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要講的是1894年發生在廣州及周邊地區的大型鼠疫,據當年7月15日的報道,該年廣州城內大約有11萬人死亡,史學家考證認爲當時的廣州居民大約在100萬人左右,死亡率超過10%,而同爲重疫區的香港死亡人數在2000—2500人左右,當時的香港人口有20萬,其中有10萬華人在香港政府實施分區隔離以後逃回了廣東,因此當時香港的死亡率大概在2%左右。僅有一洋之隔的粵港兩地政府在面對同樣的重大公共衛生災難時交出的答卷相差居然如此之大,當時的中國有識之士開始意識到有必要效仿西方建立一套自身的公共衛生系統,以應對傳統中醫理念無法應對的重大傳染疾病。
一、廣州城內的慘狀
關于這場災難的資料並不多,研究者多從嶺南地區的地方志以及當時的當地報紙和香港、上海地區的媒體報道才能了解到當時的普通民衆在瘟疫中心的境況,但是這些報道中有不少爲了博人眼球,添油加醋甚至胡編亂造,給研究造成了不少麻煩。關于廣州鼠疫最早的記載來自醫生Mary Niles的報道,其中提到了廣州地區第一個可靠的確診病例,症狀是身上有腫塊、高燒、脈搏快,並有瘀斑疹。
當時瘟疫已經在城外西關地區蔓延,但是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後來便傳入城內,從3月1日當地報紙首次報道鼠疫流行的消息開始到7月15日,這場可怕的瘟疫奪去了11萬人的生命。
上海的《申報》在4月15日第一次報道了這場遠在嶺南地區的瘟疫,其中寫道粵東城廂地區“死亡之多,實從來所罕見”,棺材鋪日夜趕工仍然供不應求;某鄉人家不滿百戶,10天之內死亡一百多人,其中孩童居多。弄得經過這裏的人都不敢停留,一時之間人心惶惶。
《申報》的頭幾篇報道還是比較真實與中肯的,雖然史學家仍然認爲這篇還是有些誇張的成分在裏面。
4月24日的報道寫的是廣州城內,其中提到一名方姓醫生頭天早上還能出門給人看病,中午以後就昏迷不省人事,第二天就暴斃而亡了,他的弟弟趕來給他辦後事,進門沒多久自己也死了。
4月29日的報道中又提到有個二十多歲挑水爲生的回民男子有一天挑了十多擔水,回家喝粥解渴,喝著喝著突然就倒地死亡了;有個姓葉的女人去世了,她女兒回來給她辦喪事,才剛進門,女兒的兒子就染病死亡,親戚家屬知道了這事以後就沒人敢來爲其料理後事了,只能請人代爲辦理。
5月9日的報道中說有甲乙兩人走在路上突然暴斃,有一個婦女抱著兒子走在路上突然染上瘟疫,倒地死亡,神奇的是其子在她懷裏仍然哇哇大哭,安然無恙。
後來《申報》就開始放飛自我了,大概是發現天天報道廣州人突然暴斃的消息提不起上海當地讀者的興趣了,必須加入一些博人眼球的元素才能繼續吸引讀者。也是在5月9日這天,另一篇報道中開始加入迷信因素,說是有條街上傳說有疫鬼作祟,飛沙走石,當地人又是請道士做法又是擡著神像巡街,以爲這樣就沒事了。
5月7日一篇名爲《粵試雜聞》的報道中講道有個有個學童天資聰穎考上了好學校,多人前來賀喜,結果此人前一天出門購物的時候染上了瘟疫,當場病發身亡,這一下子喜事變喪事,讓人半天說不出話來。
5月21日一篇名爲《嶺南瑣志》中講到城內的保甲總局(相當于警察局)兵員紛紛染病身死,搞得總辦被嚇得杯弓蛇影,就是不敢去上班。
《申報》在5月17日轉載了一篇香港報紙對廣東疫情的報道,說是有一家人全家八口人,一天當中死了七個,只剩下個小女孩。有個小偷趁機入室行竊,被小女孩撞見,後者表示只要幫自己安葬家人就把資産全部相贈,結果小偷買完喪屍物件回來小女孩也已經死了,這位梁上君子拿上財物出門的時候自己也染病死掉了。
二、政府的應對
在這一場疫情期間,廣東省政府和廣州民衆實際上都有處理不當的地方,廣州民衆迷信鬼神之說,花費大量人力物力做法事、請神仙,引來香港及上海等地報紙的批評,不過這也是因爲官方在防疫抗疫上無所作爲,普通民衆沒辦法,才會選擇這種方式。那麽,政府采取了什麽防疫措施呢?
派人勤加打掃街道,在獄中焚香祛毒,疏散兵丁停止操練,逃離疫區,禁止疫區來人入內。
沒了。
廣東疫情死了這麽多人,難道沒有引起上面的重視嗎?
還真沒有。
一來瘟疫這東西別說在中國,在世界範圍內也一直是困擾人類的重大難題,中國數千年來遭遇的瘟疫不計其數,在此之前雲南也發生過鼠疫,所以政府也不覺得奇怪。
二來彼時正值慈禧太後六十大壽,連北洋水師的軍費都被挪用去給老佛爺祝壽修頤和園去了(不少人將此看做甲午海戰失敗的原因之一),就更別提遠在千裏之外的嶺南地區的賤民的性命了。當時全國上下頭等的大事自然是給慈禧做壽,各地各級官員想的都是自己的烏紗帽,容不下老百姓的位子了。
第三個原因則是廣東地方官員著實昏庸無能,當時的兩廣總督是李瀚章,這位仁兄是晚清超級大V李鴻章的親哥哥,借著弟弟的權勢飛黃騰達,在任上征集乏善可陳,一生從未彈劾過任何官員,廣東各級官員以他爲首形成複雜的裙帶關系,官官相護,狼狽爲奸。
比如說,香港也爆發疫情以後,政府對被分區安排在太平山上的華人實行入室搜查、強制隔離的措施,引發當地華人的不滿和反抗,後來華人派代表和政府商議,希望允許粵籍華人返回故土(中國傳統觀念認爲死也要死在故土),香港政府同意了這一請求。廣東省政府當時規定禁止染病粵籍人士返回廣東,卻沒有規定未染病人員禁止回來,于是香港地區華人采取各種或合法或非法的手段紛紛返回廣東,直接造成廣東疫情的進一步加重和香港地區實體産業因爲缺少勞動而癱瘓。
此外,中國傳統士大夫的潛意識裏認爲西方醫學提倡的消毒殺菌、隔離治療與民俗習慣有悖,因此廣東省政府在疫情高發的四個月時間裏壓根就沒考慮過采取隔離治療這種最爲有效的方法,錯失了能夠控制疫情的良機。
李鴻章(左)和李瀚章(右)
三、民間的應對措施
政府靠不住,就只能靠自己了。廣州人民的自救之路是由一些士紳和中醫開啓的。士紳有錢,他們自發出資籌建醫院,聘請醫生、贈予藥物以救人,比如廣濟醫院與愛育善堂聘請名醫兩名分別在南關天字碼頭和西關湄洲廟設廠看病;士紳劉學詢在西關黃沙地方設立施醫所;當地士紳緊急籌款,在西門外蓋起平房收留病者,還請來醫生給他們診治。這就是方便醫院(廣州市第一醫院)的前身。
中醫有識,就以自身所學調制藥物,救治民衆。當時的傷寒派醫家譚星緣、黎庇留、易巨荪在《金匮要略》中得到靈感,認爲鼠疫的表現與孫思邈說的“陰陽毒”有相似之處,他們用了孫思邈“升麻鼈甲湯”的方子,只是將升麻鼈甲湯改爲升麻鼈甲湯散,分發給患者,救活了很多人;名醫梁龍章則自創了“易數運氣方論”,在各善堂行醫,也使不少人絕處逢生。
不過這些終究只能救少數人,官府的不作爲和醫療衛生條件的落後還是讓十幾萬人被奪走了性命。
四、疫情過後
自1894年鼠疫在廣東爆發後,香港、上海、日本、小呂宋(菲律賓)、新加坡等國家和地區都通過了專門的防疫條令,采取了有效的防疫措施,因此這次鼠疫在這些地方造成的影響均十分有限。實際上在5月22日《申報》即在頭版頭條位置刊載了《論中西治疫之不同》,對廣州和香港截然不同的防疫情況作了分析,其中寫道:
西人則不然。地方一有時疫,即由潔淨局派人逐戶查察。如屋中有不潔之物,必令洗滌淨盡,更以藥水偏灑室中,使無汙穢之氣。凡患疫者,則另設一地以處之,免致傳染他人。街衢穢物,亦必辟除使盡,其有患疫而斃者,亦另擇一地而葬之。隨斃隨葬,不少停留,以免穢氣薰蒸。各廁所每日洗滌,投以生灰,以辟穢惡。一切事宜,皆派委員專理,防疫之法,可謂無微不至。
作者對西方處理公共衛生事件時的態度和做法表示了高度的贊揚。他比較中西方衛生觀念的不同,認爲即使不從防治瘟疫方面考慮,西方人在公共衛生方面也遠比中國人講究,“房屋必寬敞,器物必潔淨,室有洞,以通風隙,地必種樹,以收養氣而放炭氣。事事皆有益于人”。公共衛生在當時已經成了一個熱點話題,
比如6月4日《申報》頭版頭條的《防患未然說》一文就指出上海的道路上垃圾堆積,行人隨地大小便屢禁不止,政府應采取要求道路商戶勤加灑掃,修建帶有自來水的公共廁所等等措施。
6月8日這位作者又發表《續防患未然說》,再次談到公共廁所問題,由于鬧市區沒有空間建廁所,他建議灑掃夫車後應自帶辟穢藥水, 每日數次向小便處灑之。各戲院及各妓院前亦責令戲館館主及龜奴時時灑以藥水,就可以根治汙穢問題。
6月27日,又是《申報》頭版頭條,一篇名爲《去穢所以去疫說》的文章中再次談到廁所問題,並表示上海市內“無一處無坑廁,而使入城之人,皆掩鼻而裹足。居城內者,如終年在鮑魚之肆,以致疫暑諸症,感而即發”,進而借此指責地方官員的無能與“不恤民衆”。
討論是熱烈的,建議是科學的,但是要讓政府實施卻沒那麽容易。直到1904年,廣州巡檢總局張貼的一張告示中提出七大條款:
(一)家中垃圾勿隨意傾倒,必須倒在各街較寬之處,或廁屋之旁;如本街無之,應至鄰街,不可畏遠。
(二)修理房舍,所余泥土破磚,不得任置門口,應自行雇夫挑運出城。
(三)居喪之家,每將死者病時衣物,當街焚燒,穢氣四布,最爲衛生之害,應行嚴禁。
(四)果菜魚市,當街削棄果皮、菜葉、魚鱗、穢水,尤爲行人之累,應責成賣者置一木桶,安置攤旁,隨時裝載。購食果物之人,即將果皮、蔗渣等物,棄置桶中,不得抛棄道路,致礙行人。
(五)廁所原有垃圾,應責成廁夫刻日挑盡,以後三日清,不准如前堆積;向來廁夫每有焚燒垃圾之舉,不潔之氣,達于四鄰,于衛生甚有關礙,應行嚴禁。
(六)無論白日黑夜,均不准在街旁大小便,童子有犯,唯家長是問。
七)各街太平桶水,因時久遠,臭濁者多,行人感觸其氣,每易生病,應責成各該管之人,間十日一行領換。以上七條,不論公館鋪戶居民人等,均應一體遵照,違者究罪。”
這則告示意味著當時施行新政後的統治者已經意識到公共衛生問題的嚴峻,只有由掌握國家權力的官方出面制定明確的條款,才能轉變民衆的衛生觀念,只有設立正式的公共衛生機構才能有效避免類似廣州鼠疫這樣大面積死亡的情況出現。
1910年東北爆發大規模鼠疫,持續6個月之久,奪走了6萬多人的生命。這場鼠疫的撲滅固然有總指揮伍連德的當機立斷的莫大功勞,但是也和十幾年那場廣州鼠疫帶給國家和社會的改變有著莫大的關系。可以說,黑色的1894年那場奪走了無數人性命的鼠疫,正是中國公共衛生系統得以建立的開端。
老fu:其實隨地大小便這個問題在現在甚至依然時有出現,相信各位一定在某些地下通道裏聞到過難聞的氣味,21世紀初期街頭的公共廁所條件也是非常差的,所以我以前幾乎從來不去公共廁所,現在的話條件倒是好多了。
事實上當前中國人的許多衛生習慣也是在近百年的言傳身教中才慢慢形成的,比如便後要洗手,早晚時候要刷牙,平常要勤洗澡,不要與他人共用碗筷或是拖鞋等私人物品,等等。老一輩的人中有許多是沒有養成這些習慣的,更別提19世紀的中國人民了,那會壓根就沒有“公共衛生”這個概念,都說近代中國是被迫現代化的,至少我覺得在公共衛生這方面被西方吊打了之後對我們是有利而無害的。
不過話又說回來了,一百多年前中國人在抗擊瘟疫這方面完全被西方人處刑,一百多年後的今天卻反了過來,全球都要“抄”我們中國的“作業”,不得不讓人感慨我們的國家真的強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