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記者 羅曉光 攝影
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和抗戰勝利75周年之際，人們都會回憶起那些悲壯、慘烈和悲憤的往事。在日本帝國主義占領北平時，發生的一系列慘事，就很值得人們深思。
神樂署成細菌戰基地
日僞時期，日本陸軍的細菌部隊占領了天壇內的神樂署，他們在這裏研究、生産生化武器，制造病菌。如今，神樂署院內北牆下，一塊镌刻著“侵華日軍細菌部隊遺址”的漢白玉牌匾十分醒目耀眼。
神樂署建于明永樂十八年（1420年），坐落在天壇西門內稍南側，坐西向東，是天壇五組大型建築之一，是專司明清兩代皇家祭天大典樂舞的機構，並具有培訓祭祀樂舞人員的職能。明代時神樂署稱爲神樂觀，觀內有樂舞生600名左右。清乾隆年間改稱神樂署，院內的太和殿在康熙年間改名凝禧殿。五間大殿後面有七間小殿。另外，署內還設有奉祀堂、掌樂堂、協律堂、教師房、伶倫堂、穆佾所和收藏樂生冠服的庫房23間，設施齊全，稱得上一所培養宮廷樂舞生的學校。
日軍占領北平前，神樂署內是國民政府設置的中央防疫處。日軍占領北平後，迅速在神樂署內籌建其在華的第二個細菌戰基地——“華北派遣軍防疫給水部”，打著“衛生防疫”的招牌，實則進行細菌武器的研究試驗和生産。1939年，“華北派遣軍防疫給水部”改名爲“華北北支（甲）第1855部隊”，部隊長西村英二大佐，這支部隊又稱西村部隊。
西村部隊是日軍在北平、南京、廣州和新加坡組建的四支新的細菌部隊之一。此後，731細菌部隊的骨幹都到了1855部隊，731部隊的部隊長石井四郎也來到1855部隊，擔任技術指導。《崇文區志》載，1855部隊主要研制和生産鼠疫、霍亂、黑熱病等細菌和原蟲。
太平洋戰爭爆發的第二天，1855部隊的第一分遣隊強占了協和醫學院，第二分遣隊強占了靜生生物與社會調查所，後分別改稱第一科和第三科，這兩處也成爲侵華日軍進行細菌武器研制、人體實驗與解剖的場所。但是，日本投降的前夕，1855部隊用了一個星期時間將他們的罪證銷毀，部隊下令解散，有的扮成日僑搭登陸艇逃回日本，有的混進其他部隊被遣返回國。日本投降時，這支部隊的名字從日本華北派遣軍的名冊上神秘地消失了，因此對于這支部隊知道的人很少。
從1937年7月開始到日本投降，北平城裏各種傳染病，如鼠疫、天花不斷，尤其1943年七八月的霍亂流行，更是觸目驚心。霍亂，日本稱之爲“虎列拉”，系日本細菌部隊的主打産品之一。霍亂發病時人員死亡衆多，傳染快，讓人們惶惶不安。日本人爲掩蓋真相，不允許中國醫生參加救治，如果一個家庭中有一人患病，全家隔離，當全家都感染後，日本工兵和衛生兵再放火焚燒他們的房子滅迹。
1995年，侵華日軍投降50周年之際，原1855部隊衛生兵伊藤影明和其他一些老兵來到北京，他們到北京天壇神樂署等處指證日軍的犯罪遺址，向中國人民謝罪。2018年5月，《北支那防疫給水部甲一八五五部隊留守名簿》名冊公布，這是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罪證陳列館通過多方努力，從日本國立公文書館得到的。
日本侵略者在占領北平期間，罪行累累。據《北京曆史紀年》所述，那幾年中，京城大火不斷，不少火災背後都有日本人的身影。北平城不是華北農村，在這裏執行殺光、搶光、燒光的“三光”政策，于日本人臉面不利，于是城內出現的大大小小的火災，也算是日本人的“豐功偉績”了。《北京曆史紀年》所記錄的京城大火是不完全的，其實那時天天有火災，大火小火不斷，雖不全是日本人所爲，但有不少是他們幹的。
北平地區有三千家鴉片店
曆史上，帝國主義爲了侵略、占領中國，爲了奴役中國人民，除了用大炮、軍艦之外，還使用了毒品。日本帝國主義自然不會例外，它步西方列強後塵，把鴉片打造成了殺人凶器。
戰後公布的資料證實，日本販毒活動經日本內閣策劃，由宏濟善堂負責。宏濟善堂是1939年4月在侵華日軍配合下，由日本特務裏見甫所建。宏濟善堂是禦用特務組織，專爲日軍籌備軍費，僅1941年就賣了222噸鴉片，賺了無數的錢。它們僅在北平地區的罪惡行徑就怵目驚心。著名學者于力（董魯安）1942年在抗日根據地的《晉察冀日報》及延安《解放日報》上發表的長篇報告文學《人鬼雜居的北平市》中的一些內容就揭露了日僞時期日本人組織運毒、販毒及引誘、戕害平民百姓吸毒的大量罪行，至今讀起來仍有現實意義。
據于力揭露和“老北京”的回憶，日本人是把毒品鴉片販賣當成了“正經買賣”，産、運、銷“一條龍”，每個環節都得到了日軍的保護，而且成爲了日本的一項基本國策。在全面侵華戰爭開始兩年之後，彈丸小國的日本在財力上已經感到困難，日本大藏省（財政部）根據天皇“禦旨”精神，制定了“自備資斧”策略，即讓被占領地區的人民供應軍費開銷。而毒品交易就成了“就地征饷”的手段之一，正如于力所言：“利用侵華傳統的成規，包庇和逼迫中日兩國的流氓無賴和朝鮮一些可憐的投靠者販賣金丹、白面、鴉片、嗎啡，用以削弱中國人的精神體力，逼他們自己滅種。一面也就用這筆收入，補充軍用。”
日本人販毒牟利的勾當，在二十世紀初就開始了。“七七事變”後，日本侵略者表面上公開“禁煙”和反對毒品交易，暗中卻壟斷毒品生意，他們變本加厲地在東北、華北及北平市內外大開大煙館（土膏店）和制造白面（可卡因）工廠。據史料記載，僅北平地區至少有3000家以上的土膏店，遍布四九城乃至鄉村。日軍在炮聲中不斷制造大批的“大煙鬼”，日本人開辦的“土膏店”公開販毒，還外帶發放高利貸，一些意志薄弱之人吸毒上瘾後，不能自拔，只能借永遠還不上的高利貸，而後傾家蕩産，妻離子散，家破人亡。有些人成爲“大煙鬼”之後，在貧寒交加中成了“倒臥兒”，凍死在街頭巷尾，屢見不鮮。
傷殘日軍也開大煙館
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之後，軍費更加緊張，除在城內搶掠、搜刮民財外，還加大了販毒賺取軍費的速度，不但鼓勵朝鮮人在北平多開“大煙館”，還鼓勵日本國民參加這項犯罪活動。販毒利潤高，且又有日本軍人和日本浪人的暗中保護，毫無風險可言，“大利所在，人爭趨之”，日本人幹這種買賣是很積極的。日本侵略者爲壟斷毒品及掩人耳目，聲稱不許個人公開經營。爲了制造更多的“大煙鬼”，使其利益最大化，日本人在北平城內外大建制造毒品的工廠作坊數十座。日僞時期前門外打磨廠、鮮魚口發生的爆炸及失火事件，都與制造毒品有關。爲了掩耳盜鈴欺騙民衆，日本人又下令將此類罪惡工廠遷到城郊的通州、門頭溝、長辛店及豐台等地。
北平地區種植鴉片的不多，其鴉片主要來自日僞控制的內蒙、綏遠和熱河等地，而張家口和承德就成了主要轉運站。其大宗貨品有日本關東軍“武裝押送”，所以，北平的毒品生意十分“興隆”，當然受毒害的人更多。
北平3000余家大煙館中，除大多爲日本人所開外，有些則是朝鮮人經營。當時的朝鮮已被日本占領四十余年，雖有抗爭的勇士，但參加日軍及成爲日軍幫凶者也爲數不少。他們與日本人有勾結，並配發警用大棒。有些大煙館則是“中日合作”，由日本浪人和中國奸商合夥經營，主要開在前門外、崇文門內一帶。這種大煙館“十分闊綽，櫃房、煙室、廚房應有盡有，都幹淨寬敞。好多是租用臨街的樓房，煙室多設在樓上”。這種大煙館主要招待大漢奸和富商， “香茶、紙煙、鮮果、點心，一呼即至”。這些家夥們在吞雲吐霧中揮霍賣國求榮和發國難財換來的金錢。小的大煙館稱白面房子，其“服務”對象主要是蹬三輪、拉洋車和做小買賣的城市貧民。在大開大煙館之外，日本人開的“居酒屋”、料理店和東單蘇州胡同的日本妓院內，都有毒品買賣業務。
在東四豆腐巷（今多福巷）內有一大煙館，老板是一個日本退伍軍官，他在喜峰口戰役中被自家的手雷炸掉了一條腿，算是“爲國負傷”，爲了表示效忠天皇和實現“大東亞共榮”夢，在軍部支持下開了只賺不賠的大煙館，除用毒品害人外，還搜集軍事、經濟情報。這家大煙館因在開業的第三天，有一對中國老年夫婦相擁在門口吞食“煙膏子”自殺而成爲“頭條新聞”。老倆口是開豬肉杠（豬肉鋪）的，較爲富有，他們的獨生兒子嬌生慣養，就是因壞人引誘抽大煙傾家蕩産，家業沒了之後，兒子犯瘾沒錢就投了故宮筒子河，走投無路的老倆口在大煙館門前自殺，亦算是對日本人的一種血淚抗議。
日本侵略者在侵華期間，用鴉片毒品害死了多少中國人，制造了多少“大煙鬼”，實在是數不勝數。曆史是一面鏡子，以銅爲鏡可以正衣冠,以人爲鏡可以知得失,以史爲鏡可以知興衰。70多年過去了，這段日軍制造“大煙鬼”的曆史不能忘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