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南風窗記者 湯興
生育率持續下跌，會發生什麽？也許會讓一個國家消失。
16年前，牛津大學人口學家大衛·柯爾曼預言，如果韓國生育率狀況持續惡化，“韓國或成第一個因人口問題從地球消失的國家”。
而目前，韓國的人口數據不容樂觀。韓國統計廳的數據顯示，截至2021年11月1日，韓國總人口爲5173.8萬，比前一年減少9.1萬。
韓國政府7月28日發布的最新調查結果顯示，韓國人口去年首次出現負增長，比前一年減少0.2%。
根據最新數據，韓國單人家庭數量快速增長，去年爲717萬戶，比前一年增加7.9%，占全部家庭數量的33.4%，首次超過三分之一。兩人家庭數量占比達到28.3%，比前一年增長3.6%。單人和兩人家庭數量合計占比達到61.7%。
2015年，韓國國家研究中心通過人口模擬預測，對于韓國的人口未來，曾給出了具體的數字：“最後的韓國人”將活到2750年，然後韓國徹底滅絕。
2020年，韓國邁入人口“死亡交叉”——出生人口比死亡人口少3.3萬
這些都讓關于該國的人口預言再次成爲焦點：韓國似乎正在“消失”。
而拉響“消失”警報的顯然不止韓國。東北亞和東南亞文化圈的發達國家，都正在遭遇人口危機。如何挽救生育率，成爲這些國家政府的艱巨任務。
“生育率陷阱”威脅
學術界普遍認爲，2.1的總和生育率（女性在育齡期間人均生育數）是“世代更替水平”：女性生育的新生兒數目，恰好平衡死亡人數。國家“總和生育率”達到這個數字，人口總數可以保持穩定。若低于這個標准，則會出現人口負增長。
2005年，奧地利人口學家魯茨提出“生育率陷阱”。他認爲，一旦國家總和生育率跌破1.5，那麽就會如掉入陷阱一般難以回升。1.5被普遍視爲生育警戒線。
而韓國、新加坡、日本等發達國家，這一數字均低于1.5的阈值。日本被低生育率困擾多年，該國總和生育率從1970年代開始遞減，1990年代降至1.5，之後便沒能從“生育率陷阱”爬出。2008年，該國步入“死亡交叉”。目前該國總和生育率徘徊在1.4左右。
日本從1800年到2020年的總和生育率。進入21世紀後，日本總和生育率徘徊在1.4左右
韓國和新加坡則“後來居上”，生育率惡化趨勢趕超日本，成爲亞洲乃至世界生育危機最爲嚴重的國家。兩國總和生育率跌進“生育率陷阱”後，近些年都低于1.3，均進入“極低生育率”時代。
其中，韓國最爲“岌岌可危”。2019年，該國總和生育率跌至0.92，成爲全球唯一總和生育率低于1的國家。一年後，該數據進一步下降至0.84.。新加坡也不容樂觀，2020年，該國的總和生育率跌至曆史最低水平，僅爲1.1。
而更令兩國政府憂慮的是，新冠疫情造成的負面影響，即將在接下來幾年的生育數據中顯現。疫情的不確定性，降低了人們結婚生子的意願。
2020年2月，首爾的地鐵站裏，一對准備前往韓國統一教堂參加聯合婚禮的新婚夫婦
韓國央行稱，因爲新冠疫情，該國生育率雪上加霜，預計一年後將跌至0.72。新加坡總理府也表示，新冠疫情讓新加坡2020年結婚人數減少10%，很多年輕人擱置了生育計劃，預計第二年的生育率會更令人失望。
政府重金未能求子
爲了挽救逐年下跌的生育率，陷入“生育率陷阱”的韓國和新加坡，采取了多項措施鼓勵生育。其中，最爲直接和常用的，是“重金求子”。
在被科爾曼點名後，韓國成立了由總統直接管控的“低生育率·老齡化社會委員會”，以提高當年1.08的總和生育率。據《韓國時報》報道，在過去的15年裏，韓國政府投入了高達200萬億韓元（約1.16萬億人民幣）幫助提高出生率。曆屆韓國政府，都嘗試通過經濟援助刺激國民生子。
但如今0.84的生育率，似乎在宣告政府多年政策的失敗。生育率走低的趨勢沒能得到遏制，年輕人的生育意願未能提升。
2020年8月，首爾明洞購物街，一名男子抱著他的孩子站在路邊
32歲的金榮鍾，目前在首爾工作。他告訴《看世界》，因爲經濟壓力，他計劃40歲左右再結婚生子，而他的很多朋友都對生子沒有興趣。“生孩子，必須得有房子，但在首爾買套房實在太困難。想要買房需要先貸款，但政府的房地産政策讓借貸都變得遙不可及。”
正如金榮鍾所說，高房價成爲許多韓國年輕人的“避孕藥”。今年4月，韓國統計局調研了21萬對2014年結婚且5年內沒有離婚的夫婦。數據顯示，83%的有房夫婦在結婚5年內，擁有了至少一個孩子。而在沒房的夫婦中，僅有40.7%選擇生子。
除了讓人望而卻步的高房價，養育成本也讓韓國青年倍感壓力。“韓國現在的情況是教育費用極其高昂，占據了養育孩子的大部分費用。首爾高中一學期就要500萬韓元（約3萬人民幣）。大學的學費也非常貴，動辄一年就要1000萬韓元（約6萬人民幣）。更不必提孩子從小要上的各種補習班的費用。在韓國，子女能上怎樣的學校，取決于父母的經濟能力。”
首爾的一個小學補習班課室內
當提及政府的補貼政策時，金榮鍾說，這種補貼沒有意義：“目前政府的補貼政策基本都是一次性或短期的，而非長期的。相比于年輕人的經濟負擔，這些只是杯水車薪。”金榮鍾說，“如果政府真的想提高生育率，首要任務是降低教育費用；同時，政府應該出台完善的新婚貸。”
而韓國女性面臨的生育壓力更爲多重。26歲的李英珠來自韓國大邱，正在慶熙大學攻讀碩士學位。她向《看世界》吐露，韓國職場對女性的不公平，打擊了她成爲母親的想法。“韓國很多企業在招聘時會問女性生育話題。甚至，很多中小企業會在職員懷孕後，找理由辭退。”
她補充道：“孕育孩子後重返職場也困難重重。三星、SK等大企業招聘時，對女性年齡會有要求，27歲以上申請成功率很小。”李英珠說，她現在只期盼能有好工作，暫沒心思考慮結婚生子。
韓國電影《82年生的金智英》劇照
接受采訪的年輕人，表露出的是韓國許多青年的無奈。房價、就業和教育成本，這三點正是構成生育環境的重要因素，但政府均未能解決。
下一代教育競爭嚇退年輕人
而比起韓國，新加坡的生育環境似乎優越許多。新加坡政府“居者有其屋”的政策，讓該國80%以上的人都住在政府提供的廉價組屋裏。該國的公立教育、醫療都很完備。女性在職場中的待遇也相對公平。
同時，新加坡也推出了許多鼓勵生育的政策。生子會得到8000至1萬新幣的獎勵，生得越多，獎勵越多。政府還會提供撫養補助、新生兒補助。近期，新加坡政府又在原有生育福利上，追加一次性生育補貼3000新幣，撫養補助額度也將提高。
但在新加坡，筆者還是會聽到“養不起”的抱怨。38歲的Wendy Ho，已經是兩歲孩子的媽媽。她告訴我，生完孩子後，她換了更高薪但也更辛苦的工作。因爲工作忙碌，沒時間照顧孩子，她雇了菲傭。
新加坡一個高檔小區內，替雇主照看孩子的菲傭們
她有些難過地表示，有了孩子後，她的生活質量下降了。最明顯的感知是，她在選擇餐廳時會猶豫。她明確地表示不會生二胎，因爲她和丈夫的經濟能力僅可以養育一個孩子。
雖然她的孩子還很小，但Wendy已經在爲孩子的未來感到焦慮。Wendy說，她給孩子找女傭用了整整一個月，最終挑選了中英文都非常流利、文化程度較高的傭人。此外，她正在思考爲孩子報什麽補習班。她說：“新加坡人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更出色。”
新加坡小學生
Wendy的話，其實是新加坡“Kiasu”（怕輸）文化的體現。在這樣的環境中，孩子的養育成本取決于父母給孩子設定的起跑線。
而這也是日、韓、新加坡等發達國家的普遍現象。這些國家的社會競爭壓力，延續到了下一代的教育競爭上。面對他們的需求，政府的補貼支持力度有限。生活壓力和養育成本，使年輕人在生育問題上慎之又慎。
年輕人生育觀念改變
除了生育壓力帶來的“不敢生”，生育率走低的另一原因是，越來越多的年輕人享受一個人的生活。
1995年出生的娜娜，是韓國典型的“neo-single”（享受單身文化的年輕一代）：與被動的單身人士不同，他們不追求戀愛。這一趨勢在韓國年輕人中愈發顯眼。據韓國研究公司的一項民調，74%的韓國95後認爲單身也不錯。“我不想結婚生子，因爲我認爲個人幸福更重要。如果我生了孩子，我的生活會變得以他（她）爲主，這會占用我很多精力。在韓國，女性在家庭中承擔了太多責任。”
電影《82年生的金智英》劇照
今年39歲的Wing-cheong Ming，在新加坡擔任媒體編輯。他告訴《看世界》，自己很明確以後不會結婚生子，這是他的生活態度。他覺得有朋友和家人的陪伴已經足夠，他很享受現在的自由和充實。
Ming不是個例。《新加坡2020人口簡報》顯示，新加坡正在面臨單身獨居潮。他說，新加坡政府在大力鼓勵生育，但不意味著，單身青年享受不到福利。他指出，按照新加坡的政策，他35歲後即便沒有結婚，依然可以購買新的“兩房式組屋”。
在數年前，新加坡單身人士無法申購組屋。但自2013年7月起，新加坡建屋發展局允許35歲及以上符合條件的公民購買非成熟區的兩房式新組屋。
新加坡的住宅區
新加坡的養老政策也越來越完善。在新加坡，文化氛圍是“成功地老去”。Ming認爲，他工作獲得的公積金，完全可以滿足他之後退休生活的需求。
韓國也是如此，李英珠和娜娜都不擔心養老問題，認爲年老後可以負擔自己的生活。這樣的環境和氛圍，讓這些國家的年輕人在生育上擁有更自由的選擇。
生育率會隨改變回升嗎？
在這樣的背景下，韓國、新加坡能從“生育率陷阱”中走出來嗎？
兩國政府都已經意識到，“重金求子”策略是不夠的，政府還需要更多努力。韓國衛生與社會事務研究所稱，更大的性別平等和更少的工作時間將鼓勵更多的生育。新加坡政府則已推出專屬父親的長期帶薪陪産假，積極鼓勵男性在撫育孩子中的參與度。
新加坡政府推出了專屬父親的長期帶薪陪産假
新加坡國立大學社會學教授楊李唯君表示，這類鼓勵男性參與家庭生活的措施，或能推動亞洲進入“性別革命的第二階段”，從而真正扭轉韓國、新加坡等國的低生育率趨勢。
15年前提出韓國消失論的大衛·科爾曼近日也表示，東亞文化圈國家的低生育率仍將持續一段時間，直到體系性的問題如女性地位問題等被解決。他同時表示，這些國家的文化改變正在緩慢進行，這可能會使生育率最終回到可持續水平。
編輯 | 吳陽煜值班編輯 | 蘇 米排版 | 李魚 文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