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偉偉（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國防科技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國際戰略研究中心）；崔建樹（國防科技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國際戰略研究中心、南京信息工程大學國別與區域文化研究院（新加坡研究中心））
摘 要：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是美國民間主辦的享譽世界的智庫，創辦于1962年。該智庫由創辦之初的名不見經傳到蜚聲世界，並且影響美國的戰略決策，這取決于靈活高效的組織管理體制、高水平的研究團隊、高質量的研究成果和行之有效的影響力推介模式。在我國國別和區域研究方興未艾的背景下，于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的做法中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可爲完善我國國別和區域研究的學科建設、發揮其新型智庫作用提供借鑒。
關鍵詞：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運作機制；影響力拓展
一、引言
美國是智庫之國，有2200余家智庫（McGann 2021：44）。智庫在美國被譽爲獨立于立法、行政、司法之外的“第四部門”。在衆多智庫中，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在戰略與安全研究方面表現突出，享譽世界。該智庫成立初期名不見經傳，現在經過數十年的經營從美國衆多智庫中脫穎而出，這根源于其靈活的研究機制、強大的影響力拓展模式和充足的財源。在我國國別和區域研究方興未艾的背景下，于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的做法中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可爲完善我國國別和區域研究學科建設、發揮其新型智庫作用提供借鑒。
二、CSIS的成立與崛起
CSIS是在美蘇兩國緊張對峙的背景下成立的。1961年6月，剛剛上任4個多月的約翰·肯尼迪與赫魯曉夫在維也納會晤。由于經驗不足，肯尼迪在會晤中表現欠佳，有些怯場，這讓赫魯曉夫覺得可趁機占美國上風。就在會晤的第二天，蘇聯領導人便以咄咄逼人的方式就柏林問題對美發出最後通牒，差點把毫無心理准備的肯尼迪的精神摧垮（紐豪斯 1989：275）。此後，蘇聯頻頻對美國制造危機，特別是1962年的古巴導彈危機，將兩個擁有毀滅整個地球能力的超級大國推向核大戰邊緣。這次大危機把人類生存與毀滅的難題充分展現在了世人面前。在這種嚴峻的冷戰形勢下，具有濃厚的意識形態色彩和鮮明的政策、黨派傾向的政治宣傳型智庫在美國紛紛成立。同時，美國國內政治在冷戰巅峰時期也發生了某些變化。國會中出現了一批遊離于民主黨和共和黨之外的獨立派議員，他們的出現弱化了兩黨對政府政策制定的絕對控制權，于是代表各種利益的院外遊說集團大行其道，它們借助智庫不斷增強自己在美國政治中的影響力。換句話說，在利益集團的推動下，知識界精英和在野的政治精英紛紛建立智庫，參與經濟、安全、環境等問題的研究，並通過提交解決方案來影響政府政策的制定和執行。在上述背景下，美國海軍上將阿利·伯克（Arleigh Burke）與曾任大使之職的大衛·阿布希爾（David Abshire）在1962年創辦了CSIS這一智囊機構。爲更方便和更好地影響美國對外政策，機構選址在華盛頓特區的喬治敦大學。1987年，CSIS與喬治敦大學脫鈎，轉型爲一個獨立的非營利、非官方、非黨派的智囊機構。如今，CSIS將自己的宗旨定義爲“向政府、國際組織、企業與社會的決策者們提供深刻的戰略洞見與科學的政策方案”，並以立場的跨黨派性、研究的多元客觀性以及成果的務實性作爲自己的特色（CSIS 2013：5）。在CSIS管理層的努力下，該研究機構規模不斷壯大。據CSIS官網介紹，該機構的人員由三部分組成，即常駐人員、非常駐人員和外圍人員。其中，常駐人員包括總裁兼首席行政執行官、常駐顧問、行政人員、項目成員、專家學者、訪問學者和實習生；非常駐人員包括理事會成員、顧問委員會成員、咨詢會議成員、國際顧問團成員；外圍人員包括高級顧問、高級合作夥伴、名譽高層顧問、附屬成員和名譽學者。CSIS網羅到的全球頂尖的常駐學者有100多位，非常駐學者126位，非常駐的高級合作夥伴237位。自創立以來，CSIS將研究力量集中在涉及經濟和安全的三個領域：1）美國國內和國際安全面臨的新挑戰；2）世界重要戰略地區狀況；3）全球化時代的新型管理方法。此外，該中心也非常注重對技術、公共政策、國際貿易和金融以及能源等領域的研究。該中心在上述研究領域的作用引人注目。比如，1966年，CSIS的研究報告促使衆議院就中蘇關系破裂問題舉行聽證會；1978年，CSIS在國會山就柬埔寨“種族屠殺”問題召開公衆聽證會；1985年，改革國防部與參聯會的《戈德華特-尼可爾斯法案》（ Goldwater-Nichols Legislation）由CSIS的研究小組所首倡；1998年，CSIS退休顧問委員會的一份報告讓兩黨在社會保險改革大辯論中形成一定共識；2007年，CSIS“巧實力”委員會向美國政府提交了利用“巧實力”來實現美國全球抱負的一整套政策建議，得到美國政府的高度重視。從CSIS推出的系列報告來看，這一智庫帶有濃厚的保守主義色彩，主張美國政府在外交上推行強硬路線。比如，2020年10月，CSIS爲敦促新任總統奉行對華強硬政策，編寫了所謂的“Toward a Stronger U.S.—Taiwan Relationship”的報告，提出了幹涉台灣問題的多個策略（Glaser et al. 2020）。由于CSIS提交的報告觀點鮮明，以及該中心對美國內外政策的影響，CSIS已成爲美國最爲著名的智庫之一，也是享譽世界的智庫之一。根據賓夕法尼亞大學2021年1月發布的“2020全球智庫排名”報告，CSIS在全球頂級智庫中名列第四，在美國智庫中排名僅次于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PIIE）。在安全與國際事務領域內，CSIS全球排名第四，與前些年相比雖有下降，但表現仍然搶眼（McGann 2021）。在政策影響方面，2020年CSIS研究人員的專著和論文達850多部（篇），在國會作證18次。在美國，金錢是政治的母乳，更是智庫的母乳。智庫不同于大學，後者有財政撥款或固定的學費收入，以及校友捐贈。智庫的資金來源主要靠政府合同、社會捐贈和成果出售。爲拓寬收入渠道，吸引更多的捐贈，CSIS近年來在不影響自身獨立性的前提下推出了許多回饋捐贈者的活動，如費和中國研究項目就是以紀念中心的三位捐助者牧師路德·弗裏曼（Luther Freeman）、學者曼斯菲爾德·弗裏曼（Mansfield Freeman）及商界領袖霍頓·弗裏曼（Houghton Freeman）而命名的。在吸引捐贈的同時，CSIS更著力于通過高質量的研究成果贏得政府或其他行爲主體的合同。隨著CSIS影響力的增強，CSIS的財政來源越來越廣泛，合同額和捐助額也由成立之初的12萬美元增至2000財年的1620萬美元，2019財年更是高達4270萬美元（CSIS 2020：52）。CSIS所獲得的資金雖然遠少于蘭德公司，但其資金來源多元，在課題研究上自主性強，可不受其“金主”立場的影響。
三、CSIS的運作機制
CSIS的最高領導機構是其理事會，成員皆是美國政界、企業、科研機構或社會組織的知名人士，在各自的專業領域內皆大有建樹（CSIS 2013：6）。中心的行政和研究事務則由理事會主席和總裁兼首席執行官全權負責。從人員構成上看，CSIS與其他知名智庫相似，其組織架構也分爲行政與科研兩大部門，其中行政部門主要負責中心的日常運轉，包括客戶聯系、宣傳組織、出版傳播、招聘員工等工作；科研部門則是中心的核心部門，專門從事各種課題的研究工作。爲了更好地體現科研工作的核心地位，CSIS的人力資源、財務審計、會議組織等通常意義上的要害部門不但規模甚小，業務上也以服務項目研究爲首要目的。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用于拓展CSIS影響力的發展辦公室以及負責宣傳聯絡的外務辦公室則規模較大。
（一）領導層當前，CSIS理事會主席是托馬斯·普裏茲克（Thomas J. Pritzker），他于2015年接替薩姆·納恩（Sam Nunn）。普裏茲克擁有芝加哥大學法學博士學位，是一位成功的金融家和商人，業務涉及多個領域。他還是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阿斯彭戰略小組（Aspen Strategy Group）成員，以及四川大學曆史系名譽教授。CSIS理事會的現任總裁兼首席執行官是約翰·哈姆雷（John Hamre）。哈姆雷曾長期在參議院武裝力量委員會負責監督和評估國防采購與裝備研發計劃工作。1978年，他從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後，進入國會預算辦公室工作，擔任該部門國家安全與國際事務辦公室副主任（1978—1984）。1993年，哈姆雷出任美國國防部副部長，負責國防預算的編制工作。2000年1月，哈姆雷受邀加盟CSIS。2007年，小布什政府的國防部長羅伯特·蓋茨（Robert Gates）邀請哈姆雷到國防部工作，擔任國防政策委員會主席。克雷格·科亨（Craig Cohen）任CSIS執行副總裁。他曾在國際組織中工作過，國際政治閱曆比較豐富，2006年出任雪城大學麥克斯韋爾公民與公共事務學院（Maxwell School of Citizenship and Public Affairs）兼職教授。
（二）中層管理人員CSIS沿用了歐美高等學府“教授治校”“學術自治”的傳統。爲了更好地體現科研工作的核心地位，中心的行政部門甚至並未采用“管理”這一名稱，取而代之的是“聯絡部門”（Associate Office），主要包括秘書機關總裁辦公室、專注中心影響力拓展的發展辦公室以及負責宣傳聯絡的外務辦公室，另有人力資源、財務審計、會議組織等部門。這些部門的領導構成CSIS的骨幹行政層。CSIS行政部門的一大特點是，重要崗位的負責人都擁有豐富的工作經曆，他們由具備相當學術造詣和在政府部門或重要國際組織擔任過高官的“兼才”擔任。如CSIS的公關部負責人（the Communication Officer）安德魯·施瓦茨（Andrew Schwartz），曾在福克斯電視台工作過，還擔任過卡特國內政策顧問斯圖亞特·艾森斯塔特（Stuart E. Eizenstat）的研究助理，此外，他在國會議員辦公室工作過，並爲《華盛頓郵報》等報刊撰稿。承擔管理達拉斯圓桌會議、國際政策圓桌會議等任務的CSIS的秘書黃凱倫（Karen Wong）曾在全球工社聯、Lights Points基金會和美國衛生保健行政管理學院工作過。由這些人指導中心的行政管理和項目研究，奠定了CSIS貫徹“專家治理”的堅實基礎。
（三）研究團隊設置與管理研究質量是智庫的核心競爭力。CSIS爲提升智庫的研究水平和成果的認可度，設置了合理高效的研究體制。在科研管理方面，CSIS采用教育、學科知識與研究課題相結合的綜合型研究體制，即一方面將網羅到的研究人員按照他們所從事的研究領域和學科類別分組，另一方面又按照研究課題成立研究小組。當有科研需要時，CSIS則將前一組中相應的專業對口人員抽調到後一組去，從而設立一個個具體的課題組，這樣就形成了一種矩陣結構。根據CSIS發布的本單位年度工作報告及其官方網站發布的信息，該機構基于專業分類將其研究領域按功能劃分爲以下幾類：1）國防與安全領域。該領域是CSIS的核心研究內容，其在此方面具有強大競爭力。CSIS圍繞國防與安全問題設置了多個研究項目組，主要有國防預算分析、國防工業倡議小組、導彈防禦項目、核問題項目、太空安全項目、安全風險分析小組、跨國威脅項目和灰色地帶項目等。此外，CSIS爲加強基礎研究，在2018年度和2019年度的項目表裏分別設有“軍事和外交史項目”（Project on Military and Diplomatic History）和“曆史與戰略項目”（Project on History and Strategy）。2）網絡安全與技術。此方面的研究意在從技術變革對國家安全的影響方面爲美國政府提供建議，研究內容涉及情報、監視、隱私、通信加密等。3）氣候變化與環境。4）經濟發展。與一般智庫專門研究經濟發展規律與態勢不同，CSIS的經濟發展研究主要著眼于經濟發展與國家安全之間的關系，探索二者之間關系的發展規律。5）能源與可持續發展。其研究內容主要有替代能源、能源市場走勢、地區能源分析、能源安全發展政策等。6）全球健康。CSIS自冷戰結束後一直重視健康問題的研究，早期主要關注艾滋病問題，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後，CSIS進一步加強了對傳染病問題的關注度。7）人權。CSIS于2014年啓動人權研究項目，現在主要關注技術發展對人權的影響、全球供應鏈中的人權問題，以及國際沖突對人權的影響。8）國際發展。CSIS對國際發展的關注聚焦于美國在國際援助領域的領導地位。此外，針對一些學科綜合性較強的區域性研究課題，CSIS則按照地理區劃設立了亞洲（Asia）、非洲（Africa）、歐洲（Europe）、歐洲-大西洋和北歐（Euro-Atlantic and Northern European）、中東（Middle East）、俄羅斯與歐亞（Russia and Euroasia），以及土耳其（Turkey）、美國（America）等地區與國別研究組。從CSIS國別和區域研究領域的設置和項目的變化來看，當前該機構特別重視對美國的聯盟戰略領導力、中國綜合國力與影響力的研究，專門設有“聯盟與美國領導力項目”（Alliances and American Leadership Project）、“發展中的美國領導角色項目”（Project on U.S. Leadership in Development）和“中國綜合國力項目”（China Power Project）等。上述按功能和地區與國別劃分的學科組構成了CSIS研究人員的“知識檢索庫”。學科組的設置在CSIS中很大程度上僅是一個抽象的概念，具體研究與管理工作則由課題組負責。這裏需要注意的是，與蘭德公司科研部門組織嚴謹的“研究部-研究處”兩級結構不同，CSIS的課題組擁有更大的自主性與靈活性。
（四）研究流程作爲一家民間智庫，CSIS具有自主性高、前瞻性強等優點，但與官方、半官方的智庫相比，其在影響決策方面則先天上就居于劣勢地位。因此，爲掌握話語權，維持和擴大自己在政策領域內的影響力，CSIS充分利用了在政策網絡框架內公共決策的一般過程，將項目的設立與運行變爲具有很強整體性、連貫性與可操作性的機制化活動。其具體流程參見圖1（朱瑞博、劉芸 2012：111）：
按照圖1所示的這種機制，CSIS在堅持自身研究項目自主性的同時，能夠及時地將自身具有創新性的研究方向轉化爲政策影響力，並借助這種影響力反過來推動自身科研課題的發展，從而形成一種有利于自身發展的良性循環。在這一循環中，智庫的獨立性與現實性均得到了最大程度的體現，既在政策制定的過程中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又排除了政府部門對預設議題的幹擾，從而較好地體現了“第四種權力”的價值所在。在CSIS，研究項目一旦確立，中心即任命相關領域內的專家作爲項目主任，由其“招兵買馬”，吸收該方向的學者與研究人員組成課題組；項目完成後，課題組也即自行解散，其成員再根據自己的專長轉到其他項目中。目前，CSIS的一級項目或課題組往往具有很強的穩定性。
四、CSIS的影響力拓展模式
由于機制靈活、管理人員精幹、研究隊伍龐大，CSIS近年來産出了一批高質量的研究成果。爲把這些成果“推銷”出去，把智力成果轉化爲官方政策，以及用這些成果對普通民衆進行“啓蒙”，CSIS高度重視研究成果的轉化，從而加強CSIS在美國乃至全球的影響力。第一，CSIS重視加強政商關系。與其他智庫不同，CSIS除了重視成果發表和會議機制外，還設立了阿布希爾-稻盛領導力學院（Abshire-Inamori Leadership Academy），旨在爲中心構建學術傳承，影響全球的政商精英。該學院是在CSIS創始人之一阿布希爾和日本京瓷集團創始人稻盛和夫（Inamori Kazuo）的共同倡議下建立的，爲政商精英提供政府治理、企業管理、外交政策等方面的培訓，讓政商人員通過培訓加強溝通與相互理解，以及讓商業精英理解政府運作過程，提升與政府打交道的能力。學院的師資力量主要依托CSIS的專家，同時學院也聘請一些國際知名學者來講學。第二，爲在政界拓展影響力，CSIS聘請已退休的政界高官、外交官和退役將領，建立強大的顧問團隊。團隊成員包括美國前國家安全助理和國務卿亨利·基辛格（Henry A. Kissinger）、前國務卿理查德·阿米蒂奇（Richard Armitage）、前參議院多數黨領袖威廉·弗裏斯特（William H. Frist）、前貿易代表卡拉·希爾斯（Carla A. Hills），以及前文提到的納恩等。由于納恩曾任CSIS總裁，這裏有必要對其作一番介紹。納恩曾參與起草1986年《戈德華特-尼科爾斯國防部重組法》（ Goldwater-Nichols Department of Defense Reorganization Act of 1986）（Locher 2001），並在冷戰結束後發起“納恩-魯格合作減少威脅項目”（Nunn-Lugar Cooperative Threat Reduction Program）（Bersolin 2014），在減少核、生、化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威脅研究方面做出了貢獻，在2000年、2002年和2005年獲諾貝爾和平獎提名。在聘請退役將領方面，CSIS延攬了德國前國防部長卡爾-特奧多爾·楚·古滕貝格（Karl-Theodor zu Guttenberg）等。這些將領廣泛地參與指導CSIS的課題，並利用其在政府的人脈關系把相關思想注入政府內部，促使相關研究成果轉化成安全或外交政策。第三，CSIS努力與軍政部門、大型企業、學術機構與新聞媒體的精英人物建立密切關系。其主要做法有：邀請這些精英人物參加CSIS組織的各種座談會，就重大的國際與安全問題建言獻策；通過這些精英人物爲CSIS的專家們提供獲取“私人”消息的渠道，令CSIS的研究更有針對性；以國際顧問團（International Councillors）、咨詢委員會（Advisory Board）與地區圓桌會議（Regional Roundtables）爲平台統籌各種優勢資源。國際顧問團是CSIS中最負盛名的部門，由基辛格擔任主席，10名成員均爲來自世界各地的政商精英。國際顧問團的會議形式爲非公開和非正式的，意在討論全球關注的緊迫問題時讓參會人員可以暢所欲言，從而展開實質性對話。咨詢委員會由希爾斯和哈姆雷共同擔綱，其32名成員都是CSIS關系最爲密切的朋友和顧問，他們有的是公立或私營部門的決策者，有的是政府官員或全球商業領袖。一般情況下，咨詢委員會每年召開兩次會議，討論某些重大政策問題（breaking policy issues）。如2012年咨詢委員會在華盛頓特區召開會議，討論奧巴馬第二任期的重點政策。地區圓桌會議是CSIS以地區論壇的形式在其專家與美國企業家之間搭建的一個對話交流平台，由威廉·布洛克（William Brock）等3人擔任主席，有55名成員。地區圓桌會議在全美各地舉行，爲CSIS專家和商界領袖開展對話提供平台。第四，CSIS充分利用美國政治中的“旋轉門”機制。美國是典型的“遊說”型政治結構，這爲智庫參與和影響政治打下了基礎。智庫通過在選舉期間擔任候選人的政策顧問而進入政府工作，直接參與政治；或者邀請已退休官員和退役將領到智庫工作，強化智庫研究與現實政治的對接。這就形成了政府任職與智庫研究之間順暢的流動機制，即美國政治中的“旋轉門”現象。CSIS爲拓展影響力，格外重視“旋轉門”功能，在引進退休高官到CSIS任職的同時，也把優秀的人才推薦到政府部門任職。在2021年上台的拜登政府中，有兩位高官來自CSIS，他們分別是安東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和凱瑟琳·希克斯（Kathleen Hicks）。前者被拜登任命爲國務卿；後者出任國防部副部長，她也是美國曆史上首位女性國防部副部長。此外，拜登任命的“印度-太平洋協調人”（Indo-Pacific coordinator）庫爾特·坎貝爾（Kurt Campbell）也曾就職于CSIS。第五，CSIS利用出版物和媒體擴大CSIS的影響力。美國著名智庫一般都有自己的出版物。CSIS也是如此，《華盛頓季刊》曾是其旗下的品牌刊物，其網站每天發表研究文章，在國際政治學界擁有廣泛的影響力。CSIS還鼓勵其專家學者將自己的研究成果發表到其他一些知名的媒體上，其與《華盛頓郵報》《華爾街日報》等報刊也保持著較爲密切的聯系，時常邀請媒體參加自己舉行的各種座談與會議。通過這些媒體的傳播網絡，CSIS得以在各個層次的公衆面前始終保持較高的知名度與權威性，進而影響整個公共輿論的議題設置，爲其研究成果向政策轉化奠定基礎。除利用平面媒體外，CSIS還制作了《小屏幕會話》（ Small Screen Sessions）電視訪談節目，用以拓展影響力。每當有重大國際事件發生，CSIS一般都會制作《小屏幕會話》節目，邀請相關專家對事件進行深入分析和評論，或者圍繞特定議題邀請各界知名人士進行訪談。隨著網絡媒體的發展，CSIS創立了官方網站，設立了首席信息執行官，並在Facebook、Twitter、Flicker以及YouTube等知名社交與傳播網站上開設CSIS的博客或播客，以提升社會影響力。第六，CSIS利用各種會議和講習班增強影響力。CSIS每年都要召開大量會議和舉辦各種講習班。CSIS的會議形式主要有各種規模不等的討論會、專題研討會、紀念會、報告會、培訓班、講座、答謝會等。CSIS召開的每次會議都要邀請政府官員、相關專家、新聞記者、企業界人士、社會公衆等與會。這些會議一般由上文提到的CSIS常設的國際顧問團、咨詢委員會與地區圓桌會議主持召開。從會議效果方面來看，它們是CSIS與社會公衆，特別是精英階層溝通的重要橋梁，既達到了促進與會者互通信息、交流思想的目的，也起到了宣傳自己政策主張的作用。
五、結語
CSIS在衆多的美國智庫中脫穎而出得益于抓住了美蘇爭霸提供的曆史機遇，以靈活高效的運作機制打造出強大的研究團隊，並充分運用專家的見識與研究成果拓展了影響力。CSIS的成功具有借鑒價值。在我國，作爲學科專業的國別和區域研究尚處于發展的階段，在學科建設、運作機制、人才延攬、成果推介，以及爲政府和企業決策提供合理化建議方面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相關建設可根據中國國情對CSIS的成功經驗和失敗教訓進行合理吸收，實現我國國別和區域研究學科建設和智庫作用在世界範圍內的崛起。
（參考文獻略）
來源： 浙江外國語學院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