成員聯合組建新的專案組，全力偵辦這四起盜竊案件。
聯合專案組一共有十一名刑警，由解放軍偵察連連長轉業的市局刑警劉大風、越秀分局刑警王守磊分任正副組長，考慮到失主中有外賓，還爲專案組配備了一名從市局外事科臨時借調的英語翻譯。劉、王見面後，兩人先對案情進行了初步分析。王守磊是專門對付扒手的老刑警，不知有多少扒手栽在他手裏。以其豐富的反扒經驗判斷，從發案時間、地點推算，這四起案件並非一個人作得了的，至少得兩三個人。因此，極有可能是一個具有相當扒竊經驗的扒手團夥作的案。劉大風、王守磊商量下來，決定專案組全體出動，先分別去走訪四個失主。
二、查無線索
四個失主走訪下來，李名申、蔣休疾的陳述中沒有什麽可以引起注意的內容，只好先暫時往旁邊擱一擱再說。拉伊薩和中村行二所作的陳述倒是值得刑警考慮——
據拉伊薩說，她在飯店大堂沙發上坐著看報紙等候記者朋友過來赴約時，大堂裏只有她一個客人，服務台裏可能待著兩個女工作人員，大堂另一側好像有一個男性勤雜工在打掃衛生。她在大堂裏大約待了二十分鍾，期間，曾有人進入過大堂，好像一共有三次。因爲並非她的記者朋友，所以她也沒有過多留意，只記得三次進來的人中，有兩次不止一人，有一次是一個中國男子。這些人進入大堂後，可能跟前台工作人員有過接觸，好像還有人到她所在的接待區來過。更詳細的，她就說不上來了。
另一位失主中村行二所說的情況比拉伊薩女士似乎複雜些。這一屆廣交會正是中國“文革”方興未艾的當兒，海外參展客商根據前一屆（1966年10月15日至11月15日的第二十屆廣交會）的經驗，知道東道主最注重的倒不是客商訂購了多少商品，而是他們對“文革”的態度，對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感情。在這方面表現到位的客商，在貿易洽談中將得到價格方面的最大尺度的優惠。爲此，海外甚至專門出版了一本小冊子，提供給客商作爲參加本次廣交會時的參考。中村行二就讀過這樣的小冊子。昨天抵達廣州後，他立刻著手做准備工作。當晚先在下榻的紅風飯店小賣部購買了幾枚毛主席像章。本來還想買“紅寶書”（即《毛主席語錄》），但負責毛澤東著作那個櫃台的營業員已經下班了，帶走了鑰匙。今天上午他離開飯店時，那個櫃台的營業員還沒有出現，于是他就接受了一個服務員的建議，前往附近的新華書店購買。
中村行二步行至距新華書店不遠的街心花園時，迎面被人攔住。那是一個理著平頂頭的小青年，十八九歲的樣子，一米七左右的個頭，他攔住中村行二是因爲看中了中村行二佩戴的毛主席像章。他從肩挎的那個蓋子上繡著“爲人民服務”字樣的軍用挎包裏拿出一塊紅色綢布，上面別著二十來枚大大小小各式各樣的毛主席像章，請中村行二挑選，說要把中村行二胸前的那枚換下來。中村行二的像章是昨晚在飯店小賣部購買的，是官方特地爲這屆廣交會設計制造的産品，市面上是沒有的。他昨晚一共購買了十二枚，本來跟對方調換一枚也無所謂，但他不喜歡對方那種不由分說攔住去路的無禮舉動，所以一口拒絕了。可是，“平頂頭”卻纏著他不讓走。本來，還不知這件事會如何收場，幸虧這時發生了一個意外，才使“平頂頭”不得不放棄了那份念想。
就在“平頂頭”糾纏的當口，不知從哪裏忽然冒出了兩夥青年，男男女女的爆出一片叫罵，同時伴隨著打鬥。人少的一方不是對手，拔腿就逃，另一夥自然要發揚“追窮寇”精神。他們的方向正好是直直地沖著中村行二這邊來的，那個“平頂頭”年輕利索避讓得快，轉眼就不知去向。中村行二可沒有那麽幸運，被這夥人撞翻在旁邊的樹叢裏，腦袋不知在什麽硬物上磕了一下，一陣頭暈目眩，也不知是誰攙扶了他一把，他才搖搖晃晃站起身來。定定神，發現帶著的那個皮包倒還緊緊地抓在手裏，再看那兩夥人，已經穿過馬路到對面人行道上去打了。中村行二摸摸腦袋，撞著的位置有點兒痛，但並無大礙。于是就往前走了二三十米，進了新華書店，選定了一本“紅寶書”，要掏錢購買時，才發現錢包已經不翼而飛了。
專案組對拉伊薩、中村行二兩個外籍客商所作的失竊陳述進行了分析，認爲拉伊薩肯定是在飯店大堂裏被竊的，作案者就是她在大堂等候記者朋友時進來的那三撥人中的某一位；至于對中村行二下手的那個竊賊，有可能是“平頂頭”，也有可能是打架的那群家夥中的一個，如果是後者，那麽那場鬥毆很有可能是爲了對中村行二下手行竊而設計的一場戲。
于是，專案組決定兵分三路，分別調查纏著中村行二硬要調換像章的“平頂頭”、那夥鬥毆的家夥和當時進入紅風飯店大堂的三撥人。
刑警任窮章、小錢負責查找“平頂頭”。這個任務本來是有一點兒難度的。因爲1967年那當兒，正是全國性像章熱的階段，所有大中小學全部停課，那些渾身散發著青春活力的學生大部分參加了造反派組織，小部分沒有參加造反的，窩在家裏悶得慌，于是就想著弄點兒事兒打發時間，調換像章就是其中的一個內容。這種調換若論目的是很不明確的，既無倒賣謀財的可能（倒賣像章是要作爲現行反革命懲處的），也沒有人想到過幾十年後會掀起一股收藏熱，像章可以成爲文物，當時最現實的目的就是可以向人炫耀。由于這門消遣性質的愛好門檻低，任何人都可以嘗試，所以不知有多少青年人在倒騰像章。兩個刑警要想在短時間裏把“平頂頭”找出來，這活兒的難度可想而知。任、錢兩人分析下來，認爲既然“平頂頭”是在紅風飯店一帶出現的，那就上派出所去打聽吧。可是，派出所的民警卻是搖頭，因爲他們掌握的都是有前科或者家庭出身有重大曆史問題的對象，而“平頂頭”之前顯然是一個守法良民，從來沒有在派出所挂過號，所以派出所民警無法提供任何線索。
任窮章、小錢正失望地准備告辭時，運氣來了。一個穿四個兜兒軍服的解放軍軍官帶著十多歲的兒子氣咻咻地闖了進來，自我介紹是駐粵部隊某部營長。這位營長說，他的兒子剛才出門玩耍時，被人搶去了頭上戴著的軍帽。按說一頂軍帽也值不了幾個錢，搶去就搶去吧，問題是那個搶軍帽的家夥之前已經搶過他兒子三次，因爲都是軍用挎包、皮帶、像章之類的東西，所以也就沒有來麻煩派出所。今天又搶了一次，營長忍無可忍，請求派出所管一管這事兒。報案人的身份使派出所方面對此事很是重視，所長親自接待，問孩子那個搶東西的家夥是怎麽一副模樣。孩子在斷斷續續作陳述時，說到那家夥是個平頂頭。
這時，任、錢兩人已經跟接待民警握了手正准備離開，耳朵裏忽然傳入“平頂頭”三字，頓時一個激靈。回身去問那孩子，得知“平頂頭”是住在他家附近的一個中學生，姓什麽叫什麽不知道。這當然不難了解，派出所幾個民警湊了湊情況，就提供出了“平頂頭”的資料：此人名叫朱惠仁，十九歲，初三學生，現辍學在家，其父母都是藥廠工人。至于平時表現，民警就不清楚了，只知道這人以前沒有幹過什麽違法的事兒。
任窮章和小錢便去找朱惠仁，一見面就確信上午纏著中村行二要調換像章的肯定是這主兒，因爲除了那個平頂頭特征，牆上還挂著中村行二提到的那個繡著“爲人民服務”字樣的軍用挎包。陪同前往的戶籍警上前取下挎包，打開，裏面果然有一塊別滿了大大小小各式各樣像章的紅色綢布。
既然如此，那就不適宜在朱家跟朱惠仁談話了，刑警把他帶到了派出所。一問，上午朱惠仁果然去過紅風飯店附近。朱惠仁知道參加廣交會的外賓客商能購買到市面上沒有供應的內部特制像章，就想去弄一枚來向人炫耀。本來，他是准備繼續糾纏下去的，不達目的不罷休。但這時發生了鬥毆，他膽子小，擔心被人誤傷，于是撇下中村行二拔腿逃離現場。
任窮章是市局反扒隊刑警，跟扒手打慣了交道。憑他的經驗，認定扒手一是看手，精瘦無肉、手指細長、手腕靈活的，就需要另眼看待了；二是看眼睛，這就需要現場觀察了。這種角色的眼睛通常都閃著鬼祟之神，看人看物從不正眼直視。現在，任窮章就憑這兩個要素中的第一個對朱惠仁進行鑒定。他讓朱伸出雙手，對方不知這是什麽意思，一臉驚訝，想問又不敢問，乖乖地把雙手伸到了任窮章的面前。任窮章只掃了掃，就否定了對方是扒手的可能。
當然，朱惠仁不是扒手的料並不等于他肯定跟扒竊案無關，也許是跟扒手合謀，由他出面纏住中村行二，然後由扒手下手。所以，暫時不能放他，還得了解一下他最近跟什麽人交往。于是就遞了張紙給朱惠仁，讓他把最近一段時間在幹些什麽事兒、跟哪些人接觸等等，都一五一十寫下來。
朱惠仁伏案疾書，只三分鍾就交卷了。他的嗜好就是折騰像章，不上學待在家裏時，除了做點兒家務活兒外，整天就是跟一班有著相同愛好的熟人朋友搞像章交流，當然，也做過諸如搶軍帽等不上台面的事兒。
刑警立刻展開調查，很快就證實了朱惠仁所寫的內容全部屬實。這樣，就初步排除了其與中村行二錢包被竊的幹系。
與此同時，專案組刑警小陳、周覺在調查那夥鬥毆者的情況。兩人接受任務後商量下來，認爲要在天黑前完成調查的話，那就得走捷徑，最要緊的是迅速找到一兩個參與鬥毆的家夥。他們立刻打電話向管段派出所了解鬥毆當時派出所是否出動警員了，抓人了沒有。如果抓了，那這活兒就輕松多了。派出所的回答是：他們根本不知道發生過這麽一起鬥毆事件。
捷徑走不成了。不過，這二位還有辦法。小陳查到了那家新華書店的電話，打過去向店員了解上午店門口打架的情況，是否激烈？是否有人受傷？新華書店的營業員說打架是知道的，場面比較激烈，是否有人受傷就不清楚了，因爲他們沒敢跑出店堂去看熱鬧，生怕捎上一下平白無故挂彩不值得。
小陳和周覺認爲，既然打得比較激烈，那多半是有人受傷的，不如去附近的醫院了解一下。于是，兩人騎了輛摩托車直奔離鬥毆現場最近的紡織醫院。一問，果然有戲，上午有三人因打架受傷來該院就診。
當時的醫院采取的是由院方保存病曆卡的方式，患者去求診，挂個初診號看病後，病曆卡就放在醫院的挂號處。那裏有專門制作的櫃架，一格格按照姓氏筆畫擺放得好好的。患者去複診時，只要報出自己的名字，就能拿到病曆卡。這個方式免去了病人忘記帶病曆卡的不便，對于陳、周兩個刑警來說，更是幫了大忙，他們很容易地獲得了上午因鬥毆受傷的那三位的姓名、住址。
這三人一個姓姜，一個姓麥，一個姓王，都是二十來歲的青年，受的傷分別是腦袋被板磚砸破、背部刀傷和手臂骨折，前兩個都作了縫合處理，後一位上了石膏。那時還不流行動不動就挂水的治療方式，醫生也不大熱情挽留患者住院，所以給三人處理過傷口後就讓他們離開了。刑警于是逐個登門走訪。
第一個對象是姜某，他腦袋上縫了八針，包著紗布。聽說來人是公安局的，他的臉色就兩樣了，說他這傷是昨天修房子時一不留神從屋頂上跌下來造成的，還想往下說時，忽見刑警拿出了寫著他姓名的那本病曆卡，這才尴尬地咬住了舌頭。
那就說實話吧！
實話是：上午，姜某和幾個朋友在馬路上閑逛，迎面遇見另一夥人。對方有一個姑娘認出姜某一夥中的一個青年三天前曾在溜冰場調戲過她，指著那人尖叫著控訴。對方那幫子仗著人多勢衆二話不說就動手了。這樣，姜某這邊就沒什麽選擇了，只有硬著頭皮上。姜某其實跟被指控調戲女生的那小子不過是剛剛交往的新朋友，甚至連對方的姓名也不知道，如果他要逃跑是很容易的，就是不逃跑而只是站在原地不動，估計也不至于挨打。但他礙于情面和江湖義氣，覺得到這份兒上如果不出手，那以後就無法在江湖上混了，于是就加入了混戰。姜某以前學過幾天武術，身手又靈活，所以一出手就占了上風。不過，他們這邊人少，其他人盡管也敢打，但最終還是只有集體逃跑的份兒，他的腦袋就是在逃跑時被對方的磚頭砸破的，他們這邊還有一位同伴的胳膊給對方打斷了。對方也有受傷的，最重的那個背部不知給誰用臨時從街心花園的公共座椅上折下來的鐵條砍了一道創口，聽說縫了十三針。
刑警對姜某說，我們不是調查打架鬥毆事件的，而是另有任務，你把你們這一夥人的姓名、綽號、住址什麽的都給寫出來，我們要一個個都查問到。姜某一聽，臉上頓時顯出輕松的神情，馬上按照刑警的要求把他們這邊五人的情況寫了出來，那個不知姓名的調戲女生的家夥連綽號也不清楚，就空著，後面加了個括號注明：就是手臂骨折者。刑警看了病曆卡，知道那是王某。
接著，小陳、周覺兩人就去找了麥某、王某，然後，又走訪了兩夥人中的爲首者，所了解到的情況完全一致。陳、周兩人就覺得這些家夥看來跟扒竊案是沒有關系的了。當然，還需要向名單上這些人居住地的管段派出所逐一核對情況。最後的結果是：所有被查對象都沒有偷竊前科，也從未發現過跟違法犯罪分子有什麽接觸。
這樣，這條線索基本上也就到此爲止了。
三、分析：團夥作案
再看第三路前往紅風飯店查摸的刑警老車、遲新興的調查情況——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廣州，賓館、飯店很少，規格高能夠對外開放的更是鳳毛麟角。1957年舉辦首屆廣交會時，全市能接待外賓的飯店只有愛群大廈一家。兩年後的1959年春季第五屆廣交會時，由于客商增加，部分人只好睡在走道裏臨時架設的行軍床上。很多客商因此大爲不滿，說你們如果沒有條件接待就不要舉辦，讓我住這種地方，比我家的傭人還不如。情況反映到中央，周恩來總理特批專款，支援廣州興建飯店。1961年，在交易會場的對面，新建了羊城新華飯店，專門接待外賓。幾年下來，隨著中國廣交會的國際影響不斷擴大，飯店問題又顯得突出了。前面說過，中央對本屆廣交會極爲重視，專門下達了文件。這樣，組委會考慮的問題就多了些，其中一個是要顧及海外一些國家的客商在政治、民族、宗教問題上的糾紛，所以最好不要安排他們入住同一家飯店。這樣，盡管愛群大廈和羊城新華飯店兩處涉外賓館是可以住得下本屆廣交會的外賓客商的，但還是需要開辟另一家臨時賓館，以便外賓分開居住。于是，原爲軍隊招待所、不久前才轉給地方管理的紅風飯店就被組委會定爲臨時接待外賓客商的賓館。
由于“文革”的原因，紅風飯店跟廣州其他大大小小的賓館、飯店一樣，基本上處于無序狀態。因爲要接待廣交會外賓，所以飯店的兩派在有關方面的強硬幹涉下，只得暫停派系鬥爭，聯手進行接待工作。因此，大家的工作熱情之低也是可以想見的。刑警在接待室坐了好一會兒，才有兩個保衛科人員前來接待，聽說是調查住店外賓上午失竊的情況，就把大堂前台值班員徐桂芳叫來，讓刑警向她了解。
刑警問下來，難免感到意外和失望。由于衆所周知的原因，飯店大堂已經取消了爲旅客提供開門、搬運行李等服務的服務人員，除了前台接待值班員外，就只有清潔工了。而前台值班員不管工作忙不忙，是不會有興趣注意待在大堂裏的旅客的情況的，所以，徐桂芳根本沒有留心是否有人接近過那位遭竊的法國女賓客。
徐桂芳離開後，刑警問那兩個保衛人員：“上午前台值班員有幾位？”
後來才知道，之所以一下子來了兩個保衛人員，並非該飯店對拉伊薩失竊一事特別重視，而是飯店的兩個造反派組織爲表示公平，決定讓分屬兩個組織的保衛科各來一個工作人員。這二位仁兄其實並不想回答刑警的問題，只是想從對方的回答中找出破綻，以備廣交會結束後繼續派系鬥爭時好上綱上線進行攻擊。因此，他們不大願意跟刑警說話也是可以理解的。不過，刑警的問題總是要回答的，兩人同時伸手指了指一旁的電話機，示意刑警自己打電話詢問。
老車打了電話，得知前台應當有兩個人值班，但案子發生的那個時段，另一個值班員有事離開了沒在場。
“不在場？那麽，清潔工在場嗎？能不能請清潔工過來一下？”
片刻，清潔工來了。那是一個五十來歲的男子，周身透著老實本分、忠于職守的老派服務人員的職業氣質。老車遞上一支香煙，問了問，知道對方姓程，便按當時的習慣喚其“老程同志”。他憑經驗意識到對方多半是能夠提供若幹有價值的情況的。果然，這位老程同志聽了刑警的來意後，開口說道：“當時，我在大堂另一側擦玻璃窗，看到那位外賓從電梯裏出來後，取了份報紙坐在沙發上。後來，也看見她遭竊後的那副著急模樣。”
“那麽，在這段時間裏，是否有其他人來過大堂呢？”
據老程說，在這段時間裏，一共有三撥人到過大堂。前兩撥都是住店旅客，各爲一對男女。第一對男女從電梯出來後，直接去了服務台結賬，然後就離店而去；另一對男女乘坐電梯下樓後，那個男的直接走出大門去外面等出租車了，女的去服務台跟值班服務員說了幾句話，然後也出去了。第三撥是一個從外面進來的男子，他進門後沒去服務台，也沒走向電梯，而是站在轉門裏側稍稍停留片刻，左右掃視一番，把大堂情形盡收眼底之後，看了看手表，走向報架，取了一份報紙，走到沙發區坐下，靜靜地閱讀。這人是幾時離開的，老程沒有留心，因爲他的注意力是放在搞好清潔衛生上的，不會無端地去特別留意哪一個人。他當時以爲，那人大概是等候住店客人的。
刑警對這個人産生了興趣，于是詢問：“那人是什麽模樣？”
“模樣？哦，對不起，當時我所待的位置正好跟他是死角，所以無法看清他的臉面，只記得那人個子比較高，估計不會低于一米七八，頭發留得比較長，穿著米色夾克衫和深藍色褲子。”
刑警又提出了第二個問題：“老程同志，您在飯店行業幹了多年，看慣了在飯店進進出出的客人，因此肯定從每個客人的舉止神態就能判斷出其是否經常出入賓館飯店場所。那麽在您看來，那個男子是不是屬于經常出入賓館飯店的那類人？”
老程想了想，有點兒抱歉地說：“這個我倒沒有留意。”
刑警于是換一個角度：“那麽，在您看來，那人是否顯得有點兒突出，有沒有給您留下舉止不大自然的感覺？”
老程認真地想了想，搖頭：“沒有，我覺得他在大堂裏的舉止沒什麽特別的。”
這就是說，這個男子並不是偶爾涉足此類高檔飯店的那種人。
刑警又去問了前台值班員徐桂芳，她證實了老程所說的前兩撥人，但對于第三個男子的出現卻沒有絲毫印象，因爲她當時正利用這段空閑時間織毛衣——這在規章制度消失殆盡的“文革”時期屬于正常行爲，不必吃驚。
老車、遲新興兩人對老程提供的情況作了分析，認爲跟失主拉伊薩女士的說法大體上是一致的，只是，她把三次出現在大堂裏的人都當成是從外面進來的了，這可能跟其正在專心看報、不過在聽見有動靜時偶爾觀察一下有關。問題是，從目前掌握的情況看來，只有那個高個兒男子到過沙發區，有下手行竊的可能。那麽，這個男子是怎樣接近拉伊薩身邊而又沒被失主發現的呢？
刑警決定再向拉伊薩了解一下。當時拉伊薩已經去了廣交會陳列館，于是就讓隨刑警一起來紅風飯店的翻譯小季往陳列館打電話找拉伊薩。拉伊薩在刑警的提醒下，終于想起確實有一個這樣裝束的男子曾經從她坐的沙發旁邊走過，當時那人手裏拿著夾著《人民日報》的報夾子，走過沙發旁的時候稍一停留，有過一個俯身動作，好像是系鞋帶的樣子。
挂斷電話後，老車、遲新興讓小季代替拉伊薩手捧英文版《中國日報》的報夾子坐在那張沙發上，向前台值班員借了個人造革挎包放在拉伊薩的那個坤包的位置。然後，由遲新興拿了夾著《人民日報》的報夾子走到沙發旁邊，也做了個俯身動作，發現由于兩個夾著厚厚報紙的報夾子擋住了坐在沙發上的拉伊薩的視線，那個男子是有機會扯開拉鏈行竊的。當然，這裏需要一個關鍵性的因素：那個男子必須具有職業扒手的本領，否則是難以在如此短暫的時間裏行竊的。
由于有那個報夾子的遮掩，高個兒男子可以在得手後擋住可能來自服務台和老程那個角度的視線，迅速把贓物掖進懷裏，然後逃遁。
這樣，老車、遲新興就認爲有理由斷定作案的就是這個高個兒男子！
這是專案組派出的三路人馬所取得的唯一被認爲是有價值的線索，當然要牢牢抓住不放。當天晚上，專案組舉行會議對案情進行了分析，認爲從失主遭竊的時間、地點來看，這是一個至少由三名扒手組成的扒竊團夥在十幾分鍾內對四個失主下手——那個高個兒男子在紅風飯店對法國女客商拉伊薩下手，出門後又乘那兩撥小青年打架鬥毆之機扒竊了中村行二的錢包；另一個扒手在紅風飯店附近對蔣休疾下手；第三個扒手則尾隨李名申，在其上出租車之前作了案。
這幾起案子的案值合計已經超過萬元人民幣，即使不考慮由此造成的政治影響，光從經濟價值來計算，也已是廣州市乃至整個廣東省多年來未曾發生過的特別重大的扒竊案件了。所以，按照規定，該系列案件是應該向公安部報告的。這當然不屬于專案組的職責，而是廣州市公安局、廣東省公安廳和本屆廣交會組委會要做的事兒，專案組此刻的職責是如何迅速破獲這四起案件、抓獲竊賊。
衆刑警討論下來，認爲這個扒竊團夥十有八九是從外地流竄來羊城的。因爲專案組的這些刑警大多數都是廣州公安戰線上的反扒能手，廣州全市乃至廣東全省有點兒道道的扒手都在他們心裏挂著號呢，具有如此扒竊本領的家夥廣東這邊不是沒有，而是已經進了監獄，或者已經改邪歸正。再說，廣州的地理位置決定了其在政治上的特殊性，處在“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方興未艾的當兒，長期生活在這裏的人都知道跟政治是不能開玩笑的。因此，連扒手也意識到要作案最好避開廣交會這個時段；實在熬不住癢癢想伸手的，那就千萬得避開外賓，否則准沒好果子吃。所以，估計本地扒手作案的可能性不大，當然，也不能完全排除。不管是本地還是外來扒手作案，作案者既然具有如此明確的作案路數，說明他們事先經過策劃，就是沖著本屆廣交會的外賓客商而來的。從此類犯罪分子的一貫思路和做法——也就是現今經常提及的犯罪心理學——來說，盡管他們已經從這四起扒竊案件中得到了可觀的不法收獲，但是，他們是不會就此罷休的。相反，今天的得手會引發更大的貪婪，贓款贓物的刺激會導致他們産生一而再再而三作案的念頭。因此，專案組認爲這夥竊賊肯定還會再次下手，目標當然還是參加廣交會的外賓客商。
基于這個分析，專案組決定采取以下四項措施：一、以市公安局名義向各分局下達通知，要求組織力量在當晚對全市各飯店、賓館、旅館、車站、碼頭等適宜過夜的公共場所進行徹查，凡是外來可疑人員一律嚴加盤诘，查明底細。二、以市局名義向各分局、派出所發出緊急協查通知，要求對各自轄區管段內有扒竊前科的人員，不管現在是否已經改邪歸正，一律視情進行正面或者側面了解，查摸本市最近是否有扒竊高手冒出來，以及是否有人忽然呈現出胡亂揮霍的暴富迹象（首飾類贓物暫不考慮，因爲以當時的社會形勢，再值錢的首飾也是無法兌換成現鈔的，反倒容易暴露）。三、以市局名義向廣交會保衛辦建議，從明天上午展館開幕時起，悄然加強展館（即陳列館）內外的反扒力量，既是爲了提防再次發生此類案件，也是爲了當場抓獲扒手，破獲今天發生的這四起案件。四、從次日開始，專案組全體出動，化裝前往本屆廣交會外賓客商下榻的紅風飯店、愛群大廈、羊城新華飯店以及相應的交通路線進行布控，爭取抓獲現行。
四、年方十五的職業扒手
這四項措施實施了兩天，竊賊方面沒有任何動靜，專案組這邊也沒有什麽收獲。有刑警沉不住氣了，私下向兩位組長探問：會上的分析是否有誤？如果真是外地流竄來本市的扒竊團夥，怎麽這樣沉得住氣，竟然沒有再次作案，會不會得手後已經逃離廣州上別處去作案了？
劉大風、王守磊其實比組員還著急，他們每天得向市局軍管會領導彙報偵查進展情況，已經連續兩天“暫無消息”了。劉大風也跟王守磊悄悄討論過對于偵查方向的定位是否准確的問題，王守磊是反扒老刑警了，他說會上的結論應該是沒有問題的，我們按照既定方針進行就是了。
果然，第三天就呈現出苗頭來了。這天午後，專案組刑警老車在廣州火車站抓獲了一個扒手。這個扒手有點兒特殊，那是一個身高不過一米五的少年，後來訊問時得知才十五歲。老車是市局反扒隊刑警，從1950年進入公安系統就從事反扒工作，在這方面，他稱得上高手。這個少年扒手就是在從老車面前經過時，被他似是不經意間的一瞥之後給盯上的。事後據老車回憶，其實他也就是隨便瞟了那少年一眼，看到對方在吃冰磚。應該說，吃冰磚是一個日常生活中很正常的舉動，5月的廣州，氣溫已經有點兒高了，人們已經開始吃冷飲了。問題是，這個少年剝開冰磚包裝紙的動作跟一般人有所不同，他那雙手特別靈巧，動作快捷，幹淨利索；而且似乎還有環保意識，剝下的包裝紙不像尋常消費者那樣隨手一抛了之，而是用一只手迅速而靈巧地將紙折疊起來，最後折成一個長條，兩頭一捏彎攏，食指一彈，准確地彈入了五六米開外的廢物箱內。這一手，把老車看得目瞪口呆，他承認自己是無法完成這一系列動作的。那雙手，絕對非同一般啊！
于是，老車就對這個少年産生了興趣，反正閑著也是閑著，就悄然尾隨著吧，看對方是來幹什麽的。一般來說，一個空著雙手來火車站的人，如果是走正道的角色，那要麽是來接站，要麽是來買票，還有一種概率較小的可能是約會。但老車發現那少年三樣都不沾邊，因爲他專往售票窗口人多的地方靠。老車于是斷定，這小子是個扒手，而且還是一個已經出道放單飛的職業扒手！
像老車這樣的反扒高手，工作對象一旦落入他的視線，要想不失風，那就只有不作案，乖乖離開現場。可是，這個少年似乎不知道“螳螂捕蟬，黃雀在後”的道理，自恃身手了得，盯著一個外地來廣州出差後要購回程票的中年婦女，挨近其身後假裝一個趔趄，瞬間已經飛快地扯開了對方斜挂在肩上的挎包的拉鏈，從中叼出了錢包。得手後，少年轉身剛要逃遁，忽然覺得脖頸上一緊，像是被一把老虎鉗夾住了似的。這小子的反應也實在是快，也不回頭看看怎麽回事，更不吭聲，將身子往下一縮，竟從老車手掌裏掙脫出來；卻並不逃跑，而是滿地打滾，嚎啕大哭。
老車馬上意識到自己這回碰上了一個不可小觑的對手。小小年紀，倏然遇到變故，竟然毫不慌張，作出了如此反應，這小子有水平啊！眼睛一掃，果然，對方在打滾的時候，已經把剛剛掖進懷裏的錢包抛了出來，接著腳一甩，把鞋子踢出數米開外。老車伸手從口袋裏掏出廣州市公安局的工作證，對四周圍觀的人群開腔道：“革命群衆同志們，我是廣州市公安局反扒民警，奉軍管會的命令前來捉拿扒手，請大家協助！”隨後指著那個抛在人們腳下的錢包，對失主說，“這是你的錢包，請你收起來，不過不要離開，得協助專政機關做份筆錄。”又對另一邊的圍觀者說，“請哪位把那只鞋子踢過來，我要看一下。”
有人把鞋子踢了過來。老車料想鞋子裏必有名堂，當衆翻檢，果然裏面藏著幾張十元人民幣（這是當時面值最大的紙幣），以及兩片掰成兩半的剃須刀片。圍觀者見之，立刻發出一片斥罵之聲，早有人從地上揪起了那小扒手，動手便打。老車趕緊攔住，說：“要文鬥不要武鬥，把他交給我帶回公安局處理吧。”
就這樣，這個名叫沙財林的小扒手被老車拿下了。
專案組副組長王守磊和老車一起對沙財林進行了訊問。盡管事先已經根據這個小扒手在被捕現場的不凡表現産生了重視之意，但當他開口交代了自己的一應情況後，兩個反扒老刑警還是大吃一驚，頗有歎爲觀止之感——
沙財林是海南島海口市人，這年十五歲，出生于一個單親家庭。其母姓甚叫甚他不知道，因爲早在他還沒記事時，母親就抛下丈夫和三歲的兒子跟著一個四野部隊的南下返鄉軍人走了，一去就沒了音信。沙財林的老爸是碼頭上的裝卸工，對已告失蹤的妻子自然恨之入骨。何以解憂，唯有杜康。每天下班後喝酒，喝醉了就不管兒子的吃喝穿著，任由沙財林自己設法解決。如此過了幾年，老爸發現沙財林似乎越長越像其生母，于是就沒來由地將部分憎恨轉移到了小小年紀的兒子身上。別說喝醉時，就是沒喝酒清醒時也時不時拳腳相向。這樣，沙財林在八歲那年就逃離了家庭，開始了流浪生活。
沙財林在逃離家庭最初的兩年裏，足迹遍及兩廣。十歲那年夏天，他被一個也是四處流浪的老頭兒收留，跟著老頭兒在江湖上轉悠。這老頭兒叫什麽名字、是哪裏人氏、以前幹什麽的等等，沙財林一概不知。老頭兒從來沒有說起過，沙財林也從來沒有想到過打聽一下。老頭兒是個扒手，技藝還不錯，以沙財林後來的經驗推斷，解放前他年輕時肯定是專門拜過師傅學習過扒竊技藝的。老頭兒沒說要讓沙財林拜師，沙財林也沒提出過這樣的要求。但是，他在跟著老頭兒不到兩年的時間裏，還是學到了扒竊的一些基本技巧。四年前的一個晚上，老頭兒對沙財林說，以你現在的本領，已經可以自個兒在江湖上混日子了，從明天開始，你我就分手吧。沙財林對老頭兒已經有了感情，一聽就哭了。老頭兒似動了恻隱之心，說既然你不舍，那我倆就再相處一段時間吧。沙財林這才破涕爲笑，安然入睡。
可是，第二天沙財林醒來時，老頭兒已經走了，帶走了自己的簡單行李，把沙財林的行李整理好放在一旁，還在他口袋裏塞了一百元鈔票、五十市斤全國糧票。沙財林起初還想尋找老頭兒，但找了一個多月沒有影蹤，也就死了心。從此，他就成了一名職業扒手。當時，沙財林剛過十一歲生日。
沙財林在這四年裏，先後流竄過十來個省份，以扒竊爲生。其足迹北到北京，東及上海，西至成都。期間在作案時曾多次失風，挨打被關，但他的年齡和弱小的體格使包括警察在內的所有人不可能對他如何凶狠，看管也很松，他常常乘人一不留神就溜了。由于是個瘦弱的少年人，並且作的都是只有些許案值的小案子，所以從來沒有哪個地方的公安機關把他認真地當回事進行追捕。
這次，沙財林是在八天前從武漢來到廣州的。他雖然年幼，但由于終日闖蕩江湖，對社會上的情況遠比同齡少年了解得透徹，知道廣州即將舉辦廣交會，也知道像這種盛會肯定是要被塗上一層政治色彩的，所以，估計公安機關對于偷竊、搶劫、詐騙之類的刑事犯罪活動的打擊肯定特別嚴厲。如果趕在這當兒動手的話，難度肯定很高，風險當然也比平時大得多。那麽，沙財林爲什麽還要趕在這當兒來廣州呢？原來他另有打算。在他看來，像廣交會這樣的大型活動期間，由于有大批外國客商來廣州，江湖上的一些膽大包天的扒手因爲觊觎著外賓那鼓鼓囊囊的錢包，必定有人會冒著風險特地趕來廣州下手。這種扒手膽子雖大，但扒竊本領不一定特別高強。沙財林的主意就打在他們身上，他想盯著這樣的主兒，他們扒竊外賓，他就扒竊他們。反扒民警的注意力肯定是放在保護外賓上的，不會過多地留意尋常的中國人。所以，沙財林認爲自己有把握把那些扒竊了外賓的扒手的贓物轉移到自己的口袋裏。這樣做還有一個好處，一旦他對同行扒竊失風，根據江湖上的規矩，人家不會把他扭送公安局，最多打幾下了事。碰上講義氣富有同情心的扒手，不但不會打他，可能還會分給他一點兒好處。
這樣，沙財林就開始留意尋找這類同行。對于像他這樣一個在江湖上混了多年而且終日跟著資深扒手作案的主兒，其發現扒手的眼力、經驗可以跟公安局反扒民警中的佼佼者有一比。而且，沙財林是瞄著“准備對外賓客商下手作案”這一類扒手的，所以，他很自然地將工作地點定在廣交會的兩處陳列館和外賓客商下榻的三處飯店。由于沙財林的少年人外形，當他在那些地方外圍轉悠著觀察時，並沒有引起別人的注意，倒是他發現了幾個民警中的反扒便衣新手。
沙財林觀察下來，感到有些奇怪，因爲他發現那幾處地方只有反扒便衣，而竟無他的同行出現。這時離廣交會開幕只有一天了，那天下午沙財林再次前往起義路展館周圍去踩點兒時，發現那裏張貼了許多大幅標語，廣播喇叭裏還在播放中共中央的那個關于確保本屆廣交會勝利舉行的文件，于是恍然：原來這屆廣交會非同一般，連中央都專門下達了文件，這份聲勢肯定嚇退了不少原本想來此下手的同行。不過，沙財林不相信同行中個個都是膽小鬼，所以，他在接下來的幾天裏還是每天上午去某個目標地點轉一下。
5月17日上午，沙財林去了紅風飯店附近。他是從下榻的那家可以過夜的公共浴室乘坐公交車過去的，路上有點兒堵，到達時大部分住店外賓已經離店前往展館了。沙財林早上起得晚，動身有點兒匆忙，還沒來得及吃早飯，于是就打算到紅風飯店對面那一帶的商業街上找一家飲食店吃點兒東西。剛剛穿過馬路，他就看見了姜某等人的那場鬥毆。沙財林嚇得趕緊躲到一旁，待那些打架者從身邊呼嘯而過後才往前走。這時，他看見迎面走來一個三十來歲的白淨臉男子，臉上挂著那種只有老扒手才讀得懂的隱隱的笑容。這種神情，如果確切地給予評價，那不能算是笑容，而只是一種讓臉部肌肉稍稍舒緩一下的神色變化，常人是無法留意到的，只有像沙財林這樣長期在江湖上摸爬滾打的職業扒手才讀得懂。因此，當下沙財林就斷定：這人是自己的同行，而且剛剛得手，所獲“戰果”可能還不菲。
沙財林長籲了一口氣：連續數天的辛勞終于有了點兒結果！往下，就是跟著這主兒而去，伺機下手把他扒得的錢包弄到自己手裏就是了。
不久之後，沙財林就發現自己選擇的這個目標似乎是一個不大好對付的角色。最初他擔心的是對方招一輛出租車離開，那樣的話他就沒轍了。因爲廣州市當時只有一家出租車公司六十來輛車，馬路上通常沒有兩輛空車一前一後緊接著駛過的情況，所以，目標如果上了出租車，那他就只好望車興歎了。好在目標去了公交車站，于是他也尾隨上車。接下來，沙財林就發現難度來了，那人不知是下意識呢還是已經發現有個小扒手跟著他想下手，反正始終處于防範狀態。扒手的防範跟常人不同，常人的故意防範是看得出的，連神情也會顯得緊張，而扒手的防範是看不出的。越是技藝高超的扒手，其防範就顯得愈加輕松，比如沙財林的那個老頭兒師傅，他的防範竟是睡覺，但只要有誰企圖沖他下手，他就會立刻醒過來。現在沙財林看中的那個目標絕非一般的扒手，他一上車，就故意放棄舒適便利的前排空座，甯可走到車廂尾部去坐最後一排。沙財林知道，坐在最後一排的人是最難扒竊的，因爲你不可能跑到最後一排去盯著他。
那怎麽辦呢？沙財林也不是新上路的菜鳥，他有辦法——你坐車尾，我就坐車廂中部對著車門的那個座位吧，待會兒你到站了總要下車吧，我跟著你下車，然後再下手。
沙財林發現自己的運氣似乎還不錯，因爲對方坐了四站下車時的那個車站，等候上車的乘客特別多。他就緊貼著對方，利用上下車人多擁擠的機會，把手伸進了對方的褲袋。可是就在這當兒，運氣突然轉了，兩個上車的乘客從下面用力一擠，目標的身子給擠得晃動了一下，把沙財林那只小小的賊手從褲袋裏晃了出來。
沙財林大失所望，暗忖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再跟下去，看他到底去哪裏。這樣又跟了十來分鍾，目標進了一家飯館，在裏面角落的一副座頭上坐了下來。沙財林想了想，沒有跟進去，而是進了對面的一家冷飲店，要了一碗酸梅湯，用麥管一小口一小口慢慢地喝著。喝去一半的時候，一輛出租車在飯館門前停住，下來了兩個男子，一個是三十來歲的高個子，另一個四十多歲，矮小瘦弱，身子骨看上去不咋樣似的。兩人進了飯館，和先前那個扒手坐在一副座頭上。當時因爲“文革”的原因，廣州已經取消了服務員上菜的規矩，改由顧客自己去廚房窗口取菜。先前那位已經把酒菜點好了，這會兒就和高個兒男子一起去廚房窗口端菜。
沙財林尋思，看他們這副架勢，是要吃喝一陣了。現在已經是中午，我活動了一上午連早飯還沒吃，肚子早餓了，一碗酸梅湯是頂不住的，不如也到飯館去吃點兒東西吧。反正我就跟著他們了，看他們能跑到哪裏去。實在沒有機會下手，索性明天白天趁他們出門作案的時候去住處抄掉他們的全部贓物！想著，他就穿過馬路進了飯館。
這時，奇怪的事兒發生了：沙財林進飯館後剛要去服務台那裏排隊點菜，忽見那三人中年歲最長的矮小男子在朝自己招手！
五、扒手逃遁
沙財林不禁一愣，下意識地指了指自己的鼻子：“叫我？”
對方點頭。沙財林稍一遲疑，就走了過去。到了那副座頭前，矮個兒男子一臉微笑地上下打量他，說一口北方話：“小子，你是哪裏來的？”
沙財林用略帶海南口音的粵語回答：“我是廣州人，你們是哪裏來的？”
對方說：“你是廣東人嗎？哦，我認錯人了，遠遠看去還以爲是我一位老朋友的兒子哩——嘿嘿，他可是湖南人。行了，你走吧。”
沙財林有點兒莫名其妙，鼻子裏聞著對方桌上那四五碟菜肴的香味，肚子咕咕作響，于是趕緊回到服務台那裏繼續排隊。剛排進隊伍，忽然一個激靈：不對！連忙伸手去摸自己的褲袋，裏面放著的七八張十元鈔票已經不翼而飛了！
沙財林馬上醒悟過來，剛才人家把我引過去，其實就是要沖我下手！他在江湖上混了這些年頭，自然知道對方是什麽意思：剛才自己在公交車上的扒竊行動已經被對方識破了，現在是要給他一個小小的警告。沙財林記得以前師傅曾經說過這一類事兒，碰到這種同行，得主動上去給人家賠個不是，否則，如果人家借警察之手對付你那可就麻煩了，除非你立馬金盆洗手。沙財林是以扒竊爲生的，哪有金盆洗手之說？于是就只有賠禮了。同時，他對對方如此迅疾隱蔽的手法十分佩服，暗歎已經超過了師傅，甚至還動了拜師之念。
于是，沙財林就上前去向那三人賠禮。對方倒也大度，哈哈一笑了之，然後就請他坐下一起喝酒。席間，他們問了問沙財林的情況，說他缺少嚴格的調教，否則可以成爲這一行的一把好手。沙財林機靈，乘機提出拜師請求。對方都笑了，那個高個兒男子指著矮個頭兒說：“這是我們的大哥，這事兒得大哥說了算。”
那位被稱爲大哥的就開口了，說孩子你的資質似還可以，膽子也大，但眼力不夠。拜師這事兒，不是一句話就能說得定的。這樣吧，我們還會在這邊逗留數日，你住哪裏，我們回頭跟你聯系。沙財林就說自己晚上是在公共浴室過夜的，先洗個澡，然後就在休息室睡覺。對方說那你這幾天不要離開，省得我們去找你時多費周折。沙財林尋思，以對方的那份技藝和氣派，絕對是久闖江湖的腕級人物，料想說話算話，不會敷衍自己，于是就點頭答應。四人吃喝一陣，散席離開了飯館。
沙財林一口氣交代到這裏，說口渴了，要求喝水，于是就給他倒了杯涼茶。這個少年扒手看來確實是經常跟警察打交道，頗有經驗，喝完茶後，又要抽煙。沙財林抽煙的時候，王守磊、老車簡單交換了意見，他們覺得總算摸到盜竊團夥的線索了。沙財林所說的紅風飯店對面的鬥毆事件和對那個高個兒男子的描述，跟專案組已經掌握的情況是一致的，這說明他交代的內容是真實可信的。
沙財林很快就抽完了一支煙，于是接著訊問。但這小扒手卻說已經交代完了，沒有什麽再需要補充的了。
交代完了？可刑警還有問題需要了解哩。“後來那三個人找過你嗎？一起喝酒時聽他們說了些什麽？”
沙財林于是又交代了以下內容——
那天在飯館喝完啤酒臨散席時，那個大哥開腔吩咐：“這家館子的鹵菜制作得還不錯，柱子，去點燒鵝、熏魚各兩份，帶回去給貞姐嘗嘗。”于是，那個年紀最輕的扒手就去買了菜肴，用幹荷葉包了，外面再用舊報紙裹上，拿著出門了。
跟那三人相識後的次日，上午八點多，那個曾被沙財林跟蹤過的主兒在沙財林下榻的公共浴室旁邊的飲食店找到了他，跟他談了兩分鍾話，說的是：大哥經過考慮，決定准備接納沙財林，不過，還需要對他進行考查。考查的內容是：三天之內，必須扒竊到不少于十個錢包，每個錢包裏的錢必須不少于五十元。扒得的錢包都留著，下次見面時要驗收的。
這次談話就成了沙財林這兩天扒竊作案的動力。他看中了那個三人犯罪幫夥，很想加入進去。所以，必須拿下這份投名狀。對于沙財林來說，三天裏扒竊十個錢包不是一樁特別犯難的事兒，不過要求每個錢包裏必須有不少于五十元錢這一點有點兒麻煩。1967年的五十元人民幣算是一筆財富了，其購買力大概相當于如今的數千元。所以，沙財林得看准了目標才下手。于是，他就在百貨公司、長途汽車站、火車站輪番轉悠。到昨天晚上爲止，沙財林共竊得六個錢包，合計贓款大約在四百元左右。今天，他一大早就去了火車站。剛進入站前廣場，就覺得眼皮直跳，擔心不是好兆頭。果然，整個上午竟然沒有任何收獲。好不容易盯上了那個中年婦女要下手時，卻被警察給逮住了。
對沙財林的訊問結束後，專案組隨即舉行了案情分析會。從沙財林的交代內容判斷，目前已經可以認定柱子等三個扒手就是對李名申等四位廣交會客商下手的家夥。這一點，跟之前專案組關于竊賊可能是一個至少三人的犯罪團夥的判斷是相符的。從語言判斷，這三個扒手應該是從外地潛來廣州作案的犯罪分子。
從那個被稱爲“大哥”的扒手讓柱子買兩份鹵菜“帶回去給貞姐嘗嘗”這個情節來看，這三個外地扒手在廣州的落腳點可能是那個被稱爲“貞姐”的女人的住處。如果他們在本地有固定落腳點，那麽全市各分局、派出所連續三天對賓館、飯店、旅館進行拉網式排查卻沒查出結果也就不足爲奇了。
從廣交會開始至今，廣州全市除了針對李名申等四位外賓客商的系列扒竊案之外，沒有發現其他案值很大的扒竊案，這說明這個扒竊團夥是專門沖著廣交會外賓客商而來的。他們在對廣交會客商進行閃電式的連續作案之後，沒有逃離羊城，而是在“貞姐”處住了下來，還跟沙財林有收徒之約，因此專案組判斷他們還有繼續作案的打算。
專案組根據上述分析，決定同時采取兩條措施：一、以沙財林爲誘餌，放其出去，讓他返回那家過夜的公共浴室，佯裝生病，由刑警日夜監視著守株待兔，以捕拿來跟其聯系的目標；二、立刻通過全市各派出所等渠道著手調查“貞姐”其人。
案情分析會結束後，專案組當即開始行動。任窮章等六名刑警負責沙財林那一路。他們化裝成市民，兩人進入那家公共浴室監視沙財林，另外四人分成兩撥分別在這家浴室的外圍蹲守。沙財林雖然不過十五歲，但他那豐富的經曆已經相當于一個老江湖，知道以自己未成年人的優勢，以及在火車站被老車拿下時那個扒竊的錢包的案值，專政機關是判不了他徒刑的，而那時中國已經由于“文革”的原因暫時取消了少年教養，所以，廣州這邊的警察對他最嚴厲的處分不過是遣送回海南島原籍。而原籍地他的老爸肯定不會歡迎他回家，因此過不了多久他又會重出江湖。所以，他的心態還是比較平靜的，甚至還覺得有點兒好玩。這種平靜使監視他的刑警很高興，因爲這樣才有可能誘使柱子等三個扒手上鈎。
當晚無事。盡管浴客不少，但沒有柱子等三個扒手那種模樣的人前來。刑警尋思那個“大哥”給沙財林規定的三天期限還沒到，所以還不急著前來聯系，那就耐心等待吧。期限是第二天上午十時許，如果對方確實講究江湖規矩，那估計他們是會准時前來對沙財林的“工作”進行驗收的。
這樣，六名刑警就在崗位上守了一夜，中間輪流打個盹，不敢有一絲松懈。終于到了次日上午，十點，柱子三人沒來，十一點，還沒來。一直等到下午三點，目標依然沒有出現。連沙財林都感到奇怪了，嘴裏自言自語地嘟哝著：“不守信用，沒勁！”
專案組另一路五名刑警的使命是查摸“貞姐”的下落。他們分頭給全市各派出所打了電話，要求派出所連夜下到居委會去查摸一個被稱爲“貞姐”的對象，這個對象很有可能是一個單身女人，因爲她的家裏是可供幾個男子借宿的。
全市各派出所連夜調查下來，次日上午不管是否查摸到線索，都把結果報到了專案組。蓮花路派出所報來的一條線索引起了專案組的注意：該所管段內有一個乳名“貞姐”的婦女與目標相似。
于是，劉大風指派王守磊率刑警小錢前往蓮花路派出所實地了解情況。據派出所介紹，“貞姐”名叫朱維貞，今年三十一歲，系東風食品商店營業員。其夫姓魯，原是鐵路工人，比朱維貞大六歲，已于三年前因工傷而殁，遺有一對子女。據群衆反映，朱維貞在丈夫在世時生活作風就有問題，丈夫去世後，這方面的情況更爲突出。這個情況經居委會反映到派出所後，派出所按照當時的治安管理規定是要過問的，但是，考慮到朱維貞的丈夫是因公去世，一個年輕寡婦拖著一對學齡前兒童過日子頗不容易，對此也就不大積極。朱維貞家有兩處住房，一處是她帶著子女住的蓮花支路36號，另一處是其夫的遺産，位于離蓮花支路不遠的永仙巷，屬于另一個派出所的管段。永仙巷那裏的房子據說是出租給別人的，至于具體情況，因爲不在同一個管段，就不清楚了。
刑警于是立刻去永仙巷管段派出所了解，證實確有朱維貞的一處房産。那是兩間簡陋的平房，“文革”以前是出租給一對在廣州經營糕點生意的江門夫婦的，“文革”開始後，江門那邊來人稱這對夫婦是地主，就把兩人揪回鄉下監督勞動了。之後，這處房産出租給誰了，派出所就不清楚了。派出所不清楚，區房管所也不清楚，因爲該處房産是朱維貞的私房，房管所是不管老百姓的私房的。派出所本來應該可以掌握是否有房客的情況，因爲公安部以前有規定，房客的個人情況要在派出所登記備案，就是偶爾從外地來探親訪友的人，只要在本市居民家裏過夜的，也要向派出所申報臨時戶口。可是，現在由于搞“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公安部的這條規定已經沒有人執行了。
不過，派出所方面說可以通過居委會了解這處房産是否出租。最後了解的結果是：該處房産自那對經營糕點生意的夫婦被揪回江門後，將近半年一直空著，直到大約5月11日左右才有人入住，房主把房子出租給了三個外地男子。
刑警聞之大喜，決定立刻傳訊朱維貞，同時請派出所出動民警協助，前往永仙巷拘拿那三個男子。
王守磊和派出所的四名民警前往永仙巷，卻撲了個空。那處平房上著鎖，裏面沒人。王守磊想了想，請派出所民警就地蹲守，他返回派出所給坐鎮越秀分局指揮專案組全面工作的組長劉大風打電話彙報情況。劉大風說我馬上派人過來接替派出所同志蹲守，你在派出所待著，等小錢把朱維貞傳訊到後就地訊問。
刑警小錢和派出所的一名民警一起去了朱維貞工作的食品商店，將在該店附設的冷飲鋪子裏收拾碗碟的朱維貞叫了出來。那時也沒有什麽手續，出示一下工作證後就把她帶回了派出所。
王守磊和小錢對朱維貞進行了訊問。朱維貞自聽小錢宣布傳訊後，始終是一臉的不解和無辜，一路上不時詢問“你們叫我到派出所去幹嗎”。這時聽刑警問起永仙巷那邊的房子租給誰了，這才恍然大悟，一臉輕松地說：“我租給三個外地人了。”
刑警問：“他們是什麽人？現在在哪裏？”
朱維貞的回答令刑警大吃一驚：“哦，他們已經退租離開了。”
六、查到了盜竊團夥的下落
離開了？王、錢兩人對視了一眼，眼神中飽含著失望和沮喪。王守磊想了想，隨即讓朱維貞說說從租房到退房的全過程。
據朱維貞交代，她是在其所供職的食品商店上班時跟對方三人相識的。那是5月12日下午，那天的氣溫有點兒高，到食品店冷飲鋪來吃綠豆湯、冰淇淋之類冷飲的顧客比較多。那三人初時並未引起她的注意，只記得他們占了靠店堂裏側的那副座頭，每人要了一碗綠豆湯。朱維貞用一個托盤把綠豆湯端到他們桌上，他們露出大吃一驚的神情，說廣州的綠豆湯怎麽裝在這麽小的碗裏，這麽一小碗吃著不是等于沒吃嗎？于是，其中一個就掏出鈔票往桌上一拍，說服務員麻煩你一下，再給我們每人送三碗來，另外，你們店裏其他的冷飲，什麽冰淇淋、冰磚、酸梅湯之類的，凡是有的，都給我們每人上一份！
當時，廣州的飲食服務行業已經取消了代客購買，一律實行先買後吃，自己買自己吃。所以，這三個顧客不管要吃什麽冷飲，不管他們掏得出多少鈔票，按照新規矩都得自己去賬台窗口購買。朱維貞當時是可以拒絕他們這個要求的，但是，朱維貞看他們是外地人，可能還是第一次來廣州，也就沒有計較，接過鈔票去賬台按照他們的要求買了所有的冷飲，又一樣樣端上來，擺了滿滿一桌子。然後，她就去爲其他顧客服務了。
這三人要了這麽多冷飲，在店堂裏待的時間自然要比尋常顧客長得多。將近一小時過去了，朱維貞發現他們還在那邊坐著，沒有吃完的冷飲都已經融化了。她過去收空碗碟時，三人中年齡最長的那個瘦小男子表示感謝，然後問道：“大嫂，打聽一下，這邊是否有空房子出租？”
朱維貞聽著心裏一動，尋思自己在永仙巷的那兩間平房自從那對賣糕點的夫婦回到江門鄉下以後，一直沒有再租出去。這三人要租房，那倒是一個機會。不過，他們是外地人，不知是來廣州幹什麽的。于是，她就小心翼翼地問道：“你們是……”
另一個三十來歲的男子說：“我們是陝西省寶雞市的采購員，前來廣東這邊采購中藥材的，打算在廣州待一段時間，住旅館開銷太大，也不方便，所以想租房子住。”
朱維貞于是就說了自己的情況，說永仙巷那裏的房子正好空著，獨門獨戶。對方很高興，說那太好了。哎！今天到你們店裏吃冷飲還真是來對了。請問你怎麽稱呼？朱維貞便說了自己的名字，說人家都喚我“貞姐”。對方說那好，我們也跟著喊你“貞姐”好了。貞姐你幾點下班？我們跟你去看房子，行的話明天就住進去。你看好不好？
朱維貞說這當然好，不過有兩點要事先說清楚：一是你們說是寶雞市來出差的，我要看一下你們的出差證明；二是房租每月四元錢，不滿一個月按一個月計算，提前退房不退房租。這兩點你們如果同意，那就去看房。對方說這兩點都是小事，當然沒問題。然後，其中一人就拿出陝西省寶雞市商業局的介紹信給朱維貞過目，上面寫著“本局采購員周文明等三人前往廣東出差”之類的內容。那個年代，老百姓還沒有聽說過公函造假之類的故事，對于大紅公章都是非常信任的，朱維貞當下一看就相信了。
這時已是將近下班時分，她就跟店裏說了一聲，提前離開了。朱維貞領著那三人去永仙巷看了房子，對方表示滿意。那個年歲大的矮個兒男子說我們先租一個月吧，說著拿出一張五元人民幣遞給朱維貞，說一元錢就不用找了，給孩子買點兒零食吧。
三人租房後，沒有再跟朱維貞見過面。直到昨天下午，三人中那個年紀最小的到食品商店來找朱維貞，說我們接到單位的緊急通知，讓立刻趕回寶雞去參加“文化大革命”，所以要退房了，請你去看一下房子。朱維貞暗吃一驚，尋思他們付了一個月的房租，還多給了一元錢，才住了幾天就要退房，會不會提出讓她退還部分房租？盡管事先說好了的，但如果人家不認賬那也是沒辦法的事兒，只怕到派出所也說不明白。但事到如今也沒有辦法，只好去永仙巷。
當時出租房子，房東不像現今那樣向房客提供家具什麽的，那兩間平房裏空無一物，門窗、電燈完好無損。朱維貞收下了對方交還的鑰匙，想想總是不大穩妥，于是主動提出要把多收的那一元錢還給對方，可是對方說不必了。朱維貞很感動，說以後你們如果再來廣州出差，要租房子的話，可以來找我，也可以事先給我寫信，然後就把她工作的食品商店的地址寫給了對方。
刑警聽了朱維貞的這番話，說那就麻煩你帶我們去那處房産看看吧。朱維貞便把王守磊、小錢兩人領往永仙巷。進了那兩間平房一看，外間是廚房兼客堂，除了原房客那對江門夫婦留下的用磚頭砌的竈頭和一個自來水龍頭外，沒有其他東西了；裏間地上鋪著地板，門口和裏側牆邊各放著一個空罐頭盒，裏面放著燃蚊香的金屬架子，盒子裏和旁邊的地板上，有蚊香燃燒後的灰燼。
刑警向鄰居了解，得知那三個房客是在朱維貞把他們領來看房子後的第二天中午入住的，來的時候，拿了草席、毛巾被、臉盆等物品，看上去全是新的。昨天下午三點左右，三人還是帶著這些物品離開了，還客氣地同在門口碰到的幾個鄰居打招呼：“單位有事讓趕緊回去，走了走了，再見！再見！”
刑警想起小扒手沙財林所說的那三個扒手給“貞姐”帶鹵菜之事，問了問，朱維貞一臉茫然，說她從來沒有收過那三人給的任何東西。小錢說你是不是忘記了，那是5月17日的事兒。朱維貞說那天我正好輪休，沒去店裏，在家裏打掃衛生。那三人是不知道我家住址的，不可能到我家來送東西。刑警尋思這個情節似乎也不是那麽重要，所以也就沒再問下去。
王守磊隨即讓小錢去附近找個有電話的單位給組長劉大風打電話報告上述情況，請求立刻調派刑技人員勘查現場。
現場勘查的結果是：這三人確實在該處住過，是把草席鋪在地上當床鋪睡覺的，爲抵禦蚊子的叮咬，就點了蚊香；他們還使用過外間的那個水龍頭，不過沒在那裏開夥。技術人員隨即提取了指紋。
專案組舉行了案情分析會，對三個竊賊忽然退房之舉進行了分析，形成了兩種不同的觀點——
一種觀點認爲竊賊在頭天對李名申等四位外賓客商下手後，原打算繼續作案的，可是他們很快就發現由于這四起案件的發生，警方加大了防範力度，向廣交會展館、外商下榻的賓館增派了大批警員，廣交會組委會還動員了許多地方人員（從各大專院校造反派組織抽調的紅衛兵）。這些措施是明擺著的，造成的震懾後果是不言而喻的。竊賊縱然膽子再大，技藝再高，面對著如此陣勢，肯定會做賊心虛，所以就決定逃離廣州了。
另一種觀點則認爲，這夥扒手就是沖著廣交會來的，從他們已經作的那四起案子和小扒手沙財林交代的情況來看，其扒竊水平已經可以列入江湖上“一流扒手”的等級，這樣的扒手，還應具備豐富的江湖經驗和非同一般的狡猾（其中包括對付警方的反偵查能力等等），所以，他們的胃口也是相當大的，不會因爲警方加強防範就輕易收手，此爲一；其二，這三個扒手租住永仙巷的那處平房時，帶來了嶄新的草席、毛巾被、臉盆等日用品，這顯然是在羊城就地購買的。對于這種“一流扒手”來說，獲取用于購買此類日用品的鈔票、布票、針織品專用券是一樁非常容易的事，說得誇張一點兒，簡直是舉手之勞，所以他們退房時不必帶走，通常會做個順水人情贈送給房東。而且，如果他們真的打算離開廣州，那些東西帶著也是累贅，在車站或者火車上還容易引起別人的懷疑。這種小小的冒險動作，具有一流水平的扒手是不願意做的。可是，他們卻做了。爲什麽？不是他們小氣，而是爲了使警方産生錯覺，以爲他們真的離開了。所謂退房，不過是虛晃一槍的伎倆，爲的是麻痹警方。他們隨時都會突然冒出來，再次對既定目標——廣交會外商下手，幹一票再離開羊城。
衆刑警各抒己見，進行了激烈的爭論。兩個組長正好是兩種觀點的代表。最後王守磊對劉大風說，這樣爭論下去恐怕也不會有什麽結果，我們不如把各自的意見暫時擱置，看看往下該怎麽做吧。刑警老車提議：去火車站調查一下，看是否有人留意到有這麽三個帶著嶄新的草席、毛巾被的男子檢票進站。在那個物資匮乏的年代，在公共場合攜帶三套嶄新的夏令臥具和日用品的人，絕對會引起別人的注意。如果三個扒手果真是帶著上述物品檢票進站的話，檢票員是會留下印象的。這個建議得到了兩個組長的支持，于是就指派老車和小陳兩人前往火車站調查。
車、陳兩人這一去，竟然查摸到一個重要情況——那三套嶄新的物品，就放在車站派出所裏！這是怎麽回事呢？原來，派出所的一位民警老朱同志昨天下午四點多在車站廣場巡查時，發現一個榜上有名的票販子“劉哈兒”肩搭手拎著這些物品往站前馬路方向而去。老朱心想，這小子難道改行做起了竊賊？于是就上去盤查。“劉哈兒”說，三個操北方口音的男子向其購買前往武昌的車票，打算用這些物品折抵現鈔，因爲覺得便宜劃算，又不用付針織品專用券什麽的，所以他就答應了。
老朱當然不信，于是就把“劉哈兒”請至派出所說話。到了所裏，“劉哈兒”還是那副理直氣壯的樣子，並且聲稱那趟車現在還沒開，他還記得三張車票是3號車廂的，可以立刻去向那三人調查。
這倒是一個不錯的法子，老朱于是就帶上“劉哈兒”進了車站。那趟開往西安的車剛剛上客，兩人站在3號車廂門口，果然等到了那三位旅客。“劉哈兒”見三人走近，大喜：“朱同志你不信？問他們吧！”
問下來，“劉哈兒”所言屬實。但事情還沒有完，老朱對這三個旅客産生了興趣，問他們是哪裏來的、幹什麽工作、有沒有證件、來廣州幹什麽。那三人臉上露出不屑的神色，其中那個年紀最小的旅客二話不說掏出一紙介紹信讓老朱過目，語氣很凶地責問：“我們來幹什麽跟你這個鐵路警察有關系嗎？”
老朱一看，就不敢吭聲了。因爲那是一紙鉛印的“陝西省紅色革命造反聯合總司令部”的介紹信，下面蓋著鮮紅的印章。1967年夏季，正是全國各地造反派聲勢最大、影響最盛、脾氣最暴的當兒，也是文鬥往武鬥升級的時候，尤其是那些省級造反派組織，都已經到了只認“中央文革”的程度，對解放軍都愛理不理的，還動著搶奪部隊武器的腦筋，民警那當然就更不在他們眼裏了。所以，像老朱這樣一個小民警，碰上這種角色只有閉嘴的份兒。
老朱往下自然不敢問對方是否有個人證件（造反派組織通常是不需要個人證件的，一個袖章一紙介紹信就可以走遍全國了）以及爲什麽用嶄新的草席、毛巾被折抵票款的理由了。但對方中那位年歲最長的矮個兒男子倒是向掏介紹信的那主兒做了個手勢，後者于是掏出了一沓發票，看了看，挑出兩張遞給老朱，那是購買毛巾被、草席、臉盆的發票。老朱看了自然無話，點了點頭把發票還給對方。那三人就上車了。
老朱把一臉無辜的“劉哈兒”帶回派出所，向所長彙報後，所長說凡是倒賣車票被查獲的，車票、票款一律沒收，這些物品是人家旅客折抵票款的，自然也得沒收。至于這個“劉哈兒”嘛，教育一下，讓他寫份檢查，放了吧。
當下，老車、小陳聽了，惋惜不叠，說那三人正是我們專案組要捉拿的要犯啊！老朱聽了暗吃一驚，他不知這三人犯了什麽大罪，因爲老車沒有介紹，按照公安紀律，他也不好詢問，眼珠子一轉，說那趟車不知中間是否遇上過臨時停車，如果遇上的話，現在可能還沒到武昌，要不你們趕緊跟處裏聯系，讓處裏用鐵路專線電話跟那趟列車上的乘警聯系，同時通知武昌車站派出所，該趟列車到站後立刻上車扣留那三人。你們看如何？
車、陳尋思也只有這樣了，于是就用車站派出所的電話跟廣州鐵路公安處聯系，一說情況，公安處自然一口答應。專案組兩名刑警就在電話機旁抽著香煙等候消息，心裏盼著該趟列車晚點，好把那三人拿下。大約十分鍾後，鐵路公安處打來電話，說跟路局調度室聯系後，得知該趟列車不但沒有晚點，反而還提前二十分鍾抵達終點站。車、陳兩人只好悻悻而歸。
老車、小陳的這趟車站之行帶回的情況，使專案組原先的兩種觀點合而爲一了。三個扒手用草席、毛巾被等物跟票販子“劉哈兒”所做的交易，也解答了警方對于扒手們帶著這些物品離開廣州的可能性所産生的疑問。這樣，衆刑警就感到非常郁悶：扒手們作案後又在羊城待了數日，見不大可能再有下手機會了，就采用了一種簡直可以說是非常從容的方式逃離了廣州。
專案組長劉大風更是無話可說。這四起案件雖說是刑案，但因爲涉外，還牽涉到廣交會，其重要性已經相當于政治性案件了。領導把這個重要使命交給他，是對他政治上的信任和業務能力的肯定。可是，沒想到眼見得線索到手只等逮人了，扒手們卻腳底下抹油跑了。這一跑，專案組該到哪裏去抓人呢？眼下正是“文化大革命”打響“全面內戰”的時候，各地都很混亂，要想追捕三個連姓名都不清楚的扒手，誇張一點兒說，那就像大海撈針一樣。劉大風在部隊擔任過偵察連連長，轉業後當了刑警。當時對于部隊轉業軍官都是要安排相應級別的職務的，但劉大風還沒有安排上“文革”就開始了，一切停止。不過，事實上局裏已經把劉大風作爲刑偵隊領導使用了，他也確實具備這份能力。現在，劉大風面臨著犯罪分子的挑戰，只有奮力一搏。
劉大風拉上副組長王守磊，兩人一起去向軍管會彙報偵查情況。軍管會領導一聽就著急了，說本屆廣交會中央是專門下了文件的，國外新聞媒體紛紛進行了報道，期間發生了外商失竊案已經很是丟面子了，如若破不了案件，那我們怎麽向中央交代？你們務必要把那三個扒手抓回廣州，贓物必須悉數追回——時間是有限制的，必須得在廣交會結束之前！需要什麽盡管開口，要車給車，要人給人，要錢給錢！
軍管會爲表示對偵查工作的重視，特地指派了一名姓袁的副營級軍代表下到專案組。這樣也好，有事兒需要向軍管會彙報請示的，劉大風就不必跑了，直接跟袁代表一說就是。王守磊起初有點兒擔心軍代表充任“欽差大臣”，來個“外行指導內行”，影響偵查工作。但接著一開案情分析會王守磊就放心了，袁代表很謙虛，說自己在部隊是搞政治思想工作的，不懂刑偵業務，所以刑偵方面的具體工作得靠同志們的努力，我在這邊是給大家做做後勤協調工作，以便大家能夠盡快完成任務。這位軍代表是這麽說的，也是這樣做的，所以之後的偵查工作進行得沒有半點兒疙疙瘩瘩。
這次案情分析會主要討論如何開展對三個扒手的追捕。追捕需要線索，線索的收集，有以下兩條渠道：其一，向之前跟三個扒手有過接觸的沙財林、朱維貞以及三個扒手曾用過餐的那家飯館的服務員、永仙巷跟三個扒手做過短時鄰居的居民收集。衆刑警相信，扒手既然跟這麽多人有過接觸，就有可能在無意間留下線索。其二，扒手使用過寶雞市商業局、“陝西省紅色革命造反聯合總司令部”的介紹信，可向這兩處進行調查。
時間緊迫，大家也就長話短說了。劉大風說全組人員分分工吧，誰去哪裏，誰調查什麽，都一一定下來，然後就行動。
市局刑警老夏分到的任務是帶上越秀分局刑警小錢前往陝西省，到寶雞市商業局和位于西安市的“陝西省紅色革命造反聯合總司令部”這兩處查明扒手曾經使用過的介紹信的情況，指望從其獲得介紹信的過程中發現線索。當時出差不像現在這樣容易，接到任務後說走就可以上路。在那個年代去外地出差，得准備好介紹信、錢款、全國糧票，這三樣缺一不可。老夏于是就讓小錢去軍管會領取介紹信並批了條子好向財務處借領錢款，再去後勤行政處批條子，拿上本省糧票和食油票去糧食部門調換全國糧票。這個過程沒有三個小時是拿不下來的。
這三個小時，老夏也沒閑著，他得給寶雞和西安方面撥打長途電話，先通過電話對此事有個了解，過去後也好知道找這兩處的哪個部門進行調查。當時的長途電話極爲難打，一個電話有時要接一天。老夏只有等候，在等候的時候，來了一個人。這個人的到來，對于廣交會系列扒竊案的擴大起到了一定的遏制作用，同時對于扒手的落網也給予了一份間接的助力.
七、再度作案
這個人姓馬，也是市局刑警，當年和老夏同時從四野部隊轉業到公安系統。在部隊時，老馬是老夏的班長，兩人是戰火中出生入死的戰友，關系自然非同一般。老馬的腦子比老夏活絡，同樣當刑警，老夏雖然幹得不錯，但不過撈到科室先進之類的榮譽，老馬就不同了，五十年代參加過全省群英會，還曾去北京進修。不過，到了“文革”時代，老馬就不行了。盡管他不是當權派，但老家的家族裏解放前出過一個匪首，按輩分應該是老馬的族叔。“文革”開始後，老家公安局忽然寄來一份材料，說有人揭發老馬以前是過繼給這個匪首當兒子的，應該算是“殺管關直系親屬”，按照規定他是不能待在公安隊伍裏的。于是，就讓老馬停職接受審查。審查了幾個月，又說是子虛烏有之事，于是恢複工作。可是，老馬給這麽一折騰，原先已經治愈了的肝炎複發了，索性請了長病假在家休息。
這天老馬到局裏來是爲補辦公費醫療證。他原先的那張看過病後放在口袋裏，老婆洗衣服時忘了掏出來，一泡一搓，爛了。這張證是不能少的，所以他找出了一張照片來局裏補辦。既然來了，當然要到老夏的辦公室裏坐坐，聊上幾句。
老夏在老班長面前就忘了紀律，開口說到了正在承辦的案子，說老班長你是這方面的行家裏手，你看我這回到陝西去出差應該怎樣才能做到花最少的精力獲得最大的效果。
老馬聽得很專心，聽完後點了支煙一邊抽著一邊沉思。老夏連問了三遍，他才像是被驚醒似的回答：“什麽？嗯，這個……我看你是不必出這趟差了。”
“啊！爲什麽？”
“我覺得那三個扒手根本沒有離開廣州。”
“可是，人家車站民警是親眼看到他們上車的。”
老馬淡淡地說：“上了車也可以下來嘛，就是車開了，到下一站也能夠下車，搭上回頭車去而複歸。”
老馬接著分析，說這件事裏頭有幾個反常點：一是小扒手沙財林跟三個扒手在那家飯館遭遇之後，沙財林提出要拜師，對方同意，卻又提出類似投名狀那樣的條件，這不合江湖規矩；二是既然已經答應要收沙財林爲徒，後來卻又把他扔在一邊不答理了，這也不是江湖人士的做法；三是在飯館三個扒手當著沙財林的面去買了鹵菜，故意讓他聽見是帶給“貞姐”的，可是，事後調查證實這是一句空話；四是退房時並沒有什麽可以跟房東交割的，不必當面交還鑰匙，把鑰匙留在屋裏出門上鎖也可以，反正房東自己是留著鑰匙的，另外還可以把鑰匙交給鄰居代轉，可他們偏偏要去食品商店把房東找來當面退房；五是扒手把草席什麽的帶到火車站去，折抵票款給了票販子，按說這種江湖上一流的扒手，哪裏會在乎這幾個小錢？可是他們卻在乎了，這不是反常嗎？
如果將這五個反常點串連起來，可以得出結論：這是扒手們故意設置的一個圈套，是想巧妙地把他們已經離開廣州的信息傳遞給警方。這種傳遞既要有效地使警方相信，又要保證他們自己的安全，所以，事先需要進行周密的策劃。在這個棋盤上，沙財林是一枚重要的棋子，只有讓他在作案時當場被拿下，才能使警方相信他所供出的三個扒手的情況是真實可信的。那個“貞姐”，扒手們相信警方肯定找得到——這似乎也可以說明三人中至少有一個是經常跟警察打交道的累犯，他熟悉刑警的偵查思路和偵查手段，知道沙財林被捕後肯定會招供，而他招供後刑警肯定找得到“貞姐”。只要刑警找到了“貞姐”，那麽他們的信息也就傳遞到了。
時間上他們也拿捏得很准。他們是在沙財林被捕後三小時內通知“貞姐”退房的，這個時段肯定是安全的，因爲刑警不可能在這麽短的時間裏就查摸到“貞姐”的下落。扒手們爲什麽能夠把時間拿捏得這麽准？只有一個解釋——他們知道沙財林是何時被捕的，也就是說，他們其實一直悄悄監視著沙財林。信息傳遞到了，刑警是否相信呢？他們還沒有把握。于是，就有了在火車站跟票販子打交道這個情節。憑他們的江湖經驗，那個叫什麽“劉哈兒”的票販子，只要在火車站出現，即使什麽都不做，他們也能看出這是一個票販子。而這個票販子如果拎著他們手裏的那三套夏令臥具在車站廣場上招搖而過，那肯定是會被鐵警便衣攔下詢問的。這樣，票販子就會供出他們，而鐵警也肯定會到那趟還沒發出的列車上查詢。如此，他們已經離開廣州的信息就能通過鐵警之口告知專案組刑警，這個可信度就高得多了。
老夏聽老馬如此這般說了一番，覺得不無道理。往下，老馬就不必說了，扒手這樣做的意圖是很清楚的：讓刑警以爲他們果真已經逃往外地，從而把偵查工作的重點轉向如何查摸線索和赴外地追捕上，這樣，原先對廣交會大大加強的防範措施就會松懈下來，他們就可以乘機再次向廣交會外商伸手行竊了。
老夏說老班長你這個思路很好啊，去對我們兩個組長說說吧。老馬搖頭，這可不行，按照紀律規定，像這種案子，你是不應該向我透露案情的，所以，要說還是你自己去說，記住千萬不要把我牽進去。說完，老馬笑笑，告辭而去。
老夏于是就去找兩個組長。副組長王守磊去看守所向沙財林調查了，劉大風在辦公室和袁代表聊天。老夏于是把老馬的思路貼上自己的標簽向那二位彙報了，劉、袁兩人聽著，覺得不無道理。偵察兵出身的劉大風反應特快，當下對袁代表說不管怎樣，我們應該跟廣交會保衛辦聯系，建議他們繼續加強防盜工作，絲毫不能松懈。袁代表說對，你馬上打電話，然後通知王守磊回來，我們商量一下。
劉大風立刻給廣交會保衛辦打電話。這個措施的效果應該一分爲二地評價：有點兒晚了——因爲已經發生盜竊案了；可是又不算太晚——因爲有效地阻止了案件的連續發生。事後據三個扒手交代，他們原本是准備在十來分鍾的時間裏接二連三進行龍卷風式作案的，但是由于廣播裏的一個緊急提示，他們只有趕緊逃離現場了。
廣交會的展館，從1959年的第六屆交易會（即1959年秋季廣交會）開始，啓用位于海珠廣場的起義路新館。起義路陳列館是周恩來親自批准建造的，1958年11月開工，一年後竣工落成投入使用。該陳列館使用面積三萬五千平方米，樓高十層。館內除陳列主要出口商品外，並設有交易洽談室七十多間，開幕期間在七樓還設有銀行、郵電、保險、航運等服務台和樣品零售處、酒吧間等，這在當時的中國已經算是相當豪華和現代化的貿易專用場館了。由于交易規模不斷擴大，僅僅過了四年，起義路陳列館的攤位供給又顯得緊張起來了，于是，從1963年秋季交易會開始，僑光路陳列館與起義路陳列館一並使用，一直延續到第三十四屆。
三個扒手的作案地點選擇在起義路陳列館，作案時間選擇在中午時分。事後據扒手們交代，這是他們反複考慮後作出的決定。這個決定基于兩個因素：第一，起義路陳列館距外商下榻的羊城新華飯店很近，就在對面，下榻于該飯店的外商不必動用任何交通工具，想去就去，想回就回，這個地理位置的特點給扒手提供了可乘之機。第二，該屆交易會考慮到外商的特殊情況，采取全天開放的方式，陳列館從上午九時開門接待客商到下午五時閉館，中午不休息。這樣，中午時分成了外商進出陳列館最頻繁的時段。
前面曾經說過，“文革”開始後，外商爲順利完成采購使命，盡可能順應當時中國大陸的那一套政治性的行事方式，海外甚至還專門出版了一本指導性小冊子。據資料記載，在1967年的春季廣交會上，這方面做得最爲到位的是日本客商。日本人做事認真，他們中的有些人還沒來廣州時，就已經做了比較充分的准備工作。這些准備工作達到了預期的效果。不少日本客商在廣交會上一露面，不僅僅是佩戴像章、手拿“紅寶書”那樣的在外商中已經“大衆化”的舉止了，而是跟中國人民一樣玩真的——跳起了“忠字舞”。這使中國方面的貿易團成員甚爲感動，感動之後就是激動，一激動，雙方談買賣就好辦了，自然是日本客商占了便宜。
日本客商的經驗很快就傳開了，其他客商于是紛紛跟進。不過，“忠字舞”不是迪斯科，想怎麽跳就怎麽跳，而是必須事先學習演練。會跳“忠字舞”的日本客商這時已經完成了采購任務回國去了，其他外商要學習，就只好另外尋覓師傅。他們很快就把拜師的主意打到了在陳列館外面，協助執行安保任務的紅衛兵身上，語言不通沒關系，像章一佩，“紅寶書”一拿，做個姿勢一比畫人家小將就明白了。于是，每天中午陳列館前就不時有人三五成群地圍聚著教學“忠字舞”。三個扒手把下手的時機定在這個地點這個時段，不得不使人歎服：高！
自從5月17日發生系列扒竊案之後，本屆廣交會的兩處陳列館對于防盜工作都非常重視。廣交會保衛辦除了安排好原來負責安保的警察做好防範工作外，還臨時從大專院校紅衛兵組織抽調了數百名政治可靠、工作熱情高漲的骨幹紅衛兵前來協助。當然，這些紅衛兵是沒有資格進入陳列館內部的，只是擔任外圍巡邏和固定崗位預檢使命。所謂固定崗位預檢，就是在陳列館外面一定距離處設立卡子，凡是准備入館的外商內商，都須出示進館證。
那時還沒有如今的高科技手段，進館證不像現在那樣有激光防僞。那時的進館證是一塊三四寸長、寸半寬的黃色綢布，下方正中剪出一個小三角豁口，綢布右側豎印著“中國出口商品交易會”的黑色小字，正中印著“交易團”三個大字，也是黑色的，“團”字的上面用紫色印泥蓋了一個橢圓形的“中國出口商品交易會組委會”印戳，下面印著“第×號”的黑色小字，中間空著的那個位置，用藍色印油蓋上阿拉伯數字號碼。這個進館證，使用時是用別針佩在胸前左側的。在固定崗位上執行預檢任務的紅衛兵，要檢查每個進館者是否佩戴了進館證，還要特別留意號碼，因爲5月17日遭竊的李名申等外商的進館證已經落到了扒手手裏，很有可能被他們冒用。
這樣的預檢卡子一共有兩個，由紅衛兵和警察聯合檢查。進館者在通過這兩個預檢卡子後，還要經過設在大門口的由警察和組委會保衛辦人員組成的正式門崗的檢查，這才得以進入陳列館。
上面說的外商向紅衛兵學跳“忠字舞”的場地，位于第一道預檢卡子和第二道預檢卡子之間的陳列館前的廣場上。可以想象，人們在這個環境中的防範意識是比較弱的，因爲凡是能在這裏待著的人，要麽是紅衛兵等工作人員，要麽是已經通過了第一道預檢卡子的客商。況且，這裏的情形有點兒像晨練者的活動場所，即使稍有防範意識的人也會不知不覺間松懈下來。
事後知道，專案組刑警老夏跟老班長老馬在談論案情時，那三個扒手已經化裝成外商模樣，佩戴著5月17日竊得的本屆廣交會的進館證順利通過了第一道預檢卡子進入了廣場。進館證上是蓋著編號的，一張一號，而在卡子上值守的紅衛兵事先都被告知哪幾個號碼是需要特別注意的。可是，三個扒手還是混進來了。他們是如何辦到的呢？說來也簡單，他們只不過跑了趟文具商店。事先，他們已經注意到不論外商還是內商佩戴的進館證都是有編號的。不過，他們同時也留意到這個編號是用阿拉伯數字橡皮號碼圖章蘸了藍色印油蓋上去的。而阿拉伯數字橡皮圖章和藍色印油在各個文具商店都能購買到，只要順便再買一瓶“退色靈”，問題就解決了。三個扒手就是買了這三樣東西後，擦掉了進館證上的號碼，又蓋上了其他號碼，于是就騙過了紅衛兵，進入了陳列館前的廣場。
進入廣場後，能不能順利通過另外兩道卡子混進陳列館呢？據三個扒手事後交代，他們感到沒有把握，也不想冒這份險，因爲選中的這個時段陳列館前外商多的是，笃定可以下手。于是，就行動吧！
按照事先的計劃，他們准備充分發揮一流扒手的本領，如魚兒入水似的在成群的外商中轉上數分鍾，每人作三四起案件後全身而退。可是，不巧的是，當他們剛剛開始下手時，陳列館門口的高音喇叭裏傳來了播音員的聲音，用中英文播報了保衛辦讓全體人員密切注意防範扒手行竊的緊急通知。外商通常都是比較認真的，一聽廣播，立刻注意起來。三個扒手見勢不妙，立刻互相暗使眼色，急急離開了廣場。
扒手剛走，就有三個外商發現自己已經遭竊，其中兩個包包被割，一個錢包被竊，失竊的有人民幣、外鈔、首飾等，折合人民幣八千多元。消息傳到專案組，包括袁代表在內的大夥兒自然都大吃一驚，說老夏估料得倒還挺准的，可惜晚了一點兒，否則就可以蹲守在現場逮現行了。老夏尋思這是老馬的念頭，我不過是頂包而已。
八、新創意敗于老刑警
扒手偷到了陳列館大門口，這當然要驚動到方方面面了。往下專案組就不斷接到電話，有廣交會組委會的，有外貿部的，有市軍管會的，也有省公安廳的，反正都是一個調：抓緊破案！
如此，專案組就取消了原先赴外地追逃的方案，准備將全部力量投入到案件偵緝上。不過，在正式作出這項決定前，他們還面臨著一個問題：今天混入廣交會起義路陳列館的扒手是否就是之前在紅風飯店那邊作案的扒手呢？這需要證據支持。
劉大風、王守磊于是立刻帶上全組刑警趕往起義路陳列館了解情況。這件事如果放在四十多年後的現在，那就簡單得幾乎是舉手之勞了——只要調出現場的攝像監控資料，讓見過那三個扒手的沙財林、朱維貞和永仙巷的幾位居民看一看就解決了。可是，當時沒有攝像監控設備，專案組十一名刑警只能分散了去向受害人和在現場執勤的紅衛兵以及其他外商一個個詢問。在廣場一角，劉大風正把部屬集中起來准備安排查摸分工時，忽見幾個男子肩扛手拎著外裹帆布套套的設備從陳列館大門裏走出來。他心裏一動，立刻撇下部屬三步並作兩步朝門口奔去。
那幾位，是從北京來的中央新聞電影紀錄制片廠的攝影師，就下榻在陳列館對面的羊城新華飯店，每天拍攝一些廣交會的場面。劉大風看到他們，倏地想起不知他們拍攝的片子裏是否有扒手的影像，于是立刻過去詢問。
詢問下來的結果是，攝影師說他們先前曾在陳列館門口和樓上拍攝了一些廣場上外商向紅衛兵學跳“忠字舞”的鏡頭，至于其中是否有警方的目標，那就不敢保證了。
劉大風說不管怎麽樣，你們配合我們一下吧，先把這部分膠片洗出來，讓我們找認識那幾個目標的人來辨認一下怎麽樣？攝影師倒是好說話，說都是革命工作，我們理應配合。于是午飯也不吃了，立馬驅車前往珠江電影制片廠。專案組這邊，則派車去把小扒手沙財林、營業員朱維貞和那幾個鄰居都接往珠影廠。
看片結果：沙財林、朱維貞等人都辨認出了混進第一道卡子的那三個扒手。這也是專案組刑警第一次看見三個扒手的模樣。刑警發現，紀錄片裏甚至還有其中一名扒手作案的鏡頭。
下午四點多，衆刑警剛剛返回越秀分局專案組駐地，廣交會保衛辦就打來了電話，通報了另一個使衆刑警暗吃一驚的情況：扒手送來了一張條子，是跟廣交會保衛辦和專案組告別的！
中午發生扒手混進隔離區行竊的案件之後，廣交會保衛辦再次加強了防範措施，向兩處陳列館各增調了五十名紅衛兵。這當兒廣州的氣溫已經有點兒高了，先前在露天執勤的紅衛兵在太陽下曬了許久，已經熱得頭暈腦漲，幾乎就要中暑了。被新增的同伴換下後，有的到陰涼處休息，有的就去附近的食品商店買冷飲。中山大學的三個紅衛兵結伴去買冷飲，每人買了塊冰磚拿在手裏吃著回到了陳列館這邊。其中一個名叫曾彬的女紅衛兵伸手到口袋裏掏手帕時，觸摸到一樣東西，驚訝之余掏出來一看，是一張折成梅花狀的紙條，打開一看，上面寫著：“廣交會保衛辦暨公安局專案組：你們的防範工作做得很好，我們表示欽佩。下手兩次，獲利尚可，已經達到了預期目標，決定告別羊城。下屆廣交會再見！知名不具。”
條子迅速送到了保衛辦，保衛辦于是立刻跟專案組聯系。可以想象，專案組衆刑警讀到這張條子後會是怎樣的心情。這張條子送交刑技人員提取了指紋，經比照分析，跟在永仙巷朱維貞出租房中提取的指紋一致。于是，刑警確認這張條子確實出自那三個扒手之手。
他們這樣做的目的是什麽呢？從條子的文字看來，這是一封告別函，無非是爲了傳遞一個信息：你們防範得很緊，我們也偷夠了，所以就離開廣州了。至于“下屆廣交會再見”，那就不必當真了，專案組也不可能讓他們逍遙法外到半年之後的秋季廣交會。
專案組分析，確有一些家夥喜歡跟警方玩這種寫信告別之類的江湖把戲，以作爲他們日後向人吹噓的資本，借以擡高自己在黑道上的地位。但是，三個扒手寫這封告別函的用意應該並非爲此。因爲如果是爲了揚名立萬，那就應該有落款留名——當然留的是江湖上的綽號之類，不大可能留真名。可是，該函件的落款卻是“知名不具”，這不是那類想出名的家夥的正常思路。那麽，他們這樣做是出于什麽目的呢？看來只有一個：是爲了使警方相信他們這次是真的離開廣州了。
離開就離開，爲什麽偏偏要刻意通知警方，並且讓警方相信他們真的離開了呢？答案是：他們並不是真的離開，而是故伎重演，虛晃一槍，以圖再次作案。因此，專案組考慮采取守株待兔的方式捉拿竊賊；同時通知各分局、派出所對轄區內適宜過夜的賓館、飯店、旅館、浴室、車站等公共場所以及出租私房進行重點監控。如此雙管齊下，應該是可以逮住他們的。
如果扒手再次作案，他們會選擇在哪裏呢？刑警考慮到三個扒手手頭還保留著進館證，所以他們會選擇兩處陳列館，或者外商下榻的那三家飯店。于是，專案組決定在上述五處地點蹲守，請珠影廠從已經沖洗出來的那部分膠片中截取三個扒手的照片，沖印一百張發給參加蹲守的人員。
軍管會批准了這個方案，于是立即開始實施。專案組分成五撥，每撥負責一個地點，並從各分局、派出所臨時調來警員，采取三班制晝夜輪流蹲守。
三天過去了，五處蹲守地點沒有任何消息，各分局也未有關于三個扒手的蛛絲馬迹上報。軍代表老袁首先沉不住氣了，悄悄問專案組長劉大風這事兒究竟靠不靠譜啊。劉大風說應該有把握的，我們再等等。
又過了兩天，各方還是沒有消息，專案組有幾位刑警也嘀咕了，說看來判斷有誤，那三個小子真的開溜了。這話讓副組長王守磊聽見了，說判斷不可能有誤，那三個小子肯定在哪個角落裏躲著呢，等到我們松懈下來，他們就進行最後一次作案。這次作案後，他們也不會打招呼，直接就溜走了。
第六天，劉大風和王守磊兩個組長碰了個頭，對情況再次進行了分析，一致認爲之前的判斷和決策沒有錯。于是就去向袁代表彙報。劉大風見袁代表似有熱鍋上的螞蟻那樣的迹象，就安慰說我這些日子已經著手在做下一步的工作了，跟沙財林、朱維貞等人談過話，還跟陝西方面取得了聯系，收集了一些信息，正在進行分析。萬一那三個扒手沒有再次作案，我們就立刻實施原先的方案，赴外地開展追捕。這不是空口說白話，劉大風確實已經悄然在進行這一步的工作，初步分析出這三個扒手可能是從青海某個勞改農場越獄出來的逃犯。事後證明，劉大風的這一判斷是准確的。
又過了一天，三個扒手終于露面了。刑警不能不佩服他們的創意，這次，他們竟然是化裝成警察出場的！
那天下午兩時許，在紅風飯店大堂裏化裝成清潔工正在打掃衛生的刑警老車發現從外面進來了兩個穿著警察制服的男子，也沒跟服務台說什麽就進了電梯上樓去了。他起初以爲是轄區派出所的民警前來進行例行查摸，並未在意，繼續擦拭玻璃窗。一會兒，老車看見電梯門開了，出來兩個男子，身穿長袖襯衫，西裝褲子，打著領帶，手裏各拎著一個旅行皮箱。那副模樣，似是兩個住店的外商。可是，老車覺得這兩人的身影似乎有點兒眼熟——這不是剛才那兩個警察嗎？于是，他立刻離開原位置走向大門，移動中眼光一瞥，那兩張已經在照片上看熟了的臉面躍入眼簾！
老車二話不說，扔下手裏的抹布，飛快地拔出了手槍，對准那兩人：“不許動！舉起手來！”
外面化裝成賣西瓜小販蹲守著的兩個分局便衣見狀立刻沖進大堂，三人剛剛給兩個扒手扣上手铐，忽然聽見外面一片喧嘩，定睛一看，飯店前面空地上停著的一輛出租車旁邊，兩個人正在扭打，周圍有幾個人在看熱鬧。老車便出去查看情況，結果一下子認出兩個打架者中的一個就是三個扒手中年歲最長的那個“大哥”，于是立即出手制伏了對方。
三個扒手被押解到越秀分局後，當即對他們進行了訊問。先交代身份，果然如劉大風所分析的，是青海勞改農場的逃犯。三人中年歲最長的那位名叫宋興海，四十五歲，沈陽人氏，曾當過僞滿警察。解放後無業，幹起了偷竊活兒，憑著以前當僞警跟扒手打交道時的所見所聞，自己試著練就了一手扒竊技藝，靠扒竊過起了富足日子。1956年于銷贓時被捕，判處五年徒刑。刑滿釋放後，流竄在外，繼續作案。于1964年再次被捕，判刑十二年，押解青海香日德勞改農場服刑。1966年10月，宋興海與同監犯焦永、程富星越獄。三人都是技藝很精的扒手，正趕上社會處于秩序混亂的“文革”伊始階段，于是四處流竄，如魚得水。
半年裏，三人的足迹涉及青海、甯夏、陝西、河南、河北、北京、天津、上海、浙江、江西、湖北等地。5月初，他們在武漢得知本屆廣交會即將舉行，于是決定去廣州對赴會外商行竊。往下的情況，前已有述，只說最後那一周。誠如專案組所估料的，三人在起義路陳列館作案僥幸逃脫後，還想來一回閃電式的系列作案，于是就立馬寫了張紙條想蒙蔽警方。然後，三人就離開廣州前往桂林遊玩，順便在車站派出所偷竊了兩套警服。三人于今天上午剛剛返回廣州，因爲有了警服，就決定放棄進館證，搞一個創新，冒充警察進入紅風飯店直接對外商住宿的房間下手行竊。
三人是坐一輛出租車過來的，因爲只有兩套警服，所以宋興海就留在車上，反正焦、程兩人手腳利索，用不了多長時間就能出來，仍是三人一車離開。兩個假扮警察的扒手確實順利混入了飯店，撬竊了三個房間，頗有收獲。可是，他們逃離時碰上了老車，這就話該倒黴。外面出租車裏等候著的宋興海本來還不至于馬上落網，甚至有可能逃脫。可是，他看見兩個同夥被捕，就驚慌失措地推開車門意欲逃竄（可能因爲擔心驚動出租車司機而沒有讓他開車逃離現場）。這就引起了司機的懷疑，下車扯住他問個究竟，于是兩人就扭打起來了。
專案組根據扒手的交代，從廣州火車站行李寄存處起獲了贓物、贓款。至此，案件偵查工作終于畫上了一個圓滿的句號。
三個扒手不久受到了嚴厲制裁：宋興海作爲首犯，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焦永被判死緩；程富星被判無期徒刑。
–本文轉載自《逐木鳥》“塵封檔案”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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