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0期】馮兵兵、趙淩雲：不斷改進黨的經濟工作作風
經濟工作作風是推動經濟方針政策落實的有效保障。一百多年來，中國共産黨注重在經濟工作實踐中持續不斷改進經濟工作作風。
一是正確對待各種經濟學理論，避免陷入教條主義。既要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的中國化，又要正確對待西方經濟理論，避免出現照搬照抄西方經濟理論而導致水土不服。
二是正確對待曆史經驗，避免陷入經驗主義。既要正確對待他國經濟發展積累的曆史經驗，不能削足適履地套用在本國經濟發展實踐中，又要正確對待本國積累的曆史經驗，要根據國情的發展變化予以創新和發展。
三是尊重人民群衆的主體地位，避免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既要注重將人民群衆創造的經驗加以總結和提煉，又要用科學的經濟理論指導人民群衆的實踐。四是正確對待各種差異性，避免一刀切和命令主義。
原文鏈接：中國共産黨經濟工作的曆史經驗
對地方政府而言，要嚴格遵循指引規定，事前搭建政企、農企合作平台，爲社會資本投資農業農村提供規劃、項目信息、融資、土地、建設運營等一攬子、全方位投資服務，爲社會資本下鄉提供科學決策支持。
通過政府部門的牽頭組織，加強企業與農戶、村集體的溝通、交流、對接，尋找更貼合本地農村實際的産業和項目，找准利益彙合點，構建“戶企融合”的農戶緊密型利益聯結機制，把農戶利益有機嵌入“下鄉資本”的産業鏈上。在編制本地投資目錄時，要突出“下鄉資本”的“務農”本色和發展定位，逐級論證並形成科學、完備的農業發展規劃，引導社會資本重點從事農民“幹不了、幹不好、幹不劃算”的産業，探索建立並不斷完善社會資本下鄉項目數據庫。對于鏈條長、農民參與度高、受益面廣的産業項目，要把就業崗位更多留給當地農民，並積極創造條件爲就業農民辦理社會保險，增強農村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對于不符合本地投資目錄的項目，嚴禁改頭換面，包裝入市。對于重點投資項目，要依法制定地方稅收優惠政策，地方政府可以通過貼息、補助、獎勵等形式提供必要財政支持，促進社會資本建設項目與農村金融服務有效對接。
原文鏈接：社會資本下鄉的風險處置研究
新加坡重視發揮各類社會力量在社區治理領域的作用，政府與社會實現了具有自身特點和較高效率的合作與分工。政府從宏觀層面出發，自上而下地主導和扶持社區發展；社會組織、志願者等則從微觀層面補位，自下而上地提供公益性社區服務，從而塑造了在政府主導下，各類社會組織和個人通力合作的互賴式治理格局。
在政府的推動與支持下，民間組織在新加坡社區治理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爲滿足社區居民多樣化的需求作出貢獻。它們在教育、養老、心理疾病治療等方面開展多種多樣的社區公共服務，其服務項目覆蓋從婚喪嫁娶到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
在新加坡，志願者（又稱“義工”）隊伍支撐起了社區治理的微觀架構，有效分擔了公共機構的責任。較低的人口流動性使得新加坡人對于社區具有較強的歸屬感，這種歸屬感又轉化爲參與志願服務的積極性。新加坡政府重視志願者在社區治理方面的作用。除了將每年的7月作爲志願服務月之外，對于長期從事志願者工作或作出突出貢獻的志願者，也會在福利保障、就業、兒童教育等方面給予優先考慮。如今，不同年齡、身份、階層的志願者活躍于新加坡各類社區治理機構，很多基層組織、社會團體和慈善機構的發起與活動都依賴龐大的志願者隊伍。例如，人民協會的基層工作人員中就有大量的志願者，參與人民協會及其下屬機構工作的志願者數量達17萬人。社會組織嵌入新加坡的各個社區之中，又下設很多活動小組，而參與這些活動小組的志願者則可以根據自身能力與特長，對社區服務和活動進行自我管理、自我設計、自我參與。
社區治理的本質在于多方互動，社區建設的核心在于多方參與。新加坡的互賴式社區治理在鞏固政府主導地位的同時，增強了社區的發展活力，豐富了社區治理主體與治理方式，實現了政府治理、居民自治與社區自我調節的“互賴”共生。
原文鏈接：新加坡社區治理的“互賴”特色
從文化傳統來看，美國一向崇尚自由競爭、倡導市場經濟，在處理效率與公平的關系上，其更加關注效率，因而導致其在持續快速發展、成爲世界霸主的同時，一直面對著不平等問題這一難以根除的社會頑疾。
作爲世界上最發達的國家和唯一的超級大國，美國貧富差距的程度和發展速度遠遠超出人們的想象。美國中産階層持續萎縮，階層固化比較嚴重。有數據顯示，在過去的50年間，美國除頂層20%的家庭年收入有所增長之外，其他家庭均無明顯變化，底層的20%穩居底部，毫無增長迹象，只有頂層5%的增長極爲醒目。進入21世紀，美國的不平等問題愈演愈烈，構成政治極化的根源。
不平等造成的貧富失衡、階層分化、分配不公、機會不等，還有種族歧視、輿論操控、移民和難民問題等，不僅導致右翼保守主義興起、民粹主義泛濫，更使黨派精英立場極端化、意識形態兩極化、社會階層分裂化趨勢進一步加劇。
原文鏈接：美國政治極化的現狀與未來
借助二元論的手法，以往的各種負面社會思潮通常將中國社會問題的産生歸因于中國的政治體制，簡單地將中國政治體制判歸爲落後的體制，並主張用西方先進的政治體制改造之。然而，西方疫情防控中的種種亂象，徹底暴露了西方新自由主義制度的弊端。對此，西方思想家特別是如齊澤克、哈維、哈特、朗西埃、巴迪烏、南希等一大批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想家，毫不留情地揭露了西方疫情治理無能背後所彰顯的深層原因，他們共同指認這是新自由主義制度造成的必然後果。中國抗擊疫情的有力舉措與顯著成效與西方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充分證明和彰顯了“中國共産黨能”“社會主義好”“馬克思主義行”。
各種社會思潮從體制上對中國政府進行攻擊已經喪失了說服力，因此，其在攻擊對象的選擇上可能會發生轉向，即從以往的體制攻擊轉向個人攻擊。當然，被攻擊的個人不是普通個人，而是經過它們精心挑選出來的個人，這些人往往是中國的優秀分子，在疫情期間有可能是抗疫英雄，欲毀一國，先毀其國之幹城，這是負面社會思潮在當前形勢下采取的各個擊破的戰術。這種戰術如何開展？
最有效的殺手锏是進行道德誣陷。道德底線是中國人非常看重的做人的基本底線，因此，對一個人進行道德誣陷，是毀滅一個人最有效的手段。在當下中國，這種道德誣陷的砝碼有很多，比如人品不端、私生活混亂、學術不誠信、貪汙腐敗等等，這些字眼都能夠迅速博取衆人的眼球，從而達到徹底摧毀一個人的目的。這種對國之精英的打擊，在今後很長一段時間裏，中國人都必須警惕和謹慎，當我們盲目跟風對一個優秀的人群起而攻之的時候，我們可能成了負面社會思潮所利用的工具。
原文鏈接：後疫情時代社會思潮走向分析
來源： 光明網-學術頻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