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較于“安靜辭職”，職場上更常發生且更應遭到唾棄的或是“安靜裁退”。全球職場給予本地員工的，既是機遇，也是挑戰。在新加坡這樣一個城市國家，人口不應僅承擔著勞動者的角色。
英國《金融時報》上周刊登一篇題爲《瞧，勞資天平是不是在倒向工人一方？》的報道。文中引述了曾在英國財政部任高職的達裏奧·珀金斯（Dario Perkins）對目前全球勞動力與資本擡價之戰的未來預測，論述引起了高度關注。
這位目前在研究公司TS Lombard擔任全球宏觀部門主管的經濟學家形容，發達國家的職位空缺與失業工人的比例正在激增，而勞動年齡人口卻在減少，全球經濟新一輪的“宏觀超級周期”（macro supercycle）即將到來，這意味著世界將迎來“高通脹、高赤字、劇烈宏觀波動和快速輪動的商業周期”時代。有趣的現象是，與此同時，勞動力與資本之間長久以來倒向資本的“失衡”問題，或會得到緩解，許多如去全球化與氣候變化趨勢導致的經濟結構性轉變，相信將讓權力轉向工人。
珀金斯提出的經濟論述總是既辛辣又吸引人，尤其在新自由主義思潮下，許多國家經濟命脈遭資本壟斷的局面中，一般工人階級對經濟結構的變動是否能讓新的生産範式誕生，更是抱持期待。然而，即使對珀金斯的論述不完全買單，無可否認的是，如他所說，全球勞動市場正發生劇烈的變化，職場的遊戲規則也不一樣了。
不論是疫情期間世界各地發生的大規模辭職現象、居家辦公的常態化、圍繞四天靈活工作制的激烈討論，或是一系列突然冒出就瞬間紅火、與職場現象密切相關的網絡新詞——如中國員工主張的“躺平擺爛”、美國員工掀起的“安靜辭職”（quiet quitting）運動——都顯示即使在日常生活中，人們正在對勞動的意義進行反複思考，一個新興的職場概念也正在悄然崛起。
以討論已蔓延至亞洲職場圈子的“安靜辭職”現象爲例，對于一般老板來說，員工已對職業倦怠卻又不遞上辭呈離開崗位，而是只完成分內事，准時打卡下班，對加班說不，這是萬萬要不得的行爲。
然而，近期在社交媒體平台上看到一位友人分析說，相較于“安靜辭職”，職場上更常發生且更應遭到唾棄的或是“安靜裁退”（quiet firing）現象，即老板不給你加薪、不定時給予你工作上的反饋、公司對你的職業發展前景缺乏規劃，卻也不把你“炒掉”的行爲。
她說：“這明明更常發生，而且對于老板來說，以如此方式讓員工覺得自己能力不足、受到孤立、不獲賞識，而自行提出辭職，似乎更符合公司利益。但這才是不該被接受的。”
友人的潛台詞是，如果老板對員工采取“安靜辭職”的姿態感到那麽厭惡，那他們該做的是重新調整職場待遇分配。美國“安靜辭職”運動背後揭露的，相信也是職場人士的不安，員工對于爲工作搏命（hustle culture）的文化的反抗。
在職場上，人們面對嚴峻的現實，大家希望能更好地平衡工作和生活，但這似乎仍意味著必須放棄更高的工資、更好的職業發展。
在新加坡，近期備受關注的還有讓人充滿視覺想象的“鯨魚與孔雀魚”論。這是李顯龍總理在今年的國慶群衆大會上，爲說服國人向國際頂尖人才敞開大門，所使用的生動比喻。
1990年代，新加坡決定大力發展生物醫學，新加坡科技研究局前主席楊烈國當時走訪世界各地招納賢才，說服了關鍵領域中一些響當當的人物前來新加坡。楊烈國稱這些外來人才爲“鯨魚”，由這些“鯨魚”負責指導本地同領域的“孔雀魚”，即還在學習中、土生土長的研究人員，以此方式建立世界一流的人才庫。
本周，人力部也推出新的高薪“頂級專才准證”，吸引職業位階在月薪3萬元以上的專業工作人士。
揭示的是全球職場的另一現象，即在穩經濟壓力增大，疫情反複影響的當下，人才競爭的白熱化。其中，泰國最近推出了10年長期居留簽證，吸引投資者與高技術員工。在歐洲，不少國家正在擬定法律，推出各種特別簽證，吸引起步公司的負責人和有專項技能的“數碼遊民”（digital nomads）等。
從表面上看，這樣的“搶人大戰”似乎意味著很大的決定權與籌碼掌握在員工手中。然而，若仔細思考，在跨國界人才流動更高更頻密的今天，只要是較孔雀魚大一點的魚兒，或都會想要到大池中暢遊，而不會安分地待在小池裏；小池裏如果只剩大鯨魚，孔雀魚如今也看起來更像小魚仔，如此的競爭模式，相信將與1990年代的情況大爲不同。全球職場給予本地員工的，既是機遇，也是挑戰。
優質人才的稀缺資源一向來是城市經濟發展、産業升級不可或缺的要素。然而，在新加坡這樣一個城市國家，人口不應僅承擔著勞動者的角色。
面對擋也擋不住的全球職場變動與趨勢，如何確保宏觀經濟穩定，經濟利益均勻分配，人民生活水平持續提升，將是政府面對的最大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