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報·青春上海記者 楊力佳
■ 講述者: 趙惠敏，新加坡人、文旅企業高管
我來中國8年了，去年8月，因爲工作調動，來到上海，住在虹口區四川北路上的一幢建于上世紀30年代的“上海市優秀曆史建築”裏。我很喜歡這裏，本輪疫情發生後，總想爲它做點什麽。後來，我看到網上的志願者招募訊息後，就打電話去報名了，內容是垃圾的收集和消殺工作。
// 我在自己住了大半年的大樓裏，迷路了 //
我平時的工作比較忙，雖然已經入住大半年的時間了，但是對它的了解得並不多。在這一個多禮拜的志願服務中，我一下子對它有了新的認識，包括樓裏的50多戶可愛的鄰居們，雖然大家的背景各有不同，但是都在同一屋檐下爲防疫工作做努力。
我們這裏屬于封控區，要求居民足不出戶，所以，我需要一家一家地去收垃圾，每天上午下午各收一次。這個工作本身並不難，難的是，這幢已經有90年曆史的建築裏，經過時間的洗禮，如今有著72家房客的格局，穿梭其間猶如步入迷宮一樣，我第一次上崗，就在裏面迷路了！後來，我不得不打電話給居委會尋求幫助，才知道，原來我們這個建築有3個樓道。在居委幹部的指引下，我穿過連廊，走過天台，用了3個小時，終于把54家住戶都兜了個遍。
老樓的樓道之間的空間比較狹小，如果垃圾不及時清運出去，會有非常大的隱患。回家後，我把走過的路線複盤後進行了優化，設計出了不走回頭路的最佳路線。原本以爲，這樣一來，工作效率就可以大大提升了，但並非如此：因爲對工作量的預估不足，我隨身攜帶的2個大垃圾袋根本不夠裝，2升的消毒水水壺也不夠噴，所以我中途還是不得不折返家中2次補充裝備。下午收集垃圾的時間雖然縮短到了2個小時，但是這還不夠。于是，我再次升級裝備，第2天出門背1個雙肩包，裏頭放4個垃圾袋，手裏拿1個，消毒片隨身攜帶，到了地下層再用公用龍頭兌水，現做消毒水，這樣操作下來，就順利了很多，目前，所有的收集與消殺工作，在1個小時左右就可以完成了。
// 在與獨居老爺爺的互動中，我聽懂了上海話 //
經過這些日子的相處，我與鄰居們的互動越來越多。在所有的鄰居裏，讓我印象特別深刻的，是一個獨居老爺爺，他已經90多歲了，精神不錯，就是有些耳背。居委會經常上門關心他的狀況，給到補給和幫助。與此同時，居委會也拜托我每次去收垃圾的時候，再多關心一下，了解一下老爺爺的需求，並拍一點照片給他遠在外地的孩子，好讓他們放心。
因爲耳背的關系，光是敲門的話，老爺爺是根本聽不到的，于是我每次上門，會先用手機打他家的座機，他家座機的鈴聲超級響亮，權當是門鈴吧。老爺爺只會講上海話，我聽不懂；我說話呢，他又聽不清。所以，我平時和他的交流就靠在手機上打字，以及猜想。雖然有的時候有點雞同鴨講的感覺，但是在每天的磨合中，我居然也漸漸地聽懂了幾個上海話常用單詞。上海話裏面的“米”和“油”的發音和普通話的比較像，被我聽懂了（猜對了），得知老爺爺家的米和油不多了，于是我就把自己家裏的存貨帶給了他。
這個老爺爺非常可愛，給我一種很親切的感覺，讓我想起了遠在新加坡的爸爸，他的耳朵也不好，我每次打視頻電話回去，想看看他的臉，看看他的近況，他爲了聽到我的聲音，總是把耳朵貼在屏幕上，所以每次我都是看到他的耳朵，而不是臉。所以，雖然每次溝通起來有點吃力，但是，我們彼此關心，彼此愛護，這點困難，不算什麽。這個時候，我對中國的那句老話：“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有了更深的理解。新加坡很注重“甘榜精神”，倡導大家相互理解，相互幫助，我也在上海繼續踐行。
// 我們之間有了更多連接，我不再只是客人 //
昨天，我爸爸得知了我在上海做志願者的事情，他很支持我，關照我做好防護。我其實只是做了力所能及的事情，收獲的比付出的多得多。
通過志願服務，我和鄰居們有了更多的連接，面對這樣的大事件，我不再只是一個客人，而是參與其中，共克時艱，與這個座城市有了共同的記憶。多年後，等我再次回到這幢大樓，希望在敲開大門的時候，還有相熟的鄰居讓我進去坐一坐，我就已經很滿足了。
青年報·青春上海記者 楊力佳
編輯:陸天逸