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我在文昌中學教書。在文中南門左邊第一行第一間宿舍，我住了整整十五年。
所謂南門，實際上是搬上教場坡後，文中最早的校門。我讀書的時候，南校門至文煥章圖書館一帶，是一片荒坡。那裏長滿了野草，野樹，野菠蘿，人煙稀少。直到1964年，文中少年排球隊打了個全國冠軍，廣東省政府獎勵了5萬元錢，在南門的正對面，建起“文昌中學體育館”，這一帶才慢慢地熱鬧起來。
而最熱鬧的應該是上世紀八十年代。不知是誰在學生中悄悄流傳，說文中有個慈祥的“校公”，他總是在冥冥之中，保佑師生平安，學習進步，校運興隆，而且很“靈”。這樣一傳十，十傳百，一屆傳過一屆，“校公”之說便慢慢紮根了。不知是出自感恩，還是祈求考試平順，先是有幾個人，偷偷地來到南校門的大柱旁，靜悄悄的點上幾炷香，口中念念有詞，然後就匆匆離去。到了第二年高考前三天，來南校門拜校公的越來越多，一撥一撥的，我剛拜罷你登場，燒香點燭，虔誠跪拜。此後，校公的香火越來越旺，人們已經不滿足于簡單的點香點燭，不少人買來糖果、餅幹、水果、飲料，燃放鞭炮，祈求校公保佑。後來，非但是文中學生，縣裏的瓊文、僑中、聯東學生也在高考前祭拜文中“校公”。一位海口的家長說，他的孩子高考前，他每個周末也帶孩子到文中校園走幾圈，爲的是感受文中老校的文氣和靈氣。用他的話說是“心理撫慰”。
我常常想，一屆又一屆的學生祭拜的“文中公”究竟是誰呢？我問學生，學生說不知道；問同事，同事也搖搖頭。
海南人拜的“公”，實際上是神。如祖公、屋主公、財神公、青山公、婆祖公、水尾聖娘公，不管男女，都叫“公”。能夠讓老百姓頂禮膜拜爲“公”的，多是曆史上德高義重，功勳卓著，庇護百姓的超凡人物，爲民則驅邪除惡，爲官則造福一方。學生們自發供奉的“文中公”，自然也應該是在文昌中學發展過程中，起關鍵作用的有功之臣。
他是誰呢？
是100年前文昌中學第一任校長陳玉芝嗎？
1908年，文昌中學創立，成爲海南縣一級最早的中學，沒有之一。第一任校長（那時稱監督）是錦山人陳玉芝。 陳玉芝才學淵博，前清廪生（廪生在秀才中檔次最高，國家每月補貼六鬥米），科舉廢除後，還讀過兩廣優質師範學堂，成爲文昌第一批現代知識分子。這樣的人撐大旗，自然順水順風。可是萬事開頭難，創辦中學，在海南前無古人，無師可從。陳玉芝“摸石頭過河”，先是招收100名學生，分甲、乙兩班。第一次開設四書五經之外的科學課程，如物理、化學、生物、體育、手工等。這些課程，晃頭晃腦的秀才們勝任不了，他便請日本人、廣東人以及兩廣優質師範學堂畢業的王培春、雲茂缽、韓孟謙、黃鍾等任教。陳玉芝爲文昌中學的創建和發展，打好了堅實的基礎，功不可沒。但是，陳玉芝畢竟是滿清土地上長出的壯苗子，在推行新的教育中，他仍然念念不忘儒家學說，因而隨意增加“經學”課時，淡化自然科學。他在新型學校“複古”，引起了學生的強烈不滿。學生們紛紛行動起來，與複古思潮進行堅決鬥爭。陳玉芝采取高壓手段，一怒之下開除了林煦岱、邢谷群等一批進步學生。結果在學生和社會的壓力下，1910年陳玉芝不得不辭職離校。陳玉芝建校有功，治校有過，善始不善終。要是把陳玉芝先生捧爲“文中校公”，恐怕文中的“古人”不服氣。
那麽，“文中公”又是誰呢？
是下南洋爲建新校奔走籌款的詹行銑嗎？
清朝道光年間，有個叫武訓的，小時候因爲家裏窮，吃了無文化的苦。長大後決意要爲窮人辦義學。從21歲到50歲，他一村一寸的行乞，時間長達近30年，終于攢下了2800吊錢，還買了220畝學田。前後辦起了三間義學，讓大批的窮家子弟讀書識字。而他自己，一直住在破廟裏，一輩子不娶妻成家。他死後，鄉人爲他立了“武訓廟”，他也成了義學的“校公”。
1927年，文昌中學辦學規模不斷擴大，決定將學校從聖殿旁搬到教場坡現址。在一塊平坡上再起爐竈，需要巨資支持。錢從哪裏來呢？于是時任校長的詹行銑，毅然決定遠赴重洋，尋求文昌華僑贊助。1928年秋，詹行銑乘著帆船，向新馬出發。這位畢業于國立廣東高等師範的高材生，在海上七天七夜的風雨折騰，上岸時已是滿面胡 ，形容憔悴。他舍不得租住旅店，寄宿在親戚家破舊的房子裏。三個月的時間，他去過36個市鎮，走遍了新加坡，馬來西亞。每到一處，他總是早出晚歸，風塵仆仆，一個個地拜訪華僑，發動他們支持家鄉教育。那時汽車還不普及，他坐牛車、馬車，冒著烈日爬山涉水，尋找一切機會爲校募捐。他的熱誠感動了當地華僑，掀起了資助文中建新校的“詹行銑旋風”，先後共有1000多人認捐5萬多光洋。而他自己，卻一直住在親戚的舊房子裏，省事儉用，從不用過捐助的一分錢。他說：“省下一分錢，就是爲新校多添一塊磚呀。”像這樣的校長，不就是文中的“武訓”嗎？許多人都說應該把詹行銑立爲“文中公”。
且慢！詹行銑先生只是一下南洋，第二次下南洋的還有1929年的陸興煥校長。1929年2月18日，文中校長陸興煥啓程赴南洋催收捐款，計時將近5個月。他馬不停蹄，經曆千辛萬苦，共催收捐款近6萬光洋。1934年夏，文中董事會董事陳汝賢前往南洋收取郭巨川、郭鏡川兄弟捐獻的17000光洋，動工興建“郭雲龍禮堂”（飛機樓）。這是文中領導第三次下南洋。此外，1934年的校長鄭蘭生，前往北京、上海、廣州、香港發動捐款，收獲頗豐。至此，四次遠行募捐，共計光洋10萬元，搬遷教場坡文中新校終于成功興建。由此看來，發動華僑籌款建新校，是許許多多熱心人士共同努力的結果，倘若只把詹行銑先生捧爲“校公”，陸興煥、陳汝賢、鄭蘭生又是什麽“公”呢？
“文中公”還可能是誰呢？
是上世紀60年代帶領文中人“跨過瓊州海峽”的符芹英嗎？
符芹英是老革命，1955年履任文中校長。從扛“三八式”到拿筆杆子，符校長遇到了新問題。那時運動多，學生要種胡椒、種甘蔗、修水利，每年還有“農忙假”，回到鄉下幫生産隊種水稻。這些狀況，未免沖擊了正常的教學秩序，1959年，文中的教學質量普遍下降，高考的總平均成績僅37.64分，英語更慘，總平均成績是6.77分。文中急了！符芹英急了！他下決心排除幹擾，急起直追，把工作重點轉移到提高教育質量上，讓文中三年內“放衛星”！1960年， 瘦削而堅毅的符芹英在全校大會上，舉起拳頭發誓：要在短時間裏實現“一、三”目標，即一年實現“海南第一，三年跨過瓊州海峽”！他用老革命的腰杆，頂住各方壓力，組建了一支解放以來最優秀的師資隊伍，其中包括起用曾經的“右派”，甚至申請從監獄裏提取解放前的美軍翻譯。于是文中的一代名師出現了：“語文五將”、“數學驕子”、“物理三雄”、“化學雙英”、“政史四絕”，直到現在，仍令校友津津樂道。1961年，文中校園響起了長長的鞭炮聲，第一個目標“海南第一”實現了，高考錄取率達60%，超過全國平均錄取率48個百分點。此後，好消息不斷傳來，1964年，高十四屆高考“跨過瓊州海峽”，高考排名進入廣東前列。在和廣東名校激烈競爭中，有一人考入清華，二人考入北大（那時北大每年招生不到1000人）。符芹英校長嚴格治校，在艱難的環境中將文中推向新的高潮，形成了海南教育海中、一中、文中長期以來“三國鼎立”的局面，這樣一個業績卓著的校長，他是人們崇拜的“文中公”嗎？
百年滄桑，風雨前行。符芹英校長掀動的，只不過是文中長河中的一朵璀璨的浪花，說是起關鍵作用的“校公”，未免難以服衆。
可能是“文中公”的還有誰呢？
第十三人校長馮河清嗎？他較早的接受西方民主思想，推進新學最爲突出，給文中帶來一股清新的氣氛。第十五任校長陳傳棟嗎？他堅持在日本的炮火中，在南陽山區艱難辦學，讓文中薪火相傳。
都不是。
那麽，“文中公”會是老師嗎？
是那個抱病上完最後一節課，倒在講台上的楊老師嗎？
是那個因反袁世凱，被胡熹殺害在太平橋邊的文煥章嗎？
是那個“團結柱”的設計者，帶領學生抗日的吳乾鵬嗎？
是那個演出“林格蘭就義”激怒反動派，喋血街頭的張明凱嗎？
。。。。。。
也不是。
“文中公”究竟是誰呢？
“文中公”不是一個人。它是一種精神，一份心境，一種感知，是曆史發展過程中形成的文中情結。這種精神涵蓋了教育教學、校風學風多個方面，在學校發展的每一個節點上定格，在“尊師守紀、嚴教勤學”的校訓裏展示，在一批批走出去的新老校友中紮根。
“文中公”是靈魂，是“校魂”。一代又一代的文中人，領導、教師、學生，以及社會各界人士，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培養了成千上萬的優秀人才，形成了相對穩定的靈魂化的驅動力，滋生在師生的心靈深處。這種靈魂，看不到摸不著，揮不去割不斷，蘇生了“文中培育我成才，我爲文中添光彩”的校魂感應，同時也留下了深切悠久的母校情結。“文中公”的出現，是文中學生不忘曆史，對母校曆年教育成果的認同和贊美。
人們心眼中的“文中公”，是聖者。他滿面滄桑，精神矍铄，美須飄飄；是智者，他學富五車，追求卓越，沉穩堅毅；是賢者，他慈愛和藹，雍容揖讓，彬彬有禮。在他的感召下，百年文中，“濟濟多士，朗朗書聲，弦歌不辍”。
因此，不要把祭拜“文中公”簡單的看做是迷信活動，它是一種難得的母校崇拜。一所學校，有了衆多的貢獻者。這些貢獻者，讓學生崇拜感念，甚至神化到有“公”的程度，它成功了！在這一個有靈魂的有“公”的學校裏讀過書，值得自豪和驕傲。
作者簡介
吳亞利，文昌市頭苑造福村人。曾任文昌中學，海口實驗中學等校副校長，海口市政協委員。1998年編寫文昌中學第一部校史，2008年任文昌中學《百年校史》主筆；2015年擔任青春回憶錄《依舊年年》主編。現任《文昌文化》雜志執行副主編，海南省宋慶齡研究會，海南省宋耀如研究會《會刋》執行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