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雅荻
今天，國際移民大多通過工作尋求更爲體面的生活。每年，都有數以百萬計的人們離開自己的祖國去他鄉尋求生活：一個來自美國印第安納公司的員工去中國對中國員工進行新方法的培訓；一個來自約翰內斯堡的教授選擇在悉尼從事科研；一個訓練有素的馬尼拉護士在迪拜工作……他們都屬于國際勞工移民的範疇。2017年全球有2.58億國際移民，其中國際勞工移民1.64億，約占國際移民總量的64%。
國際勞工移民不僅數量龐大，也爲祖籍國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世界銀行2018年的數據顯示，全球約2.66億的外派勞工支撐著國內8億家庭成員的生活，他們每年給家人的彙款構成了家庭收入的絕大部分，使留在國內的親人們生活得到改善。
海外勞工一直以來都是我國海外移民中重要的組成部分。隨著“走出去”戰略的實施和“一帶一路”倡議的全面鋪開，我國輸出的勞工數量日益增多。2019年，我國對外勞務合作派出各類勞務人員48.7萬人，2019年末在外各類勞務人員99.2萬人。 截至2018年12月底，我國對外勞務合作業務累計派出各類人員951.4萬人，實際上通過蛇頭、黑中介等方式外出務工的勞工人數遠遠多于此。世界銀行的報告稱，中國的海外務工人數可能將近1000萬。
但是國際勞工移民在招聘、工作等過程中存在著被剝削、被歧視的危險，他們的安全問題往往成爲“沉默的安全”而被忽視，極少得到保護。意大利哲學家吉喬奧·阿甘本用“赤裸生命”這一概念描述移民在流動中的脆弱地位。他認爲勞工們在進入目的國之後，移民的公民屬性和社會聯系在很大程度上被剝離，生命隨時處于一種潛在的暴力之中。
筆者自2012年以來從事國際移民的相關研究，並重點關注海外中國勞工保護的問題。本文基于2017-2018年的研究與采訪，梳理海外中國勞工的曆史、探析海外中國勞工所遭遇的威脅以及他們遭遇威脅後可采用的求助手段。
一、海外中國勞工百年回顧
作爲一個勞動力資源豐富的國家，中國有著較長的海外勞工輸出的曆史。可以說，中國的海外勞工的曆史與國際勞工移民曆史幾乎同步，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紀末開始的苦力（Coolie）貿易。19世紀下半葉，英國率先廢除黑人奴隸制，並迫使法國、西班牙和葡萄牙也放棄了奴隸貿易。但當時正值第二次工業革命初期，資本主義國家對勞動力的需求愈發強烈，在此背景之下，英國轉而經營了一個新的、一本萬利的強制性勞動體系，即苦力貿易。
最早一批的海外勞工大多從事修鐵路、公路、種植煙草等重體力勞動，生活也十分艱辛：長途跋涉、語言不通、工資很低。那個時候，從中國抵達哈瓦那的船只一般需要131天。1847年6月3日，一艘西班牙輪船Quendo載著206名中國人開往哈瓦那，其中有6個人在途中就已經死亡，7個人在抵達之後不久就死亡。 他們跟奴隸沒什麽兩樣，被買賣，被競價被剝削，被壓迫，遭受著非人的待遇。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英、法、俄在中國招募工人遠赴協約國參戰爭，英、法、俄在中國招募工人遠赴協約國參戰爭，1916年5月14日，天津惠民公司與法軍代表簽訂了招募華工20萬人赴歐參戰合同。一戰期間，約有2萬中國勞工付出了自己的生命。 中國勞工們在戰場上承擔了最艱苦、最繁重的戰勤任務，他們在前線或後方挖掘戰壕、裝卸彈藥、修築鐵路、公路、強梁、救護傷員、掩埋屍體甚至掃雷。1919年秋，一戰結束，他們陸續被遣返，實際上回國的華工只有11萬人，另有3000多華工選擇在法國定居，並成爲中法關系史上第一批移居法國的華人。
1917年待運歐洲戰場的威海衛華工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從1929年至1937年間，以契約勞工的形式向世界各地遷移人數在400萬以上，還有300多萬由境外親友擔保出境或以自由移民的身份移居海外。 海外勞工已經成爲了中國海外移民的重要成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大規模中國勞工出國修建“滇緬公路”和“中印公路”，爲二戰的勝利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但同時，因爲中國部分領土被日本占領，所以也出現了大量的強迫勞工（forced labor）。據當時一名在日本的中國勞工回憶，當時的生活條件十分惡劣，400名中國勞工，住在一間大平房，幾乎沒有洗過澡，在寒冷的冬天，沒有任何的保暖措施。“生病了也沒有任何醫療措施，有一個老頭，還能動彈，就被擡起來送去火葬場燒死了。” （《中國二戰被擄勞工血與淚》）每天工作的時間超過10個小時，而飯菜卻非常少，根本不足以保證他們每天的體力。
從新中國成立以來到1978年改革開放前的階段政府對于人員的跨境流動管控比較嚴格，因此，這段時間出國人數極少，即使有也都是官派出國。不過現在主要的勞工輸出形式——對外援建項目在1970年代已經逐漸開始了。
“新形勢下的海外勞工輸出主要始于20世紀90年代，主要以60/70年代生人爲主，當時主要以技術工人、漁牧業、建築、輕紡類與制造業爲主。21世紀的外出打工者多爲70/80後爲主，到了2010年以後，建築業逐漸衰落，異軍突起的是旅遊、酒店、商業、百貨等。也有一些高技術勞務輸出，比如機械設備爲主的高級技工，這些人才是隨著中國輸出的産品（汽車、大型重工設備、商業電器等），還有一些是中國高鐵、輕軌的後段類人才，比如銷售等。從個人經驗判斷，勞務輸出由原來的體力勞工變爲了 服務型勞務輸出。”
重慶渝澳控股集團的Q在采訪中（2017年6月2日，重慶）這樣提到。
二、赤裸的生命：海外中國勞工所面臨的安全威脅
海外中國勞工的安全問題主要涉及經濟安全、政治安全、人身安全以及健康安全等四個方面，具體包括五種情況：一是海外工作的真實情況被隱瞞，比如工作時間、地點、種類、工資、福利等；二是沒有落實勞動合同約定的各項權益，如合同約定的最低工資標准、工資准時發放、工資無故不得扣減、加班時間限制、勞動環境保護等。三是人身權利方面受到限制，比如身份證件被扣留、強迫遣返回國等。四是社會權利方面，無法融入當地社會，各項權利受限，國民待遇缺失，缺少所在國基本保障，不能參加當地工會、人格受辱等。 五是人身安全受到威脅，包括工傷事故、所在國政治動亂、自然災害、群體事件、恐怖主義、綁架等。
中國技術人員在斯裏蘭卡進行焊接培訓
赴新加坡勞工Z告訴筆者（2017年6月16日，微信），他們當中有些工人出國前並沒有交付中介費用，零費用出國，因此會碰到拖欠、克扣工資的情況。有過三次海外工作經驗的W（2017年7月16日，重慶）也提到有時候他們會碰到拖欠工資的情況，但她所遇到的情況並不是駐外公司不願意發錢，而是公司的美金無法兌換出來。
不過相比經濟安全而言，Z認爲海外勞工安全問題最多的領域是在建築行業。工地是最容易發生安全事故的地方之一。2016年8月，日本厚生勞動省公布在2015年被調查的5173家雇傭外國研修生的日本雇主中，70%違反勞動基准法或勞動安全衛生法等法律。 2013年，在首爾附近漢江段水管鋪設作業事故中因安全漏洞導致3名中國工人失蹤，找到時已經全部遇難。
擁有多次外出工作經驗的F（2017年7月19日，重慶）更是親身經曆了一次海外工傷事故：
2005年，我第一次去新加坡打工是通過重慶江北區紅旗河溝的一所勞務中介公司，有一個司機的職位，報名、面試、錄取、辦理手續等程序用了不到10天。于是我前往新加坡。後來才知道駕駛員的職位是最緊缺的。我一共在新加坡有10年的駕車工作經驗。發生工傷事故是在我第一次去新加坡的時候，爲新加坡歐德根家具公司當司機，工作了四年。每月工資6000元。意外發生在2006年，我去四樓拿貨，不小心從6-7米的貨架上摔下來，直接頭著地。當時工友們立即撥打急救電話，10多分鍾新加坡國立大學醫院的救護車就趕來搶救。入院一周都是昏迷狀態，一共在醫院住了2-3個月。最後出院的時候做了全面的腦補受傷評估。
有些勞工的工作環境十分惡劣，有些勞工是被迫勞動，缺乏人身自由，有些勞工被剝奪了基本的人權等等。2019年BBC拍攝了一部紀錄片，講述日本的技能實習制度如何剝削中國勞工。在日本工作的研修生基本超時工作，由于語言、文化的差異，中國工人也很難融入本地人的環境中。當出現工傷時，工廠往往逼迫工人終止協議、遣送工人回國等。據日本司法部的統計，在過去5年，共有157名技術實習生死亡，其中17人死于自殺。聯合國國際勞工組織和自由行走基金會曾聯合發布過一則報告：《2017全球奴役指數》。該報告指出：“全球有超過4000萬人是‘現代奴隸’，他們24%是家政人員，18%在建築行業，15%在生産行業，11%在農業和漁業。” 其中大部分是外籍勞工，被迫過度勞動、被迫加班等。
在采訪過程中，多名勞工都表示，所遭遇的威脅跟目的國有很大的聯系，一般而言，目的國是發達國家，那麽安全威脅相對而言較少，反之亦然。如，四川燈飾工程有限公司員工G告訴筆者（2017年8月11日，成都）：
每年幾乎都要承擔美國某些城市的燈飾裝修工程，但是美國比較發達，治安比較好，我們也不會夜間出門，不跟不熟悉的人打交道，因此在這裏感受不到什麽安全問題。
同爲四川燈飾工程有限公司員工M（2018年3月10日，微信）認爲：
之前一次前往巴黎安裝燈組，不過並不是在巴黎中心，而是距離巴黎一百多公裏的一個小鎮。那一次的工期是40天。出門之前，公司有專門的培訓以及特別提醒，在指定區域工作和生活。而且公司都會給每個人購買保險。
W前兩次的海外工作目的國分別是新加坡和美國，她第三次出國打工是在2013年，目的國在安哥拉，一共待了兩年。她當時在一家建築公司的酒店進行服務。酒店地處當地的富人區，相對人比較少。每天有專車接送他們往返住宿地與工作地點。盡管如此，但她認爲安哥拉仍然是她出國打工中最不安全的地方。主要是因爲安哥拉的安全情況太糟糕。平時大家都不太出門。“在工作期間遇到的最嚴重的安全事件就是持槍搶劫和綁架。尤其是公司雇傭的當地保安他們會串通當地人，告訴他們哪一天發公司，路線等等，甚至還會和銀行的工作人員勾結。我聽聞，有一個中國司機就在一次搶劫過程中喪命。”
在非洲的勞工更容易面臨感染瘧疾、傳染病（登革熱、埃博拉）等疾病的威脅，由于當地的醫療衛生條件差，常常因延誤病情最終導致死亡。2016年年初以來，非洲安哥拉國內爆發了嚴重的黃熱病疫情，到3月份，數十名中國公民感染，其中8人醫治無效死亡。2016年9月，30名中國公民在新加坡感染寨卡病毒。在采訪商務部合作司的工作人員D時（2017年7月21日，重慶），他也曾多次提到瘧疾是在非洲務工人員最大的健康威脅。
除此之外，還有一些安全威脅來自于勞工觸犯當地法律與習俗、規定等。有時，由于當地文化、習俗的不同，在某些國家勞工們也會遭遇一些行政刁難。前往印尼工作的勞工L（2017年7月19日，微信）說：
印尼社會特別腐敗，看到中國人就會索取小費。比如海關通關要小費，還有警察抓人也要拿錢去取人。這是比較麻煩的。有一次通關，海關工作人員看到我的中國護照，就向我索取小費，我不想給，結果就被關進了黑屋子，當時不允許你使用手機。最後聯系了自己的公司，經理出面給了小費，馬上就放人了。
三、誰來保護：海外中國勞工救助渠道
總體而言，海外中國勞工的救助可分爲政府、市場、社會以及國際組織四個渠道。以政府爲主體的保護方式主要以公平爲目的、以稅收和公共收費爲主要資金來源，利用公共資源爲海外勞工提供安全保護，其形式包括行政管理、行政監督、行政立法等。 以政府爲主導的傳統模式具有“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尤其是在遭遇大規模、突發性威脅的時候，比如所在國大型的自然災害、所在國大規模的沖突與戰爭等，政府能夠給予海外勞工快速、可靠的保護。
中國技術人員在海外公司工作
但是有不少被訪勞工提到遇到安全威脅後不太願意尋找使領館求助，因爲使領館的人手不足，向政府求助一般是他們最後的選擇：
“以我的經驗，出了事故之後，需要首先聯系國內的中介公司，進行協助。如果涉及到法律上的糾紛，就需要去大使館報備。”前往印尼工作的勞工L這樣說到。
以市場爲主導的商業模式是指各營利組織根據市場需求，以營利爲目的，利用收費方式提供安全的一種供給模式，其主體包括保險公司、私營安保公司和咨詢公司、情報與危機管理公司、反綁架公司、民間智庫等。 被訪的每一個海外勞工都提到了保險的重要性。他們告訴我，政府規定每一個出國打工的人都必須購買保險。比如，一些建築行業的工人會購買工傷險，還有一些工人會購買人身意外險，有的則還會購買醫療保險。F在回憶新加坡的那次工傷事故時，就感慨的說：
在新加坡的那次工傷事故雖然傷及頭部，住院數月，但幸運的是，這次意外的醫療費全都是公司和保險公司出，而且公司給我的工資照常支付。而且也多虧了新加坡這麽好的醫療條件，讓我恢複得很好。
在商務部工作的D先生也從他的經驗告訴了我保險的重要性：
2014年，我被派到了剛果工作。我聽聞一家江西的築路公司的一名外派翻譯得了瘧疾，病情很嚴重。在非洲所有的人得了瘧疾要想得到更好的醫治，要麽送到巴黎，要麽送去南非。于是外交部勒令派出公司一定將其送到南非進行醫治。可是當時病人的情況已經非常糟糕了，民航公司根本不接受。這家公司並沒有給員工買任何的保險，所以，必須自己掏錢出包機費用，將員工送去了南非醫治。包機費就是50萬人民幣。
不過，2018年4月15日，我在紐約采訪一位在《僑報》工作多年的記者L時，她告訴了我一些公司給員工購買保險的內幕：
在紐約的一些小型餐館會給員工買保險，不過10個員工，只買8份。建築公司的會給勞工買意外險。不過保險的種類也有劃分，一般私人老板買的險種都不太好。有些出了問題根本賠償不了多少錢。
社會模式是一種以自願爲基礎，以社會捐贈、動員社會力量等公益性方式籌集資金，直接或間接的用于海外勞工保護之中，並接受公衆監督的一種安全供給方式，其主體包括非政府組織、媒體、社會團體等。 近年來，我國政府也開始重視民間組織，利用社會的力量爲海外中國勞工保駕護航。2007年，中華總工會設立境外維權領導小組、境外維權協調辦公室和涉外職工權益處等機構正式成立。中華總工會黑龍江分部還在俄羅斯、緬甸、哈薩克斯坦設立了分部以吸納中國海外工人並維護他們的權利。從2007年開始，陸續在俄羅斯、緬甸等地設立支部吸收當地工人入會以維護他們的權利。
在有些時候，海外中國勞工也會直接加入目的國的工會、互助組織或同鄉會，作爲海外維權的一種新方式。在日本工作的研修生很容易遭到不公平的對待和一些勞務糾紛。他們不熟悉當地語言，常常出現求救無人的情況。因此，他們找到當地的工會與法律援助，通過加入當地工會來提高自身保護的能力。勞評會是日本一家規模不算大的工會，在日本各地有13個支部，一百多個職員。這家工會目前在日本媒體中比較活躍，常常幫助外國技能實習生和研修生遭受不公平的待遇。 而東京華工會則是一個以“協調勞資矛盾”和“提高外國工人生活福祉”爲主張的社會團體。他們長期與中國工人保持聯系，並提供翻譯等服務。2009年8月16日，24名中國工人在東京華工會的介紹下，正式加入勞評會，目前大町總業共有近40名中國工人，主要是建築工人。
同鄉會對于重視人情網絡的中國勞工來說，也是一個比較有效的求助渠道。同鄉會兼具民間糾紛解決機制的作用，會有一些從商經驗豐富的人從事調解員工作。由于海外糾紛的複雜性，同鄉會的人在促進爭議解決方面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關鍵作用。以美國爲例，由于曆史原因，紐約容納了數以萬計的中國勞工，他們散落在餐飲、服裝等各個行業。“在20世紀90年代初的時候，紐約有3000多個華人的NGO。一些華人勞工成立了華人職工聯席會。而同鄉會則是由來已久。雖然兩者都是社會力量，但是有所區別：前者更注重法律手段。他們幫助勞工解決問題的方法通常是，之前談好協議，在解決好問題後會有一定比例的分成，雙方同意，簽訂協議。聯誼會也會出面跟美國政府談判，比如，大型餐館如果超過20個員工，就必須成立工會保護勞工權益。聯席會逐漸強大，成爲了一種主要的救助方式。而後者則傾向于非正式的調節，每周會請當地的律師，勞工們有什麽問題可以咨詢。”L在采訪中這樣說到。
2015年，爲了鼓勵在海外的華人互助組織發展並加強與當地政府之間的聯系與合作，在海外僑胞集中的地區出現了首批“華僑華人互助中心”，並與當地警務、司法、移民、海關、稅務等部門建立良好關系，維護僑胞正當權益。
由于勞工流動的跨境性，國際組織在其救助與保護中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國際組織通過制定勞工標准、建立保護勞工的規範性框架、搭建與勞工移民相關的協商對話平台、簽訂與海外勞工權利相關的國際公約／協議等方式爲海外勞工提供安全保護。國際組織的主體包括國際勞工組織、國際移民組織、各區域型組織等。
國際移民組織的AVRR（Assisted Voluntary Return and Reintegration）項目旨在爲全球各國自願返回的移民提供資金支持支持他們回國並在回國後給他們一筆資金可以做小生意。國際移民組織駐華辦事處的工作人員C（2017年9月16日，北京）向我詳細的介紹了國際移民組織的AVRR項目，該項目雖然在中國剛剛起步，但是仍有許多中國勞工受惠于該項目。
海外中國勞工在目的國的弱勢地位與脆弱性不言而喻。大量的中國勞工由于各種各樣的原因前往海外務工，由于不良的工作環境、目的國動蕩的政局、自身語言水平不足、移民基礎設施的缺失等，海外中國勞工面臨著多重風險。除此之外，移民的脆弱性還體現在在目的國的社會與政治排斥上。
四、結語
數千年來，人類爲了更好的生存，不斷選擇遷徙、定居、融合。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國際移民浪潮席卷全球。有學者將我們生活的時代稱之爲“移民時代”（The Age of Migration）。 移民曆史學家羅賓·科恩認爲，從19世紀50年代到20世紀30年代間，數以百萬計的工人失業，從北歐、東歐以及南歐等國家源源不斷的湧入美國；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爲了維持迅速繁榮起來的戰後經濟，歐洲、北美及澳大利亞都需要大量的勞動力。 國際勞工移民潮開始並且至今仍在持續。目前，全球有超過2億移民支撐著8億家庭成員的生活。
海外勞工對經濟和社會做出的巨大貢獻以及他們在減少貧困、促進發展、信息、技術環流等方面起到的積極作用日益凸顯。2017年，我國海外勞工寄回家640億美元，全球排名第二。 這些彙款被其家人用于食品、保健、教育、改善住房和衛生等。因此，僅僅關注海外勞工的治理僅僅停留在安全保護上是遠遠不夠的，我們不僅要承認海外勞工們對經濟和社會做出的巨大貢獻，重視他們在減少貧困、促進發展、信息、技術環流等方面起到的積極作用；還要發現勞工移民因長期與家人分離而帶來的子女教育問題、社會問題、女性勞工移民更容易受到勞動剝削和虐待。這些問題都應該是我們持續關注和深入研究的重要議題。
責任編輯：朱凡
校對：張亮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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