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黃姗
編輯 | 樓婍沁
2021年上海秋冬時裝周的開幕讓劉考拉開始進入新一段忙碌時光。
她今年30歲，此前在香港連卡佛從事時尚買手工作六年。每年的這個時候，她通常需要飛去巴黎時裝周看秀買貨。但疫情改變了她的職業路徑。現在，她的職業重心變爲中國內地市場。她目前擔任一家國際知名美妝零售品牌的買手，常住在上海。
最近兩年，尤其是新冠疫情席卷全球後，越來越多像劉考拉這樣原本在香港從事時尚工作的香港本地人，正陸續“北上”內地尋找工作機會。
這背後是內地及香港奢侈品市場發展狀況出現了顯著的差別。
香港的奢侈品零售行業受到香港社會環境變化及新冠疫情的雙重打擊，遲遲未能得到根本性恢複。
界面時尚此前報道，自2019年7月以來，香港零售業銷售總量連續15個月呈現兩位數下跌態勢，直到2020年8月才跌幅才縮小至個位數。這其中，羅素街、廣東道、皇後大道等高度依賴外來遊客消費的高端零售街區受到打擊最大。
受此影響，貫穿2020年全年，Tiffany蒂芙尼、Valentino華倫天奴、Prada普拉達、Coach蔻馳等多個國際奢侈品牌先後放棄了位于香港黃金地段的鋪位。
反觀內地市場，短暫的疫情封鎖後，內地市場成爲全球範圍內爲數不多已基本恢複正常經濟生活秩序的地區市場。這極大地推動了內地奢侈品市場的大幅增長。
全球管理咨詢公司貝恩在2020年12月發布的研究報告顯示，2020年中國內地奢侈品市場有望實現48%的增長，市場規模近3460億元人民幣，而內地市場在全球奢侈品市場的整體份額翻了一倍。亮眼的增長表現讓多家海外時尚公司將針對中國內地市場的增長計劃寫入了財報中。
這種差異直接影響了海外時尚公司對于中國分公司甚至亞洲區域辦公室的人員部署計劃。
2020年，一些海外時尚公司經曆了全球大規模改組和裁員。這些公司中有不少在2021年農曆春節後針對內地市場開放了大量崗位。
“最近異常忙，生意異常好。”時尚奢侈品行業獵頭顧問Reto告訴界面時尚記者。從2021年3月開始，他幾乎天天加班到深夜，爲的就是幫海外時尚奢侈品公司在內地招兵買馬。
與此同時，這些海外公司在香港地區辦公室則正進行縮編、裁員。
包括劉考拉在內的多位時尚奢侈品業從業者告訴界面時尚，2019年下半年至今，多家知名海外奢侈品零售品牌的香港辦公室都有不同幅度的裁員。
界面時尚綜合《南華早報》、國際房地産顧問公司第一太平戴維斯等多個信源的信息發現，進行裁員的品牌商或包括Versace範思哲、Salvatore Ferragamo菲拉格默、Coach蔻馳，以及法國LVMH集團旗下Bvlgari寶格麗、Fendi芬迪、Givenchy紀梵希、Celine思琳等。
2021年1月，休閑服飾鞋履品牌Vans和Superdry母公司威富公司（VFC）公開宣布，將在未來12至18個月時間內逐步把企業品牌運營中心由香港遷移至上海。當時，第一太平戴維斯香港研究部在一份報告中預測，隨著內地時裝和奢侈品市場的重要性愈加突顯，未來數年將有更多外資品牌逐步把亞太區總部遷出香港，並首選上海作爲新區域總部所在地。
“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
“只能說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王麗儀感慨道。
王麗儀曾是國際時尚雜志中文版于1980年代進入香港時的第一代編輯。她也曾是香港《明報》和《明報周刊》的時尚總監，還出版了《時尚風雲25年》和《我的時尚騷靈》兩部行業著作。
作爲1995年那批最早親赴歐美時裝周作現場報道的中文時尚媒體人，王麗儀坦言當時整個時尚行業對于華人市場頗爲陌生、對于中文媒體的包容度和歡迎度也較低，這使得她在一些看秀過程中“很受氣”。
但香港發達的市場經濟和內地巨大的市場潛力，還是讓啓動全球化的外資時尚奢侈品公司在香港抛下了“發展的錨”。“當時（國際品牌）在香港開設亞太區分部的時候，香港就是一個門戶。”王麗儀見證了香港時尚零售業從起勢到蓬勃的整個黃金期。
香港確實是最早與國際時尚奢侈品行業接軌的華人市場。
1990年代，香港因爲有開放而繁榮的市場經濟，健全的法律法規，以及富裕的本地中産，再加上靠近內地市場，成爲了西方品牌試探整個中國市場，並與當地消費者溝通的窗口。
越來越多的國際大型時尚公司開始紛紛在香港成立亞太辦公室，以支持包括內地市場在內的周邊區域市場的業務。
其中最爲標志性的是法國LVMH集團于1995年在香港開設亞太區總部，負責LVMH集團在除日本之外的其余亞太市場的商業活動，業務範圍涵蓋大中華區、韓國、印度、澳大利亞、新西蘭和東南亞地區。
但隨著內地經濟飛速發展，消費者購買力持續增強，人口衆多且地域廣袤的內地市場的重要性開始逐漸上升。
尤其是，2003年7月內地遊客赴港澳自由行政策出台，香港寬松而優惠的稅收政策吸引著內地遊客赴港消費奢侈品。內地遊客開始大量湧入香港進行購物消費，並一躍成爲帶動香港奢侈品業發展的關鍵群體。國際時尚奢侈品從中看到了內地奢侈品市場巨大的增長潛力。
在多番試探之下，時尚奢侈品公司開始布局內地市場，他們積極來內地辦秀，與明星合作，以及身體力行地投資開店。
2007年10月，LVMH集團旗下高級時裝屋Fendi在北京長城舉辦大秀。在王麗儀看來，這是內地與香港市場關系發生轉變的分水嶺。
“這之前所有大型活動和時尚派對都是在香港舉辦，品牌會把整個亞洲的媒體請到香港參加活動，但是07年Fendi的大秀改變了市場。”
Fendi那場大秀先後籌備了兩年、耗資5000多萬，請到的全球明星、嘉賓、媒體人數高達500人。
這場大秀向全球市場傳遞出一個信號：中國內地市場將是未來奢侈品公司掘金新去處，在內地市場組建本土團隊迫在眉睫。
也是在那段時間前後，王麗儀參與一家香港公司在成都開設百貨的項目。作爲該項目內地市場傳播的負責人，王麗儀當時並沒有搬到成都，而是每個星期往返與香港和成都之間，大部分的管理和協調工作要遠程完成。
“經過這件事情我就意識到，如果說我不住在當地，只是每個月去幾天會有問題。團隊很難遠程管理，而且對當地的風土人情也不夠了解。”
到了2006年，王麗儀搬到上海，參與《明日風尚》的創刊工作。在上海生活的那兩年，她才覺得踏實起來。“最起碼了解當地的生活文化，對團隊也比較了解，容易溝通。”
這段經曆讓王麗儀意識到，整個時尚産業，從外資品牌到配套企業，“再由香港團隊去管理內地市場真的不是很適合了”。
離開？或者，去上海
如今，香港市場于國際奢侈品牌的戰略重要性下降已成事實。不過，香港與內地時尚零售市場的兩極化並非一朝一夕形成。
“從2014年起，基于營商環境穩定性和運營成本這兩個最大因素，很多品牌都開始重新想如何布局（中國市場）。”楊詩敏告訴界面時尚記者，“搬地區中心我覺得是大勢所趨。”
楊詩敏目前在經營自己的公司，專門爲一些海外時尚品牌進入中國市場提供咨詢服務。在此之前，她供職于一家大型跨國時尚集團，負責亞太投資者關系和企業傳播工作。該公司在2020年加速了區域性改組工作，在內地市場增設了企業傳訊崗位，楊詩敏也隨之離開。
雖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楊詩敏在過去20多年前後供職于外資和內地的多家大型零售商，積攢了豐富的時尚零售業經驗。
2010年前後，楊詩敏加入了一家當時仍處在發展上升期，但現在已經家喻戶曉的福建民營運動服飾企業。回憶道當時內地服裝零售市場的情況，她直言，“當時如果要加入內地品牌，需要對管理層非常有信心，才會去。”
而到了2020年代，內地已有充足的人才儲備，爲跨國公司遷移區域總部，建立更有針對性的本地團隊奠定了基礎。“現在內地很開放，競爭機會也很公平，很全球化。”
楊詩敏以買手爲例講述了這幾年內地時尚人才儲備的變化。她說，以往跨國時尚零售商偏好招募香港人做買手，“因爲他們更有經驗”，但在最近幾年，上海和廣州也有了不少買手。
同爲“時尚圈港人”的陳安諾則已在上海工作了一段時間。她在2019年7月被香港地區團隊招募進這間公司，出于種種原因，最後被派遣至上海上崗。
現在回想這段經曆，陳安諾直言自己幸運，因爲如果不是在疫情前來到內地，“可能也會被裁員。”
香港時尚行業的衰落是整體性的，不光體現在奢品零售市場的低迷，也直接影響到了包括廣告創意、活動策劃執行等在內的上下遊産業鏈環節。
陳安諾目前在一家知名輕奢品牌的上海分公司工作，負責的是該品牌的視覺管理工作，參與品牌活動、快閃店、門店陳列等方方面面的設計和搭建工作。
她告訴界面時尚，疫情爆發後，原本負責統籌包括上海、日本、新加坡等亞太地區團隊的香港團隊“整個被砍掉”，“因爲真的沒有品牌活動可辦。”
當然，離開這個行業不一定是件壞事。
在與記者的交談中，王麗儀提到了她前助理的故事。這位年輕的前助理幾年前離開曾經夢想的時尚行業，轉行賣起了保險。很快，她就實現了財務自由，在寸土寸金的香港買了房子。
“我當然也覺得很安慰了，也就再沒有提你應該要堅持你的理想做時裝設計或者是怎樣了。”王麗儀回憶道。
不過，如果想要繼續在香港從事時尚創意行業工作，機會肯定不如之前多和好了。
陳安諾想起了她的兩位圈內朋友。其中一位賣起了“凍肉——一種高級食材”，來彌補收入下滑帶來的影響。而另一位則去發展自己的手工藝，陳安諾告訴記者，“他每天要去擺攤的。”
“北上發展”被認爲是更好的選擇。
“北上”香港人的機遇和挑戰
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可以看作是國際時尚品牌在內地市場的建設期。
這個時期它們要建設團隊，在內地一線城市試水開店，提升品牌知名度和美譽度尤爲關鍵。這些工作需要有經驗的時尚從業者來承擔，同根同源但又具備發達地區市場經驗的香港人自然脫穎而出。
王麗儀表示，“2000-2010年來內地發展的話機會很好，留下來就一直會有機會。”如今，這批來自香港的內地奢侈品市場早期拓荒者不少已經成爲中國團隊的中高管。
但與此同時，目前在這些外資品牌的中國分公司內部，初級至中級這個層級的員工中卻少見香港人。上述多位受訪人均向界面時尚表達了同樣的觀感。
不可否認的是，與之相關的是，香港年輕人在時尚奢侈品這個賽道與內地年輕人競爭已經失去了先天優勢。
過去10至15年間，中國有大批海外留學生歸國。這些熟悉海外品牌，能操著一口流利外語的內地年輕人成爲外資品牌重點爭搶的人才。
跨國時尚公司倚重國際型人才，這有利于歐美品牌總部與本地市場溝通。楊詩敏表示，“通過大概20年的接軌，現在內地人才非常多，而且非常有激情。”
這意味著，香港年輕人“現在才去，已很難到發展空間。”王麗儀補充道。
隨著外資時尚奢侈品公司中國公司的人才梯隊搭建完善，讓本地人管理本地市場將成爲主旋律。
“因爲只有本地人才知道這邊的情況。”劉考拉對界面時尚坦言。
她以“性感的成都人”爲例。“成都人就是大冬天外面穿一件大衣，然後穿短褲露大腿，美國人怎麽理解這個事情？美國人就只愛穿牛仔褲或者打底褲，要不就穿得很華麗。美國人就是不懂爲什麽這邊的人那麽性感，他就是覺得這樣的衣服不好看，但就是賣得好。”
這意味著，如今香港人想到內地從事時尚和奢侈品行業，至少要有一定的工作經驗才會有議價的空間。
但楊詩敏對界面時尚強調，這樣崗位的競爭並不只是內地人與香港人之間的競爭，而是全球人才之間的競爭。
對于想要進入內地從事時尚奢侈品生意的香港人而言，他們最明顯的弱項體現在互聯網技術和數字營銷領域。
如今的奢侈品公司在內地發展，已十分仰賴電商渠道和數字營銷手段。而在相關領域，內地人才前仆後繼。按照奢侈品業獵頭顧問Reto的話說，這部分人才在內地已經實現了本地互聯網公司與品牌之間的相互流動。
但香港年輕一代，相比于互聯網和科學技術，更熱衷于金融、保險、法律、醫學等學科。甚至連曾經大受追捧的服裝設計專業，在整個香港零售業下滑之後，也逐漸變得無人問津。港人在時尚行業的青黃不接也因此直接反映在就業市場的斷層上。
不過，在傳統零售、供應鏈、人力資源、財務等方面，香港人才仍然具備一定的競爭力。
除了競爭力減弱，在內地從事時尚業的香港人少或許還與就業信息不對等有關。
楊詩敏提到香港部分高等院校在針對時尚行業，尤其是內地時尚行業的就業指導工作上存在滯後，缺少相關相關企業資源，也缺乏對學生的支持和引導。這將直接增加香港年輕人在內地相關行業的求職難度。
這也是爲什麽楊世敏身邊有一些朋友爲了孩子的前途發展，早就提前做好規劃，“幹脆直接讓小孩來內地念大學。”
（應受訪者要求，劉考拉、楊詩敏、陳安諾爲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