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記者 彭珊珊 實習生 侯玥然
在有關“五四”的敘事中，以北京爲中心的論述長期占主導地位，曆史學者陳以愛的最新系列專著“東南集團與五四研究”則將目光轉向東南，以新視角考察五四運動的曆史。她筆下的“東南集團”是一批以上海爲活動舞台的社會精英，作爲政、學、商、報各界的複合體，他們的人際網絡及運作模式，對上海的五四運動有深刻的影響。
2022年4月29日，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近代思想研究中心舉行線上講座，圍繞“東南集團與五四研究”系列之一《動員的力量：上海學潮的起源》（民國曆史文化學社，2021年）展開研討。講座由社科院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室主任鄒小站研究員主持，台灣東海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陳以愛主講，北京大學曆史系教授王奇生、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孫慧敏、清華大學曆史系教授王東傑與談評議。與會學者共同探討了“東南集團”視角爲“五四”研究帶來的新發現與新問題，以及未來“五四”研究乃至民國史研究可能拓展的方向。
陳以愛：從“東南”重探“五四”
陳以愛教授的研究起步于學術文化史，最初以北京大學爲中心，探討新文化運動高潮後的整理國故運動，兼及現代中國學術研究機構的建立形態，其代表作《中國現代學術研究機構的興起：以北大研究所國學門爲中心的探討》（1999）在學界廣受贊譽。在最新的“五四”系列研究中，她將目光從北京轉向上海，探討1919年5月至7月間的一連串事件，聚焦政治性的愛國運動，有意識地將研究對象與“新文化運動”區分開來，往政治史和社會史的“轉向”殊爲明顯。不過，她更願以“通向”來描述這種轉變，因爲史學研究中的領域區隔系人爲設立，各個面向本應互相關涉。
那麽，“通向”政治史與社會史的契機是什麽？爲何聚焦上海重探“五四”？什麽是“東南集團”？“東南集團”與五四運動的關聯何在？陳以愛教授從自身的研究方法與視野談起，進而介紹了“東南集團與五四研究系列”系列的寫作緣起、構想與重點內容。
陳以愛表示，不帶理論預設，而從事實和現象出發，提出適切解釋，是她研究曆史時的原則。她特別提到恩師逯耀東、呂芳上兩位先生的影響。前者提示她注意把人物放在研究的中心位置，考察人物、著作和時代的交互作用，使其在治學術思想史時不願局限于一個學校、機構或某本著作，而注意到與“人”相關的社會網絡及政治聯系。後者則促使她在與政治外交史前輩的對談中思索可以對話的視角，最終提出學術文化史上的“南北”問題，正式從學術史拓展至政治史，並在她此後十余年的探索中持續地予以督促、期勉與幫助。
視野轉換之後，一些新材料的重要性開始凸顯出來。先是一封“難解的信”將鏡頭轉向上海：1919年5月9日，北大校長蔡元培辭職出走；5月22日，蔣夢麟和黃炎培有一封聯名私函寄予胡適，眉批中還有沈恩孚的加筆。信中討論蔡元培出走後北大的前途，討論未來的布局問題——若北大受政府壓力，將南遷到上海成立新的學校；新大學的資金又從何而來；如何安排已到中國的杜威等等。牽涉內容之廣遠超想象。這封信收入耿雲志主編的《胡適遺稿和秘藏書信》史料集中，史料集未經排印，是原版影印，包含寫作者筆迹、信紙中其它非正文內容等重要史料信息，引起一衆學者關切。這份材料使陳以愛感到，需要考察黃、蔣、沈及與其相關的江蘇省教育會，並研究其組織運作方式、南北策略乃至與北京教育部的人事關系等問題。此外，1918年胡適寄給母親的一封信也引起注意，這封信寫于胡適初見黃炎培之時，信中稱黃是“當今教育界一個最有勢力的人”。胡適所言使人意識到此中“有補課的必要”。于是，晚清至五四前後的一批社會精英，從教育會到實業界、報業、出版、銀行等各界人士紛紛進入視野，包括張謇、趙鳳昌、黃炎培、沈恩孚、蔣夢麟、郭秉文、聶雲台、穆杼斎穆藕初兄弟、史量才等等，他們在五四前後的互動與活動都值得深入查考。
黃炎培、蔣夢麟致胡適函（1919.5.22），耿雲志主編，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37冊，合肥，黃山書社，1994
接下來，該如何稱呼這群社會精英？若以“江蘇省教育會”代稱，“教育會”不免框限讀者的想象。由于這群人在籍貫上遍及江、浙、湘等地，在身份上覆蓋政、商、學、報各界，最終陳以愛以“東南集團”爲之命名。陳寅恪弟子石泉先生曾在《甲午戰爭前後之晚清政局》一書中提出晚清時有三大團體，分別爲立憲派之士大夫集團、北洋集團與南方民黨，三團體之間有分合錯綜之關系。陳以愛認爲，這一“東南集團”可視作立憲派之士大夫集團的延伸。
過去鮮少有人注意到“東南集團”對五四運動的影響。由于所涉問題錯綜複雜，陳以愛表示將以“三部曲”作相關探究：第一部“動員的力量：上海學潮的起源”，意在探討五四東南集團的人際網絡及動員方式，以了解上海學潮的發生脈絡及社會底蘊；第二部“行動的策略：上海三罷始末”，考察上海的商學城市聯盟，及“三罷”發生過程與落幕原委；第三部“國家的建立：商教的政治聯盟”，討論東南集團在“五四”後的新動向，及其建立民族國家的方案。
隨後，陳以愛教授就已出版的第一部曲《動員的力量：上海學潮的起源》做介紹。
全書正文共四章，第一章“商戰輿論和抵制運動”探討五四時期東南紗業集團如何制造“商戰”輿論，並將之落實到有組織的持續行動上。在這一時期的抵制風潮中，學生的毅力固然驚人，“運動家”的本事也不能忽略；“商戰”既與民族複興有關，也符合集團自身利益。
以經濟制裁爲抗爭手段確爲五四時期的重要現象，但陳以愛指出，無論是討論商戰輿論還是抵制運動，探討範圍都不應局限于1919年，甚至應早于民國。清末即有抵制運動的案例，其中不乏成功者。1905年以上海爲中心的抵制美貨運動是第一次具有全國規模的抵制風潮，在這場運動中，張謇集團不僅參與其事，更主導輿論方向，李登輝等人亦通過寰球中國學生會發動抵制，並擴張到其他省份乃至海外。比較1919年的五四運動（抵制日貨）和1905年的抵制美貨運動，會發現五四運動在抵制手法、發動輿論的方式、對學會和報刊之運用乃至參與人員等方面，皆呈現出與抵制美貨運動的延續性。創立于抵制美貨運動時期的寰球中國學生會，在上海的五四運動中也發揮了關鍵作用。可以說，早在晚清時期，就有一批社會精英參與社會輿論塑造、發起抵制運動、促動商學兩界合作，是“抵制”和“運動”的“老手”。不過，五四時期的商戰和抵制運動，力度更強，覆蓋面更廣，參與者更加廣泛。
五四時期的抵制日貨運動可以上溯至1915年，有三個人物值得注意：聶雲台、黃炎培和余日章。1915年影響中日關系的重大事件是“二十一條”，中日交涉之時他們曾一同乘船遠渡重洋，赴美開展過實業和教育訪問，其事可見于黃炎培日記。他們自1915年起聯合江蘇省教育會、華商紗廠聯合會、上海銀行公會、寰球學生會等團體，通過教育體系和報刊媒體宣傳引導，發動商界、學界響應抵制日貨、提倡國貨，並以學生爲宣傳隊，擴大宣傳效應。陳以愛特別指出，認爲抵制日貨可以有效打擊日本在中國商業的發展、強調抵制日貨有效性，這一論述體系的形成，其中有美國在華商業領袖、報業媒體人物以及大學教師的參與。從私人文件來看，這些人與聶雲台、張謇等人有私誼，其往來交流也多涉商戰話題，代表人物有上海美國商會會長大來、美國商務參贊安諾德、《密勒氏評論報》主編鮑惠爾、聖約翰大學經濟系教授雷麥等。若以英文名檢索這些五四商戰的核心人物，可獲得許多相關重要史料，並從中觀察到一些重要的網絡和線索。
示意圖：東南集團的商戰網絡（示意圖均由陳以愛教授提供）
第二章論述“上海公共團體的轉型蛻變”，強調五四運動中的上海學生並非孤立運作，而與其他團體有密切關系。其中，中華青年會和江蘇省教育會兩個老牌機構成爲核心組織，逐步派生出其他新設機構，産生覆蓋面廣泛的社會網絡，以上海爲基地，影響力遍及各埠及海外。本章從兩個方面說明這個系統的運作：其一，五四前上海公共團體完成組織蛻變的過程，進而增強了社會動員的技巧與能力；其二，這一系統制造“聯美制日”的輿論，使中美親善成爲主流聲音。
周策縱在《五四運動史》中，認爲上海學生聯合會和全國學生聯合會有重要的影響。根據時人看法和學者研究，全國學生聯合會在組織效率上甚至超過政黨。不過，周著認爲寰球中國學生會是這兩個會的會員，其說有誤。上海反日運動的一大重鎮“寰球中國學生會”成立于1905年，是孕育上海學生聯合會（1919）的重要團體。但此後寰球中國學生會成立了日校和夜校，因此最終參加上海學聯的只是日、夜校，而非寰球中國學生會本身。上海學聯成立後，其會址正是設在位于上海公共租界的寰球中國學生會，直到1919年6月9日被工部局勒令離開。寰球中國學生會爲什麽能夠成爲上海學聯辦事處、全國學聯籌備處、成爲它們的庇護機構？關于這個問題，陳以愛認爲最可靠的說法應出自顔惠慶回憶錄，因爲他是寰球中國學生會最初發起人之一。根據顔氏的說法，寰球中國學生會是模仿世界基督教學生會而設，該會創辦人均爲世界基督教學生會及青年會等組織中的活躍人物。基督教青年會具有宗教特征，其董事和職員必須是基督徒，非基督徒則只能成爲普通會員。寰球中國學生會則是對這些教會相關組織的“非基督教化”，使得非基督徒也能參與其中，以觸及更廣大的人群範圍。
辛亥革命後，寰球中國學生會內部發生了人事變遷。顔惠慶進入外交界，李登輝的工作重心則放在複旦大學，他們無法再繼續顧及會中事務，這時朱少屏成爲會中的核心辦事人，而伍廷芳和唐紹儀則是名譽領袖。1919年上海學聯成立之前，寰球中國學生會曾再次煥發生機，表現得非常活躍，陳以愛認爲這除了朱少屏個人的活動能力之外，也和該會招收會員的新辦法有關。寰球中國學生會在招收會員方面積極模仿基督教男女青年會（尤其是男青年會），學習其組織、動員、宣傳模式，如開展徵求募金運動等。當時基督教男青年會是上海的重要公團，由美籍幹事幫助成立，後來華人幹事的數量雖增，其辦事方式仍效仿美籍幹事。最近幾年學界已有不少學者注意到青年會在1900至1920年代在社會上層中的影響力。據陳以愛觀察，各地教育會成員許多注意到青年會的組織、動員、宣傳能力，樂于效仿與合作，例如在江蘇省教育會及其相關組織中，余日章、王正廷、郭秉文等人均有青年會背景，並在會內推廣青年會模式。
到1919年之前，上海幾個重要的上層公共團體，包括江蘇省教育會、寰球中國學生會、青年會等，都存在學商聯合現象，且商界贊助人名單常常在不同公團中重複出現；同時，各會的董事名單也多有重複。這些公團采取聯合行動，對外宣稱“聯美制日”，鼓吹“中美親善”，對內則推動各種社會改良運動，如國語運動、平民教育、義務教育、禁煙等運動。針對這些團體之間的關系，陳以愛繪制了“上海公團關系網絡”圖，以反映中華男女青年會全國協會、上海男女青年會、江蘇省教育會、中華職業教育社、寰球中國學生會等幾個核心公團及相關公團之間的複雜關系。
示意圖：上海公團關系網絡
第三章考察“複旦大學的華洋網絡”，以複旦之于上海，猶北大之于北京，是學潮的領導中心。然而曆史鏡頭中的“複旦學校”或“複旦學生”，往往以籠統的稱謂出現，沒有名字，也沒有面孔。本章剖析複旦校長李登輝的社會關系，進而論述東南網絡中的複旦大學。陳以愛指出，不應滿足于複旦與上海學聯關系密切、是上海學運中的重要機構這樣的簡單結論，而應深入考究更多問題。複旦大學爲何被稱爲學潮的領導中心？通過哪些人物如何構成對上海學聯的核心領導？這些人物的社會網絡及背景又如何？要解答這些問題，須對具體的人物與背景一一考察。
與校長李登輝相關的中文材料並不充分，在《密勒氏評論報》所編的《中國名人錄》（Who’s Who in China）中卻有李登輝傳記，篇幅較長，可能由李登輝本人提供了資料。但《中國名人錄》有不同版本，各版本中的文字有所增減，不同版本包含著不同的時代背景特征。複旦校史也是必要的參考材料，但在後來的編纂中受時代影響，許多材料也已消匿，如李登輝與青年會的關系就被淡化。幸而現任複旦校史研究室主任錢益民先生在寫作《李登輝傳》時，曾運用複旦大學收存的部分資料，相當程度上還原了1919年前後李登輝的形象。同時，透過一些其它資料，也可以還原李登輝當時的政治聯系。李登輝與孫中山的關系常常在後來的曆史敘事中遭到強化，事實上，李在辛亥革命這一關鍵時間點前後與伍廷芳、唐紹儀等人及江蘇省教育會的關系很深。因此，在考察李登輝本人相關的問題時，需要對資料審慎辨別。陳以愛通過四組傳記文字，輔以其他材料，說明李登輝立足滬上的社會基礎，更重要的是，通過曆史學家的銳利審視，指出四種傳記及其時代之偏蔽，一方面還原李登輝的曆史面貌，一方面也呈現了一部人物“變形記”。
作爲一所私立大學，當時複旦的董事會情形至關重要，校長任免和經費使用均在董事會掌控之下。五四運動前後，前述提到的余日章、王正廷、聶雲台等都是複旦董事會成員。此外，董事會成員還有廣東商人陳炳謙、勞敬修、簡照南；在辛亥革命中扮演重要角色、與舊交通系關系密切的唐紹儀、唐露園；上海交通銀行副經理、上海銀行公會重要成員錢新之等。學生方面，複旦大學在五四運動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學生有瞿鴻機之子、聶雲台妹夫瞿宣穎；俞大維之弟、聶雲台之侄俞大綸；唐紹儀之子唐榴；紹興綢商之子、後來發表多篇回憶文字的朱承洵；上海學聯會長、新加坡華僑富商之子何葆仁等。其中，唐榴和俞大綸又都參加過上海中華童子軍協會，接受過准軍事訓練。陳以愛指出，在五四上海學生集會中反複看到的會操、升國旗、敬禮等種種儀式，和學生所具有的童子軍背景密切相關。同時，身著童子軍服的學生和軍警之間的關系，也是一個值得考察的問題，這將在本系列的第二本書中有所探討。
複旦學生和其它大學的學生關系也不容忽視。學生的升學、轉學、兄弟不同校等情況，在複旦與一批其它學校，如北京大學、南洋公學、聖約翰大學、東吳法科、澄衷學等之間形成了聯系，同時，參加青年會也使得同市、跨市的不同校學生之間産生往來。針對“學”這一問題，陳以愛在書中繪制了“複旦大學華洋網絡”展示了複旦大學與不同社會團體之間的聯系，在研究中，她尤其注意複旦通過青年會、教會等網絡與英、美人士之間的聯系，這些聯系在運動風潮中産生了重要影響。
示意圖：複旦大學的華洋網絡
第四章題爲“上海學聯的呱呱落地”。上海學生聯合會于5月11日正式成立，正值“五七”國民大會後不久。當時上海工部局認爲上海的運動風潮始于五七國民大會。事實上，“五七”國民大會並非由學生發起，而是由江蘇省教育會參與策動、由各校校長帶領學生進入西門外公共體育場參與的。在“五四”期間，校長、教職員與學生之間的關系微妙，他們並非總是保持一致，但在很多事務上有所合作。陳以愛指出，要深入了解“五七”國民大會之內幕，不單要看公、私方面的不同記載，而且要看華、洋方面的不同記載。
上海學聯的組織架構並非完全模仿北京學聯，前者早期有小學加入。這些小學的代表，往往並非小學生，而是任教師乃至更重要職位者。罷課時，5月26日起只是中等以上學校罷課，直到6月5日上海罷市時，小學才陸續參加罷課。每個學校如何選擇參加學聯的代表，也各有情況，甚至有學校如務本女中，學生全然不知自己的學校參加了上海學聯，僅有教職員級別的人物參與，這就使得教職員在學聯中扮演著決定性角色。他們或擔任學聯中的評議部、執行部職員並參與投票，或作爲顧問在重要的大小會議中列席與議，如黃炎培就是顧問之一，留美學生會成員中亦有任學聯顧問者。在罷市之後，學生並非獨立決定學聯的動向策略，而是有長輩參與討論的。還有一些外國人任學聯顧問，如東吳大學美籍法科教授任法律顧問。
學生的參與和作用當然不可否認，陳以愛就此撰有 “點將錄”，羅列十幾位重要參與者的背景、活動、社會關系，發現這些學生幾乎都來自社會上層。學聯成員與基督教青年會的聯系亦十分密切，據陳以愛估計，學聯中約有五千余名大學及中學生是青年會（含市青年會童子部，和校青年會）成員，這些學生擅長組織、演說、宣傳、募款和推廣社會服務。在上海，甚至北京、天津等北方地區的學生活動中，常見“平民教育”、“義務學校”等話語，陳以愛懷疑與青年會有關。李登輝本人擔任“青年會全國協會學生部部長”，作爲複旦大學校長及上海學聯成立的重要推手，他的多重身份背後所蘊含之複雜關系亦值得探討。在社會支援方面，聶雲台、穆藕初和簡照南是上海學聯重要的資金贊助者，除此之外，學聯還得到了大量來自社會各方的捐款。各大報館亦提供支持，例如研究系背景的《時事新報》，就和學生領袖關系密切，上海學聯及分會有大量消息、活動報道、宣言等，都經由《時事新報》進行宣傳，由此也可看出研究系不僅在北京、也在上海的學生運動中起到重要作用。
在這部專著中，陳以愛以絲絲入扣的寫法觀其瀾、溯其源；尤其注重資料對讀，發掘隱微的敘事，其細密的研究過程不啻爲辨析史料的示範。在報告最後，她總結研究心得，認爲做五四運動的研究，不能以新文化運動爲限、不能以“非基督教運動”後思潮爲限、不能以北京學生的五四敘事爲限、不能僅以言論家的文字爲限、不能以史料選輯的視野爲限、不能以中文史料爲限。她指出應以“整體史”和“組織史”角度研究“五四”——“整體史”角度，即綜合考察中外教育、商業、政治、宗教、出版業之運動作用；“組織史”角度，即重視各組織的核心人物及各組織之相互聯系。同時，在研究中要“深描細寫”，對人物和事件進行深入研究，闡述個人和群體的才智手段，探究其在曆史上起怎樣的作用。針對“五四”在上海，要考察東南集團的網絡，以及社會公共團體的動員力量，而不能僅觀察上海的學生而止。她認爲，上海的學生可以說是一批優秀的模仿者，模仿了他們的長輩。同時，應注意在1920年代蘇俄式政黨動員方式傳入之前，已出現一種新的社會動員方式，即青年會式的社會動員。東南及其它地區士紳所追求的強組織力、宣傳力和動員力，在青年會這一組織的大本營中得到了鍛煉，進而在“五四”這場運動中得到了一鳴驚人的展現，並給時人以強烈的刺激與啓示。
對談：“五四”研究的可能性
主講人報告之後，北京大學曆史系教授王奇生、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孫慧敏、清華大學曆史系教授王東傑分別作評議發言，陳以愛教授一一做了回應。以下是四位學者的對話，內容經發言人審定。
王奇生（北京大學曆史系教授）：
短短一小時的發言不足以囊括陳以愛教授這部著作的精彩之處，我推薦大家打開書去讀。
陳以愛教授的寫作特點是“深描細寫”，這在《動員的力量》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這本書中涉及大量從前我們不太關注的人物細節和事件細節，信息量極大。她特別重視人物，詳細呈現了數十位有名有姓的人物；同時關注作爲整體的“東南集團”，注重研究集團中人物的共性和關系。這種“深描細寫”使我想起茅海建教授，他曾在1998年前後和我說要重新研究戊戌變法，現在24年過去，他雖已就此寫成好幾本大部頭著作，卻仍說他的戊戌變法研究不知何時才能結束。陳以愛的“東南集團與五四研究”系列，也是一個三大本的計劃，目前這部644頁的專著僅是第一本。
現在年輕學者有一個常見的困擾，就是找不到研究題目。但研究近現代史真的找不到題目嗎？必須要找到別人沒有研究過的題目嗎？茅海建和陳以愛兩位教授，他們的研究都植根于被無數學者深耕過的領域，又都在其中發現了重做的可能性和深入的空間。這也是做近現代史的優勢——總有新資料出現，也總有從前大家視而不見的舊資料被重新注意到。透過他們的著作，我想向年輕的學生提示，千萬不要覺得找不到題目，或對那些被研究過的“大題目”敬而遠之，只要真正深入，仍有可探究的空間。
學界討論五四運動，分狹義和廣義。狹義的“五四”僅指學生運動，廣義的“五四”則將學生運動和思想文化運動放在一起探討，即“五四新文化運動”。過去我們研究“五四”，或從學生運動角度討論學潮，或從新文化運動角度討論思潮。盡管陳以愛教授剛才說她不討論新文化運動，僅討論學潮，但在這本書中，討論學潮也不僅就學生談學生，而是將學潮放在一個大的社會運動背景中來考察。陳以愛把這場學生運動往前追溯到了1905年。過去我們做新文化運動研究可能會上溯至清末，但從社會運動的角度追溯至這一時期則很少見。這本書的重心並沒有完全放在學潮和學生本身，而是放在商界、紳界、教育界、報界等一批資曆比學生更深的社會精英身上。這批精英是學生的老師輩，學生的許多做法正是模仿這批前輩的所作所爲。陳以愛教授在研究中特別重視社會精英的代際傳承，她大體上把“東南集團”劃分爲三代，分別是以張謇爲代表的第一代，以黃炎培爲代表的第二代，以及以瞿宣穎等爲代表的第三代，並對這三代精英的代際傳承作了很好的描述和分析。
陳以愛教授過去的研究重心在北大，在北京，現在她將目光轉到了上海。從前我們研究五四運動，也關注上海，但往往更關心北京，因爲北京大學是五四運動的發源地。也曾有學者對上海和北京學潮的差異做過比較，但陳以愛教授強調了一些過去被忽略的問題。例如，她提到，當時北京學生大部分來自外省，而上海的學生則主要來自上海和江浙一帶（可能今天仍是如此）。如此一來，北京學生與北京本土社會的關系並不密切，上海學生中則衆多當地紳商名流的子弟，深入紮根于東南社會。這種差異會影響上海和北京學生運動的特點，但這個問題學界從前很少關注。另外，從前我們雖也注意到學生運動中上海租界的存在，但在租界勢力如何影響學生運動這個問題上，此前的研究分析得並不深入。
這本書還有一點令我印象深刻，就是對人際網絡的重視。我們都知道人際網絡的重要性，但也都知道這種研究的難度之大。人的社會交往、家世背景、人際關系無疑對人生影響深遠，但落實到具體研究時，往往很難找到史料，或只能找到零碎分散的史料。在本書中，陳以愛教授下了很大功夫來描述東南集團內部的人際網絡，將這個網絡進行了很好的呈現。她對五四運動外部的因素和關系也特別重視，如五四時期上海的華洋關系問題，這是此前學界較少注意到的。另外，她還指出上海學聯在組織制度方面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基督教青年會的影響，此前學界對這一點也關注不足。
接下來，我想談幾點和這本書有關、但又有所引申的問題。我曾寫過一篇小文章（《亡國、亡省、亡人：1915-1925年中國民族主義運動之演進》），討論“五四”前後的幾次社會運動。在1915至1925年的十年時間裏，發生過三次針對日本的社會運動，分別是1915年反對“二十一條”的運動，1919年的五四運動，以及1925年的五卅運動。1915年日本向袁世凱政府提出“二十一條”，輿論認爲這是亡國的條件，我稱之爲“亡國危機”；1919年五四運動時，中國作爲一戰的戰勝國，卻未能在巴黎和會上收回在山東的權益，我稱之爲“亡省危機”；1925年五卅運動，則緣于上海內外棉七廠中國工人顧正紅被槍殺，進而引起學生聲援並發生流血事件，我稱之爲“亡人危機”。從“亡國危機”，到 “亡省危機”，再到 “亡人危機”，危機的程度似乎在遞減，而社會運動的規模卻在遞增。1915年，上海等大城市雖有紳商抗議活動，但並未成爲全國社會各群體參與的“運動”，僅被稱爲“五七國恥”或“五九國恥”。到1919年，五四運動的規模遠超1915年反對“二十一條”的運動，1925年五卅運動之規模又遠超五四運動。這是個很有趣的現象，涉及許多因素，包括民族主義情緒的累積、政黨的參與、與社會思潮的結合等等。
在這三場運動中，五四運動在時間上處于中間位置。當時輿論多從“愛國”角度談論這場運動的意義，有兩個人則不然，他們是從社會組織演變的角度來談的。這兩人，一個是毛澤東，另一個是羅家倫。他們都特別強調，五四運動最大的意義不在于如何“愛國”，而在于社會組織的一次大發展。毛澤東在五四運動之後撰文《民衆的大聯合》，認爲在“五四”以前，中國的各種社會團體都只是行業性、專業性或地域性的“小聯合”，但五四運動卻是一次全國性的民衆“大聯合”。後來，羅家倫也專門寫文章回應這一看法，稱其見解獨到。
在五四運動中，有三個組織特別值得注意。一是陳以愛教授研究中談到的學生會，學生會在五四運動中建立了一個自上而下的全國性的組織網絡，從全國學生聯合會、省學生聯合會、縣學生聯合會再到各校學生會，這是中國曆史上第一個自上而下覆蓋全國的社會組織。其二是“救國十人團”，其三是上海“各馬路商界聯合會”，後兩個因爲時間關系先不展開。陳獨秀建立中國共産黨以後，面臨黨的發展的問題。陳獨秀最初仍是依賴他在《新青年》做主編時建立的人際關系網絡來發展黨。但共産國際提醒陳獨秀，中國當時全國性的社會組織網絡唯有學生組織，如果很好地利用全國學生聯合會的組織，黨的發展就能很快鋪展至全國，自上而下一直深入到縣。陳獨秀果然采納了這一建議，後來的共産主義、社會主義青年團，基本就是挂靠在學生聯合會的組織網絡中發展起來的，且發展極其迅速。另外，陳以愛教授特別強調上海最初的學聯組織，其模仿對象是基督教青年會，這一點我非常認同。恽代英曾在日記中提及，1918年他去廬山參加基督教青年會夏令營，回來以後就開始在組織形式上以及“互相批評與自我批評”等做法上模仿基督教青年會建立組織。1923年，孫中山曾經對基督教青年會的組織和宣傳能力表示贊賞，並感慨若國民黨能有青年會這樣的組織和宣傳能力，革命早就成功了。不過一年之後，孫中山即轉向“以俄爲師”，學習蘇聯的政黨體制，這是國民黨組織體制的一次重大轉折，也是中國社會組織的一次重大轉折。由于時間關系這個問題就不展開談了。
孫慧敏（台北“中研院”近史所副研究員）：
讀過以愛著作的人都能感受到，她在史料收集、分析、呈現方面，是我輩學人中的佼佼者。以愛在本書中使用的材料，並不局限于中文材料，還包括英文、日文的檔案和其它史料。在她幾乎已窮盡相關史料、並做了極細膩的分析以後，我們還能多做些什麽？我注意到本書制作不少表格，且收錄許多珍貴的圖片，但許多圖表資料尚未被詳細分析和充分利用。我因此想從視覺化工具導入的角度來做一些補充，或可爲以愛後續的研究提供一些想法。近年來隨著視覺化工具與技術逐漸普及化，采用這類方法的研究成果也越來越多，但大都停留在“呈現”層面，今天我想討論的，是如何借由導入視覺化工具，發現並分析更多問題。
資料的呈現方式，會影響研究者對問題的觀察與分析。以愛在書中以表格形式列出上海青年會董事部的人事變化狀況，從中可以看出會長的更叠情形：1917年時是邝富灼，1918和1919年是聶雲台，1920年則變爲王正廷，至于細部的變動則不甚清晰。當我們將這些資訊視覺化，就能一目了然地發現青年會董事部人事的“換血”現象。
陳以愛在《動員的力量》中呈現的表格《上海青年會及青年會全國協會董事部》
孫慧敏依據上述表格名單繪制的人事變化圖表
以愛書中的研究重點，放在連任四屆沒有離開的一批人上，但我在繪圖過程中察覺，離開（綠色框）或新進（紫色框）的成員也相當值得關注。以歐彬爲例，他在邝富灼會長任內擔任董事，但聶雲台就任會長後，翌年他就離開了。歐彬是上海先施公司的經理，以愛在書中特別談及他與邝富灼之間的密切關系，將青年會與先施公司聯系起來。但歐彬其實並沒有長期留在董事會，也就是說先施公司可能並沒有長期留在青年會的社會網絡中。這個例子提示我們，一直留在青年會中的人固然重要，中途曾離開或加入的人員也同樣重要。
以愛書中提供了許多公團的董事部成員名單。我嘗試采用“社會網絡分析”的技術，將寰球中國學生會和上海青年會的名單視覺化，結果發現那些備受以愛關注、同時參與這兩個團體的人其實是少數，那麽我們如何可以說這兩個團體的關系密切呢？當我進一步將中華建設會的成員名單納入考慮後，更發現倡議成立該會的美籍人士，並不只與那些同時參與寰球中國學生會和上海青年會的人合作。這意味著，同時參與了兩個以上社團的人，並不必然是動員者，他們也可能是被動員者，也就是不同公團都想拉攏的人。在“東南集團”抟成的過程中，個別成員之間的關系紐帶如何發揮作用？各公團之間的共同成員如何發揮集結功能？以愛或許還可以再做更進一步的探索。
陳以愛在《動員的力量》中呈現的表格《寰球中國學生會董事部職銜》（1919）
孫慧敏依據相關表格制作的寰球中國學生會、上海青年會與中華建設會成員關系網絡圖
接下來，我還想討論“學生如何集結”這個問題。以愛在本書第四章中，列出上海學聯40個學校成員的名單，並討論了複旦大學爲何能成爲學生運動組織重心的問題，我認爲地理位置與交通的便利性或許也是值得考量的因素。上海學聯中最重要的四所學校——複旦大學、南洋公學、聖約翰大學和中西女塾，均位于滬西，且相距甚近。另外幾個重要學校，如東吳大學、震旦大學、南洋中學等，離這四所學校稍遠，當時使用中國公學校舍的同濟大學，更遠在吳淞。當我利用GIS技術將學校位置與1920年時的上海電車路線套疊在一起時，便發現複旦大學和南洋公學附近都有有軌電車站，但複旦大學比南洋公學更靠近電車站一點，交通更方便，或許這也是學生們選擇在複旦而非南洋公學集會的原因。以愛剛才提到，上海學聯的辦公處在寰球中國學生會會址，而寰球中國學生會附近也有有軌電車站。當時，上海電車的搭乘方式是上車時招手即停，下車則必須在車站。選擇在電車站附近設置聚會所，顯然有助于人群的集結。我們可能會好奇遠處吳淞的同濟大學學生如何參與集會？當時，吳淞和上海間，有淞滬鐵路相連，從淞滬鐵路下車後就可以搭轉電車到複旦大學，且有另一條電車線直接到寰球中國學生會。總而言之，如果我們將城市空間因素考慮進來，或許可以進一步解釋爲什麽複旦大學在上海的五四學生運動中可以發揮如此重要的作用。
孫慧敏制作的複旦大學和南洋公學與有軌電車路線示意圖
孫慧敏制作的寰球中國學生會與有軌電車站位置示意圖
另外，“五七遊行”的路線有何玄機？在1915年的“五七遊行”中，參與者是分別先在各校開大會，然後再到西門外的公共體育場集結。從複旦步行到公共體育場，單程就需一個半小時，沿途街區並不繁盛，爲什麽居領導地位的滬西各校會選擇在西門外公共體育場集結？從當時的地圖可以看出，公共體育場所在位置是縣城附近較爲開闊的地區，交通也相對方便，適于群衆集結。另一值得注意的點是公共體育場鄰近江蘇省教育會會所，這似乎印證了以愛從文字史料中得出的論點：江蘇省教育會實是此次活動的策劃者。
“五七遊行”線路圖
“五七遊行”原本只預備在華界進行，以避免與租界當局發生沖突。從當時的地圖中可以看到，由于縣城內沒有貫穿南北的大馬路，主事者選擇繞行拆除城牆後鋪設的環城馬路。原定的終點是大東門，這是一個很熱鬧的、人口密集的商業區。遊行隊伍走到大東門之後，有一批人決定繼續北行，當時有兩條路可以進法租界，其一是從小東門，其二是從更遠的新開河。最終，隊伍還是選擇從更遠處的新開河進入法租界內。據說，從大東門繼續北行的這批隊伍，由比較激進的學生組成，盡管如此，他們仍盡量避免觸怒租界勢力。遊行隊伍最終一路沿外灘走到南北議和的會場德國總會，向唐紹儀請願。德國總會大樓鄰近上海青年會，它在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作爲德産被政府收回，負責接收事宜的正是當時的寰球中國學生會會長薩福楙。這些巧合是否對這次遊行的進行有所影響？又是一個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
以上就是我今天要談的內容，限于學力，我只提出問題，至于問題的解決，且讓我們期待以愛接下來幾本書吧。
王東傑（清華大學曆史系教授）：
陳以愛教授這部《動員的力量：上海學潮的起源》，幾乎全部以敘述方式展開，特別體現出敘事方法在曆史研究中的魅力。她的眼光突破了自己過去更擅長的學術史和文化史研究路徑，將社會和政治等各方力量援引進來，使曆史畫面呈現出更豐富的色彩和更細膩的質地，仿佛一幅油畫，無論是整體布局還是細節描摹，都可以供人細細品味。在許多方面，這本書都代表了她學術生活中的一些重要研究轉向及突破——在空間上，從她過去重視的北京轉移至上海；在議題上，從學術史轉移至社會史。從這些轉向中，我看到了她不斷拓展的進程。
這本書對于中國近現代史研究來說，有幾個特別富有啓發力的地方。其一是剛才所講的地點轉向，就是她對上海學運的發掘。這一點之前的諸位老師也都談到了。在中國近代史上，有幾個城市之間不斷有所交涉，似乎構成了“雙城記”的關系——例如北京和上海、北京和南京、南京和武漢等，反複互動與糾纏。如何認識這種“雙城記”？既要分別處理它們各自的曆史，也要透視它們通過相互作用形成的聯動過程和結構。過去大家談到五四運動時，都是將發生在上海的故事視爲北京故事的延伸和推進，並未給上海賦予一種更具特性的地位。事實上，在某種程度上，上海在中國現代史敘事中似乎一直缺乏北京那樣一種“重心”形象，而這本書則告訴我們一個不同的故事。它讓我們看到，無論就主題還是層次的複雜性，上海故事的精彩程度一點都不亞于北京的故事。而它同時也使我們意識到，過去關于北京的五四運動似乎已經說得很多了，但實在還沒有可以和陳以愛教授這本書相媲美的著作。所以五四的上海故事後來居上。
京滬的雙城記，讓我想起蔣夢麟在《西潮》中的一段話。蔣夢麟在那裏一方面承認上海是許多新思想（如進化論、民主等）的輸入地，另一方面又認爲這些觀念好像只能在其它地方，尤其是北京得到發展。用他的原話來講：“科學和民主的種子在其他各地發育滋長爲合抱大樹，在上海卻始終高不盈尺。”在他的描述中，只有北京才是中國文化的發育中心。蔣夢麟的這段評述，或可代表近代史上許多人對于北京和上海這對“雙城”基本形象的認知。但讀了陳以愛教授這本書之後再來看蔣夢麟這段話，則會産生不同的感受。蔣夢麟是這本書中呈現的“東南集團”的一個重要人物，他赴北大接替蔡元培的事業，也被視作“東南集團”介入北京、“坐南望北”的一個重要策略和步驟。然而在他的回憶中，上海的地位仍未得到一個恰當的評估，這使我們意識到，有關京滬不同形象的論述，對于即使像蔣夢麟這樣的“東南集團”的核心人物，也已構成了強大的影響力。上海的光芒何以被隱去？上海在“五四”中的地位爲何遭到忽視？這是我們在五四運動的有關敘事中，一個值得繼續推進的議題，在某種程度上需要我們同時注重北京和上海的“雙城”關系。
另一方面，此前我們討論“五四”和新文化運動，會使用“師生”這一概念，但主要還是將其視爲“新青年”（主要是學生）成長起來的過程，本質上仍是用學生運動的觀念來理解五四運動。不過，近年來，已有研究者開始強調更長一輩的社會精英在五四運動中的作用。例如季劍青教授就曾在一篇討論山東五四運動的文章中談到，在山東，最早是由更爲年長的地方精英而非學生來發起和引導五四運動的。這與以愛在本書中對上海學潮的論述形成了呼應，也提醒我們要將五四運動放在整個晚清以來社會變遷的背景中來看待。“五四”不是1919年，甚至也不是1915年造成的事件，它伏脈千裏，要把曆史的錄像帶倒回去二三十年，許多現象才能有更好的理解。
在這方面，本書中有兩個議題對我特別有啓發。其一是“人”的問題，某種程度上，我們可以理解爲五四運動在上海展開的人事條件問題。通過呈現東南集團在五四運動中的作用，以愛使我們看到了，從戊戌、辛亥到五四，整個東南精英集團的延續、流變和轉化。我們以往都認爲，1905年科舉制度終結以後，中國士紳的再生産機制被阻斷了，它造成的一個結果是，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整個中國社會失去了它傳統的重心。但透過這本書的研究，我們可以看到在20世紀初的二十多年中，傳統士大夫階層如何銜接並轉化爲現代知識分子階層的過程。如果從延續性的角度來看，至少到1920年代早期，士紳集團都並未從曆史中淡出，相反他們還通過更新的方式不斷擴大著自己的影響。例如這個研究中所關注的，東南集團在政治、實業、教育三種場域中建構起來的那個彼此循環相扣的關系網絡，和傳統士紳的社交和行動網絡之間，就具有明顯的延續性。新網絡是舊網絡的擴展，離開傳統的士紳社會，它是無法形成的。從代際來講，這個集團裏既有張謇這樣早在戊戌維新時代就進入全國性政治舞台的名士，也有新一代接受過西方教育的留學生，而他們又來自同一社會階層，體現了傳統士紳集團極強的曆史適應能力和自我更新能力，是一種“溫故而知新”式的社會轉型方式。他們積極策劃、引導和參與地方事務，在一個不斷變革甚至可以說是不斷變亂的時代，維系著地方秩序。同時，他們又脈承了傳統士大夫的天下意識，以東南爲據點，積極推動整個國內局勢的轉化。從社會史的意義上看，士大夫和知識分子是完全不同的社會脈絡和知識脈絡的産物，但是我們看到，他們並不是此消彼長、新陳代謝的關系，而是有繼承有轉化的。
第二個是組織性的問題。這個與士紳集團的轉換和延續的命題有關，但它是一個全新的曆史主題。蔣夢麟在《西潮》中特別談到，傳統的中國可以視作是“許多自治的小單位”的聯合，我們不妨稱之爲一個個連續的地方共同體，但缺乏那種全國性的大組織。這些全國性組織的出現，將建立在家庭、行業和地方傳統爲基礎上的無數的“自治小單位”聯合起來，蔣夢麟認爲這是二十世紀中國史中的一個重要問題。我想這是對的。這也是和從“天下”意識向“國家”意識的轉變分不開的。爲了應對外來的挑戰，中國需要從一個傳統意義上的連續的地方共同體（天下）轉變爲一個“國家”，從“世道”轉變爲一個“社會”，因而需要一種更有效率的組織方式。這是當時很多人認爲的核心問題，也是我們理解中國現代史的一條主線索。這種大型組織有兩個典型的模式，一個是（革命）政黨，它在20世紀20年代以後，成爲主導型的組織方式。另一個模型就是以愛在這本書中所揭示的受教會啓發建立起來的那種組織形態。這兩種組織形態都是外來的，彼此之間也不能說毫無關系，不過它們關注的重點不同，第一種模式更強調統一性，關注核心意志的貫徹；第二種模式更具彈性，強調每個人的參與感。相對來說，第二種方式和中國傳統的地方共同體有更加密切的契合性，這也是它受到東南集團青睐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我看來，對五四運動中的教會因素的發掘，是這本書最重要的貢獻之一，是之前的研究很少予以正面關注的。將這個因素，尤其是它和“運動”的關系，引入中國近現代史研究（不只是五四時期），會提示我們思考更多的問題。
總之，以愛對新興社會力量及其與傳統社會關聯的剖析，以及對“運動”這樣一種新的社會動員方式來源的考索，都是本書中特別精彩的地方。此外，剛才孫老師已經談到以愛在搜集史料方面的功夫，也是本書中另一個特別精彩的地方。相較于以愛此前的研究，本書的一大推進之處，在于她對一些重要曆史節點的把握。一方面，她透過人事和組織脈絡，串聯起更廣泛的社會交往系統；另一方面，她在書中對一些關鍵性的物質節點，如地點、建築物等（孫老師剛才補充的交通因素也是與這些節點緊密相連的），予以了特別的關注。她在演講一開始時引述的那封信件，就是一個例子。對這些物質節點的重視，不僅使她對曆史的敘事變得生動起來，同時，這些節點也使她能夠將一些人們通常意識不到的關系脈絡連接在了一起。這些節點，仿佛是一個“接口”。在沒有意識到這些“接口”的情況下，我們無法知道幾個網絡之間是不是有關系，它們各自似乎都是獨立的，彼此各行其是。但一旦發現了這樣一些“接口”，幾個不同脈絡就立刻被串聯起來，融合到一個大的敘事中，使我們看到曆史細節怎樣在宏偉的主題中起作用。這是本書又一特別精彩之處。
陳以愛（東海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
三位老師的與談、評論非常精彩，我獲益良多，相信每一位與會師生都和我一樣。
我特別佩服王奇生老師引申談論的內容。您那篇比較1915-1925年間三次社會運動的文章我當然拜讀過，但這次我不敢談“比較”，因爲單是討論1919年5月到7月發生在上海的事情，我都覺得還有一些細節需要確定；1919尚且沒有完全把握住，還需要對1915和1925下功夫，所以不敢做這樣的比較。但是您的那篇文章帶給我不小的啓發。
您後來提到政黨組織的問題，包括毛澤東、羅家倫的視角，都非常重要。全國性的組織，不管是學生的、商界的，這些組織在蘇聯式政黨組織方式引入之前是如何運作起來的？我現在想把1921年、1924年之前的情況先梳理清楚，此後再進一步把兩個內容放在一起看，考察它們之間的關聯性。我也注意到，早期參與共産黨組織部的一些人物，可能有青年會的背景（當時幾乎所有社會上層人家的子弟都會參加青年會），那麽這跟他們後來運作政黨組織的方式有沒有關聯、是否提供了經驗呢？包括恽代英的情況，我覺得都值得做個案的考察。我也向奇生老師私下請教過一個問題，就是蘇俄式的政黨組織，他們的源頭是什麽？他們的組織模式從何而來？這是另外一個可以再追索的問題。
孫慧敏老師是我博士後時期的室友，多年來關于上海史的部分我常向她請教，在日常的交流中獲益良多。她從最近幾年她很感興趣的視覺化工具入手，爲我提供了非常好的建議。這些驚豔的圖表是我做不出的，我已經向孫老師申請，在這本書的增訂版以及後續的系列著作裏收錄這些圖片。
交通的問題非常有趣，我在第二本書關于罷課、遊行的寫作中也會涉及到。謝謝慧敏提供有軌電車的資料。我曾注意到自行車在其中的作用——當時他們叫“自由車”，上海的童子軍就有自由車隊。在1919年5月到6月這段時間裏，自行車肯定是發揮了很大的作用。我還在資料裏看到，在江蘇省教育會的大本營，南京童子軍意識到他們還沒有自由車隊，就立刻組織了一個。還有電話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6月5日是全面罷市，而6月4日華商紗廠聯合會得到學生的訊息就是通過電話。所以，這些聯絡的方式都值得具體去觀察。
王東傑老師的評論我也想做一個回應。關于士紳集團的問題，其實我也一直在考慮，但是沒有辦法在第一本書裏呈現。過去我們很少把“五四”與之前的曆史時段聯系起來，這次我修正了自己的這種沒有深入的刻板印象。五四時期正處于士紳政治的余晖中，他們還有很大影響力，仍在延續的模式裏。但是在1919年的那一兩年時間裏情況已經開始變化。曆史有時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裏都沒有太大的變化，但是在極短促的時間裏卻可能有巨大的突變，我覺得五四時期就處于這樣一個曆史“節點”上。對這些重要的“節點”進行細致的考察，我們的收獲會很大，不只是看清一個事件，而是透過這個事件把前後曆史的脈絡和變化看清。我想，如果通過大家的合作，把這些“節點”解釋清楚，那麽上至晚清，下至更晚近的曆史，我們都可以做出比較好的理解。
責任編輯：韓少華
校對：張亮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