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貝聿銘在紐約
貝聿銘接受建築界最高獎項普利茲克獎時表示，建築師應當“尋找獨一無二的特質，那就是這個地域的精神。沒有建築是單獨存在的。”
（本文首發于南方人物周刊）
“擁有兩個世界的精華”的人
少年時代，貝聿銘不時會回蘇州獅子林居住玩樂。這裏最初由14世紀一個高僧的弟子所建，園林設計出自著名畫家、造園家倪瓒之手。因爲園中假山酷似獅子，得名獅子林。1917年，獅子林由蘇州的望族貝氏購入，成爲貝家的園林。
蘇州獅子林
貝聿銘在獅子林
也是這一年4月，貝聿銘出生于廣州。貝聿銘的父親貝祖贻是近代著名銀行家，早年就讀于蘇州東吳大學，1915 年調往中國銀行廣州分行任職，後來到香港，1927年又出任中國銀行上海分行經理，于是舉家遷往上海，貝聿銘就讀于上海青年會中學，有了回老家看看的機會。
貝氏全家福（前排左一爲貝聿銘）
蘇州園林在建築美學上給了貝聿銘最早的養分。“整個園林都是供我們玩耍的好地方。假山中的山洞、石橋、池塘和瀑布都會勾起我們的無限幻想……”他在《貝聿銘談貝聿銘》中回憶，“這些石頭的加工制作尤其有趣，並且反映了我們對時間和家庭關系的理解。園中石頭大都是多孔洞的火山岩石，石匠們以它們的可塑性來選擇，再小心地將岩石撬開。然後，石匠在湖釁或河邊仔細地尋找空地，將石頭置于其中，任憑流水沖擊，使其經過幾代的天然侵蝕，石匠本人或是他的子孫日後再收回石頭，經過堆疊，終成假山。這種延續性具體地反映了中國文化——父親播種，兒孫收獲。”
貝聿銘89歲時，蘇州博物館落成，與他少年時流連的獅子林相隔不遠。此前在一封寄給吳良镛院士的信中，貝聿銘寫道：“蘇州博物館新館地處古城之中，將是展現蘇州人文曆史的重要公共建築。如何使建築與周邊之古城風貌協調？如何將二十一世紀的建築與2500年的文明結合？這些都是我考慮得最多的問題。”
在貝聿銘的設計下，蘇州博物館成爲江南園林與現代主義的集大成者。他特地找到一種叫“中國黑”的花崗岩作爲屋頂材料，日曬時是灰色，淋雨了呈黑色。每扇窗戶的細節都由他斟酌把關。博物館與拙政園相互借景，運用之妙，存乎一心。他將這裏稱作“最親愛的小女兒”。
蘇州博物館
2006年，貝聿銘慶祝蘇州博物館開館
中國傳統建築文化早早被貝聿銘化用進自己的作品。八十年代，他爲祖國設計的第一個作品北京香山飯店就如同現代園林：他多次到香山考察地形、參觀全國各地的園林後，將香山飯店的入口、大堂、後庭都設在一條中軸線上，建築以白、灰爲主色調，借香山之景，中有花石水木。大堂還挂著他的朋友、著名華裔畫家趙無極的寫意畫。“我企圖探索一條新的道路:在一個現代化的建築物上，體現出中國民族建築藝術的精華。”貝聿銘說。
北京香山飯店
東西方文明在貝聿銘的審美體系中融會貫通，他因此被譽爲“擁有兩個世界的精華”的人。
在貝聿銘102年的人生裏，他作爲建築師的職業生涯超過60年，設計過博物館、音樂廳、醫院、市政大樓、圖書館、教堂……獲得了10項學術榮譽和近30項建築獎，是極少數對房地産商、藝術家、大衆都有吸引力的建築大師。回溯貝聿銘的人生履曆，直接影響他職業選擇的是位于上海最繁華地段的上海國際飯店。它由外國建築師設計，被稱作“遠東第一高樓”，有二十多層高。少年貝聿銘經常盯著這棟未完成的建築出神。他在2007年對媒體說：“我無法抗拒地看著它。這就是我知道自己想當建築師的時候。”
香港中銀大廈
“創意是人類的巧手和自然的共同結晶”
在貝聿銘日後流露出的極爲有限的性格特質中，貫穿始終的是他特立獨行的魄力。爲了學建築設計，他考進賓大，後轉學到麻省理工。他不滿學院派以古典主義爲尊的單調，花大量時間在圖書館看歐洲的新作品，受柯布西耶影響，審美轉向現代主義。
由于中國戰亂，他在1940年到哈佛繼續攻讀碩士，師從德國現代主義建築大師、包豪斯學派先驅格羅皮烏斯，畢業後留校任建築系助教。
1948年，他決定投入紐約著名房地産開發商威廉·齊肯多夫（William Zeckendorf）麾下。這是一場冒險：受尊敬的建築師不應與開發商爲伍，貝聿銘的職業選擇甚至受到了美國建築師學會的責難。但他評價齊肯多夫是“最有想象力的建築開發商”，後者總是鼓勵他大膽實踐。數年間，貝聿銘完成了諸多漂亮的商業項目，開始在業界小有名氣。他對混凝土、鋼材、玻璃的青睐從這裏開始。
不過，他也不願就此被定位爲一個房地産開發商的建築師。1955年，他將所負責的建築研究部改爲I.M. Pei & Associates事務所，五年後辭職，獨立運作事務所，直到1990年退休成爲獨立建築師。
柯布西耶、格羅皮烏斯使貝聿銘成爲了現代主義的信徒，包括對幾何圖形的欣賞、對光線的重視；他又從齊肯多夫那裏學會了實用主義。1978年正式開放的華盛頓國家美術館東館是他現代主義理念的極好實踐。項目造價近一億美元，在他的設計裏，美術館是一個大的等腰三角形，視覺藝術高級研究中心是一個小的直角三角形。館中央還有一個三角形的開放式廣場。這個組合被喻爲“人類有史以來最醜的建築”，但貝聿銘淡定地將東館比作戴牙箍的少女。
國家美術館東館
貝聿銘在國家美術館東館的開幕式上
東館落成後，《紐約時報》評論“華盛頓終于有了一座偉大的20世紀建築”，而貝聿銘是“一位富有成效的天才，很可能是美國最好的建築師”。貝聿銘以與1941年建成的國家美術館相同的田納西大理石爲材料，風格區別于周圍靜態的古典主義建築，不同高度、輪廓的樓梯、斜坡、廊柱交錯相連，陽光從不同角度通過面積近3500平方米的天窗射入館內。美國總統卡特稱它是“公衆生活與藝術情趣之間日益增強聯系的象征”。
1970年代是貝聿銘的事業低谷。他事務所設計的波士頓漢考克大廈是最早使用新型反光雙層玻璃的高層建築之一，鏡面玻璃多達10344塊，但臨近完工時，玻璃板意外脫落了不少。盡管不是他們的錯，但公司聲譽遭到重創，他失去了IBM辦公大樓和洛克菲勒藝術館的項目。還好1979年，貝聿銘獲得了美國建築師學會金獎。
波士頓，漢考克大廈
1981年，法國總統密特朗邀請貝聿銘擴建盧浮宮。玻璃金字塔爲貝聿銘帶來了世界聲譽，被列爲“當代建築的十大奇迹”的首位，但貝聿銘用了幾乎整整兩年時間在解釋設計上。《費加羅報》刊登的一則調查則稱，“90%的巴黎人反對建造金字塔”。形形色色的委員會湧現出來，抨擊這項難以想象的設計。
1985年，巴黎，貝聿銘與盧浮宮模型
但他堅定表示，“旁人接不接受不是很重要，我自己接不接受更重要一點。”1985年，金字塔終于破土動工，大金字塔的四個側面由793塊菱形玻璃拼組而成，聳立在拿破侖庭院中央；北、東、南三面還有三座小玻璃金字塔。這幅幾何美景擴寬了建築語法，成了現代主義驚世之作。美國建築評論家卡特·懷斯曼因此稱貝聿銘是“牢牢地抓住藝術和文化的靈魂”。
巴黎，盧浮宮
不過，僅用現代主義來定義貝聿銘的建築無疑窄化了他的成就。他在2008年接受媒體采訪時曾說，“當代建築師傾向于將現代性強加于某些東西”。“對曆史有一定的關注，但不是很深入。我知道時代變了，我們‘進化’了。但是我不想忘記源頭。持久的建築必須有根基。”
獅子林的太湖石是在水流中放置十數年，反複地經由水沖刷、侵蝕而成，貝聿銘從中體會到了時間的延續性和曆史感。他的大量建築作品（尤其是後期作品）充滿建築形式與地域曆史、文化和自然環境的融合，這又具有後現代主義的特點。1983年，貝聿銘接受建築界最高獎項普利茲克獎時表示，建築師應當“尋找獨一無二的特質，那就是這個地域的精神。沒有建築是單獨存在的。”
1961年，即貝聿銘獨立運作公司的第二年，他接到了科羅拉多州博爾德市的國家大氣研究中心（NCAR）的項目。在I. M. Pei: A Profile in American Architecture一書中，貝聿銘回憶說，他經常帶著睡袋和紅酒住到山上尋找靈感。後來他從美國西南部印第安人的懸崖住宅得到啓發（印第安人的居所位于巨大的沙石岩洞中，用泥土和石頭造成），坐落在落基山腳下的大氣研究中心那未來風格的粗犷混凝土外牆與山野景色相得益彰。NCAR是貝聿銘第一次“有機會將建築視爲一種藝術形式”。“人類爲自然添色，而自然也促發人類的創意，我的作品強烈體現了這一精神……人與自然共存，而不只是自然而已。創意是人類的巧手和自然的共同結晶。”貝聿銘說。
美國國家大氣研究中心
快90高齡時，他接受了卡塔爾多哈伊斯蘭藝術博物館的設計委托。此前，他對伊斯蘭文化知之甚少，對于這項挑戰躍躍欲試，閱讀研究了先知穆罕默德的傳記資料後，在世界各地參觀伊斯蘭建築，最終將開羅的伊本·圖倫清真寺作爲博物館的靈感來源。2008年落成的博物館有阿拉伯傳統拱形窗和伊斯蘭風格的幾何圖案，有文章稱，建築遠望神似“蒙面的阿拉伯人，神秘而又莊重”。
“建造的過程就是一條虔誠的歸鄉路。”貝聿銘曾說。
卡塔爾多哈，伊斯蘭藝術博物館
傳記作家的噩夢
貝聿銘的兩個兒子貝建中、貝禮中也是建築師。幾年前接受《三聯生活周刊》采訪時，貝建中認爲，他的父親是一名偉大的建築師，“即便他是在70年前接受的關于建築的訓練。對一個建築師來說，最重要的是什麽？是眼界。而在我父親的建築裏，他的眼界是一種超越時代的永恒。有的建築師設計出來的作品，你一眼就能看出，噢，這是上世紀80年代的，這是2000年的，因爲這就是他們在那個年代竭力想做的。建築不是時尚，今年流行這個，明年流行那個……父親的建築風格，也是我們希望能達到的目標，就是這種超越時代的永恒。而創造偉大的經典，這才是一個建築師的本質。”
2016年，貝聿銘和家人
貝聿銘與兒子
在建築領域之外，貝聿銘是個寡言之人。《紐約時報》1995年的一篇報道說，貝聿銘是“傳記作家的噩夢”：“他總是顯得沉默寡言……更重要的是，他沒有對他的工作提供全面的理論解釋。”
貝聿銘數十年如一日堅韌的形象背後是什麽？沒有人知道。他永遠戴著圓框眼鏡，氣場友善。卡特·懷斯曼寫I. M. Pei: A Profile in American Architecture前，花了四年時間采訪貝聿銘，但“無法揭露潛伏在平靜微笑的外表背後另一個受盡折磨的人”。五年後，邁克爾·坎內爾在I. M. Pei: Mandarin of Modernism中分析了貝聿銘的大部分建築作品，采訪了貝聿銘的家庭成員、前客戶，同時……也沒能抵達貝聿銘本人，或徹底解答貝聿銘爲何一生鍾愛幾何圖形。他給出的一種原因是，它容易被理解，“如果（幾何圖形）在邏輯上巧妙地結合在一起，它們會創造出令人驚歎的室內空間。”
2008年，貝聿銘在紐約家門口留影
坎內爾聲稱，貝聿銘是位不折不扣的紳士，他認爲這種做派與儒家和道家思想的熏陶有關。貝聿銘本人也簡略地提過，老子思想對他的影響“可能比其他一切都要大”。
另一方面，他出身顯赫之家，很懂禮數。1963年11月，美國總統肯尼迪遇刺身亡後，遺孀傑奎琳負責挑選肯尼迪圖書館的設計師。與七十多歲的建築大師密斯·範·德·羅和不修邊幅的路易斯·康相比，貝聿銘風度翩翩，他特意粉刷了工作室，又在接待處擺上鮮花接待傑奎琳，讓後者如沐春風。他最終中選。多年後，傑奎琳還到北京參加了香山飯店的開幕式。讓人想起1979年肯尼迪圖書館落成時有人在新聞發布會上的調侃：“也許自法老時代以來，還沒有哪位建築師能像貝聿銘這樣，和客戶持續保持這麽長時間的關系。”
肯尼迪總統圖書館的設計模型
1979年，波士頓，貝聿銘第一次親眼見到自己設計的肯尼迪總統圖書館
1970年代公司低谷期，貝聿銘在種種打擊之下，開拓了新加坡、科威特、伊朗等地的業務，和中東貴族們打交道遊刃有余，挽回了瀕臨倒閉的事務所。《華爾街日報》評價，貝聿銘思想務實，“他溫文爾雅、說話溫和、有威嚴感，在願景上毫不妥協，但項目競爭時卻很靈活。”
克利夫蘭，美國搖滾名人堂
1988年，紐約，貝聿銘介紹搖滾名人堂的設計
美國時間5月16日，貝聿銘在曼哈頓的家中去世。兒子貝禮中證實了這一消息。
令世人多少有些遺憾的是，建築幾乎是我們了解貝聿銘的唯一路徑。但對他來說，那些明明白白的結構留下來，就夠了。
1989年，紐約，貝聿銘（右）向地産大亨威廉·齊肯多夫介紹紐約四季酒店
柏林，德國曆史博物館
澳門科學館
上海藝術博物館
（參考資料：I.M. Pei, Master Architect Whose Buildings Dazzled the World, Dies at 102；Capital Gallery Shows Plan for Wing；Geometry Is Destiny；《神秘的東方貴族：貝聿銘和他的家族》；《貝聿銘談貝聿銘》；《百歲貝聿銘》）
張宇欣 趙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